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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兴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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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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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Dunhuang Caves)俗称千佛洞,被誉为20世纪最有价值的文化发现、“东方卢浮宫”,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以精美的壁画和塑像闻名于世。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现有洞窟735个,壁画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近代发现的藏经洞,内有5万多件古代文物,由此衍生专门研究藏经洞典籍和敦煌艺术的学科——敦煌学。1961年,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87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敦煌石窟艺术论文集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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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alina

摘 要:本文通过对敦煌壁画仕女形象成因的分析,认为敦煌仕女人物造型特征在于从宗教逐渐演绎为世俗人物,其艺术特点在于完美地表现出了女性的灵动与自然形象,其服装造型与服饰特色在于能够充分体现女性娇柔婀娜的曲线和妩媚浓郁的色彩效果。关键词:敦煌壁画 仕女 服饰造型Abstract:In this paper,the author analyzed the reason why the beautiful women imagination of Dunhuang Murals look like that we saw it The possible conclusions have been presented by the author in this The author argue that the beautiful women imagination of Dunhuang Murals derived from the religionary imaginations which were finally transformed into the imagination of civil The artistic virtue of the beautiful women imagination of Dunhuang Murals is that it perfectly figured the lively and natural imagination of women,and its apparel modeling and color can effectively represent a charming and elegancy Key words:Dunhuang Murals,beautiful women,modeling of furnishings敦煌石窟,包括莫高窟、东西千佛洞、榆林窟等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直至夏和宋元等朝代一千余年的不断开凿,至今保存着五百五十个洞窟的五万余平方米的壁画,计有大大小小的彩塑和壁画佛像八千多尊。这是历代艺术匠师呕心沥血的艺术结晶,凝结着匠师们的艺术才华和设计智慧;它是集绘画、雕塑、建筑、舞乐、文化等方面于一身的综合性的民族史博物馆,是古丝路上一颗灿烂夺目的明珠和埋藏在大沙漠中的艺术圣殿。敦煌石窟艺术自被发现以来吸引了世界各国的研究者,敦煌学目前已经成为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有关敦煌研究的论文、摄影或临摹等图文出版物已有很多,例如《敦煌佛像》、《敦煌菩萨》、《敦煌供养人》、《敦煌飞天》、《敦煌图案》等等。西方也有不少学者涉足研究敦煌艺术,但在敦煌石窟发现的早期甚至有人不择手段的进行破坏性的盗猎,把所盗的壁画和塑像经修复后,陈列于英国、美国、德国的一些博物馆。这一方面是偷猎者破坏敦煌艺术的罪证,另一方面也向世界人民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和辉煌,让越来越多的西方人了解敦煌艺术。本文拟以敦煌壁画中的女性菩萨为视点,对其人物造型和服饰的审美特征及审美价值进行分析。一、敦煌壁画艺术的特征早在魏晋前后,就有佛教逐渐传到了中国。首先得到了当时的皇宫贵族和统治阶级的支持和推广,统治者希望处在战乱和苦难中的人们借助宗教尽快让他们找到精神寄托。敦煌莫高窟的开凿始于公元366年,是皇家贵族等有钱人出资开凿并把出资人的形象以壁画的形式画在每个洞窟之内,这就是“供养人”,或称“供养菩萨”。因此,当时有“帝身即佛身”之说。但北魏时期,壁画的形式和造像的故事情节,大都是按佛教发源地印度的宗教情节处理的。如“舍身饲虎”、“割肉贸鸽”、“挖眼舍人”之类充满惊恐、阴冷、悲惨的故事,让膜拜者从畏惧中产生施舍、行善、认命的信念,并相信自己只要虔诚行善便可来生转世,脱离苦海。我国当代著名的美学家、哲学家李泽厚博士在《美的历程》中指出:“宗教一方面麻痹人们于虚幻的幸福之中,另一方面,广大人民在一定时期如醉如狂地吸食它……”。到了隋唐时期,敦煌壁画在故事情节和人物造型上从宗教逐渐地走向了世俗。壁画人物造型和服饰主要以宫庭和贵族们的现实生活为原形和依据。于是,出现在匠师笔下的不再是悲苦和阴冷的主题。在绘制佛教故事或人物造型时,除源发地印度的某些姿式、手式、图式及布局的某些程式和规则必须保留外,在佛像和菩萨的形象、动态、服饰、色彩应用及用笔手法上,都已经融入了许多匠师们个人的艺术想像和才华。他们根据对当时丝路一带西域文化的感受和审美情趣,精心地构思、设计、塑造每一尊的菩萨和佛像,尤其是对其中的女性菩萨(我们称之为“敦煌仕女”)。如“供养菩萨”即供养人和众相多姿的观音菩萨、势至菩萨、胁侍菩萨及午伎、乐伎菩萨和飞天等等的造型和服饰,均已从宗教走向了世俗。这些菩萨已被塑造成为富有民族风情,蕴含青春活力的民间仕女,较之以前阴冷的宗教绘画,更具人情味和感染力,使膜拜者对优美欲出的菩萨和佛象在审美和陶醉中崇拜,向往之心由然而生。正如评论家史苇汀在《信仰与审美》一文中所说的朝拜是“通过审美进入信仰”。二、极力捕捉女性的灵动与自然之美是人物造型的突出特点在塑造众多女性菩萨中,匠师们的艺术天赋和设计智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们悉心研究西域各地女性人物的形象和风情,极力捕捉女性的灵动与自然之美。以具像的形式,工笔的手法赋予了作品中的每个人物以永恒的生命力和强烈的感染力。把一个个敦煌仕女画得女性十足、栩栩如生。这些洞窟匠师都是佛教的虔诚信徒,他们心中有佛,因此,甘愿献身洞窟;他们有的数十年或一辈子,有的父子两代甚至祖孙几代潜心于洞窟艺术,不图名,不为利,呕心沥血,精心打造每一个洞窟,塑造每一尊人物,使其造像既匠心独运,各具风采,又使众像整体统一,优美和谐。供养菩萨是敦煌仕女中出现最多的造像,她们绚丽多姿,富有审美个性,人物形象刻画细腻、面颊端丽,神情恬淡,看去娴静典雅,气质不俗;细品五官,则蛾眉高朗,凤眼灵秀,鼻如悬胆,唇若红樱;整体看去身材高挑,俨然西域民间丽人姿色;在注重脸部形象和身段塑造的同时,也从不忽略手与脚的描绘,手势自然优美,手指灵巧多变,无论空手作揖,或持花持物,或随意摆动,均与人物动态之节奏、韵律相谐调,与人物性别、年龄及风姿气质相统一。再如千呼千应,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有着各种不同的相貌和造型。但除少数男性观音和千手千眼观音之外,其他如送子观音,柳枝观音、水月观音、持花观音等等,都以仕女姿式造型和设色,服饰精致,色彩素雅,让人看去面善心慈、端庄高雅、神情自若、口目含悦,给人以宽厚博爱的气度。但敦煌壁画中最具独特创意的艺术形象无疑是“飞天”,“飞天”的创意思维或艺术灵感源于佛教中的“天堂、人间、地狱”之说。人能够在天上自由飞翔,是人们向往梦幻世界的一种理想追求。与西方相比,敦煌飞天人物的艺术手法和艺术形式大大高于西方的古罗马、古希腊时期的“飞天”,西方飞天的出现时间于我国大致相近,西方的飞天来自神话故事,但都长有翅膀,唯敦煌飞天全然不用翅膀,只用随风舞动的彩带和相应飘游的肢体,满天飞舞,自由自在。让观者觉得可亲可近,心灵神往,而且在画面视觉上由于配有许多舞动的彩带更增添了艺术的表现力和形式感,因此,国内外学者对敦煌飞天的艺术形式,审美情趣和审美价值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如日本学者高梨隆雄在《以敦煌飞天为基准的美的设计方法》一文中指出:“飞天的天衣流线堪称世界设计美学之首”。三、敦煌壁画仕女服饰的特色如果说敦煌仕女在人物造型方面显示了历代匠师的艺术才华和绘画功底,那么,在服装款式,服装色彩和服饰纹样的绘制上,则更充分展现了匠师门的审美情趣,审美修养和设计智慧,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古丝绸之路时期西域贵族的奢华现实和辉煌。敦煌仕女的衣冠服饰,形式多样,手法多变。归纳起来大致有:装束上应用了藏与露、披与挂、透与叠、松与紧、长与短的对比手法;色彩应用上随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既有冷暖对比、色相对比、纯度对比的色彩关系,又有温柔谐和、鲜艳明快的色调处理,富有很强的色彩感染力;配饰上进行了动与静、疏与密、多与少、明与暗的设计变化,这是艺术设计上了不起的构成原理和形式美法则的应用典范。例如把敦煌仕女设计为薄衣贴身,裙长拽地,袒胸露背,或大胆地袒胸露乳、露腰。并配以对称或不对称的丝绸披肩或肚围以美化人物,再以轻薄易飘的丝绢长巾或长带,挂于颈上或经手而绕或过腰而缠。从而在画面上收到了随势飘舞、穿插多变、风情万千的艺术效果。另外,饰品的点缀、服装的纹样、背景图案等方面的设计也都充分体现了敦煌壁画的实用装饰手法。其设计的规范程式和审美特征也是我们研究敦煌壁画审美价值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所以,敦煌仕女之美是集造型、服装、服饰、图案、纹样、色彩等艺术手法和审美情趣的综合效果。每尊佛像或菩萨,从头到脚整体布局、疏密相兼、生动和谐。头插饰花或戴珠冠,恰到好处。耳坠、项链,肩扣、臂钊,手镯等饰品都注重色彩和造型变化,画龙点晴;胸链、腰链、疏密长短,错落有致,安排得宜,整体显现了珠光宝气、富丽华贵的艺术效果,从而更进一步提升了审美趣味和审美品位,与人物和服装的色彩效果相映成趣,相得益彰。这样的设计和装束效果,不仅完美的呈现了女性娇美婀娜的体形,更增添了所画人物的许多妩媚和艺术魅力。敦煌石窟是荟萃千年的艺术圣殿,它是留给世界人民无比珍贵的文化遗产,对于它的壁画人物,色彩应用及雕塑、建筑等等方面均已有许多著名画家和各界学者如张大千、常书鸿等许多人长期潜心洞窟,作了富有成果的临摹、研究和发掘、修复及保护工作。如今敦煌艺术已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自傲。这正如当代著名美学家王建疆教授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敦煌文化、艺术和美学》一文中指出:“敦煌艺术作为中华文化传统的现代生成,其艺术的启迪作用仍然会长存人间”。敦煌艺术无论在绘画、雕塑、设计、美学和其他相关领域,都是我们文化复兴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艺术宝库。 参考文献[1] 王建疆全球化背景下的敦煌文化、艺术和美学西北师大学报,06[2] 高阳敦煌壁画中吉祥天女的服饰与中国传统服饰审美文化敦煌研究,06[3] 张亚莉唐代前期敦煌壁画的服饰色彩艺术敦煌研究,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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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txcl

张璪自撰《绘境》中有句名言“外师造化,中心得源。”成为后来画家的座右铭。敦煌石窟是敦煌社会的必然产物,敦煌石窟在敦煌一直是社会化的佛教活动场所,敦煌石窟记录了敦煌及中国社会的千年历史面貌。敦煌自汉代开发以来,一直是中原通往西域的门户。敦煌地区有了中原汉族地区的先进的生产方式和发达的封建文化,成为中世纪敦煌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础。敦煌在中原和西方各国和民族的各个阶层、各种职业的人们频繁地来往和交流中,不断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的合理部分,形成敦煌地区独特的地方文化。汉晋时期,敦煌地区涌现出了一大批自己的文化人物,奠定了敦煌地区本土文化的根基。 大抵与西汉开发河西同时开始,佛教逐渐传进敦煌和中原,特别是佛教建筑和佛教造像随着佛教传入敦煌和中原。早期的佛教建筑与造像有阿育王塔、犍陀罗造像等等。从公元前二世纪开始,在佛教发源地印度以及中亚的广大地区,先后出现了巴雅、纳西克、阿旃陀、贝德萨、卡尔拉、巴米羊、捷尔梅兹等佛教石窟群;以及我国新疆天山南北的石窟群。通过敦煌来往于中原和西域的各类人物中就有很多是佛教的僧人,他们当中有的人还长期住在敦煌从事佛经翻译和佛教教育事业。例如著名的“敦煌菩萨”竺法护和他的弟子们;以及法秀、于道邃、单道开、竺昙猷、道法、法颖、超辩、法丰、法相(尼)等一大批活跃于中国大江南北的敦煌高僧。汉晋时代敦煌佛教之传播,成为本地一大文化特色。另外,从事商业贸易的西域商人中也有很多是佛教的信士。敦煌石窟就是在这样的中外历史文化背景下出现的,是集石窟建筑本身、佛教雕塑、佛教壁画为一体的佛教建筑,是从犍陀罗为起点的中亚佛教建筑和佛教艺术的东延。 从公元4世纪到14世纪,敦煌石窟艺术历经千年经久不衰,就是它在敦煌的历史上确实起到了稳定社会、使人们安居乐业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和满足了各个历史时期、各阶层人们的各种社会需要;当然首先是满足了统治者阶层的需要。同时,敦煌佛教石窟艺术作为一种民族的意识形态,它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通过艺术的形式提倡佛教信仰,其目的是让人们关心社会、献身社会。因此可以说,敦煌石窟艺术的社会需要与作用及其历史证明,宗教信仰是人与社会的需要,而宗教艺术是历史上人们对宗教的利用。 公元5世纪前期,北凉王沮渠蒙逊在所占领的地区大造佛像,敦煌石窟现存的他统治时期所建一组洞窟,也被佛教史籍记为他“敬佛”的事迹之一。沮渠氏所谓的“敬佛”,完全是为了自己个人和家族的需要和目的,因此留下许多贻笑千古的丑闻;但他又是一方君主,他的行为影响到整个社会。 莫高窟第285窟被认定为当时的东阳王元荣所建大窟,其中理由之一,是该窟南壁所绘《五百强盗成佛故事》,反映了这样一个历史事件:当时河西一带曾发生农民武装暴动,并一度截断了敦煌与中原的通道,元荣在他的写经题记中多次提及此事;而《五百强盗成佛故事》在壁画中出现,正是元荣个人的意图。而莫高窟第428窟内绘制了河西全境僧人供养人1200多名,则显示了窟主瓜州刺史于义与其兄凉州刺史于实以及于氏家族在河西的势力。北周和隋初中国北方出现了倡导社会公益事业的三阶教,当时敦煌石窟壁画中绘制的《福田经变》,就是反映与社会公益事业有关的内容。 唐代初年建成的莫高窟第220窟以全新的壁画风格,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武周时代,敦煌石窟的营造活动出现高潮:莫高窟最大最高的弥勒大佛就是武周延载二年开始营造的。女皇帝武则天说自己是弥勒降生,敦煌石窟就创建了弥勒大像。莫高窟第148窟壁画《天请问经变》、《报恩经变》等,是为激励敦煌汉唐军民抗击吐蕃入侵而绘,在战争中曾起到过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 公元8世纪后期,吐蕃人占领敦煌时,敦煌集中了大量的唐人,为了保存唐朝汉民族文化,利用吐蕃占领者们对佛教的信仰而大量建造佛窟。在整个吐蕃统治敦煌的70多年间,敦煌石窟的营造活动十分盛行。不仅如此,从这一时期石窟的题材、内容上,发生了历史转折性的变革,一窟之内绘制十几幅、二十几幅经变画,大有包揽天下一切佛教之势;之后的归义军时代更盛。佛窟中的内容反映了人们的各种各样的需要,固然有佛教自身的改革与发展的历史原因,但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人们的精神追求,也是不可忽视的社会基因。 公元9世纪后期的张氏归义军时代,从公元865年建成莫高窟156窟开始,佛窟名为崇敬佛法的“功德窟”,实际上成为表现个人历史功绩或其家族荣耀的纪念堂,之后有莫高窟第94、98、100、454、61等大窟步其后尘。第156窟内绘制了巨幅历史名作《张议潮出行图》,以此来庆祝和纪念张议潮收复河西的功绩及升迁高位的荣耀,这在当时也是一种社会需要,使营造佛窟在这里成为社会政治活动。之后几十年间,敦煌地区社会安定,经济繁荣,莫高窟营造了许多大窟,包括第96窟北大像的重修。 公元914年,世居敦煌的豪强大族曹氏从张氏手中接管了瓜沙归义军政权,营造佛窟更成为曹氏维护统治、巩固政权的重要措施之一。首任节度使曹议金营造了莫高窟最大的在面洞窟之一的第98窟,窟内绘僚属及高僧供养人像计200多身,而这些人都是张氏时期的前朝元老,曹议金利用自己营造的佛窟成功地将他们笼络在一起,完成了从张氏家族到曹氏集团政权接交的平稳过渡;到曹议金的回鹘夫人陇西李氏营造的莫高窟第100窟,分别长达10余米的《曹议金出行图》和《李氏出行图》,向世人展示了曹氏势力的强大和敦煌地区稳定繁荣景象,而第98窟的那些老臣及高僧的供养像,在第100窟以后的曹氏大窟,如第454、61、55等窟中再未出现过;这些曹氏诸节度使的“纪念堂”,实际上是向我们叙述着曹氏政权由初建时的内忧外患到逐步强盛的过程。另一方面,敦煌石窟起到了曹氏归义军联系周围各民族政权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使曹氏政权在夹缝中生存,而且敦煌地区社会稳定繁荣。曹氏诸大窟中的各族王公贵族的供养群像就是这一社会作用的历史见证。 敦煌石窟的“家窟”是佛教社会化最具体、最深刻的历史见证。唐代初年开始,敦煌石窟出现了“家窟”之名,即贞观十六年(642)年由敦煌大族翟通建成的莫高窟第220窟,题名“翟家窟”。此后,敦煌石窟的佛窟,不论是重修先代所建,还是当代新建,也无论是官宦窟、高僧窟还是贵族窟,多被冠以“家窟”名号。比较有名的家窟,有张家窟、李家窟、王家窟、翟家窟、宋家窟、陈家窟、阴家窟等。每一座“家窟”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历史。由于这些家窟中绘有原建窟主及建窟以来的历代先祖们的供养像及题名,使佛窟具有祠堂的性质和功能,而且还是由佛祖和弟子、菩萨们“看守”的家族祠堂,历代先祖的供养人像及题榜即祖宗碑位,佛窟便成为家族财富的一部分。家族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一个官宦或贵族家庭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写,敦煌也不例外;而敦煌石窟的创建和发展的历史,更是受到这种社会制度的制约;作为家窟的佛教石窟也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反过来,这种社会结构又是敦煌石窟形成和发展并延续千年的社会历史原因。这里试举几例: 敦煌阴氏从西魏时期就参与建造莫高窟第285窟,和当时敦煌的最高统治者西很宗室东阳王元荣攀上了“佛缘”。此后造窟不止。从今天莫高窟崖面上现存的洞窟来看,敦煌阴氏是所有敦煌历史上的大族中在莫高窟留下的大窟最多、洞窟的规模也最大的家族。阴家诸窟跨越了敦煌公元六至九世纪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较高的社会和人文研究价值。但同时,阴稠的子孙们在唐代各个历史阶段的表演令人瞠目结舌。武周时期建造弥勒大像,莫高窟第321窟和宝雨经变、“发现”敦煌的祥瑞等,都是为武则天当女皇大唱赞歌,而吐蕃占领敦煌时期,又在记载营造莫高窟231窟的《阴处士碑》中,并挖空心思地寻找溢美之词,为自己背叛祖宗的行为作开脱和辩解。象征佛国天堂的佛窟成为阴氏家族为满足自己各种需要的工具。 敦煌地区的另一个大家族——敦煌李氏,也大肆进行佛窟营造,我们也就是通过他们留下的造窟“功德碑”文中了解其历史的。在这些碑文的记载中,我们看到了敦煌李氏一族,在唐代,是如何一步一步地篡改族谱、背离祖宗、投靠皇族:敦煌李氏本为汉李陵之后,属代北李,是中原的旧门大姓。北周时期有李穆一支,其子李操于隋初因谪贬而迁居敦煌,子孙蕃衍,仍保持大姓雄威。《圣历碑》先拉上李广和李固,到《大历碑》时系上李暠再到《干宁碑》与李唐皇室攀为宗亲,进一步抬高了李氏在归义军政权和敦煌地区的声望,掌握敦煌地区的军政大权。从李氏诸“功德碑”看,佛窟确实在提高和保持家族声望中起到了作用。 翟家窟是敦煌石窟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家窟,即莫高窟第220窟,建于唐贞观十六年(642)。第220窟不仅开敦煌石窟家窟之先河,而且以她全新的艺术风格,成为敦煌石窟艺术史上的里程碑式的佛窟之一。当然,敦煌石窟的翟家窟中,甚至在整个敦煌石窟的家窟群中,最有代表性的还是建于唐咸通年间(862——867年)的莫高窟第85窟,它突出了这样几个特点:1,初建时家族窟主与施主的协作关系;2,家族窟主与施主关系的演变;3,不同时期出现在该窟甬道首席供养人位置上的官宦施主;4,僧窟以家窟名义的历史。 家族观念也是敦煌佛教石窟的中国特色之一,敦煌的大族、敦煌石窟的“家窟”,为我们进一步表明了佛窟的社会性质。同时在一座座“家窟”的营造过程中,同属这一家族的窟主与施主间的相互协作关系也体现了当时这种社会化特征。敦煌石窟的“家窟”中,不仅装载着其家族的历史,也装载着古代敦煌乃至整个中国的社会。我们今天就可以通过敦煌石窟的“家窟”去了解敦煌的家族,进而去认识敦煌及中国古代社会,认识敦煌的社会化佛教。许多看过敦煌彩塑和壁画的人,包括一些专家都说,敦煌的艺术品不像是出自民间工匠之手,而应该都是出自大师之手。因为这些作品与他们同时代的大师的作品相比毫不逊色。可以肯定的是,敦煌的壁画和彩塑基本全部出自各时代的民间工匠之手!这些默默无闻的工匠们中间并不乏伟大的艺术家,但他们都没有机会扬名后世。塑匠、画匠也属古代的手工业之一类,他们与其它手工行业一样,也必然受到手工业管理制度的制约,使一般塑匠、画工的水平,作品的时代风格都必须达到那个时代所要求的标准,这就形成一个时期内大师的作品与工匠的作品在艺术水平方面没有多大的差距的现象。这样看来,决定一个艺人能成为大师或成为一般工匠的因素并不完全在艺术水平方面,而在于他的身份、地位、所处的环境、所遇到的机会等等方面。所以,从敦煌石窟看,不论是建筑、彩塑还是壁画,都应该是出自伟大的艺术家们之手!虽然他们默默无闻,但他们是巨匠大师群体。他们用自己的勤劳、勇敢、联盟和智慧,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创造了敦煌石窟文化,创造了敦煌的历史。他们的精神与他们的创造一样万古长青!我们今天保护、研究和宣传敦煌石窟文化,就是想让敦煌精神,特别是敦煌工匠的创造与奉献精神不断得到继承和发扬,为社会的发展进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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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涯澄宁

敦煌石窟,被誉为20世纪最有价值的文化发现、"东方卢浮宫",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以精美的壁画和塑像闻名于世。1987年12月,甘肃敦煌莫高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敦煌石窟是世界最大的佛教艺术宝库。敦煌石窟艺术中数量最大,内容最丰富的部分是壁画,最广泛的题材是尊像画,即人们供奉的各种佛、菩萨、天王及其说法相等;佛经故事画,是以佛经中各种故事完成的连环画;经变画,是隋唐时期兴起的大型经变,综合表现一部经的整体内容,宣扬想象中的极乐世界;佛教史迹画等等,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 被誉为"东方艺术明珠 ,而现代专家称它为:行将消失的国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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