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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几层问题需要厘清：第一是关于汇率制度的结构问题。汇率制度是一国政府就汇率水平决定（或形成机制）、调整、维护、汇率政策等系列法律、政策以及管理机构等所作出的系统安排。汇率制度的核心问题是汇率决定和调整与维护等制度化的安排。所以我国汇率制度改革的影响因素与当前汇率制度的基本结构息息相关。当前我国的汇率制度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盯住一揽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样就可以分析出决定汇率制度改革的因素了。首先，是汇率水平和汇率形成机制。当汇率水平背离了国民经济运行所需要的水平，而这种背离在现在的制度框架下可否有弹性的调整，如果没有，就要改革汇率形成机制了；第二，由于汇率水平与国民经济的关系主要通过国际收支状况以及国际收支的可持续性决定的，所以国际收支均衡与否是第二个重要因素；第三，一国如果出现上述两问题，但政府有能力维持当前状况，也可能拖延汇率制度改革。所以第三个因素是政府的支持能力，这对我国而言主要表现为外汇储备状况和国家经济的总体实力。第四个因素是国际社会的压力及其我国抗压能力。因为汇率制度存在溢出效应，有利于我国的汇率制度安排可能对他国存在负面影响。 我认为，这是当前决定我国汇率制度改革的几个重要因素。 
当前，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是我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本文就此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改革的指导方针和有关步骤和措施。 一、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1996年12月1日人民币实现了经常项目下可兑换，从此人民币汇率机制的运行建立在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的基础上，但汇率形成机制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强制结售汇制度，即对企业除了规定的可保留的现汇收人外，其他外汇收入全部卖给外汇指定银行。二是中央银行对各外汇指定银行的结汇周转头寸实行限额管理，也就是说，外汇指定银行在办理结售汇过程中，对于超过其规定的结售汇周转头寸时，必须在银行间外汇市场抛出;对于不足其规定的结售汇周转头寸时，该外汇指定银行必须在银行间外汇市场补足。这样频繁进行的“抛”或“补”，便形成了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形成次日交易货币(美元、港币、日元、欧元)对人民币交易的基础汇率。 上述汇率机制的形成，虽然由市场供求来决定，但是从严格意义来说，它并未形成全面的外汇供求关系。这是因为: 强制结售汇制的缺陷。虽然中央银行几次调整了外汇指定银行的结售汇周转外汇头寸，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外汇供求关系，只能是中央银行被动人市进行干预，充当外汇交易最后差额的承担者，失去了外汇调控的主动权。 汇率变化缺乏弹性。1994年以来，除1997年外，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都出现双顺差的局面。外汇市场上人民币长期处于供大于求的状况，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不可避免，为此，人民币汇率水平不是纯粹由市场供求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约。从1995年到2001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5％，近几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只是在1美元兑27―30元人民币之间波动，波动幅度和弹性区间极小，汇率基本上是钉住美元。 金融市场的不完善。由于利率尚未实现市场化，资金不能自由流动以及金融工具、外汇交易品种和方式的匮乏，都造成我国外汇市场仍是一个不成熟、不完善的市场。因此，中央银行的干预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对外汇的供求起到很大的调节作用。 二、改革的指导方针 要处理把握好市场供求与国家宏观调控的关系。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央银行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对市场的调控的重要性，这关系到我国经济稳定安全地运行。因为，汇率机制的改革首先要确保经济运行的稳定。 要考虑开放经济的总体要求。在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中，要充分考虑我国经济进一步融人世界经济体系后可能出现的变化，根据开放经济的总体特征及我国经济的自身特色，把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与经济结构的变动联系起来，增大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影响范围和作用力度。 保持和实现汇率的稳定和均衡。如何确定一国货币的汇率水平，保持一种“最佳”或“适当”的汇率水平，这涉及所谓均衡汇率问题，也就是说，使汇率的变动，与一个经济内部和外部关系获得一种协调、合理的关系，能促进和达到内外平衡和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充分发挥人民币汇率作为调节整个国民经济的杠杆作用。 要充分认识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近年来，我国经济地位和贸易总额有很大的提升和发展，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不贬值的坚定政策立场已经奠定了人民币作为亚洲区域主导货币之一的地位。人民币在我国周边地区的影响力有所上升，但是，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相对于美元、日元、欧元等国际货币，人民币仍然属于“边缘”货币，汇率水平的确定及钉住目标的调整受到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深刻影响。动荡不定的国际金融市场环境为人民币汇率机制的调整及新的均衡水平的确定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因此，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必须充分考虑国际环境的影响，尤其是三种主要货币汇率波动的趋势，因此，未来人民币汇率机制的调整应以国内政策的目标为主，要兼顾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前景，适当考虑人民币作为区域主导货币所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要充分考虑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汇率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始终无法完全摆脱基于贸易平衡的传统思路，贸易差额在人民币汇率决定因素中居主导地位，汇率与外贸换汇成本的偏离程度一度成为衡量汇率水平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志。 随着我国外资流入的不断增加，资本流动规模和结构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日渐显著。从发展来看，在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资本流动的规模和结构已出现一定的调整。首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我国利用外资提供了新的增长动力，导致我国资本流入规模出现新的突破。在全球跨国投资总额中，服务业中的投资超过一半。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开放了部分服务领域，尤其是对于金融、保险、证券、商业、中介服务等领域的开放，等于增加了一倍的潜在投资者。其次，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后，我国利用外资的方式将更为丰富，在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借款等形式以外，将更多地采用发行境外债券和股票等筹资形式。估计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对比重将有所下降，其他投资相对比重上升，尤其是证券投资资金量将会增加。再次，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具体方式及结构可能出现调整，导致整体流动性的提高。 2001年以来，我国外资流人数额出现持续大幅度的上升，表明市场对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乐观预期开始发挥作用。此外，我国对外投资也将进入快速增长时期。 新的资本双向跨境流动的形势，要求我们在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中，适当增加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权重，汇率政策目标由贸易平衡扩大到国际收支总量及结构的平衡。 要适应国际化的原则。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汇率机制改革将在金融市场全方位开放的框架下进行，因此要遵循世界贸易组织所倡导的自由竞争原则、自由贸易原则、非歧视原则和透明度原则。在这种原则下，我国经济要全方位与国际接轨，适应和迎接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挑战。为了实现经济金融与国际接轨，就必须撤除资本国内外自由流动的障碍，这就要求做到国内外资金价格市场化，首先是利率的市场化，进而是汇率的市场化。也就是说，在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开放的条件下，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这是人民币与外币的价值比较和自由兑换形成的市场均衡汇率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把国内外市场价格信号更直接、更迅速、更准确地反映出来，才能使中国经济与实行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的国际经济融合，才能使国内价格体系逐步与国际市场价格体系真正接轨，才能使竞争机制在各个层面上反映出来。 三、改革的步骤与措施。 在本着人民币汇率既要均衡、又要相对稳定，有利于稳定通货和保持中长期国际收支平衡、有利于我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原则基础上，增大汇率形成的市场化和灵活性，使汇率保持在相对均衡和相对稳定的水平上，从而促进经济健康、稳定地发展。 改革的核心是:(1)逐渐增加汇率弹性;(2)逐步使用汇率波动区间，放宽波动范围;(3)在放宽汇率浮动区间的基础上，改钉住美元为钉住一篮子货币。 总体而言，改革的进程应采取渐进的做法。可采取的步骤和措施是: 要认真总结以往汇率运行的正反经验。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1996年12月我国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1998年人民币汇率经历了金融危机的考验，2001年11月我国成功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当前，在新形势下，人民币汇率机制应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服务，更好地迎接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挑战。为此，应该对新中国建立以来各个时期、各个阶段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形成、特点、问题，结合当时的经济政治背景以及对外经济贸易等方面的交往情况，进行认真总结和反思。只有在深入总结过去的基础上，才能在新形势下更好地进行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 积极推动基础理论和实证分析的研究。在确定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指导原则下，应进一步鼓励和推动人民币汇率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研究。总的来说，有关各个时期人民币汇率的研究，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重视下，各有关部门以及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实务工作者、科研工作者与教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是有相当成绩的。他们的研究成果对各个阶段的人民币忙率改革以及政策制定起到积极的参考作用。现应继续进行深入地研究探讨，比如，国际价值论、购买力平价论、出口换汇成本、理论比价模型、均衡汇率模型、汇率预警模型以及其他有关模型和相关方案，比如，钉住单一货币或者一篮子货币、爬行浮动、管理浮动、单独浮动、中心汇率等都值得研究和探讨。在研究探讨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得出更适应我国人民币汇率运行机制的有关方案，供决策参考。 改革的环境与时机选择。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国内经济学界加大了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讨论，特别是2003年以来，日本有关方面挑起人民币币值低估的观点，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但是这些讨论，往往囿于汇率升值或贬值的争论，沦为简单的政策解释和说明。在我国已加人世界贸易组织、更深地融人世界经济体系的情况下，汇率的影响将突破传统的涉外经济范围，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更强的影响力。因此，人民币汇率改革必须考虑国内外这样一个大环境，必须慎之又慎，一定要选择一个有利时机，也就是说，在改革时机的选择方面，我们既要根据国内的需要，又要考虑国际环境的变化。它不能过急，也不能不变，汇率机制的改革一定有利于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 回归到真正的有管理浮动。在1994年进行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中，人民币汇率制度被重新定义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在前几年的实际操作中，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控制在很小的区间，保持基本不变。实际上属于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最终选择，取决于政策部门对于“独立货币政策――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性”这一著名的“不可能三角”中不同解的偏好及目标权衡。笔者认为，对于日趋呈现内需导向特征的大国经济而言，独立货币政策毫无疑问是我们的首要选择，资本流动的自由程度在未来5年内将有显著上升，那么，其结果必然是人民币汇率波动性的上升。上述变化最终落实到汇率制度调整上，但人民币汇率走向自由浮动必须谨慎从事。可选择的是一个具有充分弹性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可在当前汇率水平的基础上，波动幅度扩大到上下1％。 建立内部汇率目标区，目标区上下可定为10―15％。改钉篮子货币应相机而行，从篮子的加权成分看，由于我国与美国以及香港地区的贸易额较大，而港币又与美元挂钩，美元在篮子中仍然占主要比重，欧元与日元以及其他有关货币进入篮子后，将使人民币汇率水平更趋合理。与此同时，应加强外汇市场交易品种和交易方式，进一步提高外汇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完善市场做市商制度，为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形成奠定基础。 建立人民币汇率的监测机制。在人民币汇率机制市场化日益提高的同时，建立人民币汇率的监测机制，目的是监测人民币汇率水平是否合乎实际，符合国家中长期政策目标，以便为国家制定和调整汇率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人民币汇率的监测体系包括宏观监测体系和微观监测体系两个层次。宏观监测指标包括货币供应量、通货膨胀率、财政收支状况、进出口增长率、资本流动等数据。通过建立宏观监测体系，了解一个时期汇率水平对宏观经济各项指标的影响，预测下一日期外汇供需情况和市场汇率的走向，用以研究调整汇率政策。微观经济指标包括出口换汇成本、进出口盈亏状况、实际税负、对外负债和还本付息情况、盈利汇出状况等。观察微观状况的变化，监测汇率水平的合理性，了解企业对汇率的预期并对外汇供需的可能变化进行预测。 通过汇率监测体系取得宏观监测指标及微观监测指标后，可用于编制季度及年度的人民币的名义有效汇率指数(NEER)和实际有效汇率指数(REER)。观察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的变化可以准确地了解人民币汇率对我国涉外企业的影响，反映我国贸易部门实际竞争力的变化，对我国出口产业及进口替代产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加强完善外汇监管体系的建设。在逐步有序放开资本项目管制的同时，特别要增强对短期流动资金的监管，必要时应采取相应的措施，防止国际流动资金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冲击。放松管制，加强监管，以监管取代管制，这是今后时期我国外汇管理当局工作的核心。即使在实现资本项目下可兑换的状况下，也不能忽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和中央银行的干预调控作用。同时应时刻关注我国周边金融市场的动向，动态测算人民币对周边地区货币相对水平的变化，保持我国出口及利用外资的竞争力。
这是2010年6月发表的一篇论文，够新了吧，紧跟时代： -----------------------正文内容----------------------- 《金融危机与人民币汇率制度》 一、 金融危机不会加剧外部对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责难 受金融危机影响，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显现。美国财政部长盖纳在候任期间曾指责我国操纵人民币汇率，这与布什政府拒绝认定我国为汇率操纵国的态度显著不同。但美国当前的主要目的，是要迅速走出金融危机、摆脱经济衰退，而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总体上有助于美国达到这一目的，起码不悖于这一目的。因此，新一届美国政府在危机中应不会对人民币汇率制度采取实质性的对抗行动，从摆脱实体经济衰退的角度看，人民币大幅升值对美国缩小贸易逆差不会产生实质影响。当前以中美贸易差额为代表的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根源于美国有较大的储蓄缺口(储蓄不足)，而包括我国在内的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则有较大的投资缺口(储蓄过剩)。从全球经济平衡的角度来看，拥有较高储蓄率的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是集体性地被迫与储蓄率较低的美国保持贸易差额关系。显然，这种失衡根源于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即使人民币大幅升值至我国对美贸易顺差大幅下降的程度。鉴于美国的储蓄率在短期内难以提高， 其贸易逆差将依然存在，只不过转变为对其他国家的逆差而已。上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美国的贸易逆差一直存在且愈演愈烈，只是其贸易顺差对手国顺次由日本转变为“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然后转变为我国而已。 从摆脱金融危机的角度看，人民币大幅升值并非美国解决金融危机的出路。近期，西方学术界流传着一种“祸水东引”的谬论，即将人民币汇率制度与美国次贷危机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人民币汇率低估是我国对美贸易顺差的主要成因，我国将积累的大量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国债，这压低了美国长期利率，进而低利率刺激了美国金融创新并使其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最终引发了次贷危机。大量事实表明，金融发展和风险认知之间的不匹配才是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金融创新和金融发展不断深入，尽管金融风险认知在同一时期也有进步，但明显滞后于实践的需要。金融发展和风险认知的不匹配大大降低了原有金融稳定安排的效力，金融机构内控、市场纪律和金融监管的效率下降与此均有密切关联。从这一视角看，次贷危机爆发具有必然性，它与人民币汇率制度没有必然联系。 事实上，维持现有包括人民币汇率制度在内的中美经济模式，对美国化解金融危机是有利的。当前，美国政府在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同时展开行动来化解危机。在实体经济领域，美国主要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来稳定经济增长;在金融领域，美国主要通过金融机构救助、收购金融机构有毒资产、为市场提供流动性三种方式来稳定金融系统。美国的危机化解方案需要耗费大量资金，这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大量发行国债。在美国国债投资需求中，外国投资者的地位举足轻重。2008年，美国政府净发行国债47万亿美元，其中外国投资者就购买了7720亿美元。中美之间的经济交往模式以人民币“软”钉住美元、我国对美保持大量贸易顺差和我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为主要特征，这一模式有助于美国筹集资金、稳定国债市场。应当说，危机加强了中美经济模式的“捆绑性”，即我国需要美国市场实现劳动力就业，美国则需要我国的资金来稳定其金融系统。破坏这一模式的稳定性，对中美双方都没有好处。 二、 金融危机不会根本威胁我国外汇储备的安全 次贷危机爆发后，我国外汇储备的安全问题引起国人广泛关注。部分国内学者认为，美联储向金融体系不断注入流动性，使得美国未来经济发展面临巨大的通货膨胀威胁，我国外汇储备也极有可能因此遭受重大损失，人民币汇率制度应该加速弹性化改革。为应对危机，美国货币当局不断放松其货币政策。美联储的最初反应是，通过更积极的储备管理使短期货币市场利率与目标水平一致。随后，为缓解定期货币市场和回购市场的压力，美联储延长了银行再融资期限，扩展了合格抵押品和交易对手的范围，扩大了证券融资范围。鉴于金融市场混乱还在继续且实体经济出现衰退，美联储迅速调整了其货币政策立场，将联邦基金利率在短期内由25%下调至0-25%。在缺乏利率下调空间的情况下，美联储开始实施所谓“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即货币政策直接关注货币投放数量而非利率。从货币供应量的角度看，以上货币政策操作并无特别之处，所有操作都是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当面临通货膨胀时，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出售其当前购买的国债和其他类型金融资产以收缩流动性。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在美国这样一个贫富较为悬殊而又实行议会民主的国家，美联储不可能为了损伤我国外汇储备价值而故意推动通货膨胀。 主要是发达国家金融自由化和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刺激了投机性货币需求的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流动性膨胀对通货膨胀的压力。全球在次贷危机中投放的大量流动性在危机后大部分不会直接进入实体经济，它们中的绝大部分极有可能是从谨慎状态转为投机状态，这为全球收缩流动性提供充裕的反应时间。我国没必要进行大的储备币种结构调整。反而，由于我国在美外汇储备数量较大，任何急切的币种结构调整很可能会因交易成本过高和外汇市场的博弈性反应而损害我国外汇储备的价值。例如，如果我国迅速将美元国债储备转换成欧元储备，则大量抛售很有可能会使美元国债收益率迅速上升，这将导致我国继续持有的美元储备的贴现值下降。更何况，在当前全球主要储备货币中，美元的安全性仍然居于首位。 三、 不宜采用人民币大幅贬值来摆脱当前经济紧缩 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水平，理论界存在很大争议。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水平应该有利于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从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看，人民币应该大幅升值。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是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根本目标，包括人民币汇率政策在内的一切宏观调控政策都须以此为最基本的出发点。换言之，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水平应该首先有利于实现国民经济增长的总目标，其次才能考虑平衡国际收支。 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了剧烈下滑，对外出口和投资的增长率同比皆有大幅下滑。由于投资下滑主要是由出口下滑导致的，此轮我国经济紧缩可以归为外部需求冲击型的经济紧缩。为保持经济增长，我国政府及时有力地出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汇率政策领域，我国迄今为止尚未采取大的举措。我国是否应当采用人民币大幅贬值来摆脱当前经济紧缩，这也是我国汇率政策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表明:全球真实GDP增长率从2007年的5%下滑为2008年的7%，其中，除了中东的真实GDP增长率上升了2%，北美洲、中南美洲、欧洲、独联体、非洲和亚 洲的真实GDP增长率分别下滑了0%、9%、8%、9%、8%、0%和9%;全球真实商品贸易增长率从2007年的6%下滑为2008年的2%，其中，北美洲、中南美洲、欧洲、独联体、非洲、中东和亚洲的真实商品出口增长率分别下滑了5%、5%、5%、0%、5%、0%和0%。全球真实GDP和真实商品出口的全面萎缩表明，在所有导致我国出口紧缩的原因中，贸易对象收入的全面下降肯定居于首位。 在人民币“软”钉住美元的汇率安排下，美元2008年对日元和欧元大幅升值，间接推升了中国的实际有效汇率。可以讲，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相对稳定在危机期间恶化了我国的贸易条件，中国当前具有人民币贬值的潜在动力。 尽管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对于我国出口的稳定可能有不利影响，我国当前仍然不宜采用人民币大幅贬值的办法来摆脱经济紧缩。根本原因在于，在全球经济下滑、贸易对象收入萎缩的情况下，人民币贬值是否一定产生足够的刺激效应，我们并无把握。相反，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危机中世界各国“以邻为壑”式的贬值，从来就没有给任何国家带来过好处。亚洲金融危机中，我国政府在全面权衡之后，作出了人民币不贬值的决策。这一决策在事后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它不仅制止了亚洲各国竞争性贬值的浪潮，而且使得我国国内生产获得了稳定的外部环境，并据以率先走出了危机的阴影。也正是在此决策的推动下，我国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从此确立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毋庸讳言，亚洲危机中我国作出的不贬值的决策，使得我国成为那次危机中最大的赢家。 在坚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同时，我国要格外关注出口行业是否在危机中出现转移。我们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我国，以使用中间产品生产最终出口产品为核心特征的垂直化专业分工贸易模式正在加速形成，外资企业在这一贸易模式中占据主导地位，而我国在这一贸易模式中主要是获得低端的劳动要素收入。垂直化专业分工主导我国的贸易模式，意味着我国对外贸易可能存在临界状态，一旦外部竞争环境达到抵消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程度，大量外资主导的垂直化分工贸易企业很可能突然集体性地从我国退出。相比于出口下降，危机导致我国外贸转移的威胁更需警惕，因为直接投资决策因沉淀成本巨大而不会轻易改变，出口行业的国际转移会对我国经济增长造成长久性的根本损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