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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城市都有各种行业的工匠。这些工匠既向周边农村地区、也向自己城市的居民出售产品，还有工匠会向更远的地区进行销售。在中世纪，在各个欧洲城市中，工匠们都按照各自的行业组成行会，一般都是：一个城市的一个行业的从业者，组成一个行会。制革者组织成制革行会，制鞋者组织成制鞋行会，还有手套匠行会、马鞍匠行会、成衣匠行会、木匠行会、铁匠行会。同一行会的内部分工也产生许多行会，比如呢布行业中就有织工、染工、漂洗工、呢布修整工等。 行会的形成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工匠们自发的需要。比如在一个城市里有200个铁匠，他们为了互相帮助、互相保护，而会结成一个行会；而且，形成了一个组织以后，如果再有新人想加入这个城市的铁匠圈子，行会会加以限制和排挤，从而保护这200个铁匠的既得利益。其二，市政当局促成工匠们组成行会。因为工匠们形成了一个组织后，有利于市政府对各行各业的工匠进行管理。 行会的主要功能之一，是要保持自己对本城市本行业的垄断地位。不加入行会，就不能在本城市中从事该行会所经营的行业；而行会对新成员的加盟有着诸多限制，农村来的人、外城市的人、外国人，即使有很高的技艺，也很难成为行会成员。特别是，不允许或严格限制其他城市的产品在本城市销售。 在商品经济中，各个生产经营者之间、各个生产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经济往来，只通过自由的、自愿的、等价的、互相同意的方式进行，这种联系和交往的方式，可称为经济方式，或经济手段。货币、合同、合伙制、股份公司、信用等，都是经济方式的工具。与其相对应，运用强制力量，禁止或限制某些产品进入某市场；禁止或限制其他公司进入某经营领域，以维持某一公司对该领域的垄断性经营（比如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就曾垄断了英国在印度的商业），这些则属于超经济手段。 以此标准来衡量，行会为了保证自己对本城市本行业的垄断而采取的很多手段，都属于超经济手段。所以亨利·皮朗认为：行会“在本质上，是有特权的团体，与工业的自由并无共同之处。它们建立在排他主义与保护政策之上。······中世纪城市经济的保护主义精神在这里有了最强烈的表现。”4后来，到了欧洲近代的初期，这种城市之间的贸易封锁基本消失了；但出现了国家之间的贸易保护，也就是重商主义，各个欧洲国家都尽量扩大出口，同时却设置很高的关税，来严格限制他国产品的进口。再后来，自由贸易占了主导地位，关税数额急剧下降，这种状况，在世贸组织成员国不断增多的趋势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从这一线索可以看出，自由交换的原则，在一开始并没有被工商业者们普遍接受和奉行。城市与城市之间并不互相开放市场，进行自由贸易。因为，如果我这个城市开放了市场，让其他城市的产品在我这里销售，到我这里来和我这个行会的同类产品进行竞争，我这个行会肯定吃亏。我的亏损，必须由我这个行会的产品能在其他城市销售，才能得到补偿。可是，其他城市能允许我这个行会的产品自由进入吗？谁能保证这一点？所以，从现实出发，还是不让其他城市的产品进入我这个城市比较好。 所以，自由贸易的观念，必须由各方同时接受和同意，才能在实际中得到确立。人的眼光在开始时总是短浅的，总是想占别人便宜，而不想让别人占自己便宜。但是，每一个城市的工商业生产都在发展，产量在不断地提高，工商业者们都在试图获得更大的利润。于是，他们就对其他城市进行试探性的种种销售。在无数次和其他城市试探性的商业交往中，人会发现，只占别人便宜（自己的产品可以在其他城市销售）而不让别人占自己便宜（禁止或用高关税限制），是不可能的。如果真正想把自己的产品销售到其他城市，就必须也让其他城市的产品进入自己的“地盘”。就像奉行重商主义的英国，严格限制尼德兰的商品进入英国，结果不久后各地的羊毛资本家们就向英国国王报告说，英国的羊毛现在无法销售到尼德兰去。 这样，在商品化生产中，人们从只考虑自己占便宜而不顾别人，学会了：要想自己得到便宜，就必须也让别人占便宜。大家自由贸易，各自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在这样一种自由的商业经济中，甲城市工商业者的所得，可能比乙城市少，但一定比参与自由经济之前，所得的多。自由贸易所创造出来的总体财富，比城市与城市之间互相封锁、国家与国家之间互相封锁所创造出来的财富，多出成千上万倍。米瑟斯说：“如今，一位欧洲普通工人的生活条件，比古埃及法老的生活水平还要舒适。······假如我们将一名公元前的富豪置于今天一位普通人的生活环境中，他也会毫不踌躇地说，他当年的生活比我们这个时代普通公民的生活还要贫困得多。”5 所以，自由贸易的观念和关系在人群中得到自觉自愿的建立，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依赖于参与各方的觉悟的共同提高。人们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学会了：要使自己获得更大的自由行事的空间（比如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去卖自己的产品），就必须自觉尊重别人的自由权利；要使自己能获得别人生产的又多又好的产品，自己就必须生产出又多又好的产品；要让别人对自己讲信誉，自己就必须对别人也讲信誉。人是自利的动物，这一点从来没有改变过。但是，深深地参与到商品经济中，仍然在很多地方改变了人。人变得目光长远了，变得懂得尊重别人了，变得尽量为满足别人的利益而努力工作了，变得学会把自己的利益和别人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了。比尔·盖茨和成吉思汗是同样自利的，他们都追求名誉、地位、成就感。但是，他们为追求同样的目的而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行为，而他们的行为给别人所带来的影响也是完全不同。成吉思汗带来的是战争、屠城、掠夺和压榨搜刮，比尔·盖茨带来的是人类信息技术的巨大进步。据史书记载，成吉思汗经常说：“男人最大的乐趣在于征服他的敌人，追击敌人，把他们的财产统统夺过来，让他们的亲人哭泣，占有他们的马匹，把他们的女人搂抱到自己怀里。”6比尔·盖茨整天想的则是如何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要。 我们以前反复说过，大规模、大范围人群关系的建立，一个是通过暴力征服，通过“坐寇”的方式建立；一个是通过自觉自愿的分工协作的方式建立。而且前一种方式的出现总是先于后一种方式。为什么会是这样的顺序呢？ 因为，通过前一种方式建立大规模大范围的人际关系十分容易，只要有一股强大的军事集团就可以了。这个军事集团一旦垄断了一个地区的暴力，比如罗马大军一旦成功占领了高卢，高卢的社会秩序就此建立。整个过程只要二三十年即可。对于高卢的百姓们来说，他们不需要改变什么，只是要多交一些农产品给罗马国家，或者给自己所依附的罗马大地主贵族。另外，要对罗马统治者们服服帖帖。其他一切照旧。简单说，只要有一小群人，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就可以建立起社会秩序，无需征求其他人的意见。 但是，通过后一种方式建立大规模大范围的人际关系则十分艰难。因为，现在是要人们自己在商品经济中改造自己，更新自己，约束自己，去摸索如何与他人建立大家都能接受的关系和规范。现在是要一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自愿同意，关系才能建立。让一个人接受一个拥有强大武力的外人的约束，很容易；但让他自觉自愿地和他人达成协议，然后以此来约束自己，就很难。所以商品经济发展的初期，总会大量出现不遵守协议的情况。但是，为了自身利益的更大满足，尽管很难，也要去做，去自觉地约束自己。于是人们通过缓慢的自我学习，自我觉悟，慢慢形成共识，达成规则。这需要上百年、乃至几百年的时间。 
相关的参考资料为您奉上请参考： 1、简介欧洲中世纪的庄园： 欧洲中世纪封建制下的庄园，就庄园土地成分而言，大致上均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第一， 领主的私有地。 第二， 农民的份地。 第三， 供放牧的草地。 第四， 提供庄园木材的林地。 就庄园的建筑而言，则大致分为三种： 第一， 是位于高处，豪华的庄园主住所，但并非一般人认为的城堡。 第二， 简陋的农民茅舍。 第三， 公共设施，包括教堂，水磨房（庄园主所有）和手工业者的库房。 庄园内有一切日常生活的设施，从根本上而言，庄园作为集体耕作，无人可以单独拥有耕地和耕地所需的动物和工具。 庄园内的公共设施很多，包括庄园主的私地在内，作为隶农的劳役，且具有优先权。 2、欧洲中世纪的庄园经济： 庄园经济是自然经济的一种，同时，自然经济在我国经济学界除了“自然经济”这个由英语的字面意思翻译过来名字外，也被形象地叫成“小农经济”，即“小型个体农业生产为基础的经济模式”。 特点就是：封建主拥有庄园，在庄园中使用农奴（无人身自由，终身及自己的后代都属于封建主，以罗马帝国时期奴隶、4-8世纪蛮族入侵时期战俘后代为主要来源）、雇佣自由农民（由破产的有人身自由的农民和破产市民等组成，庄园主雇佣其进行耕作，或者直接把农业用地分割出一部分来租给他们经营农业）进行农业劳动。生产上自给自足，由于中世纪欧洲战乱频繁影响了经济发展，所以在生产技术改造方面远远落后于中国、阿拉伯等地区，生产力也就显得低下。同时庄园收成分配上，农奴劳动部分完全上缴给主人，主人仅提供给农奴维持生存的必须物品和粮食；雇佣农民的收成则至少一半以上、有时甚至达到8成要交给封建主，一般长期采用上缴农产品的实物地租；在15世纪前后因对金银的需求量加大，慢慢向货币地租转变。 封建主获得地租后，用实物形式向上一级封建主（比如骑士向封自己为骑士的男爵或伯爵，有时甚至是国王本人）交纳一部分收成，作为对上级的回报。该收成比例并不统一确定，上一级封建主自己规定，一般是一成到三成。同时封建主也要把收成的十分之一（按《圣经》规定的比例）交纳给天主教会，这就是天主教著名的“什一税”。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农奴不用交纳“什一税”，因为他们的主人代替他们交纳了。但雇佣农民在交纳完给封建主的实物地租后，要从剩余部分中交纳十分之一给教会，因为封建主只收取了他们租地耕种的费用，而没代替他们交纳该税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