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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可以参考： 当今国际形势与我国外交成果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这一科学论断精辟概括了当前一个时期国际形势演变的基本特征，也反映了2007年国际战略形势的主要特点。目前国际战略形势中出现的深刻变革和复杂调整，是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三大趋势深入发展的推动下，各国利益出现新的变化、实力出现新的消长、政策出现新的变动等多方面因素交织互动的结果。 就我国而言，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发展中国家关系和多边关系，构成了我国外交态势的全局。大国关系是我国外交工作态势中的重点，周边关系是我国外交工作态势中的要点，发展中国家关系是我国外交工作态势中的基点，多边关系是我国外交工作态势中的亮点。过去一年，我国的国际战略态势总体上继续朝着积极方向发展，主要体现在“四个进一步”：大国关系进一步调整，周边关系进一步改善，与发展中国家关系进一步加强，多边关系进一步发展。但与此同时，我们仍面临着一些挑战，必须居安思危，妥善应对：一是国际安全形势复杂多变，世界仍很不安宁；二是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南北差距拉大；三是我与各大国关系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问题；四是我国周边还存在一些复杂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台独”分裂势力正在加紧进行分裂活动。我们愿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实现两岸和平统一，但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祖国分割出去。 展望2008年，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四个继续”：继续同发达国家加强战略对话，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妥善处理分歧，推动相互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继续贯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积极开展区域合作，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继续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深化传统友谊，扩大务实合作，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要求和共同利益；继续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承担相应国际义务，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一、大国关系 过去一年，国际力量对比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推动着新一轮大国关系的调整。美国单边主义严重受挫，2007年明显加强对国际上其他力量的协调和借重。欧盟实现第六次扩大，成员增加到27个，欧盟峰会通过《里斯本条约》，一体化建设摆脱停滞状态。俄罗斯复兴势头强劲，2007年经济增速可达6%，俄对外政策进取性增强。日本经济保持复苏势头，积极谋求世界大国地位。在此背景下，美俄矛盾有所发展，针对美进一步挤压俄战略空间的做法，俄积极展开战略反制；美欧分歧犹存但关系有所拉近；美日强化同盟关系的同时分歧有所展现，特别是日政府被迫中止海上自卫队在印度洋对美军的支援行动，对美日关系造成一定负面影响。 大国关系是我国外交工作态势中的重点。中国综合国力持续增强，国内生产总值有望达到3万亿美元，进出口贸易总额突破2万亿美元，国际地位和影响不断提高。过去一年，我国与各大国关系进一步调整。 1、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并有新的进展。 胡主席与布什总统两度会晤、多次通话；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和战略对话成功举行，取得多项成果。2007年1—9月，中美双边贸易额为6亿美元，同比增长6%，双方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双方在一些热点问题上加强沟通，双边关系的战略内涵更加丰富。我成功接待美国防部长盖茨访华，两国军事交流与互信得到增强。 2、中俄关系取得长足发展。 两国高层互动频繁。胡主席与普京总统五度会晤，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第二个10年的发展确定总体框架。双边经贸合作务实推进，2007年1—9月，中俄双边贸易额达2亿美元，同比增长8%，2010年前双边贸易额增至600-800亿美元的目标可望如期实现。 我成功在俄举办“中国年”活动，双方共签署价值约43亿美元的21项合作协议，举行300多项活动，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文化等诸多领域。 3、中日关系呈现改善和发展的良好势头。 200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2007年年内，胡主席与时任日首相的安倍两度会晤，温总理成功访日，日现任首相福田成功访华，双方为构筑和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而共同努力。2007年1—9月，两国贸易额达4亿美元，同比增长14%；中日经济高层对话会议机制正式启动，并举行首次会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曹刚川成功访日，是中国国防部长时隔近10年再度访日；中国海军军舰首次访日，书写了两国军事交流的新篇章。“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活动举行近百次活动，加深了两国民间往来和相互理解。 4、中欧关系保持稳定和发展。 胡主席会晤多位欧洲政要，法总统萨科齐、英首相布朗等欧洲国家领导人访华，中欧举行第十次领导人会晤和第三轮中欧战略对话。2007年1—9月，中欧贸易额达3亿美元，同比增长8%。9月，中国海军舰艇编队首次在大西洋及地中海海域分别与英、法、西班牙等国海军举行海上联合军演，军事交流领域有新的拓展。 二、周边关系 我国周边地域广阔，国家众多，既是当前世界经济增长的亮点，也是诸多矛盾和问题相对集中的热点。过去一年，我国周边地区形势保持总体稳定，朝鲜半岛形势明显趋向缓和，东盟一体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南亚区域合作步伐加快，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成就显著。8月，上合组织峰会通过《上合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并成功举行“和平使命—2007”联合反恐军演，引起广泛关注。 周边关系是我国外交工作态势中的要点。过去一年，我国与周边国家关系进一步改善。俄罗斯和日本既是大国，也是我周边重要邻国。中俄关系、中日关系继续取得新的进展。除此之外，我与周边各方向上国家的关系均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1、与东北亚国家关系取得新的成果。 尽管解决朝核问题仍然是个曲折复杂的过程，但我在朝核问题有关各方之间积极斡旋，推动六方会谈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2007年年内，六方会谈先后于2月和10月通过《落实共同声明起步行动》共同文件和《落实共同声明第二阶段行动》共同文件。朝同意完成对宁边核设施的去功能化，并对核计划进行申报；美将根据朝方行动并行启动不再将朝列为“支恐”国家程序，推动终止对朝适用《敌国贸易法》进程；各方重申向朝提供经济、能源与人道主义援助。我在朝核问题解决进程中充分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得到国际社会广泛称赞。中朝传统友好关系进一步巩固。中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中日韩三国交流合作得到加强，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成功举行，“中日韩文化交流年”顺利展开。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深入推进。1月和11月，温总理先后出席第十次和第十一次东盟与中国“10+1”峰会，与东盟达成多项重要共识。7月1日起，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协议》正式实施，中国与东盟自贸区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中国积极参加东盟地区论坛安全政策会议等对话活动，成功主办东盟与中日韩武装部队国际救灾研讨会和中国与东盟维和研讨会，与东盟安全对话合作领域不断拓宽。 2、与中亚国家关系不断深化。 2007年是我国与中亚国家建交15周年。15年来，中国与中亚国家成功解决边界问题，不断增进互信，共同建立“上海五国”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已成为新型国家关系和区域合作的典范。 8月，胡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11月，温总理对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进行正式访问。高层互访和各层级交流进一步增强了我与中亚国家的政治互信与互利合作。 3、与南亚国家关系稳步发展。 2007年年内，中巴双方同意将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到新的水平。7月1日起，中国对巴实施中巴自由贸易协定第一阶段降税，推动中巴自贸区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 中印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胡主席、温总理与辛格总理多次会晤，双方同意不断推进中印合作“十项战略”，深化双边关系发展。两国外长2007年年内共5次会晤，创历年之最。2007年1—9月，中印双边贸易额达272亿美元，超过2006年全年水平，同比增长52%，增幅在中国前十大贸易伙伴中居于首位。11月，中印举行首次防务与安全磋商；12月，举行首次陆军联合反恐训练，两国军事互信合作取得新的进展。 三、发展中国家关系 过去一年，发展中国家经济普遍呈现良好发展势头，联合自强趋势明显上升。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金砖四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上升，经济总和已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5%左右。亚洲、非洲、拉美地区经济都保持较高增速。新兴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首次超过传统大国。据联合国贸发会议预计，2007年143个发展中国家中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均实际收入都在增加，只有10个国家人均实际收入水平有所减少。 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我国外交工作态势中的基点。过去一年，我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进一步加强。积极开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全面合作。2007年是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各项后续措施的开局之年。1月30日—2月10日，胡主席对非洲8国进行国事访问，有力推动了中非新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深入发展。9月，中国与非洲48国外长在联大举行首次政治磋商，启动了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外长级定期政治对话机制。中国对非援助、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中非发展基金正式启动，免债、免关税等工作有序进行。2007年1—9月，中非双边贸易额达1亿美元，同比增长7%。 我与拉美国家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中拉双方在联合国、里约集团、美洲国家组织成员与常驻观察员对话会等机制内保持密切磋商、不断加强协调。以“G8+5”等机制为平台促进南北对话与南南合作。在全面推动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同时，我积极主动地推进和引导南北对话与合作。 自2002年起，八国集团在峰会期间与部分发展中国家举行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2007年6月，八国集团启动“G8+5”常规对话机制，今后将定期召开会议，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能源、社会等领域加强对话与沟通。“G8+5”机制正成为推进南北对话与南南合作的重要平台。2007年年内，胡主席出席在德国海利根达姆举行的“G8+5”对话会，就世界经济问题阐述中方立场，主张促进在国际发展领域的南北合作；就气候变化问题发表中方政策主张，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要求发达国家率先承担减排义务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根据自身情况采取措施；在出席发展中国家领导人集体会晤时就加强南南协调提出倡议，得到与会领导人的积极响应。这是胡主席继2003年法国埃维昂会议、2005年英国鹰谷会议、2006年俄罗斯圣彼得堡会议之后，第四次出席南北领导人对话会，对加强南北对话与南南合作、巩固我与发展中国家友好合作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多边关系 过去一年，全球和地区多边关系发展更趋活跃。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APEC）、世贸组织、上合组织、欧盟、东盟、非盟、阿盟、亚欧峰会等全球和地区性多边组织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与影响不断增强。在解决朝核问题、伊核问题、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等方面，联合国安理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12月举行的气候变化大会通过“巴厘岛路线图”这一新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框架协议，引起国际社会高度重视和广泛赞誉。亚太经合组织经过18年的发展历程，已经拥有21个成员，占世界人口总数的41%、世界经济总量的53%和世界贸易的46%，成为当今最具广泛性和代表性的地区性国际组织。9月，亚太经合组织第15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发表《悉尼宣言》，就气候变化、多哈回合谈判、区域经济一体化等问题达成重要共识。 多边关系是我国外交工作态势中的亮点。过去一年，我国多边关系进一步发展。中国积极参与多边事务，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上合组织、东盟与中国“10+1”和东盟与中日韩“10+3”、东亚峰会以及“G8+5”等多边机制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中国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联合国和亚太经合组织等全球和地区性组织的活动。以联合国为重要舞台，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中国高度重视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发挥联合国的作用，一贯坚持在联合国框架内、通过对话协商解决有关国际问题，在朝核、伊核、苏丹达区等问题上既注意照顾有关国家的合理关切，又重视维护各方的共同利益，既有效维护了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权威，又充分发挥了自身的建设性作用，全面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 中国积极加大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力度，截至2007年11月底，我军共参与联合国18项维和行动，派出维和军事人员9040人次，是安理会五常中派出维和部队人数最多的国家。2007年，我应联合国请求，又向黎巴嫩派遣1支60人的维和医疗分队，将赴黎巴嫩维和工兵分队由182人扩编至275人，承诺向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派遣1支315人的多功能维和工兵分队，其中140人的先遣队已于11月24日部署到任务区，获得良好的国际反响。中国积极履行对联合国应尽的财政义务，会费比额由05%上升至667%，增幅居各国之首。中国还从2007年起参加《联合国军费透明制度》，恢复参加《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为推动联合国裁军和军事信任制度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在亚太经合组织中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重视参与亚太经合组织的各项活动，积极支持该组织在亚太地区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2007年9月，胡主席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15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针对气候变化这一会议主要议题，胡主席明确提出坚持合作应对、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科技创新的重要主张，提议建立“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网络”，介绍了中国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的措施、成就和目标。这是继“G8+5”会议后，胡主席再次在多边场合深入、系统地阐述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也是中国领导人首次在国际会议中就应对气候变化提出具体、务实的合作建议，受到各方积极评价和支持。会议通过的《悉尼宣言》采纳了中国提出的主张。中国在亚太经合组织发展中的建设性作用日益增强。 新的一年，我们将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中国的和平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战略态势，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一．逼近眼前的生死抉择 和平是人类最持久最朴实的追求。和平意味着生存的机会。人只有在和平的状态下才能正常从事一切有利于生存、发展的建设性活动，生命的尊严也只能在和平状态下才有条件得以普遍展现。然而对和平的持久追求本身也表明了人类长期被战争所伴随的不幸事实。 战争，是人类自己发明出来的最大灾难之一。无论战争因何而起，它都不仅是手执武器的人互相残杀，更是平民的无辜受难。战争造成的惨烈后果——生灵涂炭、村庄被焚毁、城市成废墟……——从来就是要由人民来承受的。对于人民来说，战争意味着动荡、恐怖和死亡阴影。但战争却总在发生，人民防不胜防。 在人类历史上，和平与战争犹如一对连体儿。一方面，战争手段的运用之普遍和经常，使它几乎成了人类一种常规活动。阿里斯托芬曾通过剧作《和平》发出感慨：“一直在将你期待，一直在将你找寻；非同寻常的期待，非同寻常的找寻。”这正是频繁的战争造成和平稀缺的一个佐证。另一方面，人们从未停止过创造和平局面的努力和在战争的间隙中创造生活的努力。在和平与战争的交替中，是创造与毁灭的悲剧性交替。如果说过去这种悲剧性交替中，人类还可以在战争的间隙中重建生活，如今当足以毁灭整个世界的生化武器、核武器被发明出来，诱发战争的因素又愈益增加，核战呈一触即发之势，“生存还是毁灭”这个似乎过于形而上的问题已经逼近眼前，成了全人类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在毁灭性的核战阴云笼罩下，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存在于制止战争和争取持久稳定的和平的努力之中。 二．和平与反战的思想探索 战争使人类历尽苦难而期盼着和平。但持久稳定的和平有赖于许多条件。对战争这一横贯全部人类史、称得上人类常规的活动进行反省并对诱发战争的原因进行探究，有助于为和平创造条件的努力。 在人类思想史上，和平与战争是一对永恒主题，探究从来没有停止过，所涉内容，十分广泛。尤其人们熟知的那些杰出思想家深具人道主义精神，他们热爱和平反对战争。但作为思想家，他们不是简单地赞颂和平谴责战争，而是致力于对战争根源的挖掘和对战争性质的剖析，致力于探索摆脱战争的可能性和持久和平得以实现的条件，阐释的思想对于我们理性地认识战争和争取和平有着重要启示。 1．战争根源探究 思想家们从经济、政治、文化、人性等多方面对战争根源作了探寻，揭示了贫穷与战争之间存在着联系，种族、文化、宗教信仰冲突往往成为引发战争的因素，战争与人的攻击性和冒险精神，特别存在于某些人身上强烈的征服欲和野心有着关联。但我认为对战争根源所作的最重要探寻，是揭示了专制政体与战争的内在关系。这一思想在西方可谓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四百多年前苏格拉底就指出专制僭主通过挑起战争使人民需要一个领袖。稍后，亚里士多德把专制政体判定为要靠战争来维系稳定的政体。十八世纪，伏尔泰、卢梭等启蒙思想家揭露了专制统治者和教权主义者为着权欲、为着征服、为着所谓主义把人民推入战祸的真相，并指出对外的战争和征服与对内的独裁专权相互支持这一事实。当代思想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则不约而同指出近现代一个事实：专制国家不仅屡屡到处挑起战争，而且彼此之间也经常爆发战争，哪怕意识形态相近甚或相同也难免兵戎相见，这与战争从未发生在民主国家之间呈耐人寻味的反差。这一反差对战争是专制政体的内在本性提供了颇为独特且有力的证据。 专制政体之成为战争根源，乃因作为这种政体特色而存在的专断权力在根本上处于无制约无制裁状态以及这种政体本质上的不正义和扩张、征服倾向。事实上，权力占有者对内的不义统治本身就酝酿着内战。对外，由于专制政体的权力来源、是否进行战争的抉择方式和取得战争经费的方式与共和政体判然有别，两种政体下民意的分量和人们生命的分量更是迥然不同，这使得战争决定如康德所指出的，在共和制下是最艰难的决定，但对专制者来说，却可以成为“全世界最不假思索的事情”。①所以，一旦实力具备或者以为实力具备，战争几乎是必然的选择。而对发动征服战争的人来说，战争可能带给他们的东西与带给人民的不一样。胜利带给他们的是财富、土地、荣耀和统治权的扩大，为取胜所必须付的代价却要由人民来支付；如果战败，战争发动者不必为后果负责，其惨烈后果将全部转嫁给人民，尽管人民从来没有机会对是否进行战争表达意见；如果面临灭顶之灾，“绑架”整个国家作“人质”，甚至拉全体人民作陪葬——这在历史和现实中都不少见。专制体制下权力与责任之间荒唐的不对称决定了使战争永久化是形形色色的专制统治者的共性。 但专制制度成为战争根源还不仅在于上述原因，还在于这种制度具有把某些作为战争发生可能性的因素刺激、挑逗起来引向战争的倾向。其实，无论人性中固有的攻击好斗性、冒险性，还是某些人的野心和征服欲，或者种族、文化、宗教信仰差异，都并不必然使人走向战争，它们都只是一些潜在的可能。但专制制度注定要把这些潜在可能变成现实的战争因素。因为这种制度既给了统治者凭借权力强制性驱赶人民上战场卖命从而使他们的野心和征服欲得以兑现的条件，又使他们可以利用欺骗、煽动和暴力思想的灌输使人性中原本可能通过富于创造性和建设性的方式释放的攻击性冒险性采取暴力的破坏性发泄方式。至于在不同种族、文化、信仰之间制造隔膜、挑起仇恨，加深误解和冲突，把差异变成战争的理由，更是专制国家惯用手法。 关于专制制度与战争的关系，专制制度导致战争是问题的一方面，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战争对民主国家的自由构成最大威胁。威胁不仅来自外部专制国的战争倾向，还因为战争将不可避免地会破坏民主国家作为人民自由之制度性保障的权力平衡。这就是托克维尔指出的那种危险：战争将不可避免地使参战的民主国家把对一切人的指挥权和对一切事物的管理权强制性地集中到行政当局。而一场持久的战争则势必把权力向行政当局集中的危险趋势固定下来。 战争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多侧面关系，提示了避免战争、实现持久和平的最重要思路。 2．区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 要避免战争、争取和平，需对战争本身抱理性态度。为和平而谋划的思想家们并不一概反对战争，他们中不少人赞成在某些情况下进行战争并为之辩护。最重要辩护是对战争作正义与非正义的性质区分。把战争区分为正义与非正义的，与对战争的谴责一样源远流长，而且不光众多思想家作这样的区分，一般民众也自发地倾向这种区分。尽管在“何为正义何为非正义”的问题上分歧重重，但人类还是逐渐取得一些基本共识，如：侵略战争、征服战争，出自压迫、掠夺目的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基于自卫，为保卫和平和家园、为了自由和尊严而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杰出的思想者就战争问题在一些原则问题上所作的是非辨析推动了基本共识的形成。从公元前六世纪中期开始达百年之久的希波战争，对希腊人来说，不仅是反抗侵略，而且是一场为着捍卫自己的城邦制而与强大的专制帝国进行的殊死斗争。斗争的胜利使希腊的独立城邦幸存下来，并创造了对全人类影响深远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基于这双重的正义性，希腊哲学家、诗人们，包括深刻揭露了战争残酷性的三大悲剧诗人无不引以自豪并为之辩护。即使反战立场最鲜明，以一系列喜剧鞭挞讽刺愚弄人民、鼓吹城邦之间内战的政客的诗人阿里斯托芬也对希波战争中抗击波斯入侵者的勇士大加赞扬。世界各大宗教创立者都反对战争，但也认肯了自卫的权利，尤其基督教一些著名神学家，如圣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他们都对这类权利作过有力论证。阿奎那不仅从战争理由、目的等方面梳理了使一场战争具有正义性的条件，还通过指出暴君在臣民中制造倾轧和纷争是犯了严重的叛乱罪，为推翻暴政的行动作了辩护。在十七世纪思想家洛克眼里，战争状态是一种敌对和毁灭的状态，这种看法表明了对战争的反感，但他同时坚决反对为了和平让无辜者乖乖地任人施暴。在他看来，这种由强暴和掠夺构成的和平无异于要民众充当驯顺的羔羊，不加抵抗地听任豺狼咬断自己的喉咙。人道主义者雨果主张以博爱促进和平，向往不再有持剑的士兵、不再有国界，整个宇宙为一家的和平前景。但他坚定表示，决不要低头屈膝的和平、专制下的和平、王朝下的和平。1869年的洛桑和平大会上，雨果提出和平的首要条件是解放，并认为为此“也许还需要最后一次战争”。二十世纪初，法国社会党领袖饶勒斯就日益逼近的战争对社会党人提出了双重任务：当战火还只是遥远的威胁时，应该用斗争来防止战争，但危急时刻就应该发动捍卫民族独立的战争。至于投入正义战争的必要性，爱因斯坦以反纳粹的战争为例作了透彻的表达。?�担�拔曳炊栽谌魏吻榭鱿率褂梦淞Α保�俺�桥龅揭韵�鹕���康牡牡腥恕保�八�尢跫�匾恍南�鹞液臀业拿褡濉��饩褪俏椅�裁慈衔�诙愿赌纱獾鹿�那榭鱿率褂梦淞κ潜匾�暮秃侠淼摹！雹?/P> 虽然对正义战争的辩护内容、角度各异，但在重要之处存在共性，这就是：基于现实主义的理性态度，注意到某些情势下战争与和平的悖论，看到非正义基础上的和平是不可靠的和虚假的。战争与和平的悖论主要存在于这样一种情况：当和平的吁求全然无效，正义的警告根本没用，这种情况下，拿起武器可能就成了和平的唯一机会。对此，就连反战立场近乎极端，视非正义的和平强于一场正义战争的西塞罗也不反对，他就表示过，享有不受侵扰的和平生活是“可以参战的唯一理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使战争的性质转化为“为了和平的战争”、“结束战争的战争”，这个设想作为一种基于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无疑是看到了极端情况下和平局面也是需要以战斗来争取的，否则，为了避免参战而听任航行在公海的商船被一意孤行且无视国际准则的敌人击沉、平民无端丧身，既是对本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不负责，也助长了对方的战争气焰。而和平建立于什么样的基础上，直接关系到和平以及与和平相联系的那些价值的命运。当和平局面是以屈从于非正义为代价换来的，尤其当非正义是系统的，那么，无论就国与国之间还是一国之内而言，这种所谓和平都属于洛克、雨果坚决加以拒绝的“暴政下的和平”，它意味着隐型战争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民的生命以及生命的尊严之无保障，不亚于公开和显性的战争状态。然而，和平之所以珍贵，不就在于它是人们生活和尊严的前提吗？当面对这种情况，和平的机会或者说生存的机会就存在于重建正义的斗争之中。 3．对战争思想的清算 无论何时何处，战争的根源都不在民众。但战争在历史上已经成为惯例，与这不幸的惯例相应的那些道德和价值观长期支配着人们的是非评价。尤其专制主义长期盛行之处，对强力的崇拜把暴力道德化和神圣化，把为了宗教、文化、主义之争——这一切其实往往是统治欲征服欲的伪装——而牺牲人的生命说成天经地义；这些地方通过系统的谎言制造伪现实，通过系统的灌输既弱化人的智力，使人们轻易地相信弥天大谎，又把好战心理普遍植入人们内心，当统治者以个人野心冒充民族命运、把主义之争夸张为战争的必要性时，战争狂热也会像传染病一样在精神被毒害的民众中发作和蔓延。然而为战争殉难的始终是民众，他们应该成为制止战争维护和平的主要力量。古今众多杰出思想者都注意到这一点，在探索建立持久和平的可能性中，清算战争思想便是题中应有之义。 蔑视人的生命、煽动仇恨、制造分裂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在思想家们的质疑和批判中首当其冲。这类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往往具有“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不宽容性，这种不宽容可以把分歧和差异变成仇恨和战争；而对人的生命的蔑视，最赤裸裸也最野蛮的表现是要求所有人为某个特殊人物献身。这方面的清算主要是通过批判专制主义来进行的，可以说，古往今来抨击专制主义的思想家，批判无不涉此内容。这个角度的批判也最具实效。这从人道主义逐渐取得超意识形态、超文化和国界的公理地位，尊重生命日益成为无条件的道德律令和无论何种主义都不得逾越的正义底线以及与这一进程同步的专制主义日益衰落可以看到。尽管那种要所有人为一个人献身的野蛮原则至今在某些地方明里暗里仍在提倡和鼓励，但却已经从天经地义沦为很不合适宜。 在清算战争思想上，对英雄观的反省尤为引人注目。既往的英雄观把征服战争这种蹂躏世界的癫狂行为当成英雄行为来崇拜。这种传统英雄观不可避免要成为各个时代的人道主义思想家的反思目标，尤其自文艺复兴始，以伊拉斯谟为代表的一大批人文主义者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我认为，在反省传统英雄观上最有代表性和最具冲击力的当数伏尔泰。他对不义战争的起因及其恶果作了相当系统和深刻的揭露。特别指出征服战争不仅造成无数看得见的灾难，而且这种罪行在败坏和毁灭人性方面，灾难更无可估量。其大量作品把战争这种人类愚行和罪恶特别刺眼地摆在了人们面前，催逼人们对战争和自身精神状况进行反省。基于对不义战争起因及其惨烈后果的认识，他具有一种独特的英雄观。历史上一向被视为英雄的，在他心目中多是罪犯。欧洲历史上，尤其自中世纪以来的王朝战争中，职业军人成了勇敢美德的化身而受到崇拜。伏尔泰却无情掀掉他们头上的神圣光环，称“这些编号列队的杀人犯在欧洲纵横，为的是干不了更正当的职业”。至于政治家和征服者这类哪个世纪也不短少的人，在他看来“不过是一些大名鼎鼎的坏蛋罢了”。特别是那些凭“强者有理”而逞威风的王朝统治者，“这批英雄”不过“是在家禽群中大发威风的狐狸和黄鼠狼”。他一反史家把眼睛盯在国王、征服者等显赫人物身上的作法，以无限的热情去关注开启人类智慧的人、那些在各国交战中不分国际、超越宗教分歧建立广泛交往以促进沟通和理解的人。无论这些人地位、境遇如何，在伏尔泰看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对这些在史学家视野之外的人，他作了如下评价：“进步的取得应该归功于散居欧洲某几个地方为数不多的智者和天才。他们几乎都长期默默无闻，时遭迫害。世界受战争蹂躏时，他们光照人世并给人间以安慰。”③伏尔泰的英雄观在撕开人们顶礼膜拜的那些“英雄”面具、破除野蛮原则加诸于人身上的魔咒的同时，又以对增进知识、超越狭隘立场造福于人类的人们的高度评价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英雄标准。它有助于人们把误置的英雄崇拜热情转向真正崇高的人和事，转向和平与建设。伏尔泰之后，有更多的思想家致力于以健康有益的英雄观去抵制至今尚支配着许多人、使人倾向于轻视生命、倾向于好勇斗狠等破坏性热情的英雄观。杜威提出的“废除战争的唯一途径是使和平成为英雄的壮举”，便是一例。值得注意的是，有相当多思想家在对战争思想的反省中把理性的触角伸向了爱国主义，对这一观念进行重新认识和具体分析。例如，德国启蒙运动领袖莱辛把“明?分�腊��饕逶谑裁吹胤讲辉俪晌�赖隆笔游�赖鲁墒斓谋曛荆挥胝庖坏赖赂锩�嗪粲Φ氖呛斩�绿岢隽硕园��饕濉凹右蕴崃叮��ピ闫伞钡木�袢挝瘛?9世纪，德国伟大诗人海涅则在批判德国专制政治时区分了两种爱国主义：使人狭隘和充满仇恨的德国式爱国主义与使人心胸开阔和温暖的法国式爱国主义……。至于民族主义这一伴随着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而出现，从19世纪以来不断引发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战争的意识形态，更是被置于理性精神的审视之下，成为战争思想反省的延伸和发展。 还须一提的是，很早就有人注意到某些普遍存在的不良心理使人对是否进行一场战争抱轻率态度。修昔底德发现，伯罗奔尼撒战争受到雅典青年热烈欢迎，他们渴望在战场上赢得荣耀。这种与杀戮连在一起的荣誉心与战争的历史一样古老，又随着战争本身一起延续至今，尽管它也没有逃脱思想者的理性审视。欧里披底斯在悲剧《请愿的妇女》中则揭示了侥幸心理使并非不懂得珍惜生命的人赞成战争：“人民投票拥护战争，没有谁会想到自己会遇上死神；死尚遥远，他只想到其他人会面临那不幸命运；但如果他自己投票时也面对死神，希腊人就不会被战争的疯狂吞没”。其实，当代那些鼓噪或者加入好战喧嚣的人们很应该以欧里披底斯的揭示为一面镜子，照照自己内心深处。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如何抉择，不仅关系到当下的每个人，也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安全和福祉。在这个问题上，人颇为自相矛盾。一方面，人是所有动物中为后代谋划最多最远的，许多人甚至不惜为此铤而走险；另一方面，对子孙将面临的最大危险不是视而不见就是轻率之极。正如许多人在极端严重的生态危机面前为眼前利益而断子孙路一样，许多人也不顾战争将给当代和后代带来怎样的灾难而向往战争，某些地方则集体加入好战喧嚣，发作战争痉挛。 对形形色色战争思想的清算表明：为了创造一个没有杀戮的和平的生存环境，在建构一个正义的社会的同时，人也需要在对自身精神状况进行反省的基础上克制自己的破坏性欲望和冲动——这是所有致力于和平的思想家们留下的精神遗训。 4．世界主义和世界政府理想 为了和平与正义而建立一个超越地域、文化、宗教界限的世界政府，这在西方是一个古老的梦。它基于各个地区或国家之间战事频仍的现实，依托于世界主义思想。而在对和平之路的探索中，世界主义和世界政府，无论从精神维度还是可操作性看，都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一个颇有意思的事实是，探索和平之路的人们都是世界主义者，甘地可能是其中屈指可数的例外，我想这是因为他和他的民族正面临着争取国家独立的迫切任务。世界主义基于公理和人类的立场，把人性看得高于民族性，把人类共同利益看得高于任何特定民族或国家的利益。所以，世界主义者把对人类的忠诚置于一切责任之上，认为自己首先是人类的一员，然后才是特定民族特定国家的一员；这种立场和胸怀必然伴随着精神上的宽容，尊重差异和多样性，致力于从差异中发现共性，从多样性中看到统一性。世界主义早在古希腊就有萌芽和生长，尽管城邦之间具有强烈的排外性，但存在于整个希腊世界的几大圣地和共同节庆挑战了狭隘的地方观念，传输了一种“类世界主义”的精神。这种精神特别为视野广阔、思想突破了城邦界限的哲学家和诗人们所青睐。经过罗马这一颇具世界帝国之风的时代、又经具普世性的基督教会以及创建于中世纪时期的大学的催化，世界主义在思想界成为一种很具影响的精神倾向。但它真正成为遏止战争的重要精神资源应该是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民族国家逐渐形成之时和之后。在这一过程，战争越来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充满血腥。世界主义者们相信，一个世界性的国家是人类共同的家园和普世和平的保障。他们为着和平以各自的方式对世界施加了影响。例如，16世纪，北文艺复兴代表伊拉斯谟撰文揭露党派精神的狭隘，呼吁理性、宽容、公正解决争端和人类和睦相处；而他的欧洲统一梦作为一笔宝贵精神遗产深刻影响了日后的欧洲知识界。18世纪，莱辛已经明确提出超越民族偏见和不屈从于宗教偏见，通过剧本《智者纳旦》表达了世界一体、人类一家以及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同出一源的思想，倡导宗教宽容和人类和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陷入民族主义迷狂的欧洲不仅变成各国混战的战场，而且交战国之间的仇恨成了一种气氛、一种习惯。要在这种情况下表现超越国界的公正立场无异于把各方仇恨引向自身，罗曼罗兰却超乎混战之上，以《超越混战》等一系列文章向仇恨公开宣战，并把“祖国还是公正？”“良心，即永恒真理还是祖国？”的尖锐问题推到人们面前。在欧洲，世界主义者有一个很长的精神谱系，仅从这里提到的便可看到，他们的正义呼声给了饱受战祸之苦的世界以慰藉；他们同失去理智的世界对话的努力给迷茫中的人们提示了回归理性的道路。 而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各国拥有自行其是的主权往往成为在国与国之间实现和平的最大障碍。对于和平之路的探寻者来说，寻求一种可以遏制战争、实现公正和平的超国家机构，乃是顺理成章的。最早明确表达世界政府理想的是尚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之交的诗人但丁的著作《论世界帝国》。对这一理想作出热烈反应的伊拉斯谟的《呼吁和平》、法国圣皮埃尔的《永久和平方案》和卢梭的《圣皮埃尔〈永久和平方案〉摘要》等，都是有关世界政府设想的重要文献。但作了最系统探讨和论证的是康德。在《永久和平论》和其他一系列相关著作中，他提出，通过建立全球政府和平解决争端，历史将克服战争这种国际关系形式而趋向永久和平。他相信，通过建立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进而通过建立各个国家的联合体而实现世界大同，这是人类由野蛮走向文明的自然而又必然的过程。他借关于永久和平的三大正式条款对此作了集中表述：第一，每个国家的公民体制都应是共和制；第二，国际权利以自由国家的联盟制度为基础；第三，世界公民权利将限于以普遍的友好为条件。康德的设想及其所依托的理念受到黑格尔的奚落④，更被许多“现实主义者”讥为乌托邦，但其生命力和可操作性一步步被后来的历史发展所证明。 谈及世界主义和世界政府，国家主权问题是无法回避的。世界主义精神意味着一种高于爱国主义的更高更广的忠诚；世界政府机构要有效或者说要有存在意义，则意味各个国家必须让渡出部分主权。一个各国拥有绝对主权的世界，只能是战争之剑高悬的祸患无穷的世界。大概正因为如此，探寻和平之路的思想家对国家主权往往持保留态度，当主权在一些地方成为抵拒公理的掩体从而阻碍建立正义与和平的努力，对主权观的检讨也就势所必然。 无论如何，宽容、尊重公理、世界主义等，为人们以理性的和平方式来消除社会灾难，解决人类问题提供了基本的精神构架。 三． 创造和平局面的实践（上） 一部人类史就是一部战争史，或者说是人们在战祸和战争阴影笼罩下争取和平的历史。在争取和平上，除了思想上的持续探索，还有实践上持续不断的努力，这些努力曾经或者正在起着遏制战争的作用，其中一些努力对于争取持久和平意义重大。 1． 和平主义运动 和平主义是一种反对用暴力解决冲突，以消灭战争和争取实现各民族间持久和平为目标的努力和主张，它是思潮也是社会运动。作为思潮的和平主义可以追溯到古代，作为一种运动，在欧洲也有上千年历史了。最早具规模的和平运动出现于暴力盛行的10、11世纪。这就是约10世纪末始于法国、11世纪初传遍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上帝和平运动。这一运动的实质是在战争频繁发生的情况下采取措施减少战事并在战争状态下遏制和缓和野蛮行为；其方式是通过多次宗教会议发出上帝和平令和上帝休战令。上帝和平令要求基督徒集体发誓支持和平，主要精神是严禁私斗和在战时保护非战斗人员，禁止在任何情况下侵犯僧侣、朝圣者、商人、妇孺、农民及其财产。通过上帝休战令则逐渐禁止在某些日子（如每周的某几天、某些宗教节日和大斋节期间）进行一切战争。就第一次和平运动把战事限制在一定时间和保护非战斗人员这两大内容看，如果向上追溯，其实是对希腊城邦时期一些从宗教节日中产生的惯例的回归，诸如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希腊全境必须休战，前往运动会的旅客不论来自何处、途经哪个城邦，都不得受干扰和侵犯。这在西方是一个可上溯很早又一直向后传递和延伸的传统。在这传统的链条上，以其教徒拒绝参加战争而闻名的贵格会是值得一提的重要一环。贵格会兴起于17世纪中叶的英格兰和北美殖民地。其教义的精神特征是和平主义，认为暴力导致分裂，而所有具高度道德价值的行为都是一种深刻而潜在的人类统一的表现，因而反对任何战争。贵格会教徒因其信仰拒绝参加战争，却并不能避免战争发生。正因为如此，教徒们有一种特别的义务感去致力于治愈战争创伤，自兴起到现在的三百多年间，教徒们在西方每次战争中都尽可能为交战双方提供援助，并致力于通过教育渠道消除既作为战争原因也是战争后果的仇恨和误解。⑤ 无论历史和现实中，和平主义都有绝对的和有条件的之分。绝对的和平主义无条件地反对武力和战争。然而这种主义虽宽容却不明智。和平主义所依托的价值理念是尊重生命，这使得无条件反对一切战争的绝对和平主义无论在实践上和逻辑上都面临不可克服的困难。当面对爱因斯坦所说的那种敌人时，反对进行战争无异于听任无辜者的生命被消灭。二战时期，当侵华日军在我们国土上烧杀抢掠，当纳粹军队的铁蹄践踏着法国土地、纳粹的空军在伦敦上空日夜轰炸，拒绝拿起武器无异于把祖国拱手送给侵略者，无异于听任生命和文明一起毁灭。何况，在这类情况下，当战争已经发生而拒绝上战场，实际上正如一些论者所指出的，是把应该共同分担的危险推给了别人，这就产生了道义上的问题。罗尔斯曾批评道：在任何条件下都拒绝参与所有的战争是一种天真的必然具有偏狭色彩的观点。⑥我认为，天真在于不了解特定情况下战争与和平的悖论；由此也导致否认任何正义战争可能性的偏狭。正因为如此，在具和平主义思想的杰出人物中几乎没有谁绝对反对武力。即使和平运动无可争议的代表和精神象征甘地和马丁路德金，他们也支持某些情况下使用武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甘地反对趁英国之危提出自治要求，而支持印军开赴欧洲战场“参加保卫帝国”，号召在英国的印度人在战争中作些工作，号召愿意参加的人登记为志愿队；第二次世界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