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omm1984
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公元前551年9月28日～ 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即农历八月廿七~农历二月十一），名丘，字仲尼，汉族，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市南辛镇）人，先祖为宋国（今河南商丘一带）贵族。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世界最著名的文学名人之一。孔子的儒家思想对中国和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区有深远的影响。孟子名轲，字子舆，是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著有《孟子》一书，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合称为“孔孟”。孔子逝世以后儒学曾有很多演变：《韩非子·显学》说“儒分为八”；秦火以后，儒家典籍损失严重，然而在《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还不算少，可惜后来又大多散佚；晚清疑古思潮的冲击，仅存的一些典籍又遭到怀疑否定，于是“早期儒家的传流脉络归于暗昧”[1] ，特别是孔孟之间似若一片空白。其实，孔子是公元前6世纪后半到5世纪初年的人（-551年— -479年）。其门人即七十子，下延至5世纪前半，如曾子（-505年— -436年）。其再传即七十子弟子，是在5世纪中晚，如子思（-483年---402年）。孟子与七十子弟子又隔一世，是在4世纪中晚，如子上（子思之子）-429年— -383年。孟子是-390— -305年人。汉代人多误认孟子是子思亲授弟子，是不对的。《史记》说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是对的[2] 。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李学勤先生指出：《韩非子·显学》所谓“儒分为八”，“并不是并世的八个支派，而是辈分不同的八位学者，各有趋向。”[1] 不仅如此，韩非子根本没有涉及孔门的易学一派。思想传承孔子“老而好易”，为易作传（《易传》），用李学勤先生的话说就是：“孔子晚年对《周易》十分爱好，而且自己撰成了《易传》（至少其中一部分）。” 孟子对孔子的易学思想不仅继承而且有所发展。“孔子好《易》之前所讲的‘人道’，是没有会通天地之道的礼义说教。《易传》所讲‘人道’，是指会通了天地人三才之后所体悟的人道。”[4] 孔子在其易经哲学中创立了仁、义范畴。孔子讲仁、孟子讲义。仁义是一对矛盾，义是对仁的节制。这是孟子大骂墨子”兼爱【泛爱（仁）】的理论依据。此其一；孟子的“性善论”来自于《易传》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论断。孟子与易学的渊源，杭辛斋有独到认识，他说“孟子继孔子之后，七篇之首，即揭明仁义大旨，而归体于性善及经正。孔子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及继善成性之嫡系也。安见孟子之不知《易》哉！”[5] 此其二；“思孟学派”对孔子的易学思想又有发明。《易经》号称帝王之学。《易经》解决了大易的问题医国，《黄帝内经》解决了大易的医病问题，是思孟学派的“德性论五行”学说，解决了大易的医人问题。马王堆帛书《五行》和郭店简竹书《五行》的面世，正好补上了孔孟之间缺失的理论链环。这个链环就是荀子大骂的“按往旧造说”、“僻伪而无类”、“闭约而无解”的德性论五行思想。思孟学派比照元素论五行，将德性论五行概括为仁、义、礼、智、信。义和智都是对仁和礼的节度。“圣”端就是指会通天道、地道的本事。“思孟学派这种将数术引入儒门的努力，高扬‘人道’主义旗帜的表现，是企图把儒家的道德条目加以自然哲学和生命哲学化的明证。其理论勇气是巨大的，对国人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也是深远的，甚至说其对我国古代社会发展进程影响都是深刻的。自此，易学真正走上了医国、医人、医病的光辉历程。孟子曾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其间隐含着终始交替意蕴。由此看来，应是思孟学派开’五德始终说‘之先河。” 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是孔子《易经》革命思想的发展。民可以革去惨无人道、怙恶不逡的帝王之命。孟子“民贵君轻”思想，是洛克“自然权利”思想的理论基础。“洛克关于‘自然权利’的理论是孟子‘革命权利’理论的变种。” 
孔子是儒家创始人，他的思想核心是“仁”“礼”。 “仁”的主张是“仁者爱人”，这一主张是要求统治阶级体察民情，反对苛政。孔子认为，要实现“爱人”，还要遵循“忠恕”之道，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要求。 “礼”的主张是“克己复礼”，就是说要克制自己，使自己符合“礼”要求，孔子追求的“礼”是西周的等级名分制度，孔子还进一步提出了“正名”的主张，就是校正等级秩序，达到贵贱有序。这体现了他政治思想保守一面。 例如，我们现在提倡要“尊重他人”、“五讲四美”、“精神文明”等等，如果不把它和长久影响中国社会的伦理思想体系联系起来，那怎么能让它有个根基呢？“尊重他人”（“爱他人”）这样的道德观念正是和儒家的“仁学”相联系的。如果我们抛弃了孔子的“仁学”理论，天天批判“仁政”，鼓吹“己所不欲要施于人”，提倡什么“与人奋斗其乐无穷”，那么你能真止地“尊重他人”吗？你能真正地爱护别人吗？所以任何对人们的社会规范的具体要求它都必须有—套伦理学理论作支撑，而这套伦理学理论又是内传统积累而成的。 这里不能全面的讨沦儒家的伦理问题，它无疑有许多方面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但它的核心内容“爱人”思想无论如何是我们今天仍应继承和发挥的。照我看，孔子把“仁”解释为“爱人”，是基于“亲亲”思想，《中庸》引孔子的话说：“仁音，人也，亲亲为大。” 《论语。学而》：“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爱人”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从爱自己的亲人出发，是爱人的基础，但是“为仁”不是仅止在“亲亲”上，而必须“推已及人”，要作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要作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得把“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作为“为仁”的准则。如果要把“仁”（“仁政”）推广到整个社会，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克已复礼曰仁，—日克已复礼，大下归仁。为仁由已，而由人乎！”我认为，对“克己复礼”的解释常有误。（我自已过去的解释也不正确。）对“克己复礼”的解释，往往把“克己”与“复礼”解释为平列的两个相对的方面，我认为这不合孔子的思想。 所谓“克己复礼”是说，在“克己”基础上的“复礼”才叫“仁”。 “仁”是人作人的内在品质，“克己”是要靠人对自身内在品质（即“爱人”的品德）的自觉：“礼”是人的行为的外在的礼仪规范，它的作用是为了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礼之用，和为贵”。要人们遵守礼仪规范必须是自觉的才有意义，才符合“仁”的要求，所以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对“仁”和“礼”的关系，孔子有非常明确的说法：“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礼云礼云，玉帛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乎哉！”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认为“克己”（求仁）是要靠自己的内在自觉性。有了“求仁”的内在自觉性，“我欲仁，斯仁至矣”，并实践于日用伦常之中，这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了。“极高明”要求我们寻求伦理体系中的终极理念，“道中庸”要求我们把它实践于平常生活之中，而“道中庸”和“极高明”是分不开的。哪怕是寻求最低限度的伦理观念的“认同”，也是和某种伦理体系的终极理念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如果说，孔子的“仁学”充分讨论了“仁”和“人”（人道）的关系，还没有来得及去充分讨论“仁”与“天”（天道）的关系，那么孟子在后一方面发挥了孔子的思想，如他说：“尽其心，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 人心本仁，与“天心”本是相通的。对此朱烹说得更明白，他说：“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乎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己矣。” 此则从“天心”本“仁”，而说“人心”也不能不“仁”，“人心”与“天心”实是相贯通的，因此儒家的伦理学说实是建立在一道德形上学之上，故《中庸》说：“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儒家这一“天人合一”思想无疑有其特殊的伦理意义，而贡献于人类社会。 但是，如果我们把曾经支持中国两千多年有关作人的道理的“仁学”（“仁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作为反动思想批判掉了，那么我们的社会如何不混乱，如何还能不发生“精神危机”呢？从这里看，对待传统的伦理思想，我们只能继承它、发展它，使之适合现今社会生活之要求，决不能抛弃它，而另外建立与之对立的“斗争哲学”。当然，在我们继承“传统”的同时，不仅应使“传统”得到发展与更新，要“日日新，又日新”（这也是中国的传统），而且还应充分吸收一切适应我们社会发展要求的其他民族的伦理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