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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俗文化 ——风水文化和风水建筑 风水一说被大多数人视为无稽之谈。在科学发展的今天，从科学的角度来看，风水之说并不是一无是处。大多数人也将其看做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 《黄帝宅经》曰：地善，苗旺盛；宅吉，人兴隆。短短十个字就完全道出风水学的精髓。风水从字面上来理解，风是流动的空气； 水是大地的血脉， 万物生长的依靠。 有风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和生气，万物就能生长，人群就能生活。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正因为有了空气与水和适宜的温度，地球上才有了生命。所以，风水一说也有正确所在，正因如此，在建筑中从古至今人们都十分重视风水一说。 在中国有许多风水建筑，人们在建造房屋，选择家宅的时候会注意风水的好坏，讲究环境方位问题。人们也常以山水俊秀，地灵人杰等词语来赞美自己所在的地方。风水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那么，何为风水文化？它究竟是迷信还是科学呢？ 《葬书》最早提出风水一词， “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所谓的风水学便是：太极生两仪（阴阳、正负） ，两仪生四相（五行） ，四相生八卦，八卦生二十四山。通常人们将风水分为：龙、穴、砂、水、向、意、形、天。所有高等的风水师，都是按这些理去做，但要结合人命理，本性去计算；以前风水大师们的一句发家名言便是：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 中国古人把风水称为堪舆，也叫地理，我们可以将其连起来读做：堪舆风水地理——堪（观察天） 、舆（勘察地）、风（空气空间） 、水（水文水质）、地（地形地质）理（的研究分析理论） 。 在地球上， 水、 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是也是风 占最大体积的物质是风、 地。 （空气）、水、地（土地） 。在地球上除了由天体进来的物质之外，几乎所有物质都由风水地三者所承载所包含所孕育，当然也包括人类。可见古代人所说的风水，就是泛指地球中的所有物质，风水学就是研究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微观物质（空气、水和土）和宏观环境（天地）的学说。 根据古人的感知，在大地上除了地和水之外，余下的就是空间了，空间里只有风了。古人认为，风和空间和天是联在一体的，风水学中所说的风，既是空气，也代表空间，同时也包含天。老子曾说过：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就是天，所以有天一生水之说，二就是地，三就是水。翻成白话文便是：天生地，天地生水，天地水生万物。 风水一词最早出于伏羲时代， 太昊伏羲根据自己研创的简易图， 推理出地球有过一段是风与水的时期。 《简易经》里记载： “研地说：一雾水，二风水，三山水，四丘水，五泽水，六地水，七少水，八缺水，九无水。 ”这里所指的风水应该就是风水的原义了。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 风水一词是这样定义的： 指住宅基地、 坟地等的地理形势，如地脉，山水的方向等。在《辞海》中也是如是解释：风水，也叫“堪舆” 。旧中国的一种迷信。认为住宅基地或坟地周围的风向水流等形势，能招致住者或葬者一家的祸福。也指相宅、相墓之法。但其实这两种说法并不准确。其一，它将风水等同于一种迷信，没有肯定其科学的内涵；其二，没有把风水与风水术区别开来。风水是从古代沿袭至今的一种文化现象。从表面上讲，它是一种民俗，一种择吉避凶的术数；从本质上讲，它是古人研究人与环境之间关系 、的一门学问。简略地说，它与现代的“人类聚居学”“环境地理学”有些相似，但二者之间仍有本质的差别： 后者是建立在观察与实验基础上的一门科学； 而前者由于缺乏科学理论与实验基础， 夹杂着许多唯心主义的说法和迷信的内容， 以至于我们还不能将它作为一种科学，只能作为一种“术数” 。 近年来，由于对传统文化研究不断深人，中外学者对风水的看法渐趋一致。他们认为：风水是中国古代为寻找建筑物吉祥地点而提出的一套景观评价系统， 是古人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处理的方法与布局的艺术。风水的范围包含住宅、宫院、寺观、陵墓、村落、城市等许多方面，其中涉及死人葬地的称“阴宅风水” ，涉及生人居住地的称“阳宅风水”。风水有糟粕也有精华，不能简单地采用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态度对待它。有的学者还认为，严格地讲，风水与风水术是有区别的。风水是一种客观存在，其本体是自然界；而风水术是主观对客观的活动，其本体是人。 中国风水学是宇宙星体学、天文学、天体运行方位学、地球物理学、地磁方位学，水文学、地质地貌学、环境景观学、自然生态建筑学、社会伦理学、美学、人体信息学、气象学、空间选择学、时间选择学、民俗学、做人哲学、玄学、易学、预测学、阴阳学、五行学、形气学、理气学、日课学等等一门庞大的综合类学科。这是中国古人的伟大智慧的结晶，这是我们后人所应学习继承，应大力发扬光大的。 在我们的生活中，所有人都熟知的风水建筑可能非故宫和明十三陵莫属了。 北京有一条龙脉，贯穿故宫和明十三陵。 古代君王身前居住之所与身后安息之地皆在龙脉之上，受天神庇护。 故宫，距今已经有了 600 多年的历史。故宫的龙脉与昆仑山相通，而昆仑山与天上元气相通。故宫中的交泰殿是故宫的龙穴也是北京城的龙穴，同时也是全中国的龙穴。从静态风水来看，故宫后有景山，前有金水河，位于山水之间，镇山金水，处于山水的环抱之中，为延年穿宅之格。从后宫后寝分析，以前宫前三殿来论，主体建筑太和殿、中永殿、保和殿皆占吉星位置，以后寝、后三宫来论，朝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亦处于吉星位置，尤其是延年吉星得位，更主长久稳固。整个故宫是完全按照风水这个大体的格局来建造的。 明朝皇帝的墓葬群——十三陵亦是如此，它始建于永乐七年。为了求得吉祥的墓地，明成祖命江西风水师在昌平境内找到了这一片山地， 经朱棣亲自踏勘确认后并封为“天寿山”。以后的十二代明朝皇帝也相继把陵墓建造在这里，十三陵周围层峦叠嶂，秀美天成。十三陵所处的地形是北、东、西三面环山，南面开敞，山间众溪汇于陵前河道后，向东南奔泻而去。陵前神道两侧的两座小山，为“龙山”和“虎山” ，符合东青龙、西白虎的四灵方位格局；用风水理论来衡量，天寿山山势延绵， “龙脉”旺盛，陵墓南面而立，背后主峰耸峙，左右“护砂（山）”环抱，向南远处一直伸展至北京小平原，前景开阔。陵墓的“明堂” （基址）平坦宽广，山上草木丰茂，地脉富有“生气” ，着实是一处天造地设的帝陵吉地。这次在去北京的旅游途中，我还听说了北京另一特别知名的风水建筑——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大厦。此建行位于北京西二环金融街 25 号。 “金融街”在元代被称为“金城坊” ，明、清两代是金铺、银号聚集之地；清末至民国，我国的大部分银行也多设于此，是历代各种金融机构垂青的风水宝地。“现在的‘金融街’始建于1993 年 8 月，至 2005 年全部完工。南起复兴门， 北至阜成门，东临太平桥，西沿二环路，占地总面积 103 公顷。这里云集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总行、中行总行、农发行总行等国家级银行总部，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中保集团、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网通等一大批著名金融保险证券单位和电信企业入驻。马来西亚丰隆集团等国外的著名银行机构等 200多家国内外金融及非金融机构落户此地， 成为我国掌握国际最新金融信息， 了解世界金融动态的国家级金融中心。” 虽说在此块“风水宝地”之上，但建行总行却是“地处不兴” 。建行门前天桥斜去，呈虚水而走遇“天桥煞”，而其西北角又面对十字路口遭“路冲煞” ，皆为泄财之象。相传时任行长周小川为此请来了香港著名的风水大师为建行的设计出谋划策， 力图化险为夷。于是便有了这幢为北京人所津津乐道的“风水建筑” 。金融街上的建行大厦通体黑色，在世界建筑史上实属罕见，在风水学中，黑色属水，水亦表财，黑色不仅催财力量强而且可以化煞；在西北角的煞重之位，大厦被设计成两把尖刀状的化煞布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顶部，为四个形如水闸放水的旺财设计， 意为财源滚滚；十字路口与天桥的西北角也有一对号称中国最大的汉白玉貔貅来招财镇宅；在貔貅的正中，竖立三根旗杆，意为三根高香表示对天地神灵的敬畏。在如此风水建筑的庇佑之下，这几年来，建行蓬勃发展，成为了我国四大商业银行之楚翘；原行长周小川也官升三级，从总行行长之位扶摇直上至证监会主席、央行行长之高位。 真正的中国古代风水学应该是一种古代人类繁衍生息，治国安民等社会活动所形成的生存知识；是一种研究大自然对人类作用的精深学问；是一种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是一种趋吉避凶的术数； 是一种流传了几千年的民俗活动；是一种中国独有的以天人合一阴阳调和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产物；是一种由实践积累起来的经验所形成的人居环境选择优化的实用技术；是一种由中国古人的唯物唯心学术混杂而形成的博大学派； 是一种科学与玄学相提并论的、精华与糟粕并存的、落后于现代技术的、超越于现代科学的的系统理论；是一种宝贵的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 风水可以改天命而夺神功，这是古人对风水学的高度肯定。风水学告诉人们要能顺应自然规律，做到天人合一，要优化自然环境，这样就有了好的阴阳宅，有了好的风水地的吉气感应与荫庇，自己和后人即可以平安昌盛，所以丁财贵秀，百福臻临，如果人人家家都能获得好风水地而吉祥， 社会就会因人人平安幸福而和谐，民族国家也就会因人人有为家家发达社会和谐而兴旺，这就是风水学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所在。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风水不是万能的，风水也只是影响人生的一种力量。中国风水学虽博大但杂乱，虽精深但虚玄，虽可验证但少数据，虽有作用但多无科学根据，尚存在很多局限性，广而无边，深不见底，艰以学习，难以操作，尚泥古不化，裹足不前，为此，但愿风水同行们能摒弃成见，在考古践今的同时，努力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不断地丰富它，充实它，完善它，提升它。是所至望！ 
贴年画、窗花年画是我国民间绘画艺术，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它是伴随着我国农历春节送旧迎新的活动而产生的。年画，起源于古时的门神画。北宋时期，随着木版雕刻技术的发展、出现了木板印刷的年画，称“纸面”。现存最早的木刻年画是宋版的《隋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画着王昭君、赵飞燕、班姬、绿珠，习称《四美图》，都是宋代民间流传的年画题材，此外，秦叔宝和尉迟敬德的形象也常出现在年画上。到了明末清初，年画的题材越来越广泛，。出现了许多反映一般民众理想、心愿和生活情趣的年画，如“年年有余”、“迎春接福”、“五谷丰登”、“六畜兴旺”、“风调雨顺”、“荣华富贵”，以及戏曲、故事、传说、风景、花卉的年画。当时出现了三大民间木刻年画：天津的“杨柳青”、苏州的“桃花坞”和山东淮坊的“杨家埠”。传统的年画多为木刻水印，线条单纯，色彩鲜明，画面热烈。有着色、套色两种。我国各地年画形式多样，题材广泛，风格不一。其形式有中条、屏条、窗顶、灶画、直幡数十种。题材有民间传说、戏曲人物、山水花鸟等。在艺术风格上，天津的“杨柳青”年画以细巧、典雅而着称，山东淮坊的“杨家埠”和苏州的“桃花坞”年画以粗壮、朴实见长；北京西北一带的年画以粗犷，苍劲闻名；漳州、佛山、上海的年画以色彩缤纷、鲜明而别具风韵；四川绵竹、广西柳州等地的年画各有特点，独具风采。此外，许多地区的人们还喜欢在窗户上贴上各种剪纸——窗花。窗花不仅烘托了喜庆的节日气氛，而且也为人们带来了美的享受，集装饰性、欣赏性和实用性于一体。剪纸是一种非常普及的民间艺术，千百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因它大多是贴在窗户上的，所以人们一般称其为“窗花”。窗花的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因购买者多为农民，相当的内容表现了农民生活，如耕种、纺织、打鱼、牧羊、喂猪、养鸡等。除此，窗花还有神话传说、戏曲故事等题材。另外，花鸟鱼虫及十二生肖等形象亦十分常见。窗花以其特有的概括和夸张手法将吉事祥物、美好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将节日装点得红火富丽、喜气洋洋。吃年饭团年饭，顾名思义，是过年时一家人欢聚在一起吃饭，连故去的老祖宗也不能忘记。因此，家家户户做好团年饭之后，首先必须祭祖宗。祭祖时，应该将代表祖宗的香炉从神龛上请下来安放在供桌上，然后焚香祷祝，请祖宗用餐。然后长幼依序跪拜，表现慎终追远、百善孝为先的传统美德。祭毕，将祭祖用的饭菜重新热过，设大桌于大厅，一家人团团围坐，这是每个家庭大团圆的美好时刻。一家人不论平时天各一方，或者平时有多少疙瘩，这个时候也应欢声笑语，不能说伤心事或吵闹。守岁除夕之夜，我国民间有守岁的习惯。人们通宵不寐，叙旧话新，以待天明。据晋周处《风土记》载：除夕之夜，“各相与赠送，称曰‘馈岁’，酒食相邀，称曰‘别岁’，长幼豪饮，税颂完备。称曰‘分岁’，大家终夜不眠，以待天明，称曰‘守岁’”。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说：“（除夕）士庶之家，围炉而坐，达旦不寐，谓之‘守岁’。”守岁，既是对即将逝去的旧岁表示留恋，也是对即将来临的新年怀着希冀。人们在除夕晚上合家吃了团圆饭后，就点放爆竹，在喜庆的气氛中度过新旧交替的一天。人们相信，除夕晚上如果彻夜不眠，毫无倦意，就是预兆来年人的精力充沛。压岁钱春节拜年时，长辈要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压岁钱有两种，一种是以彩绳穿线编作龙形，置于床脚，此记载见于《燕京岁时记》；另一种是最常见的，即由家长用红纸包裹分给孩子的钱。压岁钱可在晚辈拜年后当众赏给，亦可在除夕夜孩子睡着时，由家长愉偷地放在孩子的枕头底下。民间认为分压岁钱给孩子，当恶鬼妖魔或“年”去伤害孩子时，孩子可以用这些钱贿赂它们而化凶为吉。清人吴曼云《压岁钱》的诗中云：“百十钱穿彩线长，分来再枕自收藏。商量爆竹谈箫价，添得娇儿一夜忙。”由此看来，压岁钱牵系着一颗颗童心，而孩子的压岁钱主要用来买鞭炮、玩具和糖果等节日所需的东西。现在长辈为晚辈分送压岁钱的习俗仍然盛行，压岁饯的数额从几十到几百不等，这些压岁钱多被孩子们用来购买图书和学习用品，新的时尚为压岁钱赋予了新的内容。放爆竹我国民间放爆竹庆春节的习俗古已有之，其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古人焚竹发声，名曰“爆竹”。《通俗编排优》说：“古时爆竹，皆以其竹着火爆之，故唐代诗亦称爆等。后人卷纸为之，称曰爆竹。”爆竹的原意为惊吓和驱逐恶鬼。《荆楚岁时记》中记述：“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魈恶鬼。”到了宋代，随着火药的发明，开始出现了火药制作的爆竹。那时人们用纸造的筒子代替了竹子，并用麻茎把爆竹编成串，称为“编炮”，因声音清脆如鞭响，也叫“鞭炮”。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开封府除夕，“是夜禁中爆竹山呼，声闻于外”。此时的爆竹，不只是驱逐鬼魅了，已掺进了新的意义，即除旧迎新之意。北宋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在《元旦》诗中写道：“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人屠苏”，生动地描绘了当时人们迎新去旧的喜悦轻松心情。拜年据明朝陆容《菽园杂记》记载，拜年习俗最早行于明朝京都。朝官往来，不管认识与否都要互拜，百姓则各拜亲友。清代时兴在春节时送“拜盒”，即将贺年帖放在精致美观的饰盒里送给亲友，以示庄重。如今“拜年”已成为一种传统习俗，至亲爱友同事，走家串户，登门拜年，互致问候。 古时文人雅士则流行互送拜年钻。拜年钻就是如今的贺年片，是由古代的名片演变而成。据清代赵翼考证，西汉时没有纸，削竹木为刺，上书名姓，叫“名刺”。后来还用大红绒线在织锦上绣字为“名片”。东汉后用纸代木，叫做“名纸”。六朝时简称为“名”，唐代叫“门状”。宋代还别称“手刺”、“门刺”。明清时曾叫做“寸褚”、“红单”。舞龙 舞狮舞龙又名“耍龙灯”、“龙灯舞”，是流行于我国的一种民间舞蹈。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它在中华文化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古人将龙、凤、麒麟、龟称为四灵，作为吉祥物而加以崇敬。早在汉代时便有了龙舞。山东沂南出土的汉代画像石就有戏龙舞龙的人物图象。在唐、宋时期的“社火”、“舞队”表演中，“耍龙灯”已是常见的表演形式。“耍龙灯”的习俗，相沿流传，到现在已发展为一种形式完美、具有表演技巧和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民间舞蹈艺术。耍龙灯分为“单龙戏珠”与“双龙戏珠”两种表演形式。在耍法上，各地风格不一，各具特色。耍九节龙身的侧重于花样技巧，较常见的动作有：蛟龙漫游、龙头钻档，龙摆尾和蛇退皮等。耍十一、十三节龙的，主要表演蛟龙的动作，飞腾跳跃，气势夺人。舞狮也叫“耍狮子”、“狮子舞”，它与舞龙一样，是我国一项传统的民间体育活动，大约起源于南北朝（佛教兴起的时代）。随着佛教的流行，异域的狮子形象从塞外传入中原。唐代民间已有舞狮的游戏。舞狮有南北地域之分。北方舞狮的外形与真狮很相像，全身狮披覆盖，舞狮者（一般两人合舞一只大狮子）只露双脚，不见其人。北方舞狮除有雌、雄之分外，还有文狮、武狮、成狮、崽狮之分。南方舞狮主要流行在广东，狮子的造型、式样、颜色多与北方狮不同。舞狮者穿各种灯笼裤，上穿密纽扣的唐装灯笼袖衫或背心，可见舞狮者全身。舞狮要使出浑身解数。迎神接福正月初四是“迎神”的日子。原来，年前腊月二十四日是“送神”日，下界诸神都在这一天升天向玉皇大帝朝贺述职，报告一年来下界人间行为的善恶。正月初四这天，诸神再回到下界来继续监督人们，于是家家户户便在初四日迎接神的光临。迎神时，富裕人家要供上三牲——鸡、鱼、猪头，如果经济不允许，也可免去，但是一盘米、一盘红糖却少不了。因为奉上白米一盘，意谓新年五谷丰登；红糖一盘，暗含生活甜蜜。焚香上礼毕，便燃放爆竹，这时神灵便全部各就各位了。庙会庙会，俗称庙市，是中国民间特有的一种民俗活动。庙会的地点一般都选在宗教寺庙内外，每逢寺庙开放的日子，善男信女们前去烧香礼拜，商贩们就在寺外搭摊设点，叫卖小吃和针头线脑一类的小商品，民间艺人也来庙会占地表演。人们进香祈福之余，顺便买上些日常家用的消费品，久而久之，这种庙会就形成了特殊的城乡集市。 中国各地方都有庙会，像上海的城隍庙庙会、南京的夫子庙庙会、成都的青羊宫庙会、北京的隆福寺庙会等，都是著名的大庙会。广东省的花市历来名声显赫，这种被广州人称为花街的花市，也是从庙会发展而来的。
1990年代以来，在很多场合下，民俗文化不再被权力政治一味地贬损为“落后”、“迷信”、“原始”、“蒙昧”，而是被发明为宏扬民族传统文化、向外来旅游者展示本土形象的旅游资源。一时间，中国大地上大大小小的民俗村、民俗城、民俗园数不胜数，位于边疆地带的少数民族地区打破了昔日的宁静古朴，一批批来自国内外的游客穿梭往来，许多已经消失的民俗事项被知识分子挖掘发明出来，策划、包装成为动态性、参与性展示古代民俗生活的旅游产品。据旅游研究者的说法，民俗旅游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旅游，由于它满足了游客“求新、求异、求乐、求知”的心理需求，已经成为旅游行为和旅游开发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内一次抽样调查表明，来华美国游客中主要目标是欣赏名胜古迹的占26％，而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风土人情最感兴趣的却达7％。如此看来，民俗风情旅游不仅仅成为政府部门发展经济、吸引外资的重要文化资源，而且也已经成为满足西方人想像、“了解”中国人生活方式的一种途径。但是，当我们怀抱全球化的语境联想，以此审视中国当下文化情境中的民俗旅游的时候，当我们考虑到民俗作为一种生活文化所具有的生态性原则的时候，我们有理由忧虑的是，民俗风情的旅游越来越抛离其原生的文化生存语境，已经彻底仪式化了。当民俗生活失去其生存土壤，被抛置于戏剧化、仪式化的场景之中，成为观赏和被观赏的对象，不是一种自然的、原生态的生活状态的时候，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民俗文化曾经被现代性话语斥之为“落后”、“迷信”的被改造的对象，曾经代表着现代化的过去，是古老天真、混沌蒙昧的代名词——尽管在当下中国的文化情境中，民俗文化在很多情况下依然被想像成为天真蒙昧的代名词——但是，在人们的潜意识中被如此界定的民俗文化是如何纳入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话语之中？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民俗文化又是如何被编织为民族文化的主要象征？民俗文化旅游事业的兴旺，其背后所支配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与权力？我们不得不承认，民俗文化旅游由于权力政治与资本的原因而注入了意识形态与商业经济的因素，作为一种具有独特文化意蕴与价值的符号体系，越来越成为空留下承载原有意义的形式外壳。不仅如此，在全球化背景下，民俗旅游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一种表征，越来越成为人们娱乐休闲、摆脱生活压抑的一种方式，民俗风情旅游已经成为发达地区人们寻异猎奇的对象，是满足西方人对中国社会的想像之途径，随着民族国家内部地区间经济文化的差距日益凸显，也已经成为地区间文化想像的文化符号。实际上，民俗文化旅游体现了后现代时期文化的诸多特点，真实的实在转化为各种影象，时间碎化为一系列永恒的当下片断，用一种典型化的或者缩微的方式展示某一族群或者社区具有深厚历史意蕴的民俗文化，真实的生活物化为一堆了无生气的建筑、戏剧化地想像为一套千篇一律的仪式，这本身就已经将一个族群或者社区的历史与文化凝聚于当下的时空当中，历史与文化平面化、瞬间化了。旅游部门一再强调，民俗文化旅游的意义与价值在于体验异文化情调，而且是活生生的、真实的生活展现，旅游者将看到原汁原味的民俗文化，体验一次充满异域情调的旅游探险，种种煽情的语言激起旅游者的无限遐想。但是，民俗文化旅游从策划、设计规划、投资建设、推向市场等等一系列步骤都表明，旅游部门向大众推出的是一种可供消费的文化产品。在这一文化的再生产过程中，无论是采用主题公园、博物馆的形式，抑或原生自然式的民俗生态旅游，都首先着眼于文化再生产与市场的逻辑，民俗文化在当下市场境遇中所具有的交换价值主宰着旅游者对民俗文化的接受。因此，无论民俗文化村展示的各族群的民俗文化如何逼真，甚至让你感受一种所谓的真实体验，从其作为一种文化工业的再生产过程而言，它与许多地方为了获得文化的交换价值蜂拥而上拙劣地展示的地方民俗文化之间没有多大区别，都是在当下文化情境中的文化复制。民俗文化实际上已经沦为一种仪式的展演，失去了民俗生活所具有的历史感与当下性，貌似展示了无限丰富的地方民俗文化生活，民俗文化旅游的市场化实质却分明戳穿了民俗文化旅游的个性化、地方化的谎言。作为一种文化工业，它威胁着文化的丰富个性与创造性，其实是一种同质化的大众文化。民俗文化的主题公园试图以奢华浮靡的宏大排场来展示、汇集不同族群民俗文化的典型场景，这种民俗博物馆的形式只不过就是对世界的仿真物，人们在参观游览的时候，并不探求一个可靠的、仿真之前的实在，而只需要投入当下的情感去体验现实的游戏。民俗文化主题公园实际上是一个消费、娱乐、休闲的场所，在中国当下的社会文化情境中，它是社会性与工具性的产物，主题公园遵循的是消费主义的市场逻辑，它是大众欲望、权力政治与大众媒介等等诸多社会关系的产物，消费主义的逻辑渗透到主题公园设计的每一个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