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猎头May
关于国学的定义，除基本定义外，在具体的定义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尚未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一般来说“国学”又称“汉学”或“中国学”，泛指传统的中华文化与学术。国学包括中国古代的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以及中医学、农学、术数、地理、政治、经济及书画、音乐、建筑等诸多方面。现“国学”概念产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当时 “西学东渐”改良之风正值炽热，张之洞、魏源等人为了与西学相对，提出“中学”（中国之学）这一概念，并主张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一方面学习西方文明，同时又恢复两汉经学。 国学是以先秦的经典及诸子学说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先秦诸子百家学说是共存共鸣的，没有主从关系，如果按时期所起作用而论，各家学说在各个时期都发挥着或显性或隐性作用，只是作用在的领域不同而已；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在思想教化领域起主流作用的是儒家，但其它各家学说也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政治领域的道家与法家、军事领域的兵家、医学领域的医家、还有其它各领域的各家（名家、墨家、农家……）等等，某一领域起主流作用并不代表全部。所以，国学的各个学派学说并没有主从之分，并不存在以哪一家学派学说为主体。 “国学”这个概念中国历史上就有，《周礼》里面就有，《汉书》、《后汉书》、《晋书》里面，都有“国学”的概念。唐代也有，你看庐山下面有个——现在也还叫——白鹿洞书院，这个书院最早是在南宋朱熹把它建成，成为当时的“四大书院”之一。但是在朱熹之前，这个地方不叫白鹿洞书院，而是叫“白鹿洞国学”。白鹿洞国学是个什么意思呢？是所学校。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国学”这个概念是有的，“国学”这个名词是有的，但历来讲的所谓“国学”，都是指“国立学校”的意思。明初设中都国子学，后改为国子监，掌国学诸生训导的政令。 国子监设有礼、乐、律、射、御、书、数等教学科目。 近代以来所谓“国学”一词，有学者认为源自日本，江户时代中期日本思想界一部分人，如荷田春满等提倡对日本的古代典籍进行研究，以探明本土固有的文化，遂有“国学”之称。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推行欧化政策，导致社会出现彻底洋化的倾向。1888年，三宅雪岭、志贺重昂等人成立政教社，鼓吹国粹思想，以求扭转偏向。或许是受这种思潮的影响，1902年秋，梁启超曾与黄遵宪等人商议，拟在日本创办《国学报》。1904年，邓实发表《国学保存论》，论述了保存“国学”的重要性。1905年，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国学保存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国学保存会简章》），出版《国粹学报》，撰稿人除了邓实、黄节，还有章炳麟、刘师培、陈去病、黄侃、马叙伦等，他们或为中国同盟会会员，或倾向民主革命。1922年4月至6月间，章炳麟在上海讲“国学大概”和“国学派别”。1934年，章炳麟在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对国学做了总结性的讲解。章炳麟上述几次演讲经过记录整理，出版了《国故论衡》、《国学概论》、《章太炎国学演讲录》等书，在二三十年代影响很大。章炳麟所谓国学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文学”五部分，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国学范围的界定。此外，胡适、顾颉刚、钱穆等人也有关于“国学”“国故”“国粹”的种种论述。 自 “西学东渐”之风后，为了区别开“西学”与“中国之学”，便产生了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学术”这个国学概念。 何谓国学？这个词的涵义有不同的解读，社会上尚未有统一的认识。有学者认为国学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凡是中国的文化学术都属于国学；亦有学者认为国学是专对治国理政而言的，国学特指“治国理政”之学。但无论怎样，有两点是可以确定的：1、国学的基本定义是什么？“国学”的现在涵义是“西学东渐”后相对“西学”而言的，所以国学无可争议是“中国固有的文化学术”。2、国学门类宽泛复杂，有无主从之分？国学是以先秦诸子百家为根基的，先秦诸子百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无主从关系；如就各时期所起作用而论，诸子百家学说在各时期各相应领域都起着重要作用，所以诸子百家学说并无主从之分。现在一般提到的国学，是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并涵盖后期各朝代的各类文化学术。因此，广义上，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文化和学术，包括中国古代历史、思想、哲学、地理、政治、经济乃至书画、音乐、易学、术数、医学、星相、建筑等都是国学所涉及的范畴。“国学”之名，始之清末。其时欧美学术进入中国，号为“新学”、“西学”等，与之相对，人们便把中国固有的学问统称为“旧学”、“中学”或“国学”等。国学也可以指中国古代学说。其中的代表是先秦诸子，先秦诸子的思想及学说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它们形成了兵家思想、法家思想、墨家思想、儒家思想及道家思想等。这些思想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论述如何治理国家。对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有很深远的影响，慢慢形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 
国学 “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周礼春官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孙诒让《周礼正义》：“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周代的“国学”只是国家所办的“贵族子弟学校”。国学，又称国故，可译“GuoXue”（音译）、“Sinology”(意译，指中国学，汉学，因无别于汉族学而有争议)。狭义的是指以儒学为主的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与学术，包括古代诸子百家。广义主要是根据胡适:“中国皠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说法而拓展外延和内涵，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因此，中国古代和现代的优秀标化和学术成就，包括历史、思想、哲学、地理、政治、经济乃至书画、音乐、术数、医学、星相、建筑等都是国学所涉及的范畴。另外国学还指学府，如太学、国子监。国学也是一门学问，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1920年代始盛。简而言之，国学，就是中国学，就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明。此后朝代更替，国学逐步由小学演变为高等学府。 到了清末，国学成为国家最高层次的学校。“庚子义和团一役以后，西洋势力益膨胀于中国，士人之研究西学者日益众，翻译西书者亦日益多，而哲学、伦理、政治诸说，皆异于旧有之学术。于是概称此种书籍曰‘新学’，而称固有之学术曰‘旧学’矣。另一方面，不屑以旧学之名称我固有之学术，于是有发行杂志，名之曰《国粹学报》，以与西来之学术相抗。‘国粹’之名随之而起。”（王淄尘《国学讲话》，世界书局于1935年）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提到“国粹”一词。1902年秋，梁启超写信给黄遵宪提议创办《国学报》，“以保国粹为主义”，使用了“国学”一名。几个月后，梁启超又撰《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多次提及“国学”。章太炎则于1906年9月在东京发起“国学讲习会”，不久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国学振起社，其“广告”云：“本社为振起国学、发扬国光而设，间月发行讲义，全年六册，其内容共分六种：（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 至此，“国学”一词在中国也 到清末民国时期，西学东渐、文化转型，关于"国学"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关于国学的定义，严格意义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给我们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 普遍说法如国粹派邓实在1906年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邓先生的国学概念很广泛，但主要强调了国学的经世致用性。 章太炎在其《国学概论》中称：国学之本体是经史非神话、经典诸子非宗教、历史非小说传奇；治国学之方法为辨书记的真伪、通小学、明地理、知古今人情的变迁及辨文学应用。 吴宓认为：“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 胡适则认为：“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胡适由于当年在学术界的地位高大，因此他的观点影响范围最广。现代一般人对“国学”的理解，大多沿革于胡适。 现在，国学又可称国故，是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构成了恢弘的经、史、子、集四部。 国学，兴起于二十世纪初，而大盛于二十年代，八十年代又有"寻根"热，九十年代"国学"热再次欣起遂至今，无不是今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正视。于今而言，则正是对传统文化在今日中国乃至世界多元文化中的重新定位。 一般来说，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国学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那么无疑也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这些当然是属于国学范畴，但也可以说是国学的外延了。 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儒家贯穿并主导中国思想史，其它列从属地位；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但以经、子部为重，尤倾向于经部。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编撰于乾隆年间，由当时的纪晓岚、王念孙、戴震等等一流学者完成。“四库”指经、史、子、集四部，“全书”指所收都是全本。 经部——经部分为“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群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石经类”、“汇编类”，主要是儒家经典和注释研究儒家经典的名著。其中儒学十三经：《周易》、《尚书》、《周礼》、《礼记》、《仪礼》、《诗经》、《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史部——史部分为“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抄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汇编类”，重要书目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战国策》、《宋元明史纪事本末》等等。 子部——子部分为“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丛书类”、“汇编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耶教类”、“回教类”、“西学格致类”，重要书目如：《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管子》、《尹文子》、《慎子》、《公孙龙子》、《淮南子》、《抱朴子》、《列子》、《孙子》、《山海经》、《艺文类聚》、《金刚经》、《四十二章经》等等。 集部——集部分为“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词曲类”、“闺阁类”，重要书目如：《楚辞》、《全唐诗》，《全宋词》，《乐府诗集》、《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等等。 目前汕头大学王富仁教授提出了“新国学”概念，他认为新国学就是适应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需要提出来的，"新国学倡导中华文化的整体观念，说胡适很行，同样也不否认鲁迅的伟大，各种文化的对立不要看得那么重，每个部分都是不可缺少的"，它视中国文化为一个结构整体，是包括中国古代学术和中国现当代学术在内的中国学术的总称。"新国学强调的就是：政治、经济、文化是一个整体，谁也缺少不了谁。" 我的国学观（千秋悠客） 首先，我认为国学乃是一种社会科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他的研究范围首先是在中国文化方面，涉及中国文化的各个版块。 他跟文学艺术乃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文学不是国学、历史也不是国学，艺术也不是国学。所以单纯的文学作品、艺术作品、历史作品，他们本身并不是国学。国学是学术性的、理论性的东西。就像文学理论是理论，而文学作品并非理论一样，文学家是文学的创作者，理论家是对文学作品进行解剖分析的研究人员，他们从事的乃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工作。一个重在创造，在想象，而一者重在科学的分析、研究。他们互为素材与主题的关系。文学、艺术、历史等，以及其他文化现象，乃是国学研究的对象。他们本身不叫做国学著作。而对他们研究而写出的著作才叫做国学著作。 接着看国学的研究对象。 国学的研究对象，除了对传统的经、史、子、集的研究外，他还包括由此延伸出来的朴学、训诂学、音韵学、古文字学、古典文献学、图书版本及辩伪学、文物鉴定等方面。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国学体系。那么这算是古典国学吧。要研究现代中国文化的，也可以称为国学。可以是现代国学。比如把现代文学、现代历史、佛学、宗教、马克思主义、进化论、存在主义等等思想融入到了中国文化里面的一些文化现象，都可以成为国学的研究范围，当然这方面现在还没有严格的区分。我这里也就不深谈了。 再看国学成就的评价标准。 国学强调的乃是科学性、逻辑合理性、学术严谨性。艺术性与思想性不是判断国学成就的主要标准。 艺术性与思想性乃是判断文学艺术作品的标准。不适用于国学范畴。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国学著作里面感受出他的艺术性与思想性，比如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里我们能感受到他的艺术色彩，从王世贞的《艺苑卮言》，曹丕的《典论·论文》《与吴质书》，像刘勰的《文心雕龙》，刘知几的《史通》，从形式上看，都具有艺术性的特点。但是，艺术性不是判断国学著作优劣的主要标准。就像钱穆，是典型缺乏文采的一位国学家，但是丝毫不影响他的国学成就，因为他在作品中表达的观点，提供的材料，都属于非常成熟的。比较准确的表达了他的意思。 那么思想性是不是判断国学水平的标准呢？同样不是重要标准。 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我们强调的是论点、论证、论据的相关性，如果论据不能成立，那么再冠冕堂皇的论点，都是低劣的。像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蔡元培的《红楼梦索引》刘心武的“秦学”，都只是一场场学术闹剧。我们不能说康有为的改良、蔡元培的革命不对，但是他们妄改事实、牵强附会，对于学术来说，是牛头不对马嘴。所以才有后来的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对康有为的辩伪，才有胡适的《红楼梦考证》（胡适也因此被认为是踩着蔡元培成了红学家，但学术强调的是严谨，就是这样六亲不认的。认理不认人。）假如我们因为钱穆辩伪而影响康有为改良学说的传播，胡适考证而影响了蔡元培革命学说的传播，那么那只是他们在社会效应上产生的结果。但是在学术方面，并不能因为他们产生的社会效应而颠倒黑白。比如说刘心武的“秦学”引起了红学的普及，这是他的社会效应，但这社会效应是不是就代表了“秦学”的科学性严谨性呢？是不是就代表了“秦学”的成就呢？不是的。也许有的结论或理论根本不能成立，但他在一个时期因为手段的创新性和思想的先进性而引起了大众的追捧，但并不能证明他就是对的。正如花费数年研发的产品，会毁于一句并没认真论证的谣言一样。你能说明这句谣言比数年的研究实践，他们写出的学术论文，更有价值吗？更正确吗？显然不是的。
最简单地说，国学就是现代中国人研究古代中国的学问。 关于“国学”这个词，其实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周礼·春官·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孙诒让《周礼正义》：“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也就是说，在周代“国学”只是国家所办的一种“贵族子弟学校”。 以后几千年来伴随着王朝更替，国学逐步由小学演变为高等学府。到了清末，国学成为国家最高层次的学校。但不管怎么变，“国学”长期以来实际上指的是学校。 满清后期，随着西方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引起了不少有识之士的警醒。不少人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于是“西风渐进”，研究西学的人渐渐增多，翻译的西方书籍也越来越多，从哲学、伦理到政治、文学乃至科学技术。由于这些玩意儿区别于旧有的学术，所以出现了“新学”一词。这么一来，原来咱们老祖宗的东西就叫做“旧学”了。当然谁也不喜欢“旧学”这么个名称，于是有人发行杂志，名之曰《国粹学报》，与西来之学术相抗。“国粹”之名随之而起。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提到“国粹”一词。1902年秋，梁启超写信给黄遵宪提议创办《国学报》，“以保国粹为主义”，使用了“国学”一词。后来章太炎又在1906年9月在东京发起“国学讲习会”，不久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国学振起社，其“广告”云：“本社为振起国学、发扬国光而设，间月发行讲义，全年六册，其内容共分六种：（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至此，“国学”一词在中国也完成了由“国家设立的学校”向“我国固有的文化、学术”意义的转变。 但是自从1840年海禁被打破以后，有关“国学”究竟是否有用的争论始终就没停止过，一直争到今天，甚至今后还得继续争下去。这就是中西方文化的磨合！在近代史上，顽固排外的自有一批人，他们主张“祖宗之法不可变”；稍微开明点的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白了就是应该考虑咱们中国的“特色”，咱们的制度是好的，这叫“中学为体”，但不妨学点西方的方法用用。当然最激进的就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了，他们把中国的落后和屈辱一股脑都算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上，呼吁要把传统文化来个连根清除，甚至取消汉字，使用拼音文字。但是，在这些争论中，大部分人还是有这么一个共识：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有价值的，不能完全抛弃。于是不少人渐渐开始以现代的眼光和方法来整理、记录和研究老祖宗的东西。这就是国学的由来。所以，就研究对象而言，广义地说，国学就是关于古代中国社会所有方面的研究学问；狭义地说，国学是现代的中国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吸取其中比较有现实进步意义的一部分。因此，国学带有很强的功用色彩，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古为今用”。它与纯粹的历史学、哲学、古代文学的学术研究不一样，它有着追求现实进步意义的色彩，有“善”和“美”的成分。而纯学术研究，从其研究的目的上，是追求“真”的。另一方面，与此同时，西方人也开始大规模研究古代中国，这种学问被称作汉学。什么是国学的体、相、用 按佛学原理来说，万物只有三个理则——体、相、用。如茶杯，玻璃为“体”，“相”就是它的形状，“用”就是它的功用，即是可以盛液体的东西。抽象的思想，也是一样。譬如《论语》，以孔子的思想为“体”，二十篇《论语》就是它的“相”，我们用它来研究、解释。“用”是了解孔子以后，该怎样去弘扬中国文化。到了近代，有人提出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实这是很可笑的。有体必有相有用，有用也必有体有相。又怎么能够只取其体或只取其用呢？这种说法就象以茶杯为体，以讲台为用一样荒谬。这里还有一个因素是当时的人们根本不知道中西文化的差异。中国文化重人而轻物，西方文化重物而轻人。中国自有文字记载，就一直以人为本的学术研究，强调人际关系，所有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不分，统统是人的科学；而西方直到十九世纪才出现叔本华、尼采等意志论的人本主义哲学研究，研究人际关系的直到二十世纪的美国卡耐基才弄出一套什么《人性的弱点》之类的小儿科玩艺。西方直重视的是实物，因此看重实利实力，重科学重分类，什么都分得细细的，因此科学就比较发达，奇技淫巧也特多。按中国人的观念来说，中国人重视的是君子之学（研究治人），西方人重视的小人之学（研究治物）。 因此，我们不是要以“中学为体”，而应该在“中学”这个“体”中直接注入西方科技文化的活力，使“中学”这个“体”更加丰满而且健壮。使中国有志于小人之学的人也成为科学家和技术人才，而使中国有志于治人之道的人才走上君子之路，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 -846-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