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孝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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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直存在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孰轻孰重的争议。中国环境保护法规的不足，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的缺乏等等因素阻碍了中国政府有效地寻求一个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适当方法。本文首先阐述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类环境污染。之后评述了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冲突中形成的污染原因。最后，本文研究了促进中国环境保护发展的几点对策，以求寻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点。 一，中国经济发展中产生的环境污染 1 能源污染。中国经济发展主要是以重工业发展为核心进行的，而重工业企业为追求生产数量与规模，多数采取低能源成本的生产方式，对能源的使用不彻底，也没有配套的除污设施，企业的生产行为就象是在进行一次次的能源浪费，使得能源资源本不富饶的中国面临更多资源保护与环境控制方面的问题。 2 大气污染。中国的主要能源供应资源仍然是煤，中国是世界煤消费最大国，同时还是世界原油消费第二大国。我国目前的空气污染相当于发达国家五六十年代污染最严重时的水平。大气污染以煤烟性污染为主，主要污染物为烟尘和二氧化硫，其中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约占70％。全国600多个城市中，大气环境质量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城市不到1％；全国大、中城市的总悬浮微粒和降尘基本都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给中国人民的健康带来破坏性影响。 3 水污染。中国城镇供水面临很多的问题，据统计，在660个大中型城市中，约有400个已存的各种各样的水问题；有1/4已达到警界标准。地下水资源已被渐渐污染，还有20％的水资源已无法再生为清洁水。而这所有的水问题都与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排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4 劳动力污染。企业大规模的生产必然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这种对劳动力的需要似乎与环境保护没有关系，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国重工业生产的产品多为非技术型产品，其生产岗位对劳动力没有技术上的要求，因而生产过程中对能源、资源的浪费较大。但是由于这些劳动力密集的工业还可以减少国家的就业压力，因而其环境污染问题更易被忽视，使得环境污染问题自然退居经济发展之后，使中国的环境保护问题面临更多来自经济发展需求的压力。此外，在改革进程中。由于政府已经逐步消除人口移动的限制，使更多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工业企业，中国的城镇人口增加，到2004年。中国城镇人口近总人口的42％。这使得中国城市人口进一步集中。这种人口城镇化的趋势，其代价是中国可耕种地面积的大量减少。同时还会产生粮食生产力的危机。城镇化的发展还会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企业劳动力为适应企业的发展，必须选择一种更为高质而快捷的生活方式。这促使粮食生产部门使用更多的化肥和农药来满足这种生活方式，这会使更多的江河湖海受到污染。土地污染也会更为严重。 5 垃圾污染。我国废弃物排放量大，工业废渣和城市垃圾大都堆积在城市的郊区和河流荒滩上，已成为严重的污染源，由于综合利用和处置率低。累计堆存量达65亿吨，占地5万余公顷，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仅为2％。全国有2/3的城市陷于垃圾围城。此外，随着中国化学工业的发展，有毒有害废弃物也有所增长。有毒有害固体废弃物都未经 过严格的无害化和科学的安全处置，成为中国亟待解决并具有严重潜在性危害的环境问题。 二 中国经济发展中产生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 最近20多年，中国经济持续以年平均9％的增长率高速增长，但是今后的发展也面临着许多巨大的障碍，除了技术进步之外，最大障碍就是资源和环境因素。虽然进入2003年后。新一代领导人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着手予以解决，然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种种冲突却使这一问题的解决不容乐观。 我国的经济发展一开始就埋下了环境污染的祸根。一直以来，中国盛行“商人崇拜”和政策上的“向商人倾斜”，国内许多政策措施都体现出经济发展为首任的思想，在《京都议定书》的签订过程中，中方代表即表示“国的首要问题是消灭贫穷，发展经济，中国政府不可能执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义务。除非是经济发展了”。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任何浪费污染环境的做法都可以借“发展经济”之名毫无阻碍地通行。错误的政绩观把“吸引外资”和“出口”当成了考核官员“政绩”的首要指标，出口污染环境的产品受到优惠的“出口退税”的公然鼓励，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外商投资企业被奉为上宾。并得到低税率的优惠。在这种环境换发展的政策指导下，中国当然会面临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困境，高速的经济增长变为不可持续。 中国人均土地面积和资源储量都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中国要想使经济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投入更多的治理资金与技术资金促使企业使用最能保护环境的生产方法，有效利用资源。而我国各企业及政府部门对经济数量的追求往往让他们忽略或放弃了这部分投入，致使我国环境保护及相关资金支持和技术发展严重落后。我国在九五计划期间，政府拿出了360亿(约45亿美元)主要用于污染控制和防治，这是近两倍于六五、七五和八五计划986-2000)之和的环保投资，然而这一数据仍然低于1％的GDP数量。“十五期间”环境污染投资首次突破GDP的1％。达到18％。但这一投入并不能满足环境保护的基本需要。据环保总局与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每年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占GDP的百分之四到八，再加上生态破坏带来的损失，总的占到GDP的百分之十三到十五。在《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中指出。中国2004年全年环境污染造成经济损失占全年GDP的05％，治理成本占GDP的80％，如果在现有的治理技术水平下全部处理2004年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需要一次性直接投资约为10800亿元，占当年GDP的8％左右。同时每年还需另外花费治理运行成本2874亿元(虚拟治理成本)，占当年GDP的80％。这一切资金要求与我们现有的投人数额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我国经济发展正面临资源短缺的约束，但这只是表面现象，问题的根本还是在于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一种粗放型的方式。经济的增长主要是依靠资源的大量投入，造成了大量资源的浪费，产生了一种资源约束的错象。而且这种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也造成我国产品结构、进出口技术结构各方面严重失调，其发展的最终结果都将导致环境的急剧恶化。如果我国有好的市场经济，转变了现在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那么，就会促使技术的不断进步，能不断地开发出新的资源和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这时，资源约束的现象才会真正消失。 三 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有效措施 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快速发展期，处在环境污染、资源消耗的高峰期，环境状况距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有相当大的差距。如何在加快发展的同时，切实保护好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是中国2l世纪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 1 把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来抓，加强各部门合作，最重要的是各级政府、各级管理部门、各级领导要牢牢树立科学发展观念，实行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同时，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用绿色GDP核算体系代替传统的GDP核算体系，把环境保护纳入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 2 把环境保护作为产业来抓，分配更多的资金与技术资源给环保产业，加快先进环保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逐步形成环境保护技术研发体系，将环境保护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积极推动环保产业化进程，逐步规范环保产业市场，积极推动环保设施运营社会化、专业化、市场化，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环保产业宏观调控和运行体系。 3 把循环经济的发展作为新时期经济发展的重点工作，彻底放弃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有效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完善的法律体系的支撑，循环经济的发展与传统的回收利用不同，它不是依靠计划安排来实现废旧物资的回收再生，而是通过法规和标准的严格执行，通过市场运作来发展的。因此，在循环经济的建设过程当中，我国还需不断加强环境法体系的建设工作，并赋予相关工作部门有效的执行权力，在完善的循环经济法律框架下，有效推行循环经济的全面发展。 4 把国际合作视为解决我国环境保护问题的重要工具，通过官方和非官方的各种渠道，通过政策讨论与对话推动我国在环保领域的国际合作，提高中国在环境政策、管理、技术及方面的能力，积极引进环境保护资金和先进的环境管理理念。为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提供动力与支持。[
中国环境规制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测度字数：2834来源：商业时代 2014年4期 字体：大 中 小 打印当页正文 内容摘要：环境规制对建设美丽中国、实现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在设计中国环境规制绩效评价体系基础之上，运用非径向超效率DEA模型计算了中国的环境规制效率。研究发现：中国环境规制绩效存在区域差异，总体而言东部发达省份优于其他省份；中国区域环境规制效率整体上呈现出两头低、中间高的倒U型趋势，横向比较发现东部地区的规制效率最高、西部最低；区域环境规制效率整体上呈现出收敛趋势，西部地区的地区差异最大，中部地区偏小。基于研究结论文章最后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关键词：环境规制 绩效评价 Super-SBM模型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建立特色的环境管理体系，形成了适合本国国情的机构体制和法律规章。目前，中国节能减排体系已经构建了节能法规标准体系、政策支持体系、技术支撑体系、监督管理体系在内的体系框架，重点污染源在线监控与环保执法监察相结合的减排监督管理体系初步建立。尽管“十一五”时期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但能源消耗仍然偏高，环境污染比较严重，生态环境仍十分脆弱。2010年中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由此可见，在中国加速工业化阶段，这种环境规制体系对于加强环境约束、完善倒逼机制有着重要的作用，有助于缓解资源环境约束，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已有研究文献将研究焦点放在环境效率上。Zhu和Scheel等人还提出一个倒数转换办法，把非期望产出的倒数作为期望产出处理（倒数转换法）。Seiford和Zhu（2002）提出寻找一个转换向量使所有负的非期望产出转变成正值（转换向量法）。Fare等人提出了一个基于弱可处置性和产出角度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方向性距离函数法）。此外，Tone（2003）提出了一个基于松弛测度的DEA模型处理非期望产出（SBM模型法），尽可能地考虑了由于角度和径向的选择造成的投入产出松弛性问题。根据已有学者验证， SBM模型属于DEA模型中的非径向和非角度的度量方法，它能够避免径向和角度选择的差异带来的偏差和影响，比起其他模型更能体现效率评价的本质（刘勇等，2010）。陈德敏和张瑞（2012）最早将环境规制具体手段作为考虑要素引入到计量模型中，探索不同环境规制手段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机制。 本文在构建中国环境规制绩效评价体系的基础上，采用更能体现效率评价本质的SBM模型，同时考虑充分效率排序问题，选取Sup-SBM模型计算环境规制效率，将环境规制手段作为具体考虑因素引入到效率测算中，计算2000-2010年中国环境规制绩效及其变动特征，以期为中国环境规制提供决策性参考。 环境规制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一）设计依据 环境规制绩效可以用环境规制效率表示，也称环境管理效率和环境治理效率，一般是指国家在行使环境保护的管理职能、从事管理活动时所获得的环境效益同所投入的环境治理成本之间的比例关系（王晓宁等，2006）。在设定环境规制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时，需要具体考虑国家环境规制的体制，尤其是当前的环境规制制度框架（见图1）。所谓中国环境管理制度的体系框架，是指从整体上看，中国的环境管理制度已具雏形，已远不是单项制度的“构件”的简单堆砌，而是一个由新老制度构成的并初具规模的有机整体。其中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和排污收费等“老三项”制度产生于国内环境保护工作的初创时期，于1979年9月13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中确立。“老三项”制度在我国环境保护工作中，尤其是在环境保护的开创阶段，对控制环境污染的发展，保护生态环境起到了巨大作用，被称为环境管理的“三大法宝”。 另外，构建环境规制绩效指标体系，还要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连贯性考虑，因此也必须遵从一定的原则。 （二）设计原则 设计中国环境规制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短期目标是通过将环境规制机构的效率结构系统中所涉及的所有领域的复杂关系简单化，用简化的评价指标获取尽可能多的评价信息，科学合理评估中国环境规制绩效。另外，完善的环境规制机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还应对政府效率结构的各个方面发生的变化趋势和变化程度进行反应，由此发现阻碍和影响环境规制机构效率持续提高的不利因素，分析原因，并采取积极有效的对策。设计环境规制效率评价的长期目标是实现中国经济、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为使指标评价体系更加科学合理，设计时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层次性和有效性原则。 （三）指标选择与体系构建 输入指标：本文在选取环境规制成本指标时，根据国家政策的规定以及数据的可得性，略去不可计量的政府环境规制成本指标，将环境规制的人力投入、物力投入与财力投入等可计量的政府环境规制成本指标作为环境规制成本指标，故以下将从环境规制的人力投入指标、物力投入指标与财力投入指标三个维度详细阐述环境规制的成本指标。 输出指标：政府规制的收益在经济上可分为直接收益与间接收益，直接收益可以用货币形式计量，间接收益则是政府的活动对整个经济生活提供的一种方便，虽然很难用货币来直接测度，但是这种收益人们可以感受到。对于政府环境规制收益来说，多数专家学者对其指标的分类大都大同小异，这里笔者也不例外。以下将从环境规制过程中的污染控制指标（动态指标）与环境规制完成后的环境质量指标（静态指标）两个方面来刻画环境规制的收益指标。 根据体系构建的目标、思路、原则，以及指标选取的结果，构建中国环境规制效率评价体系，如图2所示。 模型选择与指标说明 （一）Super-SBM模型 数据包络分析（DEA）是Charnes、Coopor&Rhodes于1978年首先提出的评价生产效率的非参数方法。传统DEA包括CCR、BCC模型，随着研究的深入，学术界针对研究对象输入与输出变量的不同，对DEA模型进行不断的改进与完善。传统DEA对效率测评的思想属于径向（radial）和线性分段（piece-wise-linear）理论，强调可处置性来确保效率边界或无差异曲线的凸性（convex），却会造成投入要素的“松弛”问题。如果不考虑投入要素的“松弛”的影响直接运用CCR和BCC模型，有可能造成对效率测评的偏误。为了解决传统DEA方法的估算偏差问题，本研究选用SBM模型（Slacks-Based Measure）。SBM模型由Tone（2001）提出，它是以松弛变量测度为基础的DEA效率分析法，可理解为利润最大化的一种分析技术。SMB模型以优化其松弛变量为目标函数，通过非射线方式，同时考虑投入项与产出项的差额来估计效率值，是非径向、非角度的DEA模型，其分式规划的形式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