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汰宝
有些人对现实的分析往往是依据错误的经验和理论，而这种经验和理论往往是依据错误的历史观和史料作出的。要了解现实，就必须了解历史，然而历史并不是想我们理解的那样：我们可以了解一个有绝对真实的历史。历史的真实是相对（当然不能落入绝对的相对主义的陷阱）。历史是三极体系的，历史真实，认识主体（即探索历史的人），中介（就是历史资料，历史遗产），对于历史真实，由于人类局限性和物质条件的局限性，是不可能重构真正的历史真实的；而作为历史的认识主体的人，有自己的主观意志、利益驱使或者是偏见；而作为人们认识历史的中介的历史资料，也可能收集不全，真实性较差。我们能够说，在这样的一种无法改变的条件下，我们现在了解的历史就是真正历史吗？在中国，历史成为一种工具，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当然，历史虚无主义也是错误的，历史的真实的真实性是相对的，但如果把相对的真实当作绝对的真实当作判断历史发展进程的依据，将会得到一个荒谬的结论！ 有的历史往往是根据一个预设的真理来进行进行编辑的，就是说，这些历史不是历史的真相，而是一种观念，价值取向的附庸；这些历史陈述的可能都是真实的事实，但我们不能够说，这就是历史！因为历史是不可能重现的，即使是真实的事实，也只是整个历史的一部分。有一位历史学者说过，历史只是记载那些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事实。而那些我们认为没有价值的事实，往往是不会记录下来，而是以实体的形式流传下来，或者是其他方式，在历史研究中，学者总是避免受到现存的思想的约束来研究历史，以便尽可能地反映历史。部分的真实代替历史的整个真实，也是是一种最为卑鄙的篡改历史的手段。我们在生活往往受骗却不知道，我们是被那些说真话的骗子骗了。虽然骗子说的都是真的，但骗子是用真实来创造一个虚假的事实（这比那些满口都是谎言的骗子，或者是以九句真话来掩护一句谎言的骗子要高明多了）。我们对日本与中国的历史了解大体上没有太多的歪曲，但有太多的掩饰，如果比较一下中国与俄罗斯的历史关系，再看看蒙元，满清屠杀汉人的历史，你就明白了。同样不可原谅的罪恶，我们对日本的罪恶很了解，而对俄罗斯呢？ 我也是历史的初学者，对历史的真正了解也不是很多，也曾经走过一些弯路。我以往喜欢看一些历史传记，战争纪录等，我不喜欢人物传记，历史小说，因为我认为这不真实。但到后来才发现自己和那些喜欢看人物传记，历史小说的人一样犯了同样的错误。如果对历史仅仅是一般的兴趣，把历史作为一种知识，作为一种文化消遣，看人物传记，历史小说也许是最好的选择；但如果对历史很执着，把历史作为一门职业，或者借鉴历史，或者是在历史中尊求历史的归宿感，仅仅看一些历史资料时不够的，还需要从历史理论入手，进行专业的历史学习。把不要以为看基本历史传记，人物传记，历史记录，就以为了解历史了，要学习历史，还是从理论上入手，而这些理论的依据往往可以上升到哲学，而哲学的依据往往与一个人的信仰有关。我以前也是任凭自己的兴趣，找一些历史书籍看，完全不知道历史的目的，本质。后来接触到的资料和思想多了，原来的知识和思想的正确性受到自己怀疑，因为原来的知识体系和思想体系根本经不起专业的历史理论，哲学理论的质疑。 在对历史的学习中，我和许多学习历史的人深切体会到，历史是一门求真的学科，真实是历史的生命线，是历史的灵魂。没有真实，历史就沦为普通的艺术（在欧洲，在历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历史是一门修辞学）。为了真实，史官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春秋战国，鲁国发生过许多起弑君的事件，一位鲁国史官和他的两各弟弟因为忠实纪录而被杀，而被尊为圣人的孔子却不敢提到。要维护历史的灵魂，代价是高昂的，没有多少人能够情愿作出这种牺牲，所以，历史的灵魂往往是粘着灰尘的。我们不能把蒙灰的历史当作真实的历史，必须靠我们知识和才华，方法和努力，抚去历史的尘灰。 
汉文化，是取代秦文化而在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它是西汉皇朝的政治统治在全中国确立的过程中初步形成，然后又随两汉(前206—220)的历史进程进一步发展起来的。汉文化固然不是秦文化，但也不是楚文化。汉文化是全新的综合性的新文化并非直接来源于单一的文化，而是继承多种文化而形成的。无论较之秦文化还是楚文化，它都更为开放，更具兼融性，内容更为丰富，气魄更为宏大。 据说，北宋苏轼官翰林学士时，其幕下士曾以“柳郎中词只合十八七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来概括柳永、苏轼词作的不同风格。那么，我们能不能举出一些最能代表秦文化、楚文化和汉文化不同风格的事物来呢？ “文化”一词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因此，对它的使用，必须十分严谨而慎重。 说到“秦文化”，必须认识，其意义是多重叠合的。它本是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区域文化，其分布的腹地、范围大致上是今中国西北部的陕西、甘肃一带。它为秦人(秦族)所有，存在于西部的诸侯国秦国的领地内。它又有一个很长的发展历史，经过许多世纪，达到顶峰，有一个极短的历史时期内成为以政治统一为背景的全国性的文化——这就是秦朝文化。 春秋、战国期间秦国的占领范围不断扩大(到公元前3世纪初，已拓取今四川大部、湖北西部等地)。随着秦的军事征服、势力扩张、人员迁动，秦文化所影响和覆盖的地区不断扩大。在这样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秦文化对其他文化也有吸收，内容是越来越丰富的。 到秦朝完成统一，实现了对全中国的统治，进而又采取许多措施巩固和发展统一，包括实行一系列的政策，有意识地统一思想、文化，以至于“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史记·礼书》指出：“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2]，这是说，秦朝对六国文化是加以吸收而能予以兼容的。但是，秦朝在政治文化方面，确定的原则是不师古，不崇经，以法为治，以吏为师。推行这些政策的极致，就是实行“焚书坑儒”的野蛮举措，予文化以严重的摧残，对思想和学术自由更是沉重的打击。因此，秦文化对于中原传统文化又并非主要是“依古以来典法行之”。 由于秦朝统治的时间很短，其目的在于统一思想文化的政策并未来得及完全实施，亦未取得预期的成效。与此同时，秦文化也未能在政治统一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其他文化予以充分吸收和消化。因此，在秦朝统一的短时期内，秦文化并没有和东方六国文化融为一体，其作为全中国的主导文化的地位，也没有来得及完全得以确立。在原属东方六国的广大地区内，各区域文化继续表现着它们的特色和活力。 随着秦政权的被推翻，秦文化所依倚的政治支柱倒折了，秦文化也由文化融合的主体变为客体，其作为全中国统治文化的短暂时期也就宣告结束。不过，在代之而起的汉代，秦文化的要素继续存在，而且还保持着强有力的影响。“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3]。秦文化奠定了大一统国家形态和大一统国家观念的基础，也就是奠定了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基础。秦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建树、对后世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应当说是它的政治文化、制度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