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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同的国家、民族创造了绚丽多姿、各具特色的文化,形成了各自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使我们生活的世界千姿百态、异彩纷呈。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为当代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使传统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出现了困境。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已经成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以及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保存和发展我们各自的优秀传统,如何使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有效地参与到当代社会发展进程之中,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一、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的抢救和保护 在汹涌澎湃的现代化大潮中,重视抢救和保护传统文化,尤其是重要的文化遗产和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已成为一项非常紧迫和重要的任务。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各国传统文化不同程度的损毁和加速消失,这会像许多物种灭绝影响自然生态环境一样影响着文化生态的平衡,而且还将束缚人类的创造力,制约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及社会的全面进步。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既是对各民族文化之根的追溯,也为现在与未来的文化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护本土文化,倡导文化多样性,增强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促进文化资源和文化生态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防止盲目的、急功近利的、破坏性的开发,已成为许多国家的共识。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愿意与各国交流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探寻国际合作的方式,推动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的不断推进。 传统文化的保护,既包括物质形态的传统文化,也包括非物质形态的传统文化。目前,关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内立法和国际协作机制已经比较完善,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有专门国内法的国家还很少,国际间的合作也还很不够。希望会议能够在关注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同时,更加关注扩大和加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的抢救和保护不仅涉及到观念问题,更重要的是方法问题,所以建议会议提请各国关注现代化进程与传统文化出现冲突时的具体解决办法。我们尤其希望会议在传统文化保护的主要措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模式和实践,国际间合作与交流的机制等具体操作层面做出创造性的工作。 二、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传统文化,是各民族祖先创新的积累和结晶,不断创新是文化传统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鼓励和保护文化创新,实现传统文化的发展与创新,对于世界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任何一种优秀的文化传统,只有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地扬弃、改造和更新,才能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才能反映活生生的当代生活,并给现实生活以永不枯竭的推动力。在科技迅捷发展、社会急剧变化的当代,紧跟时代、着力创新已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存、发展、图强的十分重大的问题。21世纪各国的文化如何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适应时代的发展,不断创新,保持民族传统与时代精神的统一,值得我们深入研讨。 坚持文化的民族性,继承和发扬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是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不同民族的文化是不能互相代替的,没有文化的民族性就没有文化的多样性。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和传统,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既要广收博采、熔铸万物,又必须保持其鲜明的个性和独立的品格。每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作为其独特的精神财富是产生文化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和世界文化发展的基础。现代化的发展,从技术手段的进步,生活节奏的加快,电视、电脑、互联网和各种信息传播的普及,到文化产业以及文化与商业关系的密切,使传统文化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文化需要适应这种转型,才能在这种当代社会中生存和发展。 政府在传统文化的保护中应当发挥关键性作用,要研究政府如何通过政策调整实现文化继承与创新。各国政府需要采取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来对待传统文化的保护,使之成为历史的忠实样本,使人们由此了解过去;另一方面,各国政府又需要让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使传统文化中积淀的优秀精神文化遗产为现代生活服务。在发展中继承传统文化,在继承中鼓励创新,使之适应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精神生活的需要,同样是当代各国政府进行文化建设所面临的紧迫任务。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与合作 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具有不同的传统,具有各自的发展道路,不同传统文化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随着人类进步和时代发展,任何一种文明都不可能单独发展或孤立存在,东西方文明和各国文化的相互交流顺乎潮流,合乎人心。不同文化传统间的沟通有助于消除民族隔阂和偏见,有利于促进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有利于在保护文化多样性前提下文化的共同发展。 在各国之间形成文化交流和发展的机制,加强联系和对话,减少冲突和磨擦,有利于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实现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保持文化的多样性的前提是尊重各国各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同时,需要不同文化间加强交流与交往。通过相互吸收,相互借鉴,可以达到文化的共同繁荣,这是一种在保持自身文化特征的前提下的相互促进关系。世界因不同而精采,交流因不同而必要,创新因交流而迸发。文化发展需要各民族间建构一种相互的交流环境。因此,在文化间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交流,形成一套文化交往基本准则和有效机制的体系,将成为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这些准则和机制不仅应覆盖绝大多数国家,还应具有相当程度上的可操作性。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一个既具有丰富传统文化,又具有浓厚现代气息的国度 
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确立 一、英国王权的确立过程 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整个西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频繁的遭到外族的入侵,“这个时候,人们会热烈希望出现一个平息天下的君主。任何一种具有绝对统治权特征之一的制度在这时出现,向社会提出安邦定国之计,社会就会群起支持,热烈拥护,就像逃亡者奔赴教堂寻求避难一样。”[1]恩格斯曾说:“在这种普遍混乱的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2]英国王权就是在这种普遍混乱的状态中建立起来的。 1、封建王权的孕育:盎格鲁—撒克逊时期 大约在公元5—6世纪,日耳曼民族大迁徙的浪潮席卷了整个西欧。“这些新来的人来自日耳曼的三个较为强大的民族,即撒克逊人、盎格鲁人和朱特人”。[3]日耳曼部落在战斗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国家,经过不断地兼并,到七世纪初形成了七国对峙的局面。伴随着诸王国争霸兼并战争愈演愈烈的同时,8世纪末丹麦人也开始发动了对不列颠的入侵。在反抗丹麦人的过程中,英格兰逐渐建立起了统一的王权。 2、封建王权的确立:诺曼王朝时期 1066年,法国的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了大不列颠,建立了地跨海峡的盎格鲁—诺曼王国。为了政权的合法性,把强大的军事占领转化为牢固的政治统治秩序,威廉意识到,必须在被征服地区建立起强大的王权。为此,威廉将死于战乱或流亡异地的旧贵族领有地收归国王所有,同时没收了大部分盎格鲁—撒克逊贵族的土地,然后按照封建制的模式,建立起直接的封君封臣关系。随后,通过“末日土地调查”和“索尔兹伯里誓约”使国王获得了对各级封臣的财产和人身支配权,增强了英王封建领有制特权。 二、王权与议会的斗争 君主立宪制又称议会君主制。这一政体确立的过程实则是资产阶级与王权展开角逐的过程,它最终导致了议会主权的确立和君主实权的丧失。 自诺曼征服以来,英王就一直保持对全体居民的直接权力和对地方的有效控制。特别是经历了中世纪的政府机构改革,王权得到极大的加强,国王在议会中占据主要地位。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新贵族参政意识的增强,下院的独立意识逐渐加强,王权尽量限制议会,而议会则力图挣脱一切限制,议会与王权的斗争开始展开。 1、议会斗争阶段 伊丽莎白统治晚期,王权已有衰落趋势。詹姆士一世即位后,不能容忍资产阶级的日益壮大和独立性的增强。但是詹姆斯一世却长期被财政问题所困扰,只有召开议会,要求批准增加新税。议员们无视国王的征税要求,着重讨论议会特权问题,批评国王的内外政策,詹姆斯一世两度解散议会。查理一世即位后,专制统治有增无减,屡次解散议会。议会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于1628年向国王提出《权利请愿书》。为了换取议会拨款,查理一世被迫签署该法令。1640年为筹集军费对付苏格兰人民起义,查理一世再次召开了长期关闭的议会。但议会没有满足国王的要求反而大肆抨击政府暴政,国王无奈立即解散议会。随着苏格兰军队的再次进攻,英格兰军队的节节败退,查理一世进退维谷重新召集“长期议会”。议会显示了空前的革命性,王权受到严重的削弱。查理一世不甘心失去权力,率领卫队闯入下院,首先用武力对付议会。国王与议会的斗争开始诉诸武力。 2、内战阶段 随着议会与王权矛盾尖锐化,最终导致内战的爆发。内战爆发后,议会里形成了三大派别:代表大资产阶级和大贵族利益的长老派,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益的独立派,以及代表城乡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平等派。内战初期,长老派控制了议会军的领导权,他们态度暧昧,希望能在国王作出让步的情况下与其言和,致使战场上议会军处处被动,革命形势恶化。议会军广大官兵对长老派妥协的态度极为愤慨,较为激进的独立派和平等派开始与长老派展开了一系列斗争。1645年,议会通过《自抑法》改组军队,组建“新模范军”,克伦威尔拥有实际上的指挥权。通过纳斯比荒原战役打败了王党主力,取得了第一次内战的胜利。 第二次内战期间,长老派仍坚持同查理一世谈判,要他在接受条件后复位,士兵和下层人士对此强烈不满。通过“普莱德清洗”,克伦威尔控制了议会;在平等派的推动下,克伦威尔采取了断然措施把国王送上了断头台。处决国王后,议会又通过决议,宣布废除上院,实行一院制。后来又废除君主制,正式宣布英国为共和国。 3、君主立宪制的确立阶段 共和国的建立是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与王权及其他政治派别斗争的产物。共和国建立后,克伦威尔自封为护国公实行军事独裁,居于统治地位的独立派开始扼杀革命的发展。克伦威尔死后,英国各种势力处于对抗状态。各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围绕着王权的归属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渴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权,遏制人民的斗争和保护他们既得的利益。在这种情形下,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与国王达成了妥协——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复辟不仅仅意味着王权的复辟,还标志着议会的回归。王权逐渐受到议会的制约,议会高于王权的原则也逐渐得到了确立。 纵观英国历史,特别是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英国社会在作出了种种探索和尝试后,最终选择了这种保留王权形式的资产阶级代议政体——君主立宪制。王权的保留说明“只有经过残酷的斗争和通过共和国的政府形式才能从君主专制过渡到君主立宪”。[4]尽管在君主立宪制度下,英王仍然是终身和世袭的国家元首,享有宪法赋予的法律上或形式上的巨大权力,但是这种政体下的国王是“统而不治”、“临朝不理政”。宪法在赋予权力的同时,对王权的行使也加以了种种限制。通过一系列法案的颁布,逐渐确立了议会至上的原则。国王仅仅拥有行政权,而且这种权力也越来越多的被内阁所代替。随着议会主权的确立和君主实权的丧失,最终促成了君主立宪制在英国的确立。 放眼尽观“清朝统治史” 从三皇五帝至如今,中国历经无数荣辱兴衰,中国人民也饱受身心的煎熬。 不论是唐、宋、元,中国的经济、科学都位于当时世界的前列。可自从明中到清末中国一蹶不振。可见明、清二朝对于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起着位高权重的作用。其中清朝政府的统治,对于中国的落后有一种不可推卸责任。 首先明清朝的科举制度对于人才的开发起着较大的阻力。“八股文”对于清朝文人学士起着较大的阻力。“八股文”对于明清朝文人学士的思想起了一定的阻碍。它像一个牢笼,将文人的思想拘束于一个范围内,将原本胸怀大志,可以成龙的学子们,套上了链索,使他们的文学才华不可展现的淋漓尽致发挥出来。其次,“文字狱”也为中国造成了不可磨灭的损失,使许多知识分子不敢过问政事从而禁锢了思想,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另外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虽然在刚开始时起过一定的自卫作用。可是,当时西方国家发展速度飞快,逐渐超过中国,清政府的闭关锁国,与世隔绝,既看不到世界形势的变化,也未能适时的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使中国走向落后趋势。 清朝从刚开始,“只留头,不留发”的统治到了最后的灭亡,这是值得他们反思的。当年,清朝刚入关时十分英勇。骑、射、打、猎都是他们的强项,可到后来他们一味的不务正业,奢移成性,最终酿成了清政府的衰亡,毁灭。 从开国皇帝努尔哈赤到亡国之皇溥仪,中国历经了无数的荣辱兴衰,什么割地赔款,火烧圆明园,这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耻辱,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了永不褪色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