梦想世界
刚在天涯看了一篇，觉得还不错，你看看吧。 “『关天茶舍』信仰论 ” 拒绝信仰，你是正确的，因为你将不可避免地消失掉； 有信仰，你也是正确的，因为你会拯救自己。 一． 信仰与人类一同产生。马克思说人类产生的标志是：“直立行走，创造并使用劳动工具。”其实即为“智慧”。人开始以“智慧”的理念与实践去影响这个依照其自身规律运行了几十亿年的自然的世界，使其从此有了不同的声音与色彩。 在人类产生最初的时代，世界荒蛮凄凉，人类最强烈的理念就是生存。因此，生存信仰是人类最初竖立的信仰。而在这个时期人类对自然界的了解仅限于观察层面，面对自然界的电闪雷鸣、风生水起、花开花谢、季节更替，对自然界的认识处于原始的直观认识阶段的人类无法提出一系列科学论证以给自身一个解释，但人又总是不甘无知的荒蛮，于是只能对世界做出幻想的解释，将主体与客体视为一体化，另一类的解释开始在人类脑海中始现雏形并日益丰满，这就是人类文明史上绚烂生动的——神话。人类将自己的人性赋予到自然界的一切事物中，给自然运行规律找出一个神性其实是人性的解释。至今我们仍为那些生动繁荣的神话所吸引，可见在那个时代，它们给予了人类怎样的慰藉与寄托。与此同时，另一些的崇拜也开始产生，如图腾崇拜，生殖器崇拜等，在东方的中国则有五行之说，既“金木水火土”这与原始的自然物崇拜密切相关。它们给人们提供了崇敬与希冀的生活情感方向。 由此可知，信仰的本质是人的非理性成分。虽然现代社会的文明使人们越来越崇尚理性，但即使是理性信仰本身也绝对带有非理性成分，信仰中无可避免地融入了人的情感，无论是非理性的宗教信仰还是理性的科学信仰，在一种理念上升为一种信仰时，人的精神总是处于一种迷狂的状态，西方净土与共产主义所刺激发生的情感分泌物是一致的。信仰是人对某物或某种主张的极度相信和尊敬，是对可能性持肯定态度的信念。因此，在清晰严格地将信仰分类之前，我们必须先承认其中的非理性成分。 二 在生存信仰引导人们走过血腥的原始社会后，人类迎来了理性信仰光辉的照耀，其时为西方的古希腊文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以“智慧”为信仰的一类人——哲学家——开始产生。他们的思考范围由原始人类关注的与生村息息相关的世界——姑且称之为“生存世界”——转向了更大的范畴——宇宙。他们开始探索万物的本源，得出的结论看似五花八门实则惊人相似：伊奥尼亚和爱非斯的哲学家们依据水、气、火等物质形态提出了不同的宇宙构成图式，而毕答哥拉斯学派、爱利亚学认为宇宙的始基是一种抽象物质如数，中国的道家更是创出了玄乎其玄的“道”……从他们提出的构成始基可看出他们都认为世界是由一种或几种物质或抽象理性构成，即一切都源于唯一或唯几的根系。在西方自然哲学家之后出现了一个伟大的以认识自己为生命理念的智者——苏格拉底，其弟子柏拉图又出世界的本质是理念，理念先与现实世界的一切而存在，而到了亚里斯多德则转向了：实物本身包含着本质，他认为离开单一的普遍是不存在的。可以说这是一个理性的时代，人类的总思路基本是：自然——社会——自然，天道——人道——天道，用典型人物表示即：泰勒士——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 而如何将主体的理性转化为主体的行动，信仰于是在此成为中介且与理性相渗透，只有将理性内化为主体的信仰才有有效的行动，理性信仰终于产生。其根植与人自己的体验，根植与人对自己的思考力，观察力及判断力的信仰的信赖，其本质表明着人们的一种态度，一种价值持有。 三 然而，人类的理性在繁荣的古希腊罗马氛围中放射出璀璨却短暂的光辉后，迎来了令人诅咒的中世纪。 在这个时代，非理性的宗教占绝对的统治地位，甚至农民与市民反对封建宗教制度的行动也是带有“异教”性质。各种宗教几乎统治了整个社会，此时的教育体系、哲学以及文学乃至医学都沦为宗教的奴婢。当时的哲学名为哲学实乃神学。教父学代表德而图良称“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相信”；圣奥古斯丁在新柏拉图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体系宣告僧侣权位高于世俗权力；中世纪哲学的基本派别——繁琐的经院哲学形成，它从属于基督教神学，并且完全支配了教学系统，导致那时的教育机构为教堂，教区学校，教师为僧侣，而其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推广自己的教义，为信仰提供好处。 这个时期的信仰完全是宗教信仰，现在许多人将信仰与宗教等同起来，这是一个很低级的错误。宗教信仰是非理性信仰的一支，除宗教信仰外信仰还包括理性的科学信仰，以及对某种理论体系，如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宗教也许不会消失，也许会，但只要人类存在，信仰就永远不会消失。 可以说整个中世纪是一个信仰的时代，那个时代的非理性信仰就如“催眠”，这是一场全民的催眠，人民臣服与宗教的权威，他们的思想感觉都由宗教指挥，甚至当他们从催眠中苏醒过来后，他们依然遵从催眠者的示意，虽然他们以为此时是自己在判断。或者如神学家安瑟伦所说：“因为我决不是理解了才能信仰，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 在此我们看到了宗教信仰带来的漫长而残酷的黑暗，但若将此完全归结为对盲目力量在思想上的软弱抗议与行为上的屈服乞求，完全归结为颠倒和虚妄的人类认识，认为宗教仅有负面价值是错误的。追溯宗教的开端可发现其源泉是人类对死亡的拒绝与恐惧，因此在此基础上人类用信仰的永恒对抗世俗的死亡与消失。所以，宗教的存在有其必然的合理性，它直接而深刻地反映了人类对宇宙及自身的探索和把握。宗教所反映的人类追求，乃是人类智慧的最高追求——神与人、灵与肉、生与死、此岸与彼岸、天国与人间、今生与来世、善与恶、美与丑以及形上的、道德的、审美的、价值的……宗教所探索寻求的，都是宇宙和人生的根本问题，终极关怀。而对于终极的关怀，是信仰最本质、最内在的和最高级态的特征，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信仰。所以应该肯定宗教的正面价值，肯定真正的宗教徒都曾对世界和人生有过严肃的询问和思考。（注意：这里说的是“真正的宗教徒”，而不是在整个的政治、文化甚至军事都为宗教所奴役的社会生活的没有思想自由的民众。）宗教把一切可证实与证伪的问题给予哲学与科学，而将既无法证实亦无法证伪的问题留给了神，神是一切无法回答的问题的答案，是对终极关怀的关怀。但神的本质是：人造就了神，失落了自我。马克思说：“宗教是那些还没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在宗教面前，信仰的基本问题——个体与群体、人与自然、现在与未来的关系，统统被转化为神与人的关系。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非理性信仰时代，理智虽未完全消失却是屈服奴役于非理性，如当时的哲学之于神学。但若将这种信仰从情感压抑的中世纪泥潭拖离出来，置于整个历史中，我们可以发现它为人类的情感提供了对象与归宿。人类追求的永恒与自由都不存在于现实中，而是存在于人的意识与思维之中。人用以与死亡与困难相抗衡的就是信仰，在信仰中完成了生命的坚固与不可征服。人除了靠理性还依靠情感与精神生存，而后者的力量在许多时候是惊人的。恩格斯甚至给中世纪的信仰以这样的评价：“中世纪的强烈信仰无疑地赋予这整个时代以巨大的力量，虽然这种力量处于不自觉的萌芽状态。”可见在任何一个时代，信仰中的非理性成分所聚集的力量提供给人类情感的慰藉与满足是巨大的，这是任何理性所无法代替的。而事实上，信仰从本质上是非理性的。这就需要将信仰的非理性与非理性的信仰区分开来。可以说非理性的信仰的本质是没有怀疑、也拒绝怀疑，它的“相信”不是建立在以事实为基础的真理上，而是建立在没有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盲目忠诚的基础上。而信仰的非理性则是信仰的本质，倘若离开了非理性成分，可以说是无信仰可言的。因此，我们不提倡将信仰异化的非理性信仰，但要坚持信仰中的非理性成分。 四 在终于走过了中世纪的漫漫黑夜后，人类应来了理性张扬的新时代——以文艺复兴作为序幕的近代。可以说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是西方社会发展的转折点，是西方社会走向近代的两大变革。近代文化的氛围完全可以用“理性的文化”来概括。以狄德罗为首的法国哲学家以惊人的毅力编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百科全书，对人类的一切文化成就作了理性的总结。笛卡儿的 “我思故我在”更始从哲学层面奠定了理性对人类文化的控制地位。紧接着德国出现了大批理性哲学家，代表人物为黑格尔。正如中世纪文化被神学统治了一样，近代文化被理性驾驭了。作为文艺复兴时代新的思想体系与文化特征的人文主义深刻地发现了人的理性，他们对宗教持否定态度，并用古典文化对抗经院哲学。理性思维使人文主义者敢于大胆怀疑，大胆否定，甚至是对被教会奉为权威、使天主教的基本教义神化的亚里斯多德理论。逐渐，一种怀疑、反思批判意识和以具体的经验事实与严谨的逻辑推理代替似是而非的经院思辩，以明晰的自然定律代替神秘的宗教启示的理性主义精神开始产生了。在当时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看来，所谓理性就是合乎自然和人性的原则，人类就是理性的动物，人们具有用理性判断事物的能力，理性支配着人们的一切活动，一切奇迹的产生当归功于人类的理性。他们甚至将理性绝对化起来，将其说成是出自抽象的人的自然本性，是人类固有的，他们把理性作为评判、衡量一切的尺度，认为理性是人类唯一的朋友，宗教狂热与迷信是人类永恒的敌人，只有依靠理性才能摆脱偏见，改造社会；决定世间事物的最高依据不是圣经而是理性，不合乎理性的东西，包括上帝都没有存在的权利。理性成为那个时代的指导思想。 在理性高扬的时代，人们如在中世纪排斥理性般地排斥信仰，几乎所有崇尚理性的哲学家，无一不或轻或重地把理性与信仰对立起来。人们为了确立自己的理性和知识地位，改变其长期被上帝奴役的命运曾付出过惨痛的代价，这些代价曾使人们把信仰作为与理性丝毫不能相容的东西排斥在理性大门之外，而事实上，无论人类的理性创造出多么光辉的成就，它都是在一种信仰的支撑下取得的。而所谓理性信仰，是指一种认为人类理性和信仰可以统一起来的信仰观。弗洛姆说：“理性信仰是基于在理性和情感的生产性活动中所产生的坚定信念。”理性信仰，不是把理性作为信仰的对象，而是的一种态度、一种价值持有。 五 自从文艺复兴重燃了人类理性之火，这火就沿着近代文明蔓延开去，一时间，科学、哲学、史学、文学、法学都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尤其近代科学技术所体现的勇猛不可阻挡之势，更将理性推崇到了另人不可逼视的高度。理性成一种历史潮流不断向前涌进！ 但当一切轰烈进行到十九世界末叶时，空前的危机出现了。高科技的战争给人列带来了空前的灾难，经济危机爆发……人们曾信仰的唯一真理——理性遭到了怀疑。而上帝在这个时候，也惨遭屠杀。一个激情狂妄的德国老头——尼采——站出来大吼一声：“上帝死了！”于是人们长久以来赖以支撑的精神大厦楼柱轰然坍塌。其实在尼采宣布上帝死讯之前，另一位温文而雅的德国人——康德已亲手杀死了上帝。他从人类理性或科学认识的角度毫不留情地杀死了上帝，却又用情感重建起那个被他用理智推翻的东西。因为他发现了上帝是人类信仰的宿营地，上帝死后人将魂无所依，于是他重新给信仰留出了地盘，“老兰培一定要有一个上帝，否则这个可怜的人就不能幸福——但人生在世界上应当享有幸福——实践的理性这样说——我倒没有关系——那么实践的理性也无妨保证上帝的存在”。 于是，在上帝死亡，而理性带来的灾难比比皆是的情况下，人类感到了对现实与理想的双重困惑与否定。客观社会存在与评判体系的和谐被破坏，类与个体的关系被割裂，现实无可奈何，未来无法把握，神至高无上的地位被驱逐，理性则无比冰冷。这是一个混乱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大都无所谓信仰，原来的绝对理念不寻在了，理想与现实的关系被颠倒；为了现在，牺牲未来；只求实惠，不要理想；类与个体的关系走向极端，或是个体对类的否定，或是类对个体的否定；人或堕落于伪善与虚无，或绝对服从现实的利害关系……一切都是暂时的、偶然的、变动不居的，自己的命运无法主宰，前途无望，及时行乐的心理开始产生，人们在对传统文化批判、揭露、叛逆的同时，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又存在迷茫、悲观和盲目。这种思想状态反映在文学艺术上，则是出现了后期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小说、“迷茫一代”的文学和现代实用美术；反映在哲学思潮上则主要有存在主义、悲观主义、实用主义、精神分析……信仰危机时代到来了！ 马斯洛在《人类价值新论》中指出“人们处在一个旧的价值体系已陷入困境而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的断裂时期”，表现出来即：信仰沦丧、价值颠覆、人们无可相信、一切遁入虚无。海德格尔也曾描述：“就是一个旧的神祗纷纷离去，而新的上帝尚未露面的时代，因此它陷入双重的空泛，双重的困境，即神祗离去不再来，将来临的上帝还没出现”。现代人走入了旷漠的荒原，没有了赖以栖息的场所，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价值虚无的深渊之中，政治经济行为的无度、教育的无效、理论的无知，使得信仰整体循环对局部中断的制约和克服功能全然丧失，由此导致局部中断扩展为整体中断。处于信仰危机状态时，信仰主题无路可走但又四处寻求出路，或者说信仰的指导作用丧失了，但信仰的抑制作用继续存在。 从本质上讲，信仰危机是由文化冲击的外因和社会存在无法自我复制的内因共同造成的，我们不能将其仅归咎于文化的冲击，所以对传统的反思不能仅放在信仰革命的开端予以论述，而应将其列入信仰危机的表现。 就信仰发生、成熟、衰亡的宏观过程看，危机是衰亡阶段的必然现象。同时，信仰危机是信仰革命的前奏，危机标志着某一个特定的文化正处于质变的前夜，是旧信仰体系崩溃、新信仰体系尚未确立所必然伴随的痛苦迷茫和普遍失落。但从整个人类的发展前景看，人类是永远不会绝望的，对未来的憧憬和追求是人类的本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所在。 信仰革命的本质，乃是今人对前人的信仰行为及其创造物的抛弃和超越。因此，信仰革命的目的，应当在于未来而不是过去。现在许多人面临着宗教信仰的不复存在与绝对理性的冰冷带来的空虚恐慌中，于是想着要重拾宗教信仰而冷却理性，这是荒谬的。宗教的确曾经给人带来过巨大的精神慰藉与满足，但那是在特定的社会机制下特定的产物或者说是历史必然，而当一切进行到以人类的情感与理智都可以判定其不可信时，我们尚存以此为信仰危机解救者的念头，当然是不可行且可笑的。而理性本身也并没有罪恶，它曾为世界“解除魔咒”，这种功劳是永垂千古的。只是当现在人面临着巨大的信仰空缺时出现的慌乱使人们不知道现实的一切该何去何从，于是做了无价值比较的扬弃，这是一种草率。须知现在的无当然不等于最初的无，这种在过度经验后心灵重新面对的空白与最初一无所知的空白是截然不同的。 在终于认识了信仰的本质是人的一种非理性成分，它溶入了对人的本质和存在状态的规定中去，而理智是高尚却不是万能的这一切后，我们就了解了非理性的信仰在理智的极限处发挥着自己的功能，它把握着理智把握不了的东西。理智又引领着信仰的方向，所以拯救信仰必须重建理性，只是在高扬理性的同时要正视理性自身的历史局限。一个仅有丰富艺术想象力的人是决不敢直面死亡的，而一个理性的人则愈是清醒愈坑死不瞑目。所以，人惟有通过发展理性寻找一种新的和谐的信仰才能正确而坦然地面对死亡，才能在死亡之外坚定地生活。 之后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这个信仰到底是什么？综观历史发展全局，不难发现我们要建立的信仰其实就是：真理与对真理的追求！这与一直以来的具象信仰略有不同，所有的具象信仰都有某种特定而明确的指向，相对此，“真理”二字就宽泛的让人有些无从把握。而信仰本身是对可能性的确定，是带有强烈的非理性的肯定性的，所以对普遍真理的把握在实施过程中会有一定的难度。因此我们必须将对一切真理的信仰具体成为某种可坚定的信念，这种信念与理想相结合就成为信仰。然而必须明白的是人的理想各不相同，那么是否一千个人有一千种信念，一千种信念于是引领了一千种不同的信仰方式？不是！回顾我们的历史可以发现，无论是宗教信仰或是理性主义，都是代表着全民性的大规模的信仰方向。一种正确或是适应社会发展方向的信仰，都是有大众参与的，否则它的力量绝对不至于强大到影响甚至内化为人的生活方式。由此可知，信仰控制实则应归属与一种深层的社会文化控制形式。那么，重建信仰实际上要做的是重建一种社会文化体系。换而言之，我们应该完成的是社会体系的改革，使其朝着一个自由、和平、公正、超越的方向发展。 所以，在新时代中，我们的信仰是真理及对真理的追求。这个信仰外显为建立一个更适合人类健康生存发展的社会体系。虽然这个信仰在现在看来其影响力尚不如风靡的“无信仰性”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但应该相信人类的潜能如果有足够适当的条件，能够建立起一个自由，和平的社会，这不是乌托邦也不是桃花源，而是一个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所应享有的社会环境。所以，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应该成为清醒者（哪怕仅为少数）的责任与理想，而肩负这份责任与理想，我们就应着手于培育全民的真理信仰，并让这种信仰引领人类创建出一个本应属于我们的生存宇宙！ 
开创性研究，证明婴儿早在能开口讲话和行走之前，就有能力判断他人行为的好坏。但人类的先天道德仍然十分有限。作者指出理性和思索能让我们作出道德决定。使读者可以通过想象、同情和我们人类独有的理性思考能力，超越我们生来就具备的原始道德情感，超越婴儿的局限
谈谈知识与学问的关系。先解释二者内涵，再阐明二者关系。最后谈谈你对二者关系的看法，比如我们要重视知识积累，踏踏实实做学问等。给你一篇文章你参考一下，内容可能比较专业一点，但是知识与学问本身就是一个不好说的话题！“知识”最直接的解释就是我们凭记忆和传授获得的对事物的认识。一个人一生中几乎三分之一的时间是被强制去接受知识积累的；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所接受的知识，只是“知识”这个概念中的一半，那另一半则被忽略掉了。学问”。通常情况下，知识和学问可以通用，说这人有学问和有知识是一个意思。但知识是泛指，学问却是专指，——是特定的知识和有层次的知识。“知识”这个词是个熟词，从来没有被人冷落过。可这个词的具体内涵并不象我们平时所理解的那样简单。 “知识”最直接的解释就是我们凭记忆和传授获得的对事物的认识。一个人一生中几乎三分之一的时间是被强制去接受知识积累的；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所接受的知识，只是“知识”这个概念中的一半，那另一半则被忽略掉了。 西方传统的哲学渊源是重知识而轻意志的，据说这个渊源就起于苏格拉底。但我看这是个误解。当时有一个叫凯瑞丰的人曾经向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求卜：究竟有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具智慧？阿波罗﹒福玻斯的女祭司回答道：没有了。苏格拉底也认可这个说法。 于是那些忌恨苏格拉底的人就借此攻击苏格拉底狂妄自大。苏格拉底是如何来回答这种攻击的呢？他说：我非常明白我是没有智慧的，无论大小都没有。那么，神为什么要说我是世上最有智慧的人呢？神不可能撒谎，否则便与它的本性不合。为了证实这一点，我就去寻找世上比我更聪明的人，从他们那里我得到了这样的结果：就是我在每一桩具体的事情上都不如这些人，我是无知之人；可我的求知的能力，却是那些人所不及的。 在这里，苏格拉底把知识和智慧区分开来，他以为人生来是无知的，而求知却是最大的智慧。这便是典型的苏格拉底辩证法：一个人可以既是无知而又是智慧的。这个辩证法里就包含了对知识内涵的拆解：即“知”未必是“识”。 孔夫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有知识的人了，他有三千弟子，其中七十二人都学有所成。可孔夫子一生中也受过不少教训，其中以长沮桀溺和盗跖对他的教训为最。孔夫子派子路去问正在耕田的长沮桀溺哪里可渡河，长沮桀溺对子路答非所问地说：天下一样混乱，哪里有渡口呢？我看你与其跟随孔丘去逃避坏人，还不如跟随我去逃避乱世。在这段话里，长沮桀溺所显示出来的见识要比孔夫子更高，——他看到了孔夫子只从人性的角度去看问题，而没有从天下大势去看问题。 孔夫子对自己教化人的能力很自信，他自愿替朋友柳下季去教化其弟弟大盗柳下跖（世称盗跖），柳下季劝他不要枉费了精力。孔夫子见了盗跖对他说：“天下有三种美质：身材挺拔俊朗；聪明机灵；勇敢果决。将军一身兼有这三种美质，却做了强盗，岂不可惜？将军如能听我一劝，我愿说服诸侯，为你建一座大城，如诸侯一般，岂不是有益于国家民生的好事？” 盗跖回答说：“一座大城？——有比天下更大的城吗？尧舜拥有天下，他的子孙现在在哪里？汤武也曾拥有过天下，他的子孙现在又在哪里呢？我现在做大盗，杀人毕竟有限，如果我做了诸侯，而假借仁义来杀人，那就更是祸患无穷了。” 孔夫子无言以对，悻悻而回。柳下季问他：“我弟弟是不是冒犯您了？”孔夫子叹道：“唉！我匆匆忙忙去拔老虎的胡须，差一点被老虎吃掉了”。 要论所知，盗跖哪里能和孔夫子比？可孔夫子的见识却完全说服不了盗跖。 “竹林七贤”里的阮籍和嵇康都是文才冠世的人。他们都对司马氏的专权不满，又不愿同流合污，所以都想避世。阮籍和嵇康先后去找当时的隐士孙登，请教归隐的方法。孙登对阮籍很冷淡，不和阮籍答话，还对阮籍翻白眼（据说阮籍是翻青、白眼的宗师）。阮籍很不高兴，就用呼哨来示威。孙登才问道：如果你走在一条道上，前面有虎豹豺狼当道，你怎么办？阮籍问：只有一条道吗？孙登说：没有第二条道。阮籍说：那我只有踵哭而返了。 轮到嵇康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倘若只有一条道，那么，我将傲视天命。孙登叹道：君才高识寡，难免于今之世矣！后来嵇康果然被司马昭所杀；而阮籍则幸免于难。 所谓“才”，便是我们所说的知识中的“知”；而“才高”却仍然“识寡”，说明了“知”和“识”不是完全融合的。 当然，事情反过来，见识很独特高明，一旦忽视学习掌握新的知识，也同样会误事。有一群举人进京赶考，雄心万丈。他们遇到的试题是：人口多有利还是有弊？答案几乎相同：人多有利。那位状元的立论是：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理由很简单，几千年来，种田人都是靠劳动力来获取其收成的……所以结论是：“多乎哉？不多也！”尽管当时有一个姓马的考官嘀咕说人口的多少应该和资源的多少保持均衡……但他的声音完全被淹没在一片激情之中。不幸的是老天作怪，一场天灾，削夺了人的口粮，……后来考试的时候，题目变成了：“生育也应该有计划”了。 知识的内涵里，“知”是“识”的底蕴，“识”是“知”的升华。如何使这两者融合呢？有一句古语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当然是学知识，但并不是简单的填充自己的记忆，而是要通过“思”来消化知识，使之升华到“识”的境界。叔本华说：读古人的书就是让古人在你的脑袋里跑马。鲁迅在引用了这句话时说：安知你不是在让叔本华跑马呢？同样的道理，安知我们不是在让鲁迅跑马呢？且不论叔本华和鲁迅的话是否在理，其中透露的共同的讯息是：在掌握知识的过程中，独立的思考才是主要的，如果我们不愿意让古人在自己的脑袋里跑马，那么，“思”是必不可少的。 “思”是完善知识的重要也是必须的途径，为什么要“思”？是因为不思的话，所学的知识就会发酸发霉，变成一滩浆糊。善于学习的人，不在于掌握知识的量，而是在于掌握学习知识的方法。所谓“举一反三”，就是指的这种能力。有这种能力的人，我们通常称为“有学问”。 由此也引伸出和知识有类似含义的词：“学问”。通常情况下，知识和学问可以通用，说这人有学问和有知识是一个意思。但知识是泛指，学问却是专指，——是特定的知识和有层次的知识。 在知识和学问之间似乎是一种阶梯的形态，知识似乎是一种结果，而学问既是结果，又是过程，而我们通常并不在意，——有多少人把掌握知识当作做学问来看的呢？《论语》的首句便是：“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我们传统上就是注重对知识的温习，而不注重知识的延伸。这也形成了教育上的习惯——即单向的灌输，而不是双向的交流。 与之相应的则是从汉代沿袭到今天的应试制度和选材模式。在以前是考“八股文”，现在则是一张试卷定终身。“八股文”和试卷真能检验人的才识和学问吗？ 在中国历史上的知名文人，很少能够通过应试展示他们的才华的，因为他们的学问（知识）和应试没有关系。苏轼的文集里面有不少应诏和制策，但有几篇是能够呈给皇帝看的？徐渭文章书画俱佳，可他初次应试便被考官评为：文辞简单。后来再考，他就故意把文章从试卷上做到书桌上，仍然意犹未尽……索性把自己的名字改成“文长”了。徐渭一生都没有上榜。 在知识的积累过程中，简单的学习方法是没有思索或者是学而不问（疑问）的，这便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填鸭式的教学方式。这个传统由来已久。在孔夫子的学生中间，颜回是最被称许的；当然孔夫子也曾表示不满，他说颜回从来不对老师的教诲提出疑问。但孔夫子又不喜欢敢于当面唐突他的学生，譬如子路问他：“卫君想请你帮他理政，您将先做什么？” 孔子说：“先正名分。” 子路说：“老师，您太迂腐了，名分有什么好正的？”孔子马上不高兴地说：“你真粗浅啊！——子由！……” 韩愈在他的《师说》里说，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又说老师的作用就是“传道，授业，解惑”。要使学生超过老师，“解惑”这一层是关键。如果学生都象颜回一样没有一丝疑问，那么，没有哪个学生可以超过老师。可说归说，有几个人会象子路那样去质疑老师的？ 扬政宁博士在谈及中西方教育的差异时指出，中国的教育方式是要求学生无条件的接受；而西方的教育方式是要求学生对知识的独立思考。一种是追求共性，一种是追求个性；一种是不平等的传授；一种是平等的交流；一种是被动的接受；一种则是主动的探求。 观诸古人，比照当今，在对知识和学问的理解上似乎没什么改观。我们把知识看作什么呢？鲁迅认为人们是把它看作“敲门砖”，—— 一旦把门敲开，砖就可以随手扔掉。知识和学问似乎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误区，——知识虽然被当做工具，可它和知识本身的功效没有关系；学问好象只是少数人的专利，和掌握知识没有多少关系。 这种认知模式，是和我们大一统的传统文化习惯分不开的。孔夫子自不待说，可他壮志不酬，活着的时候无法把自己的主张付诸实施，而就他个人来说，一部论语，始终还是学和问的典范。但是秦始皇的的一把火和一捧土，后来董仲舒的一个灵感和汉武帝的一道旨意，就开始了精神上的漫漫征途，知识在这个过程中只是被用来不断解读的符号，学问变成了这种符号的佣仆。有一部书收入了《诗》、《书》、《礼》、《易》、《春秋》，合为五经，和四书并为以前读书人必修的课程。如果你有兴趣翻翻，就《易经》的首卦：乾字，可以有数万字的注解，你即便是博闻强记之人，恐怕穷其一生也不可能把它读透。陷在这样的知识里面，我们的精神如何会不衰弱呢？ 就学问而言，真正的学问的含义并不仅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学生向老师的的讨教，而是一种主动的质疑。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通过知识的更新实现的，而知识的更新是由不断的存疑和证伪来完成的。我们习惯于对所知的证实，即证明所获知识的正确。所以我们通常多的是勤于学而弱于问的学生，缺少的是敏于问而富于独创能力的后生。 再回到苏格拉底的知识和智慧的话题上来。引起人们对苏格拉底误会的其实是他的代言人或是借他的口表达自己思想的柏拉图。原来柏拉图对知识的理解是这样的：就认知的性质而言，知识是存在事物本质或精神的放射，而人们通常说的知识其实只是一种意见，——意见是停留在存在事物外面的假象，是不可靠的。这是基于柏拉图理念论的知识观，为的是判定具体事物的非本质不可靠性。这样的认识论的核心是：有一个先于具体事物的普遍的理念存在于事物之中。这就为后来的基督教神学的教义提供了理论支持：上帝在一切之先。 对这种理念予以重大质疑的是康德的三大批判，他在总结传统认识论的缺陷时就说这是柏拉图形而上学的过错。为什么一定要屈从于一个先于我们存在的理由呢？难道不能反过来？他引用了哥白尼的例子，证明我们即便都不能进入事物本身，但我们的意见却可以是本质的。 在这里，我们姑且不讨论柏拉图和康德的是非，只是从两位同样伟大的哲学家的身上看到学问和质疑的关系是怎样的。在学问上，学和问肯定是同时存在的，但不等于说就是同时发挥了作用，其中有一方面可能被搁置起来。 我们常把有艺术创造力的艺术家称为大师，把那些没有艺术创造力的人称为匠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师把学和问都启动了，而匠人只启动了其中的一半，——只学不问。 要使知识完满，不能忽略“思考”的作用；要使知识上升到学问的境界，必须养成质疑的习惯。如果要编一卷新《论语》的话，那头一句应该是：学而时问之，不亦悦乎！有问而必究之，不亦乐乎！人不识而不悔，不亦弱智乎？…… 2004-2-21 于成都芳草地流水斋（未经作者同意，不得用于任何纸媒体，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