谜小蝶
2025-06-06 08:02:06
1997年下半年，始发于泰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明显减慢，中国经济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在当时严峻而复杂的国内国际经济环境下，中国政府审时度势，果断地调整了宏观调控策略，实行了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 一、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理念长期化的隐忧 由于我国目前的市场态势，总体上已由“经济短缺”过渡到“经济过剩”，“经济过剩”有可能成为我国今后经济运行中的一种“常态”。对此问题的关注，实际上反映了大家对我国近几年大规模财政赤字及政府偿债能力的担忧。 首先，“扩张性”财政政策（即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从短期看，的确能促进经济的增长，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义的。但是，不管哪个国家，“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最终都要受到国家财政能力的制约，没有足够的财力做后盾，长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难以支撑的。虽然从1999年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和居民应债能力两个指标来看，我国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为12．93％（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60％左右），国债余额占居民储蓄余额的比重为17．60％（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为30％左右），说明我国国债的发行仍有较大的余地；但从国债偿还率指标来看，我国1999年国债还本付息额占当年财政收入的比重达16．8％（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10％左右），已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再从债务依存度看，这一指标逐年增加，居高不下，全国债务依存度1999年达30．6％（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20％左右），而中央债务依存度更是高达98％（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30％左右），都远远地高于国际公认的控制标准。1998年以来，整个国家财政有1／4的支出、中央财政有1／2的支出依靠发行国债来维持，这充分显示出我国财政的脆弱性，必将对我国未来的财政安全构成巨大的潜在风险。尽管我国目前的国债负担率和居民应债能力两个指标距国际警戒线较远，但实际上我国的财政债务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债务并没有现实可比性。因为西方的财政债务一般都等于公共部门债务，而我国的财政债务一般小于公共部门的债务。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主要来自于以下三个项目：一是准国债项目；二是国有银行体系不良资产中的潜在损失；三是隐性养老金债务。显然，如果只单纯计算国家的财政债务，而不把以上三个项目考虑在内，就自然会低估政府债务规模；反之，如果把以上三个项目计算在内，则公共部门的债务规模就会大大增大。在我国，由于社会性质决定了政府财政是所有公共部门债务的实际最后承担者，所以，我国的公共部门的债务规模要远远高于财政债务规模。据有的学者估算，1999年我国公共部门的实际债务已超过当年GDP的50％，已接近甚至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其次，“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的结果，即加大财政赤字。财政赤字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从理论上讲，只要经济不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公众保持良好的信心，一定的财政赤字规模（由此导致的国债规模）就是可以承受的，也不会导致什么财政风险，即随着赤字与债务的继续增加，到未来的某一天，政府既无法用财政结余来弥补赤字，又不能通过借新债来换旧债和弥补赤字，且又得不到国际上的有力援助。那么，政府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多印发钞票；二是宣布废除旧的债务。前者意味着恶性通货膨胀，后者意味着国家信用的破产，这两者都意味着经济或政权的崩溃。本人认为，由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本来是在萧条时期应该暴露出来的问题，如经济结构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收入差距问题，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等，在财政赤字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下，被暂时地掩盖起来，一旦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减弱，这些问题就又会重新暴露出来，对经济增长形成障碍，应引起足够重视。 再次，政府债务筹资，也需要支付成本。就政府债务而言，其成本就是债务利息。一般来讲，债务筹资成本是与政府的信誉成反比。但是，即使信誉再高的政府也不能做到一味地以低利率在国内外无限量地借款。在一般情况下，债台高筑的政府信誉级别与其债务规模成反方向变动，而政府的债务风险却又随债务规模的扩大、信誉级别的下降而增加，如俄罗斯财政与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就在于此。 最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最终要靠政府机构来运作，并与行政行为结合在一起，这在执行过程中必然要带有浓重的行政色彩，容易导致计划经济体制的复归，弱化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和效率。由于我国目前的产权改革一直没有真正到位，没有建立起真正有效的法人财产主体，所以，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的过程中，投资决策失误、效率低、效益差的局面不可能得到根本性改变。加上缺乏有效的监督与约束机制，公共投资被贪污、被侵占、被挪用和大量流失现象也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扭转，这都必然会严重影响到财政支出的实际效果。 目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总量矛盾与结构矛盾是相互交织、相伴而生的，采取简单的总量扩张政策是难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的。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经济却始终启而不发，关键在于日本未能将结构调整政策有效地结合于总量扩张政策之中，未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目前情况下，我们不能一味地依赖扩大财政赤字与大规模发行国债来刺激经济增长，财政支出的增加，必须建立在财政收入可靠增长的基础之上，同时注意解决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积极财政政策的完善应该从转变政府投资方式入手。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应该从财政投资这种直接手段转向利用财政投融资、财政贴息等间接手段，使政府投资成为杠杆，有效地带动社会投资。具体包括：（1）改变财政投融资方式，逐步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财政投融资制度，以便从制度上解决财政投资需求与投资供给之间的矛盾。（2）采取多种手段吸纳社会资金。运用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手段吸纳社会资金，尤其是民营企业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房地产开发等领域，从而产生“四两拨千斤”的功效。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民间投资的增长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近几年来，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带动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较快，但如果民间投资增长缓慢，则会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因此，除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之外，还应全面落实引导扩大民间投资的政策，如落实准入政策、降低准入门槛，在税收上切实实行国民待遇，防止税负不公、双重征税等歧视性措施。要加强金融支持，拓宽中小企业的直接和间接融资渠道，加强法律保障和服务机构。 第二，运用公共支出政策，刺激国内需求增长。根据我国目前实际情况，充分利用有利条件，适当多增加一些公共支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等投资风险小、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的项目。这样做，不仅可以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长期以来制约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而且也有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增加城乡居民消费。 第三，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启动最终消费。在这方面，一是要从调整体制内人员的收入水平入手，以处于类似于我国发展阶段的国家其国内体制外的工资水平为参照系，结合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货币化的政策，调整体制内人员的工资待遇。二是要通过改革，认真落实对企业和农民的减负政策，为提高职工和农民收入水平与购买力创造有利条件。三是要适当增加转移性支出的比重，加大国家财政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持力度，对住房、医疗、教育和就业制度等需要财政支持的改革，要制定反周期的操作。要力求减轻居民支出中的改革费用负担，稳定居民的支出预期。 第四，应充分注意政策的适时调整和渐进转换。主要是通过市场和消费替代、民间和企业投资替代、出口需求替代，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逐步“淡出”和转型创造条件。与此同时，还应该加大财政政策引导结构调整的力度，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形成一整套带动产业调整和不断升级的创新机制；建立规范化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为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创造条件；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费关系，使税制本身对经济景气产生有效的调节作用，同时，也增强政府的调控能力
财政平衡与财政赤字 [内容摘要]本文对于财政平衡及赤字，从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角度，自定义性的分析开始，作了分层次的通盘考察，涉及到赤字的口径、比重、弥补方式、财政收支安排原则等等，并展开到财政平衡与社会总供求平衡关系的勾画，以及财政赤字经济影响的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财政赤字本身其实无所谓好坏，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一种财政政策工具，利用得当可以对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 财政平衡与财政赤字 (一)财政平衡与财政赤字的概念 财政平衡是指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在总量上相等。如大体相等，可称为基本平衡。财政赤字是指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的差额，会计上将其用红字表示，所以称为财政赤字。财政平衡和财政赤字通常按财政年度计算，我国的财政年度与日历年度相同。 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之间的数量对比关系一般有三种情况，一是收支相等，也就是财政平衡;二是收大于支，即存在财政结余;三是支大于收，发生赤字。从我国和其他各国的实践经验来看，在编制预算时，三种情况都可能出现，但预算执行结果收支完全相等、分毫不差的情况几乎没有，不是收大于支，就是支大于收。因此，只要收支相差不多，就可以看作财政大体平衡。 (二)赤字与赤字预算 财政赤字是一种统称，出现财政赤字又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编制预算时就是支出大于收入，留有一块缺口，这是事先有计划地安排的赤字，这种预算称为赤字预算;另一种是预算安排中并没有赤字或者赤字数额很小，而在预算执行过程中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使收入减少或支出扩大，结果出现赤字或增加了赤字的数额，这种执行中出现的赤字也称决算赤字。 预算是平衡的，决算出了赤字，一般来说只是个别年份因天灾或工作失误等而造成的。而赤字预算则一般是和赤字政策相联系的，因为有某种需要，政府事先有计划地安排了赤字的使用方向，以达到刺激经济发展、扩大就业等目标。 (三)长期平衡与当年平衡 一般讲财政平衡，多指当年的财政收支平衡。近几十年来，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长期平衡的观点，他们认为财政的运行不是孤立的，而是要与经济周期相适应，因此，追求财政平衡也不能只着眼于当年，而应着眼于长期的平衡，在一段时期内，有些年份出现赤字，而另一些年份有结余，从整个时期来看，只要总量大体平衡，就可以认为是财政平衡。 (四)财政赤字的不同口径 如何计算财政赤字的数额，不同国家使用的口径有所不同，最常见的有以下两种口径: 第一种:赤字(结余):(经常收入+债务收入)-(经常支出+投资支出+债务支出) 这一公式又可表示为:赤字(结余)=(经常收入-经常支出-投资支出)+(债务收入-债务支出) 这里首先明确一下公式中的概念:经常收入是指政府通过税收等法定渠道所取得的财政收入;经常支出是发挥政府基本职能所安排的支出;投资支出是与固定资产形成直接有关的支出;债务收入包括国家在国内外发行的债券收入、向国外或银行的借款收入;债务支出是指还本付息的支出。显然这一公式所表示的赤字就是我国通常所说的“硬赤字”，即国家通过举债手段仍未能弥补上的入不敷出硬缺口。 第二种:赤字(结余)=经常收入-经常支出-投资支出 按照这一口径计算，如果出现了财政赤字，说明财政在其正常收入的数量规模之外，多支出了一部分资金，这部分资金通常是通过政府举债来弥补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软赤字”。 这两种口径的差别就在于是否把年度债务收支计入正常财政收支的范围。各国对债务收支的处理方法是不相同的，日本把国债收入列入国家岁入之中，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大多不把公债收入作为正常的财政收入。1993年之前，我国是采用第一种口径计算财政赤字的。1993年以后，已经改为采用第二种口径了(但在付息支出的处理上仍与西方通行口径有差别)。 (五)中央、地方、全国财政赤字及赤字占GDP的比重 多数国家的预算是分级编制的，中央政府预算中的赤字，称为中央赤字;各地方汇总的地方预算中的赤字叫做地方赤字;全国财政赤字就是将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汇总后，将两部分赤字(结余)相加后的全国总赤字。 一般而言，各国中央财政出现赤字的情况很多，而地方财政出现赤字的情况很少。这是因为地方政府没有发行货币的权力，其借债能力也受到一定的限制，一旦出现赤字要通过以后年度压缩支出或增加税收来弥补。像美国，近十余年来联邦政府几乎年年是赤字，而州和地方政府则基本是略有结余的。按照我国《预算法》的规定，地方政府在编制预算时是不能出现赤字的，在实践中地方出现赤字的情况也比较少。 衡量一个国家财政赤字的多少、财政状况的好坏，进行财政赤字的年度间或国际间比较时，通常采用赤字额占GDP比重这一指标。 赤字额占GDP的比重，即是将赤字数额与GDP进行对比，它反映财政收支入不敷出的程度和财政稳固状态的区间。一般认为这一指标的警戒线是3%一5%。 (六)安排财政收支的原则 在编制财政预算，安排财政收支时，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原则。一种是“量入为出”，就是根据收入能力来安排支出，“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另一种是“量出制入”，就是根据支出需要来组织收入，“要办多少事，去筹多少钱”。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把“量入为出”作为安排财政收支的原则。但在实践中，有时必要的支出无法压缩到收入能力之内，仍然会出现财政赤字，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绝大多数年份出现赤字，就是这种无奈的结果。 因此，对“量入为出”和“量出制入”的理解不能绝对化。“量出为入”并不是要满足所有的支出需要，关键是要合理地确定政府的职能范围，安排支出时从当时当地的经济水平和人民负担能力等方面综合考虑。“入”应该是按照政府履行职能需要积极组织的收入。从逻辑上说，政府理财在收支规模方面第一个层次的原则应是在明确政府合理职能范围和必要支出任务的前提下设计筹措财力的通盘框架，即“量出制入”;而后，应在财政常规运转、安排落实具体项目的层次上量力而行，以收定支，即“量入为出”。这样，量出制入和量入为出是在先后两个层次上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原则，积极组织收入和合理安排支出实际是相互联系的，不可偏废。 财政赤字的弥补 (一)弥补财政赤字的主要方式 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各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所实行的经济制度各异，形成财政赤字的原因和赤字计算口径不一样，因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方法也有差别。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3种:第一，用往年财政结余弥补;第二，向银行透支或借款弥补;第三，发行公债，以债务收支弥补赤字。 往年财政结余弥补赤字 “所谓财政结余，并不是结余钞票，而是结余相应的物资”。①运用上年结余弥补当年赤字，只要是真实的结余，便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来源。利用财政结余弥补赤字不会影响银行信贷规模和货币发行量，也不会引起债务负担。但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收支状况看，从1979年至今实际上只有1985年略有结余。因此利用财政结余弥补赤字在实践中无法实现。 ① 《陈云文稿选编(1952-1962，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6页。 财政向银行透支或借款弥补赤字 财政向银行透支是指财政从银行取得资金用以弥补财政赤字的一种方法;财政向银行借款则可看做是有偿透支，即付息借款。在我国，两种方法的效应实质上差别并不太大。这种弥补方法具有三种运作过程和后果: (1)如果银行是用压缩原有贷款办法或用银行存差向财政垫支，这种垫支都是有物质作基础的，货币发行可以保持在经济性发行范围内，对整个宏观经济的总供求平衡不会产生冲击。 (2)如果财政向银行透支或借款部分超过了银行承受能力，这时超出的部分将引致银行的非经济性货币发行，而这部分“财政发行”是没有物质保证的，这将引起需求总量膨胀的不良后果。 (3)如果财政向银行透支或借款，银行完全没有承受能力，这时，完全靠毫无物质基础的非经济性货币发行来弥补。这将造成流通中的货币量非经济增长，使社会购买力向银行透支或借款弥补赤字。 90年代初，考虑到银行业务发展情况和体制改革深化等因素，我国已明确规定不得再采用向银行透支或借款弥补赤字。 发行公债弥补赤字 通过发行公债弥补财政赤字，是现代各国的普遍作法。尽管各国财政赤字形成原因和发债自的是不尽相同的，但各国发行国债的绝大部分实际上都是用于弥补政府财政赤字。尤其是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完全依靠发行内债弥补赤字。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基础薄弱，人口多，资源贫乏，生产力低下，仅靠国内筹集弥补赤字的能力有限，还向国外发债弥补赤字。用公债弥补财政赤字，实质上是将不属于国家支配的社会资金在一定时期内转为国家使用，是社会资金使用权在一定时期内的转移和使用结构的调整。以发行公债的方式弥补财政赤字，只要合理掌握，一般不会影响经济正常发展。这主要是因为: (1)发行公债只是将部分社会资金的使用权暂时转移，使分散的购买力在一定期限内集中到政府手中，不会改变流通中的货币与可供物资的对应关系，因此，适度的国债不会导致通货膨胀。 (2)公债的认购通常实行自愿的原则，通过发行公债获取的资金基本上是社会资金运动中游离出来的部分，即社会暂歇的资金，将这部分资金暂时集中使用，不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但是，不能把公债视为可以无限制使用的弥补财政赤字手段。当财政赤字长期、连续、大量发生，债务规模超出合理区间，形成债台高筑局面时，就可能引出危机性的后果。而且，社会闲置资金是有限的，国家集中过多往往会侵蚀经济主体的必要资金，从而降低社会经济生活的活力与效率。 (二)我国财政赤字弥补的概况 1993年以前，由于我国的赤字是财政的经常性收入与债务收入加在一起之后，仍然入不敷出的硬缺口(硬赤字)，当这种赤字发生时，因国债收入已经打入预算收入，弥补硬赤字只有两条途径。一是运用过去年度的财政结余，从我国实际情况考察，这种方式余地极小，因为1979年以后连续出现赤字，已经没有结余可利用。另一条途径是向银行透支或借款，这种弥补方式容易引起“赤字货币化”的通货膨胀。例如1979~1980年发生较高额的赤字，按硬赤字口径计算，1979年为67亿元，1980年为05亿元。1980年财政向银行透支额的年末余额为1 2亿元，引起了当年和下一年度的货币发行量较大幅度的增加和零售物价指数的上涨，1979~1980年零售物价指数共上涨8%。1994年，国家规定财政不再向银行借款用以弥补赤字，财政赤字完全依靠国债弥补，至此，我国财政“硬赤字”计算口径不再存在，结束了财政向银行透支或借款弥补赤字的方式。1994年以后的财政赤字全部以发行国债弥补。 财政平衡与社会总供求平衡 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是国民经济得以顺利运行的必要条件。它是一种复杂的动态过程，包括国民经济中的物资可供量(有效供给)与社会购买力(有效需求)数量相当、结构适应、流通顺畅。社会总供求的平衡是宏观经济理论的核心问题。 社会经济运行动态过程中，影响平衡的因素来自各个方面且千变万化，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平衡只是相对的、暂时的，不平衡才是绝对的。我们的任务就是在这错综复杂的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矛盾，使之不断达到相对的平衡。 一般来说，企业和居民只能在自己的收入范围内安排支出，即使发生借款也只是收入支配权的暂时转移。能够创造购买力、影响需求量的只有两个手段，就是财政和金融。财政和信贷的收支都是货币收支，是整个社会货币流通和资金收支与分配的两道“闸门”。 在我国，一方面银行代理财政金库，财政的存款是银行信贷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另一方面银行向财政缴纳利润或税收，并且购入财政发行的债券。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相当一部分是由财政和银行共同提供的。不论是财政出现赤字，还是信贷出现了不平衡，都会影响到社会总供给的变化。所以要保持总供求的平衡，宏观层次上的关键就在于管好这两道“闸门”。当我国取消了财政向银行透支的渠道以后，实际上财政赤字已经不能直接引发总需求的扩张了。但这时财政赤字仍然可以通过各种间接的渠道，引起银行过多发行货币和需求膨胀。 应该看到，50年代的“收支平衡、略有结余”方针，是与我国当时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1949年建国后，在当时特定的国际环境下，为了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加快工业建设的进程，国家只能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统一调度使用，为此实行了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从生产、流通到分配、消费，都是通过政府的计划直接进行控制和调节的。国民收入除了劳动者的必要消费部分外，绝大部分由财政集中起来统一分配，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各方面的需要。这种体制决定了财政对国民经济总量平衡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当时，只要财政收支能保持平衡，整个社会的总需求与总供给也就有了基础条件;而如果财政不平衡，就会很快引起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不平衡。所以，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坚持“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方针，不仅是合理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通过二十年来经济改革开放的实践，我国经济与旧的计划经济相比，在很多方面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1)政府计划与调控经济的方式发生变化，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已经很小，市场机制正在越来越广泛的范围中发挥着作用。 (2)企业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在经济运行中自主经营，展开竞争。目前我国非国有经济成份在产值中的比重已经超过了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国有企业正在实行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调整结构为目标的战略性改组。 (3)通过对国民经济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个人收入大幅度增长，城乡居民的个人消费和储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大大提高，已经对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构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4)随着银行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巳形成了中央银行调控下较完整的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体系，信贷资金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举足轻重，货币政策成为调控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状况的有力杠杆。 (5)国际收支对国民经济的调节作用显着上升，随着对外开放，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NP的比例巳由1978年的不足10%，上升到接近40%，1979~1997年间实际利用外资累计近3500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收支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形势对国民经济及总供求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6)随着市场化程度提高，市场经济运行中不可避免的周期波动“自然节律”因素，在我国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正因为社会经济情况发生了这些重大的变化，财政虽然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仍然处于重要地位，但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可以决定国民经济的总体平衡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是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两者应该、也必须互相配合，来调节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平抑经济周期性波动以尽量避免或减少其对经济和社会所带来的损害。因而，在这一总目标下，我们就不能孤立地追求财政的平衡，而是要特别注重财政与金融的协调平衡以及社会总资金运行与社会供求总量与结构的综合平衡。为了这个目标，有时还需要财政或银行在不同年度采取紧缩或扩张的政策，这与财政平衡方针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而不是相互对立的。 经济的市场化以及经济情况的复杂化，决定了今天综合平衡的调控手段要由过去的直接调控为主转变为间接调控为主，调控对象也要由过去对实物形态的指令性安排为主转变为以价值形态的杠杆调节为主。但是，这些并不能否定综合平衡思想的内核。 回顾建国以来经济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当国民经济的供求平衡关系遭到破坏，出现较大波动的时候，人们就肯定和重视综合平衡的理论，并据以进行经济调整;当经济调整恢复了平衡，国民经济顺利运行并取得重大成就的时候，就往往出现否定和抛弃综合平衡理论的倾向;当因此而使平衡关系遭到破坏，便又开始一轮新的循环。这种历史现象，一方面说明社会总供求平衡与宏观经济综合平衡的理论，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规律，显示出它的生命力;另一方面说明，人们主观认识上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容易导致国民经济出现反复，甚至付出高昴的“学费”。 在我国已经走向市场经济的情况下，“经济周期”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如何熨平经济周期波动，减少它带来的损失，即实行“反周期”的宏观调控，是我们必须着力探讨的重大课题，并且要跳出计划经济下固守年度财政收支平衡的框子，把眼界进一步扩展到跨年度、跨经济周期的相机调控及动态中与货币政策、国际收支政策、产业政策等的全方位协调配合。西方各国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互相配合实施反周期调节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90年代中期我国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成功实现国民经济“软着陆”，和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增加投资扩大内需的实践，是在新时期通过宏观调控寻求总供求平衡的典型事例。
我如果帮你翻译了 你把你写的论文发给我看看 Employment is a social and economic issue that governments and economists in the world are concerned about，and one that keeps dogging our economy and social At present，China is in a critical period of system transformation and structural upgrading，and coupled with global financil crisis，it becomes more complicated and tough to cope So our government issues a series of positive fiscal policy to boost economy and maintain a steady and rapid economic As for the deficiency and problems in our fiscal policy aimed at boosting economy，the thesis，starting with present employment situation and analyzing the influences of fiscal policy，intends to come up with suggestions for fiscal policy to improve our employ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