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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作为现代民主理论的渊源之一，古希腊的民主制度给人类社会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古希腊民主制度，尤以雅典为代表，在选举、行政、审判等制度上都具有相当的历史进步性，但是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其不足之处。在解读古希腊的民主政治时，我们要用辩证的态度去对待其优与劣 【论文关键词】：雅典; 民主; 局限 一、古希腊民主制度概观 古希腊文中有demokratia一词，其demo 意即人民，skratia是统治或权威之意，demokratia就是人民的统治，即 "民主"。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诸多城邦都发生了伟大的政治转型--民主化改革，其中以雅典最为突出，"它的民主发展是希腊城邦政治发展的典型，它的民主制度是希腊民主制度的突出典型"[1]，其所描绘的政治景象对现代民主派有着其经久不衰的吸引力。 （一） 公民大会 雅典实行直接民主制。所谓直接民主制度，就是指城邦的政治主权属于它的公民，公民们享有直接参与城邦治理的权利，而不是通过选举代表，组成议会或者代表大会（即代议制）的形式来治理国家。"公民大会"是直接民主的体现，雅典的全体公民都要出席公民大会，公民大会每月举行二至四次，解决城邦的一切重大事件，包括选举和评审政府官员，修改法律、解决财政收支、决定宣战和媾和、缔结和解除盟约、审查中审法庭的讼事等等。每个公民在大会中都有选举权，且公民大会用抽签的方式选举出五百人议事会、陪审员和一般行政人员。伯里克利说："一个公民只要有任何长处，他就会受到任何提拔，当任公职，这就对他优点的赏赐，跟特权是两码事。贫穷也不再是障碍物，任何人都可以有益于国家，不管他的境况有多黯淡[2]"。 （二） 行政制度 五百人议事会是雅典的最高行政机关，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它负责对内处理国家日常事务，如为公民大会准备提案和主持大会等，对外则有权代表国家委派使节。议事会选出议长委员会五十人，分成十个组，每组五人，每组轮流主持日常政务35～36天。所以，在议事会的一年任期内，每个议事会成员都有一次成为主持政务的五议长之一。 根据亚里士多德介绍，一般城邦所设行政官员包括，将军或统帅、市场监理、城市监护、公共水源管理、乡区监护、司库、登记民间契约或法庭判决的"注册司"，以及执行法庭判决刑罚的"执罚员"及"典狱官"等等（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页）。这些行政官员都是义务职，不支薪金，任期不一，全都由公民大会或者其他相应机构直接选出。全部行政官员并不是在统一的行政首脑领导下形成"政府"，而是各自独立对公民大会或者其相应机构直接负责。 每个部落由公民投票选出一位将军，统率本部落的军队，并组成"十将军委员会"，在战时则统帅军队对外作战。"十将军委员会"其实是掌握最高政权的行政权力机关，它掌握着一切外交和财政事务。 （三） 审判制度 雅典城邦设立了十个陪审法庭，作为最高的司法机关，审理重大诉讼案件。陪审法庭总共有6000名成员，平均每个陪审法庭有500人，其余1000人作为后备。陪审员由通过抽签方式选出，任期一年，不得连任，年满30岁的男性公民均有权成为陪审员。陪审法庭除审理重大诉讼案件之外，还有权受理普通公民的申诉。对所受理案件采用开庭审理方式，经过原、被告的申辩之后，由陪审员投票，得票多者即为胜诉。 贝壳流放制是克里斯提尼改革中最富有特色的一种制度，主要是针对那些滥用权力，危害国家利益，侵犯公民权利的人而设置的。每个春季，召开一次非常公民大会，先用口头表决方式提出是否有人危害了公民的自由，必须被放逐的。如果有就召开第二次公民大会，每个人都在陶片或者贝壳上写上他认为应被放逐人的名字。凡被大多数投票判决有罪的人，就要被放逐十年，期满之后方可返回雅典。 二、古希腊民主制度的局限 毋庸置疑，在古希腊，雅典的政府、政治以及政治生活，极大地优越于大多数人生活于其中的无以计数的非民主政制，尤其它的直接民主制更成为现代民主理论的四大渊源之一，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被蒙蔽，也要透过其令人瞩目的成就，来辩证的对待它的局限性。 （一） 公民资格的排他性 "从当代民主的视野来看，希腊民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存在一个至关重要的局限性，那就是，公民资格具有高度的排他性 [3]"。当时古希腊的公民，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而是特指城邦内一小部分成年男性。妇女不是公民，奴隶不是公民，边远地区的居民也不是公民，长期居住在雅典的外邦移民同样也没有公民的身份。举雅典为例，全部居民约为30万，18岁以上的成年男性公民约3～4万，其中30岁以上享有充分政治权力的公民只有区区2万人左右。 不仅如此，在古希腊，享有民主权利只是同一城邦内具有资格的公民，而对于外邦成员民主是不允许的。也就是说，古希腊的民主只是邦内民主，而对于全体希腊人来说，民主并不存在。 公民资格的排他性，在城邦中的公民与居民之间以及各城邦之间都形成了坚深的思想界限。在城邦内部，公民与居民之间的鸿沟，使人感到国家"不再是全民的国家，而是自由公民的国家[4]"，而且自由公民是否能够完全代表全体居民的意志成为与现代代议制民主相类似的问题。 在希腊各城邦之间的排他性，导致了各城邦的相对封闭，甚至是不断的武力侵犯、冲突，这就使古希腊的统一成为不可能，从而也就不可能以强有力的"希腊"来抵抗波斯人的侵略，而只能是以某种松散而微弱的方式联合起来，由此也就注定了古希腊逃不过被马其顿人和罗马人征服的命运。（二） 直接民主制本身的限制 雅典城邦政治活动极其频繁，公民大会每月举行二至四次，参加的大会的公民要每月两次前往奥林匹斯山，这就造成在具有公民资格的人中，贫穷的以及居住在远离城邦的公民事实上行使不了公民权。其他如议事会及陪审法庭的活动等等就更多，如此频繁的政治活动是普通公民在经济上和时间上都无法承受的。第一，雅典的官员早期是无薪制，虽然后来有了一定的津贴，但是类似将军之职仍然是无薪的，这样贫穷的公民为生活所迫，不敢问津。第二，公民大会频繁的会议，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要求农民放弃农活，手工业者放弃生产，然而为了生计部分公民会选择放弃，尤其是远离城邦的公民在时间上更是难以行通。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雅典的士兵都是公民军，都是具有公民身份的人充任，战时是军队，平时则是民兵，在战争爆发时，无论是邻邦的内战还是波希战争之类的外敌入侵，这部分人都无法参与公民大会。据统计，"经常能出席公民大会的人数只占公民总数的１／５左右。[5] （三） 政制中存在的问题 直接民主制对于公民的价值造成"政治肥大" 直接民主制需要公民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公共政治之中，公民为了更可靠实现自身的自由和权利也不愿放弃参与公共政治的机会，政治成为了对公民来说最有价值的事务。以至于公民大都宁愿牺牲私人空间，荒废经济事务等也要参与到民主政治中来，造成了社会生活各种功能的深度失衡，萨托利称之为"政治肥大"。所以可以这样说，古希腊的民主是及其奢侈的，它是以牺牲公民的生活和其他社会价值为代价的。 庞大的行政机构的潜在矛盾 雅典的民主主要依靠庞大的行政机构来维持。议事会的500人以及陪审法庭的6000名成员，其总数约占雅典当时充分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的1/3，还有其他官吏、士兵等等，构成了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已经是相当庞大的行政机构，其运行所需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都非常巨大，而"政治肥大"却又压缩了经济发展的空间，更加地违背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社会发展规律，存在着一定的矛盾隐患。 公民素质低造成裁判的不科学性 公民大会、议事会、陪审法庭的成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他们对于所需要裁判的问题并没有专业的知识和技巧，也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意见，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大多数公民的投票具有一定的盲目性，这也就给反动煽动者创造了煽起人们的非理性激情的机会，并可能导致破坏性的后果。例如，公元前406年六位雅典将军费公民大会宣判死刑，原因是作为远征军的统帅，虽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是必须为许多雅典士兵的伤亡负责。一些恶意分子煽动民众的情绪，违反了数条正当审判必要的程序而将六位将军宣判死刑，他们甚至没有为自己申辩的机会。 不仅如此，古希腊的民主制度还存在政权更替频繁、执政官任期太短造成的执政经验不足，工作缺少连续性与积极性，以及选举中存在的极大偶然性等等局限，文章不详细阐述。 三、小结 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希腊民主制度，从梭伦改革开始，到克里斯提尼改革时确立，伯里克利时代发展到顶峰，最后因马其顿亚历山大征服而结束。古希腊民主虽然只存了很短时间，同时其制度设计也是相当的简单而粗糙，且带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但是，它却是人类实践民主和追求自由理想的开始，是后代人追求民主、自由不竭的智慧和力量源泉，是人类文明历史上的璀璨明珠。 参考文献 [1] 丛日云 西方政治文化传统，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P [2]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1500年前的世界[M] 吴象婴， 梁赤民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P [3] [美]罗伯特·A·达尔 民主及其批评者 曹海军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6， P [4] 丛日云 西方政治文化传统，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P [5] 王楷模 现代政治概论[M]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8， P 
浅谈孙中山三民主义系统性 20世纪初，孙中山总结了历史教训，吸取了前人成果，顺应了主张反侵略和改革的各派势力互相接近的趋势，进行了思想创新。他认识到，要想使中国摆脱殖民阴影，克服积贫积弱，必须改变一盘散沙的局面，使各阶级各阶层中不甘沦亡人们的力量不致因内耗而使民族的总体力量下降。要解决中国社会的再组织问题，必须有一面共同的旗帜，这就是三民主义。 民族主义：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基本内容，是用革命手段推翻以满洲贵族为首的清政府，力求避免被帝国主义“共管”或“瓜分”的命运，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首先，他吸收西方近代民族观，探讨了民族的起源、定义和本质。指出，民族的形成来自五种自然力，即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把民族的产生与经济、文化和风俗习惯等因素联系在一起。其次，他以西方近代政治观来论证自己的民族主义思想。认为“民族主义就是为国家自由”，就是林肯所说的“民有”。再次，他参照西方近代民族理论，提出了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设想。指出中国应效法美国，把中国各民族融合成一个中华民族。 民权主义：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民权主义的基本内容，是以国民革命为手段，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平等、民治、民主立宪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实行政治的民主化。他以自由、平等、博爱来解释三民主义，认为国民革命就是“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自由、平等、博爱既是三民主义思想的精神支柱，也是民权思想的具体体现。只有全体国民都具备民权思想，认识到自己的职责，才能建立起真正的民国。怎样才能使民权发达？他认为应培养人们的集会观念和能力。数千年来，封建统治者严禁人们集会，剥夺了人民的政治权利，致使中国人不具备集会的原则、条理、习惯和经验，成为“一盘散沙之民众”。这种国民素质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必须改变。他在建设民权主义理论和设计国家政治制度时，还吸收了孟德斯鸠提出的互相制衡、防止专制的分权理论。在《民权初步》一书中，他提供了详细的民权程序，大到集会的组织和原则，小到每一个细节，告诉人们如何开会、发言、表决，如何当会议主席，如何作提议等等，甚至罗列出种种格式和样本。 民生主义：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两点，平均地权和发展近代经济。土地问题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重要的问题，一切社会重大问题的解决无不与之相关。农民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不发动农民参加斗争就不会有强大的民族民主运动，而欲发动农民，就必须推翻封建土地制度，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以“平均地权”作为动员农民参加革命的口号，确实看到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对于争取革命成功的重要性。他还提出“核定地价，涨价归公”，着眼于工商业发展后的城市土地问题。关于发展近代经济，孙中山在1894年提出，只要“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中国就可以变为“驾欧洲而上之”的富强国家。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提出了大规模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全面开展经济建设，实现工业和农业现代化的方案。 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中，民族、民权、民生三者不再分离，而是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发挥作用：民族主义是在近代经济薄弱，中国各地的经济联系尚未充分发展的情况下，人们基于共同历史和共同文化，因抵抗西方侵略而产生的感情联系纽带，是民权民生得以实现的文化背景；民生主义是解决贫富悬殊，使人民共同富裕的理想，是民族民权得以实现的经济依据；民权主义符合近代历史潮流，为民族民生的实现创造必要的民主气氛和群众基础。三者互为前提，互为因果，具有内在的不可分割的组织性。 对于民族、民权、民生三者的内在联系，孙中山指出，他所进行的革命，是要把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一起解决。他说：“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从驱逐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作。”又说：“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现之，又不能使之遽去。我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于后也。”他在考察了外国的现代化，分析了其经验教训后，认识到即使建立起现代经济体系和民主政治，如果不解决贫富悬殊问题，也不是真正的现代化。为了避免欧美的弊病，孙中山决心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即“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 从策略上看，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办法不符合革命阶段论的原则，但从战略上看，它却正确指出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社会组织方式。在研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时，不但应分别考察其各个部分，更要从整体的角度加以把握，才能认清三民主义对集合革命力量，推翻帝制，建立民国所起的巨大作用。 孙中山继承了太平天国反对民族压迫思想的合理内核，在相当程度上抛弃了其狭隘的种族复仇成分，并与反帝思想相结合，形成了近代民族主义。他的民族思想不仅为主张反清的各个派别所拥护，而且为主张反帝的各派势力所支持，甚至吸引了主张反帝爱国的保守势力，具有更加广泛的代表性。他批判了帝制思想，吸取了近代民主思想的精华，得到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支持。他提出了反封建的土地纲领，使农民和资产阶级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满足，又因其赎买政策而不致过分触犯地主阶级的利益；他发展近代经济的设想，不但符合民族资产阶级的理想，也不违背地主阶级中主张富国强兵那一部分人的愿望。总之，孙中山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既考虑革命的首要目标，也兼顾各派的主要利益，把由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利益所反映出来的那些有着或松或紧联系甚至彼此冲突的思想，用系统论加以整合，在民族、民权、民生的相互作用中加以协调，科学地阐明了争取民族民主革命胜利的战略原则。在三民主义思想中，民族、民权、民生思想不再是彼此孤立，而是相互联系，这就各个阶级各个阶层提供了有效的沟通渠道，使各派势力能够在共同的目标下协调行动，大大增强了中华民族整体的斗争力量。 建立在系统论基础上的三民主义思想对于中国反帝反封建运动有着极大意义，以此为指导，中国革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三民主义对各派思想的积极因素兼容并蓄，使之成为各种改革派别都能接受的理论体系，统一了革命目标。第二，它促进了各革命派别的团结，使各阶级各阶层先进分子的斗争不再分散进行，而开始汇聚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在三民主义提出后仅仅两年，就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使中国的反封建斗争摆脱了各自为战的状况，有了有组织力量的领导。第三，它促进了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据统计，加入同盟会及其外围组织的不仅有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有资产阶级维新派、农民、地主、会党成员、工商业者、知识分子，甚至包括部分清朝官吏和相当一大批清军士兵，其参加者的阶级和阶层之广泛，是以前历次改革和革命运动所没有的。第四，它加速了封建阵营的分化瓦解。太平天国时期，各地的地主阶级分子纷纷组织团练，疯狂镇压农民起义，他们的活动对于延续清王朝的寿命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在辛亥革命中，汉族地主的态度却大为不同，很多人观望中立，积极维护满清统治的人相对减少，甚至相当一部分人倒向反清营垒。第五，它加速了清王朝和封建专制的崩溃。在三民主义提出以后仅仅八年，以同盟会为领导的革命力量就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绵延两千年之久的封建专制统治，显示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