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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融结合”这个颇为时髦的发展路径,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重视并予以付诸实践。回顾其在国内的发展历史,监管部门的政策几经变化,从亚洲金融危机后明令禁止,到前几年默许,再到当前监管部门的明确支持,国家鼓励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的政策环境逐渐宽松。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许多企业在没有政策明确支持的情况下仍然在探索以参股、投资、战略投资等多种形式与银行等金融企业合作,最终“伤痕累累”。至于企业实施产融结合的意义,从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必然会有一个融合的过程,这是社会资源达到最有效配置的客观要求。这种融合,宏观上有利于优化国家金融政策的调控效果,微观层面有利于产业资本的快速流动,提高资本配置的效率。金融资本主导型一般是由银行资本起家,由金融资本向产业资本渗透,用银行资本控制工业资本,二者融合成长。而产业资本主导模式是由产业资本旗下,把部分资本由产业转到金融机构,形成强大的金融核心。在日本、韩国等一些亚洲国家,早期的金融控股集团基本上都是以产业资本为支撑、为核心的,主要是一些家族型的企业集团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要解决自身发展产业中的融资需要,另一方面也要为自身在产业中积累的大量资金寻找出路,同时为了自身金融交易的方便,逐步构建起以家族企业为核心的、以产业资本掌握控制权的金融控股集团。虽然国内的监管层对产融结合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政策,但是产融结合已经被看做是“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的“必经之路、必学之课”。许多企业敢于冒险搞产融结合,还在于它所蕴含的道德风险。金融有传染性,一个出问题会影响一大片,而且它涉及到储户、保户、证券持有者这些广泛的民众,因此金融机构出了问题,政府往往会施以援手,而纯粹的工商业企业出了问题是没有人救的。这就是道德风险。也就是说,因为我是产融结合,所以我可以去冒险,最后国家会救我。2002年,国务院明确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实施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国资委出台了一系列文件。但有关部门对于中央企业主业以及非主业的具体内容没有明确规定,国企主辅分离改革未明确金融产业是必须分离的辅业资产。而且,国资委明确表示支持央企推进产融结合。国资委对于中央企业投资金融机构的态度发生了一定变化,国资委有关领导指出,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必须充分认识产融结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2010年12月23日在央企负责人会议上,国资委首次明确支持,意味着当前推行“产融结合”的条件已经成熟。总之,国资委等行业主管部门在强调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对中央企业开展产融结合,进行金融股权投资总体上持鼓励态度。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产融结合是指工商企业与金融企业,通过在资金供求、股权等方面相互渗透,或保持一定密切的联系,形成大资本或企业联盟。举两个小例子来说明产融结合对企业的好处。有很多人认为蛋糕店就是靠卖蛋糕,其实很少有蛋糕店卖蛋糕挣钱,但其实卖蛋糕是挣不到钱的。卖月饼票,卖蛋糕票才是蛋糕店产融结合非常重要的方式,甚至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半合法,半非法的集资。很多老板过中秋节的时候要给员工发月饼票,其实去蛋糕店可能700元钱就能买一张1000元的蛋糕卡,然后你却可能很长时间之后才把它用于换蛋糕。比如上海的XXXX去年光发月饼票就是7亿,如果国家严厉打击的话,这都属于非法融资的概念。其他包括擦鞋的、干洗店等等都会推销让你办一个数百元的卡,健身房就更是如此。简单地依靠每次消费的资金营运,商家很难赚钱,但是如果你卖卡,先有资金收入,提前收回了资金,就可以再开分店,或做其他投资,至于消费者何时来消费,是否来消费,商家并不在乎。案例二是卖楼花。香港最著名的一个在房地产上的发明,就是卖楼花。国外一般是在房子建成,用户亲眼看到这个房子以后才购房,但因为香港是寸土寸金的弹丸之地,一旦房子建成以后就是暴涨,那么开发商就有一个理念,怎样利用这个资源的稀缺性提前回款。新鸿基最先发明了这样的手法,把未来的概念图,室内的效果图展示出来,甚至这个楼能不能建得起来还未知,就开始认购,卖楼花。而从大的方面看,说到产融结合就不得不提德隆。直至今天,德隆的产融结合的相关操作仍是许多中国企业引用的一个历史性标杆。德隆产融结合的主要内涵大概可以简单地归为三条:第一,德隆认为越是管理落后、行业集中度低的产业,当先进的金融资本及管理方式进入后,越能够产生运营型暴利。例如在山东的德农,德隆曾经在短短的四年中使其销售额达到30亿,后因为德隆母公司的轰然垮塌,德农才未能做下去。但是德隆的基本想法由此可见,即找到一个高度分散的,谁都看不起眼的行业进入,因为不受重视,所以行业里面没有形成大玩家,可以被迅速地整合,这就包括德隆曾进入的亚麻、蕃茄酱、水泥、汽配、五金工具等行业。这些行业里德隆典型的方式就是用较高档的密集的金融资本和管理能力,整合一些相对较低档、或者说较分散的行业中去。第二,就是德隆大名鼎鼎的一种投资方式,叫反向投资(或反向并购、落差整合、反向并购)。德隆认为国外企业来中国OEM,使中国企业只能获取整个利润环节最低的制造端,而研发、物流、仓储、配送、营销等利润,全部被国外企业获取。因此德隆设想并购一些产融能力强的企业,再去并购一些海外的具有品牌和营销渠道的企业,通过自己给自己下单的方式,实现整个价值链的整合。第三,德隆的财绩惊人,对资本运作的认识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当时韩国整个国家破产,使韩国的很多大项目无法进行,如其中韩国某商社购买了一艘俄罗斯的退役航空母舰明斯克号,原计划改造成一个海上娱乐城,但由于缺乏资金无法运营,德隆就以区区6000万将其买入,将这个航母拖到蛇口港。围绕这个航母德隆进行了两次成功的运作,第一次是抵押给广发银行,获得了4亿资金,第二次是将其改造成海上军事博物馆,将未来30年的门票收入卖给了中青旅,同样获得了4亿。要注意该门票收入不是指所有的门票收入,而是某一个区间内的门票收入,超过这个区间将和德隆分成。中青旅也希望德隆进行投入,共同提升销售收入。比方说初始时每天门票收入7000元,那么超出7000元的部门要与德隆分成。综上所述德隆直接将8亿元收入囊中,而净付出只有6000万,虽然集团对外宣称改建花费巨大,但事实上该航母已改建得差不多了,并没有巨大的投入。传统企业在营运过程当中只有产业资本,德隆在产业资本的基础上,完成了金融资本、商业资本的运作,掀开了中国企业历史的一页。总之,产融结合是当今经济生活的一个热点话题。很多产业,例如房地产,做到最后就是做金融。从集团战略的角度来看,集团能够通过产融结合强化集团的兼并、参股、控股、扩张能力,从而获得整体竞争优势,壮大企业集团的综合实力。产和融的结合与控制,使集团通过运作能够大量获得商业资本或金融资本,进而直接控制小到典当担保、小额贷款、融资租赁或金融租赁、大到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
中国企业是顺利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先行官“一带一路”建设为发掘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历史渊源提供了新的依据,唤起了世界各国对中国形象的记忆和共鸣。从历史上看,古丝绸之路绵亘东西,最初由商业贸易驱动而形成,具有鲜明的经济特色。随着政治、宗教、文化等元素的融合发展,逐渐成为维护区域之间经济互利、政治互信的重要纽带。古丝绸之路以经济为先导、以商贸为桥梁,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形成利益共同体,深刻影响了当时的世界格局。当前,中国与俄罗斯、巴基斯坦等国家之间经济互补性强,合作前景值得期待和憧憬。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实施落实,中国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不仅需要加强与沿线国家的多方合作,更要充分利用经贸往来的先导作用,使中国企业成为“一带一路”上的先行官。2015年初,保利集团下属保利科技公司签署了乌兹别克斯坦橡胶厂项目的合作协议。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签发了总统令,授予保利科技公司项目总承包商资质。该项目是该国政府的重点工程,建成后可年产360万条轮胎。此项目成功签约是保利集团在中亚市场的重大突破,对于保利集团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以“一带一路”为契机,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支持周边互联互通、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各国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既有助于深化国际合作,优势互补,取长补短,促进区域繁荣发展;也有助于增进沟通交流,加强信任,减少摩擦,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中国企业应当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在政府引导下充分发挥走出去的主体作用,努力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先行官。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过去10多年,中国企业走出去取得了辉煌成就,今天更需要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更高价值的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国企业必须变得更具战略性、竞争力和效率,“一带一路”将成为新一轮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指南针,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一是不断做大海外市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企业积累了丰富的产业资源、先进的技术水平、成熟的管理经验,已经具备了走出去的能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人口近50亿,经济总量约39万亿美元,蕴含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一带一路”的提出,恰逢其时。今天,中国企业有能力帮助沿线国家和地区建设道路、桥梁、港口等基础设施,并推动汽车、高铁、钢铁、电力等产业的发展,扩大中国企业海外业务收入比重,更好地顺应企业走出去和多元化发展的需要。二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在国内,要素成本上升、市场供需变化使部分产业失去了价格竞争力,但在要素成本低、市场需求大的其他国家,这些产业可以得到合理估值,重现生机。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进展,中国企业在研发、技术、品牌上将进行新的投入,引导国内产业转型和再升级,为企业带来新的机遇。三是提升企业创新能力。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实施,必将引发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创新,这包括区域发展模式、产业战略选择、经济技术路径、区域间合作方式等。在克服“水土不服”、适应不同国家和区域环境的同时,中国企业通过学习借鉴海外成功企业的经验,推动企业发展模式、产业战略、技术路径、商业模式的改革和创新,其间的每个改革和创新都蕴涵着无限的机遇。“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但也充满了挑战,需要有强烈的风险防范意识,未雨绸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制度存在巨大差异,中国企业走出去时必须高度重视防范风险,提高海外投资利益的保障能力,实现与当地社会、文化、法治的良性融合。一是从海外投资环境看,中国企业与西方跨国公司相比有明显的“后发劣势”,大部分只能到投资环境差、风险高的国家和行业去寻找机会,有的市场看似空间巨大,实则有效需求不足,盲目进入将带来高风险。二是从企业管理能力看,我国海外投资起步较晚,企业不熟悉国际市场、缺乏海外投资经验,以及会计、律师、咨询等中介机构发展程度低、风险评估能力弱等问题比较突出。海外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复杂多变,语言文化、商业规则、法律体系、行业标准等与国内截然不同,对企业的适应能力和管理水平提出更高要求。三是从协调支持机制看,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还面临着信息不对称、资源碎片化、恶性竞争等问题,既不利于力量整合统筹,也容易造成资源重复浪费。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环境并不完善,对中国企业的金融支持有限。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走出去的落脚点中国企业要有勇气抓住当前“一带一路”的重大历史机遇,更要有能力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风险和挑战。一是要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市场发展趋势。从需求端来看,企业要迎合海外市场需求,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和服务,参与大众化的竞争。从供给侧来看,企业更要引领市场潮流,具备独特的竞争优势,提供更超前的产品、服务和技术,特别是具有创造新需求的能力,这一点对于中国企业更为重要。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中国企业要紧密结合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意识地将发展方式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将产品服务从劳动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真正发挥出引领市场、创造需求的作用。保利集团作为国内贸易和文化的领军企业之一,多年来与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各国企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代理销售奔驰、法拉利、红酒等高端消费品,并与国外演出团体、影视制作公司、艺术收藏机构开展业务合作,引进海外优秀音乐剧、歌剧、艺术品资源,引领全球市场潮流,促进经贸文化往来。二是要结合开发性金融资源,加强产融深度合作。去年以来,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开发性金融的创新方式,为“一带一路”建设规划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中国企业应当充分发挥开发性金融机构的先导和引领作用,结合开发性金融特点设计企业经营模式,共同打造产融结合的海外投资运营平台。2011年,保利科技公司以卖方信贷模式承揽了赞比亚卢萨卡约50公里的城市道路工程。该项目2015年10月正式交付业主,获得卢萨卡城市委员会的高度评价。目前,工程款已经全部收到。这就是利用开发性金融——卖方信贷的一次实践。中国企业要充分发挥产融结合的优势,用好、用活、用足金融资源,创新金融对海外发展的支撑体系,以金融的力量长期稳定地驱动国际化发展。三是要结合国际化经营运作,促进企业管理提升。面对“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国家政治社会环境的显著差异,企业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实现规范化管理和运营,促进企业管理提升。在国际化经营中,企业要深入研究所在国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背景,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都能适应海外发展需要和国际竞争环境。2015年以来,保利地产走出国门,布局海外,先后在澳大利亚悉尼、墨尔本以及英国伦敦等核心城市投资了多个房地产项目,并已成功实现销售收入。在海外拓展的过程中,保利地产因地制宜,加强合作,搭建了本土化的人才队伍和管理制度。四是要结合古丝路文化传承,突出世界公民责任。自古以来,丝绸之路精神薪火相传,推进了人类文明进步,是东西方交流合作的象征。中国企业要继承古丝绸之路的文化传统,促进欧洲、亚洲、非洲等多元文化的交流互通、共同发展,形成文化命运共同体。2015年以来,保利集团下属保利剧院公司加快推进与英国大使剧院集团、法国巴黎歌剧院、美国林肯中心等国外著名剧院院线的战略合作,推广引进国内外优秀剧目,探索培育共享型、出口型文化,积极促进多元文化的交流互通、共同发展。同时,中国企业要结合古丝路文化理念,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有意识去打造有国际影响力的民生工程,树立有责任、有担当的中国企业形象,提升中国软实力和影响力。保利集团下属科技公司承担联合国、世界银行“点亮非洲”的扶贫计划,在非洲18个国家完成了涉及医院、光伏电站、广播发射台站、太阳能照明等民生项目的建设,惠及10万民众,取得良好社会效益,有力提升了中国企业的世界公民形象。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途径,顺应了当今世界经济、政治、外交格局的新变化。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应当广泛探讨国际经济合作机会,加强同各国政府、金融机构、企业的交流互动,为把握“一带一路”发展机遇、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