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进的丙
屈原，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即使在他投江之后的两千多年里，仍然受到人们的敬仰和怀念，他所创造的楚辞体经久不衰，永垂史册。但是对于他投江而死却存在着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屈原之死重于泰山；有人则认为屈原之死轻如鸿毛。其实这恰恰反映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该怎样正确理解和认识人的价值。在我认为，屈原之死，死得其所。 屈原之死，死于爱国。屈原面对楚国上下昏庸，郢都破灭，没有卖国求荣，而是凭着一颗“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忠肝义胆，与楚国共存亡。他将国家兴衰置于自己得失之上，这种精神永远激励着爱国志士，鞭挞着卖国之人，有如此深远之影响，有如此深远之意义，怎能说死得“轻如鸿毛”呢?郭沫若同志说过：“屈原的死是为民殉国难，是一种为国捐躯精神的再现，他是为正义而死，为真理而死，死得其所。” 屈原之死，死于一种热忱，死于一种抗争。在他生命旅途的最后一站，将生命与信念的光辉和伟大展现给世人；他用生命守住他的灵魂：他用他的死告诉世人，追求信念与自由是永恒的主题；他给芸芸众生以震撼；他在“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的郁闷空气中注入了一股热浪。这种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民主革命宣传家，思想家陈天华或许受了屈原之死的感染吧!他的《猛回头》、《警世钟》成为刺向清政府的两刃利剑，而他为了抗议日本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迫害，愤然投海而死。老舍也倍受屈原的感染吧!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堪忍受邪恶势力的迫害，愤然投湖自杀，这是对文革动乱的抗争，是对‘文革”的控诉，他们和屈原—样，以自己的生命警醒人们要奋发，要觉醒。他们把生命的意义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正是死的价值所在。 屈原之死给时空注释新的含义。这一道闪光的利剑划破了千年长空，给生与死赋予新的内容。他的精神流淌在每一个中华赤子的热血里，融入炎黄子孙的灵魂中。死已不是一种结束，而是一个伟大的起点。文天祥虽死犹生，丹心照汉青；史可法，身殉孤城，忠心可鉴；更有于谦，千锤万凿，清白人间。选择死亡，并不是平淡的沉沦，更不是无能的表现。屈原之死是一种力量，一种发奋的力量，它如长夜中划空而过的流星，闪出一生最璀璨的光辉。我说，屈原之死，价值永恒，价值无限。虽然人生的意义在于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人生中也有为了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在某种条件下，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续生命的音响和光彩。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峰，绝妙的音乐、多是悲壮的旋律。而高尚的情操，却在壮烈的牺牲中。人生留迹于大地之间，本应该有惊人之举。卓尔不群的泰山睥睨群峰，汪洋恣肆的长江啸傲百川，佰剑于长城的秦皇汉武，在史册中群视千秋。 生命的长短无关紧要，紧要的是生命的意义。屈原不随俗而毅然沉江，以身殉国，生命之光与日月争辉，长与短，因之失去意义。古往今来，多少生命在历史的星河中默默产生，又默默消亡，而又有几颗能够像屈原这样2000多年后的今天仍熠熠闪烁。他的死，有力地维护了他那不随波逐流，不苟且偷生的人格尊严；他的死，充分显示了他的忠贞爱国，至死不渝的高尚情操；他的死真正体现了他那昭真理而不惜牺牲生命的人生价值。鲁迅曾经说过，人的生命是可贵的，但真理更可贵。屈原虽死，而真理传于四方，这样的死，死得其所。生与死，是一对矛盾。孟子说过：“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也如裴多斐所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也就是说，为了真理，自由，正义，牺牲自己的生命是值得的。但同时，我们要珍惜生命。罗曼•曼兰说过：“以死来鄙薄自己，背叛自己，否定自己的信念是世界上最大的错过。” 屈原投江是一曲壮烈的悲歌，一捶击破昏暗的响鼓，一声震撼历史长河的惊雷，屈原是矗立于人类心中的永远丰碑。 
一个专制而思想萎顿的时代关于这个话题，先做一个归纳总结的话，就是在司马迁和汉武帝之间爆发了一场真正的斗争。一方面，是拥有全部权力、作威作福的，也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少见的具有大智慧、大魄力的一个君主或者说一个暴君；另一方面，是一位具有超人的智慧和崇高的人格、对人的珍贵有非常深切的理解和渴望的一个普通的文士。在专制的权力面前，一个思想者，一个尊贵的人，他可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这是司马迁给我们做出的一种榜样和一种启发。武帝是中国历史上了不起的帝王，这是毫无疑问的。中国原来并不是一个大一统的体制，这种大一统的体制从秦始皇开始建设，但是秦很快就崩溃了。历史当中积蓄的那种冲突力量，在秦始皇时代不能够平静下来，所以这种建立大一统帝国的努力，不可能在一代人中完成。所以到汉王朝建立以后，它还是封建制和君宪制的一种扭合。一直到武帝时，中国的大一统王朝才真正建立，集权制度才真正得以实现。《史记•汲黯传》里说到武帝这个人，是“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说他表面上讲究仁义，可是内心是一个“多欲”的人。武帝时代的高级官员出身都是很低的，因此官僚阶层没有跟皇权相抗衡的力量，原来的分封制——诸侯分封制、同姓王分封制，经过文景时代也被一步步地削弱了，也就是说整个国家的权力集中到一个人手里。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个人意志的膨胀和一种疯狂。武帝在他的统治时期所做的事情，如果说得简短一点的话，就是耗尽天下的财力来满足自己的权力意志和享乐欲望。同时又表现出一种很凶暴的个性，没有一年不杀大臣。归结起来，这是一个意志强烈、权力强大、个性非常桀骜而且性格相当残暴的君主。实际上，中国的历史从武帝时代就发生了大变化。我举两篇文章为例来作一点点说明。汉代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就是东方朔的《答客难》。战国时候苏秦、张仪都凭借自己的才能辅佐帝王，身居卿相之位，做下了不朽的事业。当今据大家认为，东方朔“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数”，“好学乐道”，“智能海内无双”，为什么到现在只不过是一个侍郎？东方朔“喟然长息，仰而应之”，说：“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那么这种专制权力的膨大会导致什么呢？导致人才的凋零、思想的萎顿，同时也导致士大夫人格的懦化。另外一个材料是苏东坡的弟弟苏辙的文章《私试进士策问二十八首》里面所说的。“西汉自孝武之后，崇尚儒术，至于哀、平，百余年间，士之以儒生进用”，但是“功业志气可纪于世者，不过三四”。这就是苏辙所认识到的武帝的历史功绩、历史贡献。从史实分析来说，一方面我们看到武帝是一个了不起的帝王，但是另外一方面，武帝在历史上所造成的这种破坏、这种思想和学术的萎缩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如果我们从中国历史的源头说起的话，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社会状态相当混乱的时代，但是从思想的创造来说，它是一个极其富于创造性的时代。进入秦汉，秦虽然有钳制思想的意图和政策，但是毕竟没有达成这个目标。历史的活力仍然在涌动，所以在秦汉之际那个时代，社会处于一种非常动荡的状态中，人们的思想、情感还是很强烈、很活跃的。读《史记》里描述秦汉之际的历史，会觉得那就像一部英雄史诗。那么多人挤在历史舞台的出口处，每个人都希望登上这个舞台淋漓尽致地表演一番——张良在博浪沙拿个大铁锤去砸秦始皇的车子，没砸成，遇到一个老头儿黄石公，得了一本书，半夜里偷偷地不断地读，读得天下之道、治天下之道。始皇东巡的时候，跑到沛下，刘邦叹息说“大丈夫不当如是也”。跑到会稽，项羽又说了一句，“彼可取而代也”；陈胜在种地，腰酸背疼了，抬起来捶捶腰，说了一句，“苟富贵，勿相忘”。读秦汉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那么多的人那么热烈地渴望着在历史上表现自己、造就自己。历史的这样一个涌流尽管不断受到阻遏，但是一直以一种力量来表达着自己。但到了汉武帝时，落下了闸门。士大夫们黯然失色，他们的意志再也不能够得到表达，他们的思想再不能够得到陈述，他们的人格蒙上了灰尘。这就是苏辙所说的，整整一百多年，没有值得称道的人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