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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 服 从清朝至民国年间，福州男性穿着多为长袍、长衫。长袍上自肩部、下至足跗。开襟于右，前幅与后幅缀以纽扣。前内有小幅布，中缝一小袋，叫暗袋，可藏少量物品。作为外衣的长衫，是中老年男性的便服，常换常洗，多以棉布制作。其色常见的有蓝、灰和月白。有身份的人夏天多穿麻织或绸织的长衫。短衫则指女性的外衣，套在袄的上面的称为袄轮。长衫以朴素大方为上，短衫则以新颖绚丽为佳。 马褂，是男性的短外衣，套在长袍或长衫外面，有领，对襟齐腰，缀以纽扣5粒。马褂不用布料而多以团花青缀制面。后来在左襟侧处缝一小袋，以藏挂表，叫做表袋。另一种可代马褂的“甲仔”，又叫背褡、背心。它是无袖的短衣，套在长袍或长衫外面，故有马甲之称。抗日战争以后，穿长袍、长衫的日渐减少，长衫马褂的更少。孙中山创造的中山衣则取而代之，并广泛流行。 中年以上的官宦豪绅，寒冬出门穿长袍之外，还披一外衣，其长自肩及膝后，无领，无袖，以带系之于颈，此即“披风”，亦叫“斗篷”。清代至民国，城乡劳动者不论男女多穿对襟及膝的短衫、短袄。衫则单衣，袄则是两重以上缝制的，有夹袄、棉袄、皮袄，按时令而更换。男袄所用的料子多为棉织品，女袄则多用丝织品。旧时妇女的礼服是袄与裙，合称裙袄。女子结婚时，要穿大红色的蟒裙蟒袄，嫁妆中要办一套内衣，叫做紧身袄裤。过去妇女，以青裙为便服，红裙为礼服，白裙为丧服。逢年过节，或家中有喜庆，或参加亲友的宴会，都要穿红裙，年老依然。丈夫死后，终身就不再穿红裙，再醮的妇女，也不得穿红裙。孀妇要到儿女长大自立以后，可穿绿色或浅绿色的绣花裙。一般的裙，长可及胫，多以丝织品制成，或刺绣彩色的图案。以折迭多者为尚，即所谓百褶裙。农村妇女，在田野劳动时，都穿着红布裙，以示有福。民国以后，穿裙者渐少。但男女从事劳作时，则以布作巾，围在襟前，以防污衣裤，叫做围身裙。清代，中上层妇女盛行穿旗袍，身着上下连属的衣服，形如长袍。至民国时，旗袍款式时有改变，有高领的，有矮领的，有硬领的；长有曳于地的，有至于胫的，有短仅过膝的，甚至有不及膝的；有长袖的，半袖的，有无袖如背心的。50～70年代，旗袍几乎绝迹。80年代后又流行起来，其式样趋于洋化。 男女的下衣谓裤。有长裤、短裤、外裤、内裤。旧式的裤，都没有袋子。上端统称裤，也叫裤头，多用高约半尺左右的白布缝接裤。着裤时另用一条带子把裤头绑在腰部，叫裤头带。脚管，无前后幅之分，左右亦可通用。裤裙俗叫裤斗，一般是合缝的，两裤管联成一体，叫密斗仔。 民国中期，公务员和中高级知识分子，盛行穿中山衣与西装；中学男生穿黄色和黑色学生服，女生穿蓝衫青裙；青年农民时兴对襟便服，颜色以青、灰、白为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公职人员中，男性盛行中山装，女性盛行列宁衣。冬天则穿列宁式短棉袄，颜色多是灰色或浅蓝色。1954年提倡学习苏联，讲究穿着，青年妇女穿花连衣裙（称“布拉吉”），农村中青年农民仍着对襟平装，出门做客或办事时方穿中山装；妇女则时兴用“一九蓝”、“洋花布”做的大襟短衣。 民风民俗的作文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特色。今天，就让我带大家走进广东民风民俗大观园吧！ 凉茶 广东人最爱饮凉茶，认为凉茶是身体的保险公司， 有病服即能治病，无病服也能防病。如若成人一个月内不饮几杯凉茶（多为王老吉），婴幼儿2-3天不服一次七星茶，就认为身体健康没保障。 竹蔗茅根水是广东凉茶之一，有清热下火，生津止渴，润肺排毒之疗效。 常用的五花茶、夏桑菊、王老吉等凉茶，都是由味苦性寒之药物组成，适用于四时感冒、头痛发热等积滞之症。其中王老吉的药性最为寒凉，五花茶和夏桑菊相对平和一些。小儿七星茶由味甘淡性寒流之药物组成，适用于小儿感冒发热、烦躁咬牙等症。适用于体质强壮、素来火旺湿盛、经常咽喉肿痛、大便干结、舌红苔黄腻者。但是，喝过凉茶的外地人唯一的感受就是一个字“苦”！我喝凉茶的时候，喝一口，一下子就塞进去好 几片陈皮去苦。 广东迎春花市 广州美称“花城”，其一年一度的迎春花市，已为世人所瞩目。春节前夕，广州的大街小巷都摆满了鲜花、盆桔，各大公园都举办迎春花展，特别是除夕前三天．各区的主要街道上搭起彩楼，拱起花架，四乡花农纷纷涌来，摆开阵势，售花卖桔，十里长街，繁花似锦，人海如潮，一直闹到初一凌晨，方才散去，这就是广州特有的年宵花市。 广州种花为业，已有100O多年的历史。早在五代南汉时代，珠江南岸庄头村一带，就有许多素馨花田，南汉王刘怅的宠姬素馨就是庄头的种花女。 金桔象征“大吉大利”。与其相类似的还有代代果，寓意代代繁昌：佛手果，形似指掌，有如信徒虔诚膜拜，飘逸肃穆，深为善男信女所垂青。 每年腊月初，市面上有从福建漳州运来的大批水仙头，人们买回后，精心培植，通过对水温和日照的调节来控制花期。水仙花似乎也能解人意，常常就在除夕合家吃团圆饭时，或在正月初一的爆竹声中依次开放，这情景给人们带来无穷的乐趣。俗语说，“花开富贵”，这正巧取了个好兆头。加上水仙花外形清秀、亭亭玉立，香气袭人，所以家家必备。 当然，广东还有好多民风民俗。比如：煲汤、 舞狮、种四方竹，甚至有的地方还有舞牛的……每个地方的民风民俗都有不同的特色，都等着我们去发现它呢！ 调查情况：关于春节来历的传说有很多，在民间广为流传，其中以万年的故事较为普及。我就选择这个故事进行了深入的了解，这个故事的梗概是：很久很久以前，在山青水秀的定阳山下，有个不太大的村庄。村头山坡上，有间小石屋，住着一个名叫万年的青年。他家境贫寒，以砍柴挖药为生。那时节令很乱，弄得庄稼人无法种田。万年是个有心计的青年，想把节令定准，可是，不知从哪里下手。 一天，万年上山砍柴，坐在树下歇息，树影的移动启发了他，他就制了一个日晷，测日影计算一天的长短。可是，天有云阴雾雨，影响测记。他就想再做一件记时器具，好弥补日晷的不足。那天，他上山挖药，来到泉边喝水，崖上的泉水有节奏地滴答滴答地响着，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望着泉水出了神。思索了一阵，回到家里，画了画，试了试，做成了五层漏壶。从此，他测日影，望漏水，勤勤奋奋。慢慢的，他发现每隔三百六十多天，天时的长短就会从头重复一遍。最短的一天在冬至。那时的天子叫祖乙，节令失常，使他很着急，就召集百官，朝议节令失常之困。节令官叫阿衡，不知道日月运行的规律，就说是人们作事不慎，得罪了天神。只有虔诚跪祭，才能得到上神的宽恕。祖乙就斋素沐浴，领百官去天坛祭祀，并传谕全国，设台祭天。但祭来祭去，不见收效，时令照旧很乱；各地的老百姓为了修建祭台又得服役，又得出捐，真是胆汁拌黄连，苦中加苦。万年忍不住了，就带着他的日晷和漏壶拜见天子。万年见了天子，说了冬至点，讲了日月运行周期。祖乙听罢，心中大喜，即令大兴土木，在天坛前修建日月阁，筑上日晷台，造上漏壶亭。又拨了十二个童子服侍万年，万年让六个童子守日晷，六个童子守漏壶，精心记录，按时报告。 一天，祖乙让阿衡去日月阁询问制历情况，万年指着草历说：“日出日落三百六，周而复始从头来。草木枯荣分四时，一岁月有十二圆。”阿衡一听，深觉是理，心中却不安起来。他暗想：要是万年把节令定准，天子心喜，重用万年，谁还听我阿衡的？阿衡想啊想啊，一心想把万年除掉。一天阿衡打听出一个善射的利客，就派人请到家里，摆上酒筵，说明原由，许以重礼。刺客答应当夜就去行刺。天交二鼓，刺客趁酒兴离开了阿衡，向日月阁奔去。怎奈天坛周围，日月阁下，有卫士严守，刺客不能近前，就拉弓搭箭向日月阁上正观星象的万年射去。谁知刺客喝酒过多，眼睛发昏，飞箭只射中万年的胳膊。万年哎呀一声倒在地上，众童子急呼拿贼。卫士们听到喊声，一齐出动，捉住刺客，扭见天子。祖乙问明实情，传令将阿衡收了监，又立印出宫登上日月阁看望万年。万年非常感动，指着申星说：“申星追上了蚕百星，星象复原，夜交子时，旧岁已完，时又始春，望天子定个节吧。”祖乙说：“春为岁首，就叫春节吧。爱卿入阁，三载不出，披肝沥胆，以月圆为准制出太阴历，真是功高德重。如今爱卿被奸佞暗算，且随我到宫中调养吧。”万年说：“太阴历虽然草创，但还不十分准确，岁尾还剩有点滴时辰。如不把这岁末尾时润进去，日月如梭，过来过去又会错历。臣负众生所望，深受天子之恩，愿碎心日月阁，细心推算，把草历定准。” 就这样，万年在日月阁中，仔细观察草木麦菽的荣枯，精心推算，把岁末尾时积日成月润了进去。那年五月，祖乙到天坛行祭，祭罢天神，又登上日月阁，把祭神的五月鲜桃赐给万年。万年献上太阴历，祖乙望着日夜操劳的万年，眉也白了，须也白了，深受感动，就把太阴历定名为万年历，还封万年为日月寿星。因此，后来人们也把春节称做年，每每过年之时屋里挂上寿星图，象征新岁添寿，也是对功高德重的万年寄以怀念之情。 民俗之一――贴春联。帖春联是迎春的一系列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早在春节的前的几天，街上就挤满了大声叫卖春联的小贩。摆在摊子上的春联更是琳琅满目，让人应接不暇。每张春联上都写着祝福的话语，但各有不同，耐人寻味，有的春联上写着：“和风吹绿江南柳，春雨催开塞北花”，有的春联上写着：“水水山山处处画，家家户户年年丰”。短短两句，写活了新春佳节人们心中的美好心愿。 听爷爷说，春联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宋代诗人王安石在《元日》中写道：“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暧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首诗中的新桃和旧符便是春联的原型了。春联也是对联的一种，其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从五代十国时开始，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一千多年了，但它的最鼎盛时期还在明清两代。传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定都金陵后，在一年除夕之前，传旨金陵等地：“公卿士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除夕夜，他亲自微服出巡，以体实情。一次他发现一家未贴春联，问后方知是一阉猪者，不知该怎么将自己的经营内容写进联句。朱元璋听后，寻思片刻，为阉猪者题联曰：“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由此可见，朱元璋这位马上皇帝，在弘扬和发展春联事业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到了康乾盛世，春联艺术日见完美。不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上，都具有一定的水平。康熙也是撰联的高手，他题的镇江金山七峰阁联，便是一副很好的摘句联：“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春联发展到今天，已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春联这一古老的长青之树，必将在新的世纪中展示诱人的姿容。 民俗之二――帖门神。门神也是和春联有着同样地位的一件春节必备品，但是随着文化的发展，它已经不多见了。我个人认为它的衰弱应该是因为现代建筑对于大门的改革，门神的画像很难在这里找到一席之地，便逐渐消散了。经过多方寻找，我终于看到了它。听卖画人介绍，这是神茶及郁垒的画像，他们一个手执钢鞭，一个腰带铁锏，大有怒发冲冠之势。通过资料，我了解到，在上古的时候，有神萘郁垒俩兄弟，他们住在度朔山上。采摘野果，摘种桃树生活。在度朔山上有一棵桃树，树荫如盖。一天，鬼王想在这里偷些桃吃，便叫小鬼去摘，但却被两兄弟打了一顿，鬼王一气之下，现出原形，在晚上闯进了两兄弟的住所。两兄弟沉着冷静，制伏了鬼王，把他扔去喂了老虎，众鬼便对他们俯首听命。每天早上，他们便在这桃树下检阅百鬼。如果有恶鬼为害人间，便将其绑了喂老虎。后来，人们便用两块桃木板画上神茶、郁垒的画像，挂在门的两边用来驱鬼避邪。 民俗之三――帖窗花。中国剪纸艺术是一门古老的手工艺术，也是我国一种优美的民间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根植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历来为人们所喜闻乐见，流传至今已经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了。剪纸艺术作为民俗的一部分，在民间正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存在、发展着，时至今日它的旺盛的生命力得到了极大的显示。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一把剪刀，一张小纸，就能裁出具有浓厚生活气息的剪纸作品。如小狗、小羊等十二生肖之中的动物，它们各个惟妙惟肖，犹如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作。在春节这个喜庆的日子里，我们就能在各家各户的窗户上看到各具特色的剪纸作品――窗花。 民俗之四――年画。除了在门口贴春联、挂门神，在窗户上贴窗花，欣赏年画也是春节的一件大事。这一张张年画为家家户户增添了几分和谐安详的气息。旧时，家家户户在春节里，由大门到厅房，都贴满了各种花花绿绿，象征吉祥富贵的年画，新春之所以充满欢乐热闹的气氛，年画起了一定的作用。大抵比较富贵人家，在厅房总喜欢悬挂老寿星、紫微星、福、禄、寿等。梅兰竹菊等花鸟图，自然亦在欢迎之列。现在街市上较常见的就有《子鱼卧莲》（一个胖娃娃，手抱着一个大金鱼，卧在连花上嬉戏）、《凤凰来仪》（图画左侧有一岩石，上立以五彩风，右两少年，互相谈论 附图）、《年年有余》了，或是描写《白蛇传》、《西游记》、《水浒传》里的故事情节的年画。 民俗之五――压岁钱。说来说去，还是得回到春节孩子们最期盼的一件事上，那就是发压岁钱了。关于压岁钱，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古时候，有一种小妖叫“祟”，大年三十晚上出来用手去摸熟睡着的孩子的头，孩子往往吓得哭起来，接着头疼发热，变成傻子。因此，家家都在这天亮着灯坐着不睡，叫做“守祟”。 有一家夫妻俩老年得子，视为心肝宝贝。到了年三十夜晚，他们怕“祟”来害孩子，就拿出八枚铜钱同孩子玩。孩子玩累了睡着了，他们就把八枚铜钱用红纸包着放在孩子的枕头下边，夫妻俩不敢合眼。半夜里一阵阴风吹开房门，吹灭了灯火，“祟”刚伸手去摸孩子的头，枕头边就迸发道道闪光，吓得“祟”逃跑了。第二天，夫妻俩把用红纸包八枚铜钱吓退“祟”的事告诉了大家，以后大家学着做，孩子就太平无事了。 原来八枚铜钱是八仙变的，暗中来保护孩子的。因为“祟”与“岁”谐音，之后逐渐演变为“压岁钱”。到了明清，“以彩绳穿钱编为龙形，谓之压岁钱。尊长之赐小儿者，亦谓压岁钱”。所以一些地方把给孩子压岁钱叫“串钱”。到了近代则演变为红纸包一百文铜钱赐给晚辈，寓意“长命百岁”。对已成年的晚辈红纸包里则放一枚银元，寓意“一本万利”。货币改为纸币后，长辈们喜欢到银行兑换票面号码相连的新钞票给孩子，祝愿孩子“连连高升”。给压岁钱虽好，沿袭了传统，也表现了长辈们对下一代的深深的期盼，但是，现在的家长往往很大方，出手就是个一百两百，甚至于上千，这样不但会让孩子将其花在不正当的地方，更会使他们那养成大手大脚、浪费钱财的习惯。所以说，家长在给孩子压岁钱时一不要给太多，二要引导他们将钱用在正确的地方。 民俗之六――中国结。遍穿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中国结的身影，传说中国结是由一个和尚在闲暇之余用一根绳编出一个整结，然后串上名贵的佛饰品，在按上编出“王”字的穗，流传至今。当时的和尚，为了体现他“一心一意”向佛所以是用一根线编出来的，穗上为了体现他“至高无上”的信仰故编出“王”字。 后来，逐渐流入社会，中国结的意义也从信仰改变为中国人对亲情、友情、爱情的“一心一意”及拥有者“至高无上”身份的象征。从大致小，从粗到细，大红色的中国结透露出中国文化的深邃。 收集资料： 一、 迎春诗歌： 轻轻点开网络，一系列关于迎春诗作的网络顿时映入眼帘。 《七律 春节话时尚》 三十团年饭店筵，南来北往火锅煎。 少儿游戏愉除夕，网络成人不夜天。 桌面麻将声绕绕，窗帘烟火蝶翩翩。 闲遐七日焉时尚？送旧迎新另类篇。 这首诗形象地刻画出了现代人心中的新春佳节。 《五律 拜年》 金猴春意闹，红蝶结团圆。 初二晨曦启，俏装月镜前。 祝愿双手奉，老母笑容鲜。 儿女频频喊，欢声齐拜年。 《七律温馨除夕》 彩线抛花频吐蕊，烹浆煮酒满堂亲。 斟杯笑语庆团聚，把盏声潮拜岁新。 姐妹相携慈母暖，连襟康泰合家珍。 平常日子和为贵，风雨同舟万代春。 这两首诗写活了新春佳节全家团圆的美好心情。 二、春联： 春种人人用科技 春暖神州百卉艳 放开改革阳春曲 冬来户户过丰年 官清大地万民安 两制三通白雪歌 兴邦有法千般好 翠柏苍松兆福寿 国兴特色三江暖 为政无私万里春 金樽檀板庆新春 日灿神州万里春 朝霞灿灿三春景 龙飞凤舞升平世 善政和风指海峡 旭日彤彤九域天 柳绿桃红艳丽春 红心桃李报春晖 特色福州富四海 美酒红灯歌盛世 和风吹绿江南柳 小康岁月乐千家 银筝铜鼓报新春 春雨催开塞北花 春风时雨花千树 日丽三湘春骀荡 春风吹柳千枝绿 子孝孙贤福满门 龙腾四水岁峥嵘 时雨浇苗万亩新 结论：在中国古代悠久的历史文化长河里，孕育了形式各异的民族民风民俗，例如春联、年画、剪纸、门神等，它们充分反映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独有的特色。我们作为这些宝贵文化的继承人，要将其发扬光大。 经过这次调查，我遍览了中国从古至今的民风民俗，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真为我国拥有的、祖祖辈辈积累下来的、悠久的历史文化而感到自豪！ 种花，是个多民族国家五十六个民族围成一朵花，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风情。不一样的风俗造就了不一样的节日风俗而提到节日风俗，我首先会想到逛庙会，逛庙会这北京风俗相信大家已经久仰大名了，但真正见识过的估计也不多，那就让我带领大家去观赏这一有趣的民俗。 大年初一，北京城内城外寺院都举办庙会，庙会是大型的集市。大清早，庙门外小摊便吆喝起来，一条街被挤得水泄不通，满怀的好心情，漫步走进庙门，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此年的生肖物，绒毛的、瓷的、玉的琳琅满目，使人眼花缭乱。玲珑剔透的玩意儿排放在货柜上，整齐有序，很是吸人眼球。 参观完精致的工艺品，便来到食品一条街准备饱餐一顿，这里四处飘香，十里之外也能闻着香味赶来。食品街的都是小吃，聚集了八方美味，光是看看，都已经口水三尺玩累了，就到这里来，品味各色佳肴，定是舒服！听闻北京集市的阿里巴巴羊肉串味美、肉肥，我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找了几家老手，一连要了十几串，坐在小椅上边吃边看看繁市，好不快活，羊肉串真好吃，一连的羊肉串下肚，都还不过瘾，谁叫北京的小吃色香味全呢？ 吃饱喝足，随我往前继续观赏，一路小跑，便来到儿童天地，这里有小孩玩耍的各种有奖游戏，也有新年才推出的稀有玩具，“气枪打靶”、“绵羊拉车”、“力劈华山”，五花八门，各具特色庙会游戏有的刺激，有的有趣，无不让人张大嘴巴睁大眼睛，大饱眼福， 其乐无穷，我 虽然没玩（感觉忒幼稚！）但这些活动却让无数的小孩子欢天喜地。 玩够了，告别游乐场，随我一同去听“国粹”，用心去感受文化的真谛 。不早早赶到演出戏场，那还真是难以看到台上演员的表演，剧场是十里八层被文艺爱好者围得水泄不通。这儿的节目丰富多彩，层出不穷，有京剧、评剧、相声、小品、哑剧等，一个连一个，让台下的观众过足了瘾，熟悉的哼上两曲，不懂的，也用手在空中上下比划，跟着旋律，摇头晃脑，享受京剧的音韵，小品的欢快。演完一出，拍手声响遍了整个场地，久久回荡在庙会的上空。 我东蹦西跳，早已汗如雨下，却也乐在其中，虽然没有鞭炮的喜庆，但也不失节日的气氛，反而增添了无穷的乐趣，老庙会，新庙会，东西南北大聚会，它有它的独特风韵，它有它的热闹。祖国孕育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民风五十六枝花，各色千秋，可老北京的风情，却让我为之一爽！ 
导读：历史上不乏知识分子在真诚地为民请命的时候，却导致祸国殃民的后果，对此，当代知识分子还刚刚开始觉醒。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正致力于疏理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的关系，并逐渐将自己与之疏离开来，接下来的工作将是进一步反省自己与民间世界的关系，正视自己与民间的距离。我们并不主张一种新的民粹主义，主张知识分子重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际上，主张知识分子应关怀民间和具有民间意识，与主张将知识分子消弭于民间并非一回事，也决不等于“媚俗”。一个清醒地认识到并同时拒守着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和民间社会之间距离的知识分子阶级，恰恰是一个民族文化能够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而也只有当知识分子清醒地意识到了其与民间的距离时，他才会认真地去了解和理解民间，毕竟，民间社会虽然是历史的本体，但民间历史仍有待于知识分子去书写，这是当代知识分子所不可推托的文化使命。 对外开放，在使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同时，也回过头来更仔细地审视自己，文化史研究因此而兴。 一个国家的文化，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浑沌一体的，而是有着复杂的内在结构的织成物，存在着地域、民族、阶级、职业和年龄等方面的差别，其中，阶级差别是文化差别的重要原因，不同的阶级，由于其经济力量、社会地位、历史传统和教育机会的不同，而承当和依循着不同的文化，在古代中国，我们大致可以将文化划分为统治阶级、知识阶级和平民阶级文化，三种文化无疑都对整体的民族文化有所贡献，问题是，在三者中，何者应是中国文化的本体，因而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 文化是由人承当并作用于人的，如果文化丧失了对人的作用，就不再是活生生的文化，而成了仅供游人观赏的文物古董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则是由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所承当的，因此，在民族人口中占主体的阶级的文化，自然就是民族文化的主体，也就是说，文化史研究固然应关心统治阶级和知识阶级的上层文化，即所谓政治文化和精英文化，但更应该关注民众的下层文化，即民间文化。只有民间文化而不是别的，才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史，首先应该是民间文化史。 如果我们承认无论过去和现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永远是民众，承认民众是历史的主体，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时承认，要理解我们这个民族，要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和精神，就首先要理解民众，理解民间的历史和精神，而民间精神和历史只能保存于民间文化中，在气象万千的民间文化中，蕴含了民间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寄托了民间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惟有理解了民间文化，才算真正切中了我们民族的命脉，聆听了我们民族的心声。如果说，民间文化是一条汇纳百川的浩浩巨流，那么，帝王豪杰、文人精英的文化只能是这一巨流偶或激起的浪花，甚或只是虚浮的的泡沫。 将民间文化确立为文化史的主体，有着实践的和理论的意义。 其实践意义在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一个民族的变革，主要是人的变革，而首要的自然是展占其人口大多数的平民大众的变革，其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的一切文化侧面的变革，而欲求自新，必先温古，即认识民族主要是民众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状况。人们不是常说要现代化首先要了解国情么？而中国亿万民众的文化－精神传统与现状，就是最大的国情。民间文化以及它所陶冶凝炼的民间精神，直接关乎经济体制、民主政治和法治制度的等社会变革的方方面面。 不过，本文所关心的主要是民间文化研究的理论意义。民间文化研究的实践意义迫切要求文化研究对民间文化的关注，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中国当代学术界的“文化热” 虽历久不衰，但热点却似乎总是那有限的几个，什么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嘉乾朴学等等，主要是一些思想史问题，在民间文化研究领域，虽也不乏默默的工作者，但其成果却未能在学术界激起应有的反响，民间文化仍处在学术视野的边缘，学术关注的焦点仍是思想史，而人们却是在文化史的名义下谈论思想史问题的（只要翻检一下时下流行的几份精英学术刊物，这一点就一目了然了），于是，文化史被归结为思想史，而思想史又被顺理成章地简化为哲学史、经典著述史。 思想史固然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是如知识分子通常所相信的那样，是文化史的主要部分，更不能以思想史取代文化史。 首先，就文化形态学而言，思想在文化整体结构中，只是最表面的层次，我们不妨将之称为文化整体结构的“上层建筑”。 按其存在形态，文化现象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事情层。指人们在具体生活中的具体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思，每时每刻都在大量的涌现着和消失着的人生百态、世间万象，诸如送往迎来、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等等，文化的这一层次以具体的行为的形态而存在，说穿了，就是生活本身。第二，制度层，即引导人们的具体行为、制约人们的生活实践的规范或模式，包括生活方式、交际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感知方式等等，它们使人们的行为成为有序的、可预期的。文化的这一层次以成文的或口传的典章制度的形态而存在，如礼仪、法典、谣谚等等。第三，意义层。即人们用以解释世界以领会其意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等等，它赋于世界以意义，使人们的世界成为意义世界。 文化的这一层次往往以高度抽象化、合理化的思想体系的形态而存在，如神学、哲学等。 文化的三个层次，相互引发、相互依托。从现成的形态学的角度讲，毋庸置疑，意义体系是文化的最深层次。人们的具体生活实践总是受一定的文化制度所制约的，而一定的文化制度总需相应的意义体系作为其合理性或合法性的辩护，因此，一言体系，或曰特定的思想体系，就被当成整个文化构成的奠基者，要理解一种文化现象，就首需理解其相应的思想或哲学体系。 然而，现成的形态学的关系不能被当成历史的发生学的顺序。文化史既然是关于文化的历史，就必须以历史的目光来理解文化，按文化现象各层次的自然发生顺序来理解其相互关系。就发生学的意义而言，意义体系是文化整体构成的最表面层次，而生活实践才是其发生的渊源和存在的基础。这正与其形态学意义上的关系相反。 这实在并不难理解。因为，生活，惟有具体的生活本身，才是文化萌芽、成长并植根于其中的沃土。先有人类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才有人类的一切，也才有人类的文化。具体地讲，人们只是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经过长期的积淀、总结、升华和抽象，才建立了一定的文化制度：礼仪是交往的产物，语法是说话的产物，逻辑是思考的产物，总之，文化制度在生活中涌现并凝结成形的，说穿了，人们只有先如此这般地做事情，然后，才会有如此这般的做事情的方式和规范，这些方式和规范，无非是人类知识和经验的总结，它们流传于口头就成了谣言、古训，著于竹帛就成了典章、史册，而体现于生活本身就是民俗仪节。另一方面，文化制度产生于生活，却又反过来约束和规定生活：礼仪源于交际又反过来约束交际，语法源于说话又反过来约束说话，逻辑源于思考又反过来约束思考。文化制度又是意义体系赖以产生的基础。一定的文化制度确定了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设定了人们在世界中的地位，也设定了人们看待世界的立场，从而，就决定了人们对自我和世界的理解，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文化制度中并依赖于一定的文化制度来领会和理解世界的，人们置身于怎样的制度中，他在这一制度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他就怎样领会和理解世界，世界就会又怎样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一定的意义体系总是建立于一定的文化制度之上的，不同的民族因其不同的制度而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同的阶级也因其在文化制度中的不同地位而拥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因此，往往被思想史家视为文化最基本层次的思想体系或哲学传统，实际上是文化整体结构中最迟产生和分化出来的层次，它最初还是水乳交融地寓于具体的生活实践和文化制度中，只是随着社会的分化，随着专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分子的产生，它才以神学或哲学的形式蜕变和分化出来，而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最初是以巫史兼王的身分出现的），同时也就将作为其存在基础的思想体系置于文化的统治地位，并借助为之所垄断的历史叙述和学术著述宣传和强化这一被颠倒了的文化观，而昧于历史辩证法并囿于文字典籍理解历史的后世的知识分子也果真相信了这种编造的文化历史，并继续编造着这种颠倒了的历史，以至于连自己的生存也被头足倒立地颠倒了过来。 既然，只是由于人们先已如此这般地生活着，然后才演生出如此这般的文化制度，才最终编造出如此这般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那么，要研究文化，就必须从生活、从活生生的生活出发，只有首先理解了生活本身，理解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事象和形形色色的文化制度，然后才能理解思想。文化研究应从研究文化制度和思想体系是如何从生活实践中生成和分化出来的，而不是相反，研究生活是如何莫名其妙地从思想体系中分泌出来的，毕竟，人是为生活而思想，而不是为思想而生活，人们从来不是先建立一种世界观或人生观，然后才开始生活，而只是在生活历程中才逐渐有了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即是表面看来是先有思想后有生活的知识分子，他具体选择何种思想体系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有其粗俗的物质生活前提的，这个道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划时代巨著中已讲得很明白，马克思将被知识分子尤其是哲学家颠倒的历史重新扳正过来。 应该说，自从马克思出，人们再也没有理由仅仅局限于思想史的范畴叙述思想史，再也没有理由使文化史的研究依赖于思想史，尤其在我们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度里，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在西方人文科学界已将历史和文化研究的目光投向世俗文化从而导致历史观和史学方法的根本转变的时候，我们的人文学术界却仍执著于一些陈旧的问题和理路不放，古代经院学术（经学）的哲学方法，仍被奉为学问正宗，几千年的学统和道统绵绵不绝，既是我们的骄傲，可也是我们的包袱，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觉悟，学术方法的积习较之思想观点的教条更难于被觉察和清除，学统较之道统更根深蒂固。
中国民俗文化 ——风水文化和风水建筑 风水一说被大多数人视为无稽之谈。在科学发展的今天，从科学的角度来看，风水之说并不是一无是处。大多数人也将其看做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 《黄帝宅经》曰：地善，苗旺盛；宅吉，人兴隆。短短十个字就完全道出风水学的精髓。风水从字面上来理解，风是流动的空气； 水是大地的血脉， 万物生长的依靠。 有风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和生气，万物就能生长，人群就能生活。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正因为有了空气与水和适宜的温度，地球上才有了生命。所以，风水一说也有正确所在，正因如此，在建筑中从古至今人们都十分重视风水一说。 在中国有许多风水建筑，人们在建造房屋，选择家宅的时候会注意风水的好坏，讲究环境方位问题。人们也常以山水俊秀，地灵人杰等词语来赞美自己所在的地方。风水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那么，何为风水文化？它究竟是迷信还是科学呢？ 《葬书》最早提出风水一词， “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所谓的风水学便是：太极生两仪（阴阳、正负） ，两仪生四相（五行） ，四相生八卦，八卦生二十四山。通常人们将风水分为：龙、穴、砂、水、向、意、形、天。所有高等的风水师，都是按这些理去做，但要结合人命理，本性去计算；以前风水大师们的一句发家名言便是：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 中国古人把风水称为堪舆，也叫地理，我们可以将其连起来读做：堪舆风水地理——堪（观察天） 、舆（勘察地）、风（空气空间） 、水（水文水质）、地（地形地质）理（的研究分析理论） 。 在地球上， 水、 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是也是风 占最大体积的物质是风、 地。 （空气）、水、地（土地） 。在地球上除了由天体进来的物质之外，几乎所有物质都由风水地三者所承载所包含所孕育，当然也包括人类。可见古代人所说的风水，就是泛指地球中的所有物质，风水学就是研究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微观物质（空气、水和土）和宏观环境（天地）的学说。 根据古人的感知，在大地上除了地和水之外，余下的就是空间了，空间里只有风了。古人认为，风和空间和天是联在一体的，风水学中所说的风，既是空气，也代表空间，同时也包含天。老子曾说过：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就是天，所以有天一生水之说，二就是地，三就是水。翻成白话文便是：天生地，天地生水，天地水生万物。 风水一词最早出于伏羲时代， 太昊伏羲根据自己研创的简易图， 推理出地球有过一段是风与水的时期。 《简易经》里记载： “研地说：一雾水，二风水，三山水，四丘水，五泽水，六地水，七少水，八缺水，九无水。 ”这里所指的风水应该就是风水的原义了。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 风水一词是这样定义的： 指住宅基地、 坟地等的地理形势，如地脉，山水的方向等。在《辞海》中也是如是解释：风水，也叫“堪舆” 。旧中国的一种迷信。认为住宅基地或坟地周围的风向水流等形势，能招致住者或葬者一家的祸福。也指相宅、相墓之法。但其实这两种说法并不准确。其一，它将风水等同于一种迷信，没有肯定其科学的内涵；其二，没有把风水与风水术区别开来。风水是从古代沿袭至今的一种文化现象。从表面上讲，它是一种民俗，一种择吉避凶的术数；从本质上讲，它是古人研究人与环境之间关系 、的一门学问。简略地说，它与现代的“人类聚居学”“环境地理学”有些相似，但二者之间仍有本质的差别： 后者是建立在观察与实验基础上的一门科学； 而前者由于缺乏科学理论与实验基础， 夹杂着许多唯心主义的说法和迷信的内容， 以至于我们还不能将它作为一种科学，只能作为一种“术数” 。 近年来，由于对传统文化研究不断深人，中外学者对风水的看法渐趋一致。他们认为：风水是中国古代为寻找建筑物吉祥地点而提出的一套景观评价系统， 是古人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处理的方法与布局的艺术。风水的范围包含住宅、宫院、寺观、陵墓、村落、城市等许多方面，其中涉及死人葬地的称“阴宅风水” ，涉及生人居住地的称“阳宅风水”。风水有糟粕也有精华，不能简单地采用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态度对待它。有的学者还认为，严格地讲，风水与风水术是有区别的。风水是一种客观存在，其本体是自然界；而风水术是主观对客观的活动，其本体是人。 中国风水学是宇宙星体学、天文学、天体运行方位学、地球物理学、地磁方位学，水文学、地质地貌学、环境景观学、自然生态建筑学、社会伦理学、美学、人体信息学、气象学、空间选择学、时间选择学、民俗学、做人哲学、玄学、易学、预测学、阴阳学、五行学、形气学、理气学、日课学等等一门庞大的综合类学科。这是中国古人的伟大智慧的结晶，这是我们后人所应学习继承，应大力发扬光大的。 在我们的生活中，所有人都熟知的风水建筑可能非故宫和明十三陵莫属了。 北京有一条龙脉，贯穿故宫和明十三陵。 古代君王身前居住之所与身后安息之地皆在龙脉之上，受天神庇护。 故宫，距今已经有了 600 多年的历史。故宫的龙脉与昆仑山相通，而昆仑山与天上元气相通。故宫中的交泰殿是故宫的龙穴也是北京城的龙穴，同时也是全中国的龙穴。从静态风水来看，故宫后有景山，前有金水河，位于山水之间，镇山金水，处于山水的环抱之中，为延年穿宅之格。从后宫后寝分析，以前宫前三殿来论，主体建筑太和殿、中永殿、保和殿皆占吉星位置，以后寝、后三宫来论，朝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亦处于吉星位置，尤其是延年吉星得位，更主长久稳固。整个故宫是完全按照风水这个大体的格局来建造的。 明朝皇帝的墓葬群——十三陵亦是如此，它始建于永乐七年。为了求得吉祥的墓地，明成祖命江西风水师在昌平境内找到了这一片山地， 经朱棣亲自踏勘确认后并封为“天寿山”。以后的十二代明朝皇帝也相继把陵墓建造在这里，十三陵周围层峦叠嶂，秀美天成。十三陵所处的地形是北、东、西三面环山，南面开敞，山间众溪汇于陵前河道后，向东南奔泻而去。陵前神道两侧的两座小山，为“龙山”和“虎山” ，符合东青龙、西白虎的四灵方位格局；用风水理论来衡量，天寿山山势延绵， “龙脉”旺盛，陵墓南面而立，背后主峰耸峙，左右“护砂（山）”环抱，向南远处一直伸展至北京小平原，前景开阔。陵墓的“明堂” （基址）平坦宽广，山上草木丰茂，地脉富有“生气” ，着实是一处天造地设的帝陵吉地。这次在去北京的旅游途中，我还听说了北京另一特别知名的风水建筑——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大厦。此建行位于北京西二环金融街 25 号。 “金融街”在元代被称为“金城坊” ，明、清两代是金铺、银号聚集之地；清末至民国，我国的大部分银行也多设于此，是历代各种金融机构垂青的风水宝地。“现在的‘金融街’始建于1993 年 8 月，至 2005 年全部完工。南起复兴门， 北至阜成门，东临太平桥，西沿二环路，占地总面积 103 公顷。这里云集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总行、中行总行、农发行总行等国家级银行总部，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中保集团、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网通等一大批著名金融保险证券单位和电信企业入驻。马来西亚丰隆集团等国外的著名银行机构等 200多家国内外金融及非金融机构落户此地， 成为我国掌握国际最新金融信息， 了解世界金融动态的国家级金融中心。” 虽说在此块“风水宝地”之上，但建行总行却是“地处不兴” 。建行门前天桥斜去，呈虚水而走遇“天桥煞”，而其西北角又面对十字路口遭“路冲煞” ，皆为泄财之象。相传时任行长周小川为此请来了香港著名的风水大师为建行的设计出谋划策， 力图化险为夷。于是便有了这幢为北京人所津津乐道的“风水建筑” 。金融街上的建行大厦通体黑色，在世界建筑史上实属罕见，在风水学中，黑色属水，水亦表财，黑色不仅催财力量强而且可以化煞；在西北角的煞重之位，大厦被设计成两把尖刀状的化煞布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顶部，为四个形如水闸放水的旺财设计， 意为财源滚滚；十字路口与天桥的西北角也有一对号称中国最大的汉白玉貔貅来招财镇宅；在貔貅的正中，竖立三根旗杆，意为三根高香表示对天地神灵的敬畏。在如此风水建筑的庇佑之下，这几年来，建行蓬勃发展，成为了我国四大商业银行之楚翘；原行长周小川也官升三级，从总行行长之位扶摇直上至证监会主席、央行行长之高位。 真正的中国古代风水学应该是一种古代人类繁衍生息，治国安民等社会活动所形成的生存知识；是一种研究大自然对人类作用的精深学问；是一种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是一种趋吉避凶的术数； 是一种流传了几千年的民俗活动；是一种中国独有的以天人合一阴阳调和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产物；是一种由实践积累起来的经验所形成的人居环境选择优化的实用技术；是一种由中国古人的唯物唯心学术混杂而形成的博大学派； 是一种科学与玄学相提并论的、精华与糟粕并存的、落后于现代技术的、超越于现代科学的的系统理论；是一种宝贵的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 风水可以改天命而夺神功，这是古人对风水学的高度肯定。风水学告诉人们要能顺应自然规律，做到天人合一，要优化自然环境，这样就有了好的阴阳宅，有了好的风水地的吉气感应与荫庇，自己和后人即可以平安昌盛，所以丁财贵秀，百福臻临，如果人人家家都能获得好风水地而吉祥， 社会就会因人人平安幸福而和谐，民族国家也就会因人人有为家家发达社会和谐而兴旺，这就是风水学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所在。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风水不是万能的，风水也只是影响人生的一种力量。中国风水学虽博大但杂乱，虽精深但虚玄，虽可验证但少数据，虽有作用但多无科学根据，尚存在很多局限性，广而无边，深不见底，艰以学习，难以操作，尚泥古不化，裹足不前，为此，但愿风水同行们能摒弃成见，在考古践今的同时，努力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不断地丰富它，充实它，完善它，提升它。是所至望！
花，是个多民族国家五十六个民族围成一朵花，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风情。不一样的风俗造就了不一样的节日风俗而提到节日风俗，我首先会想到逛庙会，逛庙会这北京风俗相信大家已经久仰大名了，但真正见识过的估计也不多，那就让我带领大家去观赏这一有趣的民俗。 大年初一，北京城内城外寺院都举办庙会，庙会是大型的集市。大清早，庙门外小摊便吆喝起来，一条街被挤得水泄不通，满怀的好心情，漫步走进庙门，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此年的生肖物，绒毛的、瓷的、玉的琳琅满目，使人眼花缭乱。玲珑剔透的玩意儿排放在货柜上，整齐有序，很是吸人眼球。 参观完精致的工艺品，便来到食品一条街准备饱餐一顿，这里四处飘香，十里之外也能闻着香味赶来。食品街的都是小吃，聚集了八方美味，光是看看，都已经口水三尺玩累了，就到这里来，品味各色佳肴，定是舒服！听闻北京集市的阿里巴巴羊肉串味美、肉肥，我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找了几家老手，一连要了十几串，坐在小椅上边吃边看看繁市，好不快活，羊肉串真好吃，一连的羊肉串下肚，都还不过瘾，谁叫北京的小吃色香味全呢？ 吃饱喝足，随我往前继续观赏，一路小跑，便来到儿童天地，这里有小孩玩耍的各种有奖游戏，也有新年才推出的稀有玩具，“气枪打靶”、“绵羊拉车”、“力劈华山”，五花八门，各具特色庙会游戏有的刺激，有的有趣，无不让人张大嘴巴睁大眼睛，大饱眼福， 其乐无穷，我 虽然没玩（感觉忒幼稚！）但这些活动却让无数的小孩子欢天喜地。 玩够了，告别游乐场，随我一同去听“国粹”，用心去感受文化的真谛 。不早早赶到演出戏场，那还真是难以看到台上演员的表演，剧场是十里八层被文艺爱好者围得水泄不通。这儿的节目丰富多彩，层出不穷，有京剧、评剧、相声、小品、哑剧等，一个连一个，让台下的观众过足了瘾，熟悉的哼上两曲，不懂的，也用手在空中上下比划，跟着旋律，摇头晃脑，享受京剧的音韵，小品的欢快。演完一出，拍手声响遍了整个场地，久久回荡在庙会的上空。 我东蹦西跳，早已汗如雨下，却也乐在其中，虽然没有鞭炮的喜庆，但也不失节日的气氛，反而增添了无穷的乐趣，老庙会，新庙会，东西南北大聚会，它有它的独特风韵，它有它的热闹。祖国孕育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民风五十六枝花，各色千秋，可老北京的风情，却让我为之一爽！
盐商文化与天津民俗 清代诗人张船山(问陶)称誉天津“十里鱼盐新泽国。二分烟月小扬州”。前人多看重天津的水乡景色，即渔(次要的)盐(主要的)之利带来的风月繁华。这一点，天津与扬州也很相似。行销淮盐的商人与行销芦盐的商人，所创造的文化扭转与意蕴，在当时是颇为接近的。 天津盐商文化对天津民风民情的改变，有积极影响，也有负面疚，从天津民俗整体看，都很明显。 天津屯本为军事建制。因此，民风剽悍，造成遇事讲打讲闹的社会风气。而盐商如顺治时张霖、康雍间的查日乾(天行)、安歧(仪周)，起造园林，延揽名士，换名话说，在天津，“引进文化”，成为一时风气。安歧“无声争之好，惟涉古今书画名迹”，“收藏之富，甲于海内”，不能不说是一个天津文化的建设者，范宽〈雪景寒林图〉，孙过庭〈书谱〉都是字氏家中物。盐商收 藏名迹的风尚，在晚清“八大家”中李善人身上遗风犹存。李家珍藏宋元明珍本图籍多种，是旬清大藏书家之一。 天津儒学始于明正统间。在明、清两代，不但有文学、武学，还有商学。商学的生员即来自商、灶(盐灶)两稽查，主要来自盐商，早期也由盐商承担经费。盐商积极兴学，既因本身富于财力，又因商、灶两稽查子弟可人科场，步入仕途。天津第一所学校(康熙五十八年)“三取书院”，早期经费全由长芦盐商支会。第二所“问津书院”。则由盐商查为义献产而设。天津河东盐索一带，从不讲读书习文，乾隆举人杨一昆(无怪)在此设“起凤楼书社”，使民风民情大为改观。而杨家即是盐商。天津一地，民风民俗由尚武而崇文，不能不承认盐商文化是具有促进作用的。 就天津情况讲，有一条显而易见的规律：正畸而优则仕，仕而优则盐。遂闲堂张家行盐有了钱，儿孙都步篱仕途；无锡华氏(南华)北迁后，祖先业盐，后世出了内阁中丞华世奎。李叔同(弘一)之父李世珍(小楼)，为同治进士，致仕后因办盐务成了巨富；杨一昆及其子杨恒占(进士)也是先仕而盐发家的。无论如何，科场功名，总是对文化的一种启动力。 但盐商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用钱堆起来的，无论起造园林，收藏名迹，延揽名士，纵情诗酒，没有钱是办不到的。风月繁华的基石是白银。这说又影响天津的社会风气“俗尚奢华”。“八大家”中的盐商振德黄、长源杨、益德王、益照临张(海张五)、李善人，无不以挥霍性开支而闻名津沽。天津鼓楼东姚家也是盐商，而且姚丰年、姚承丰父子两世进士，财力不下“八大家”，但家风清正，生活简约，就不属八大家。从这一点看，盐商文化对天津风俗糜烂又有大关系。聘闺女讲究：“过嫁妆”，娶媳妇讲究“亮轿”，死人讲究“出大殡”，办会讲究“设摆”，把家中珍贵文物摆出去，实际是“摆阔”。由于金钱悖入悖出，因此天津又有“宝贵无三辈，清官不到头”的说法。杨一昆在〈天津论〉里说：“第一是走盐商，走久接(结)地方。一派纲总(盐商公会头目)更气象：水晶顶，海龙裳，大轿玻璃窗儿亮，跑如飞蝗，把运司(盐官)衙门上。店役八九个，围绕在轿旁，黑羔马褂是寻常。他(盐商)的来头可想。”这就是盐商的日常面貌和文化形象。 盐商办文化事业并不单纯出于倾心文化艺术，主要还是附庸风雅。张霖、查莲坡皆能诗，但有几首为人传诵的天津诗人还是“独有清韵在梅花”，属于那家族累世清芬、佳仕途蹭蹬的梅成栋祖孙。清代天津也没有出现大书法家、大画家，更没有“金陵八家”、“吴门四子”画派。盐商中人对于艺术总是浮皮蹭痒、水过地皮湿，点到而已(盐商后裔另论)。这种创作风气，影响甚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