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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 内容提要: 本文从目前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的入手，分析了形成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的原因所在，主要和我国当前的户籍制度、法规缺位以及思维惯性密切相关，并由此提出了解决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近期和长远两方面的对策。 关键词：农民工 社会保障 原因及对策 由于我国社会和经济体制固有的“二元结构”，使得我国在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上，也实行了城乡有别的格局。当前，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使建立健全城乡衔接的社会保障制度更为迫切，就业形式多样化使更多的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进入城镇，这就是所谓的城市农民工。这部分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如何解决就成为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 一、目前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 一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过窄。在现有的户籍制度下，民工进城后没有正式身份，在婚嫁、幼托、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面临着一系列困难，而办理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都要求有本地户口。另外，在日常谋生过程中，还有名目繁多的暂住费、管理费等各种费用，增加了农民工的务工成本。几乎没有任何用工单位像对待城市工人那样，为民工办理基本的社会保险。在陕西的一份调查中显示，265位被调查者当中，只有21人参加了劳动或医疗保险，而其中劳务单位代为缴纳保险费的仅有1人 这使民工在遭遇疾病等天灾人祸时只能束手无策。 二农民工从事的职业危险度大。很多城市人所从事的工作，农民工不是不能干，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户口而不允许干， 大量农民工只能从事收入低、工作环境差、福利低劣的工作。民工主要集中在城市的非传统就业部门，即城市人不愿干的脏、累、险、差及一些社会排序低、收入低的职业，有的学者概括为“3D”（险、脏、难的英文第一个字母）职业岗位，农民工每天工作的时间较长，月平均收入也较低。 三城市农民工经常面临失业的窘境。 76％的农民工在城市中都有没活儿干的经历，从“失业”时间上看，失业在3个月以下的居多，占89％。当然，一部分民工的失业情况还非常严重，在有失业经历的民工中，失业4个月以上的占13％ 就业过程突然中断对于农民工的打击比下岗对于城市职工的打击更为沉重。因为下岗职工还有稳定的住所，有一定数量的生活保障金，有家庭的直接支持，而农民工几乎一无所有。农民工可能会因为突然失业而出现全面生活危机。 四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情况经常发生。由于没有建立起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在这种情况下，相当数量的私营、民营、“三资”等企业没有依照法律法规规范用工行为。同时，这些企业主法律意识普遍淡薄，少数经营者唯利是图，有意克扣、拖欠工资。近几年来，各地农民工因工资被拖欠而上访、投诉的现象呈逐年上升趋势。 二、形成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的原因 首先，从就业保障方面看，保障制度执行不力。《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依法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但实际上，许多用人单位根本不与外来的民工签订劳动合同，造成一旦发生纠纷难以调查取证的后果。另外，大多数的城市民工由于就业受到限制，没有平等的就业权，很难伸张基本的权益要求，劳动力市场上巨大的供过于求的压力迫使他们明显地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不敢对自己的工资、劳保等权益提出意见，而不得不接受极低的劳动力价格的现实，和诸多的“不平等条约”。城市有关劳动监察、城管、公安、工商等一些行政执法人员对农民工存在歧视，时常出现执法不公、执法不严或面对民工权益损害时的行政不作为，使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 其次，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有效的规范。现行的社会保险法规政策中，至今没有一部综合的关于民工社会保障的全国性专门法律、法规或规章，全国性立法中对民工社会保险的规定也很少且很笼统。如1991年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的规定）对民工社会保险作了较为具体却不完整的规定；1999年，国务院发布施行了（社会保障费征缴暂行条例），首次将非公有企业职工和外来劳动力纳入养老保险统筹。《劳动法》颁布后的一系列全国性劳动立法中，在适用范围上大多未对职工作明确列举，缺乏可操作性。而各地关于民工社会保险的地方性法规也差别很大。2000年，广东省出台了《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实施细则》、《广东省社会工伤保险条例实施细则》，明确提出了民工应参加社会养老和工伤保险的问题；2001年，北京市颁布了《农民工养老保险暂行办法》，要求用人单位必须与民工签订用工合同，并为其办理养老保险手续；2002年，南京市出台了《失业保险办法》，也对民工的养老保险作了明确的规定；同年9月，上海市推出了《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暂行办法》，规定凡符合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办理综合保险；2003年，成都市下发了《成都市非城镇从业人员综合社会保险暂行办法》。这是各省市迄今为止已出台的所有相关条例和办法中针对民工内容最全面的社会保障条例。其中，明确规定民工可以享受老年补贴、住院医疗费报销、工伤补偿或意外补偿等几项综合社会保险。然而，有的地方则还没有出台相关地方性法规。在各地制定的法规中，有不少规定的险种不完整。由于这些法规和规章效力的层次较低，也很难保障民工的权益。 第三，思想观念上的惯性思维作祟是民工社会保障缺位的深层次原因。长期以来，在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歧视农民的政策在民工社会保险权益保护上存在惯性作用，使得城市社会考虑得较多的是城市居民利益的获得与保护，出于对既得利益的维护，城市管理者还没有切实地考虑和解决这些“新来者”的权益问题，并且还会对这些“新来者”采取一些限制和排斥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城市民工各方面的基本权益自然就难以落到实处。城市社会由二元社会结构所形成的就业、医疗、教育、劳动保护、社会保障等制度也不可能立即得到改变。虽然政府管理部门也作出了相关反应，进行过一定的改革，但这些有限的改革与国家工业化对城市化的要求来讲仍然十分不够。以户口身份为准入条件的就业、就学、人事、保险、福利、医疗等相关制度仍将民工拒之门外。 三、改进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问现状的对策 当前，理论界关于建立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大致有三种意见，一是把农民工纳入到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二是建立新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就是说既不同于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也不同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一种另起炉灶的做法；三是把农民工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对于这三种办法中，笔者不同意第二种做法，这样会形成一个新的“三元结构”问题，把问题复杂化。而第一种和第三种做法，似乎是在固化目前的“二元结构”的基础上提出的办法，这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关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繁荣农村经济的战略目标不符，也不是解决问题最终的办法。笔者认为，就好像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一样，关于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也不是马上就能建立起来的。所以，目前当务之急是解决城市农民工的切身利益不受侵害，要有步骤，分阶段的解决当前能够解决的问题，循序渐进的完成这一关系到亿万农民工切身利益的制度建立工作。具体设想是： 就近期工作而言，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 ⒈建立健全城市民工登记制度。目前，农民工进入城市务工，需要办理城市暂住证，应该把暂住证登记与社会保障登记联系起来一并完成，这样可以把基础工作做实，对于各地务工的农民工人员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⒉对城市农民工实行分类管理。这一工作的意义在于可以首先把流动性相当较小的、已经长期留住城市的农民工和经常处于流动状态的农民工进行划分。对于在长期在城市工作，并且已经在城市已经有固定住所的农民工，可以在达到规定的年限之后，给予其享受城市居民权益的资格，包括转为城市户口，纳入当地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流动性较大而且今后不一定在城市安家生活的农民工先不予考虑。这项工作比较细致，并且有一定难度，但这应该是目前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应该抓紧做好。 ⒊建立农民工的工资保障制度。农民工进城的首要目的是要增加收入，这比给他们提供社会保障来的更加直接和实在。现在的问题是农民工应该得到的劳动报酬却无法得到，再让他们参加社会保障、缴纳各种社会保险费就显得勉为其难了。如果要在当前的形势下保障农民工的切身利益，那么保障农民工能够如期得到他们应得的工资是最现实的。因此，必须坚决贯彻、严格执行《劳动法》，对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单位和个人要下大力气整治。 从长期目标看，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做工作： ⒈抓紧制定有关民工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和法规。可考虑制定综合性的面向全体公民的《社会保险法》或针对民工的综合或单项社会保障的法律与法规。目前区域性的有关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规章制度已经陆续出台，而农民工流动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所以要把相关的法律法规提高到全局的角度，提高立法的级次和权威性。 ⒉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针对民工制定的限制性就业政策。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完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笔者认为，户籍制度的“二元结构”是目前妨碍城乡统一的制度性障碍，必须从源头解决。 ⒊最终的解决办法还是要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解决农村和城镇社会保障差别的根本途径。如果做到了社会保障体系的统一，所谓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就不在是问题了。 参考文献： ⒈翟从海：《我国民工社会保障现状与立法建议》【J】，《社会保障制度》，2004年第6期。 ⒉杨立雄：《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可行性研究》【J】，《社会》，2003年第9期。 ⒊周倩：《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探析》【J】，《律师世界》，2003年第5期。 ⒋刘承英：《“三农”危机和我国面临的第三次农村大变革》【J】，《经济界》，2002年第5期。 ⒌《中国的社会保障状况和政策》白皮书 
[摘要]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可现实中，农民工工资待遇低。社会保障、政治权利、文化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保障，由此引发了各种矛盾与冲突。唯有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加强劳动执法，把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安全网，重赋其文化教育权利，建立媒体常态的报道机制，才是较优的解决之道。 建构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切实保障社会各阶层的合法权益，2亿农民工的权益理所当然成为其中的应有之义。可现实中，农民工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屡遭侵害，由此而引发的各种矛盾与冲突危及社会稳定，已成为践行和谐社会理念的重大障碍。 一、农民工权益的现实叙事 现实中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屡屡遭受侵害，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经济权益受损 1．劳动安全卫生条件较恶劣，工资待遇低还常被拖欠。农民工就业的企业大多设施简陋，环境恶劣，往往缺乏最基本的劳动保护，有些企业甚至让他们在有毒的环境中工作，并采取轮换的办法，使其在尚未发病时被打发走以逃避责任。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统计，全国每年因工伤致残人员近70万。其中农民工占大多数。农民工从业人数较高的煤炭生产企业，每年因事故死亡6000多人。工伤和职业病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即使如此，尽管国家采取了追讨工资专项行动，但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前清后欠现象仍较普遍。据国家统计局2004年抽样调查，仍有10％的农民工人均被拖欠工资7个月。 2．社会保障权利缺失。由于现行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以及城市政府和企业的认识差距等因素，绝大多数农民工享受不到基本的社会保障。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农民工工伤保险的参保率仅为9％，医疗保险的参保率为10％左右，养老保险的参保率为15％左右，许多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和经济赔偿，拖着伤残的身体回到原籍，成为农村新的贫困户。 (二)政治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保障 1．参与城市政治的权利被边缘化。宪法规定：凡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享有各项政治权利。可是农民工虽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却因为政治权利属地赋予缘故，不能和市民一样参政议政，不能选举自己的利益代表，失去了话语权(调查显示，80％的农民工没有参与所在城市社区的选举)，其权益只能通过其他阶层和间接渠道来反映，例如，传媒的道德同情心、学者的正义感以及相关部门官员的关心等。 2．户籍所在地的政治权利无法充分实现。由于回乡参选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如往返的交通费用、误工的收入损失、回乡的额外支出(走亲访友所支付的费用)等等。许多民工比较在城做工的收益和回乡参选的私人成本后，主动放弃了回原籍参加村民自治选举等政治权利。与选举支出的私人性相比，选举成立的村委会是以公共产品形象出现的，所具有的公共性使民工的选举收益很难量化，因而放弃选举权也就情由可原了。 (三)文化权利及子女受教育权缺位 1．农民工缺乏基本的文化娱乐，职业培训权难以落实。虽然城市娱乐生活丰富，但大多农民工收工后就蜗居在狭小的“工棚”里，主要的休闲方式排序为：打牌73％，看电视46％，听收音机86％，聊天81％，看书报33％，外面的生活几乎与其无关。职业培训权方面，由于大多数民工只具有初中或更低的文化，其中受过技术培训的仅占1％，与企业的岗位要求差距很大，理应接受教育与培训。但他们自身没有足够的财力和精力，企业则顾虑他们就业的流动性而不愿组织培训，致使其技能素质不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2．民工进城子女义务教育权缺失。获得义务教育，是每个适龄儿童应有的权利，可现行义务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按户籍归口入学，许多地方没有将进城农民工子女纳入当地义务教育体系。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农民工子女要想进入城市学校就读，每学期仍必须交纳一定数额的借读费。许多人只好让子女就读民工子弟学校，而民工子弟学校由于得不到当地政府的财政支持，只有依靠高收费维持运转，加重了农民工的子女教育负担。据不完全统计，2004年在京的6～14岁的民工子女达10万余人，而其入学率仅为5％，可以说“现在的外来工子女受教育现状完整地复制了中国城乡之间不平等的关系，也损害了基础教育的义务性、公平性、完整性的原则”。 二、农民工权益受损溯源 农民工权益受损，涉及社会各个方面，既包括户籍制度、法律体系、教育管理和媒体报道等外因，也包括农民工自身原因。 (一)户籍制度的历史原因。农民工是二元户籍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产物，在职业上他们是工人，身份上却是农民，这种职业与户籍的矛盾使得他们维权时处于弱势。而且因为农民身份，当城市职工普遍享受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和工伤五大保险时，他们却几乎完全被排除在外，极少有单位为他们办理保险。当他们生活遭遇困难时，也就不可能有相应的措施及时提供救助。 (二)现行维护民工权益法律有待进一步完善。劳动监察乏力。我国还没有专门维护民工权益的法律，虽有《劳动法》，但其中的许多规定缺乏操作性，也没有具体的处罚办法，而且劳动监察部门的执法手段十分单薄，年终集中整治欠薪时，执法部门也只能帮民工讨回工资。虽然监察部门有权进入企业检查，但由于人员严重短缺，使之无法落实。据统计，广东现有专职劳动监察员1161名，而企业与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约2500多万人，平均每个监察员要负责2万名以上职工和近千家企业的监督检查工作，远远超过国家规定的l：8000的比例，导致监察人员疲于应付，只能依赖年关时节运动式的大检查，农民工权益维护的效果也就大打折扣。 (三)农民工自身因素。整体而言，农民工素质较低，法律和维权意识淡薄，很少有人主动和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导致不法雇主有机可乘。调查显示，对于《劳动法》只有2％的人表示“非常了解”，1％的人只是“知道一些”，7％的人只是“听说过，但不知道是咋回事”，还有8％的人甚至“听都没有听说过”。其次，农民工组织化程度较低。没有组织就没有力量，也就没有话语权，不能诉求利益。虽然全国总工会十四大会议报告肯定了“进城务工人员是工人阶级队伍的新成员”，但目前农民工加入工会的比例仍很低。 (四)农民工在媒体中缺乏话语权。近年来，虽然报纸数量增加到两千多种，但多以面向市民的晚报、都市报为主，专门办给农民工看的几乎没有，其中的综合类报刊，留给农民工的版面和篇幅也是少之又少。譬如，2004年的《解放日报》，每月农民工稿件数量均值一直徘徊于58～97篇的低水平，春节高峰时期的最高值也只有6篇。 三、农民工权益保障的路径探析 和谐社会的建设离不开农民工的参与，只有保障其合法权益，才能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一)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妥善解决进城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加快户籍改革，已是大势所趋。虽然全国性措施还没出台，但各地可从实际出发进行改革，同时统筹相关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制度，赋予农民工“市民待遇”。在城务工的民工，只要有固定住所、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就可以办理城镇常住户口。而有关农民工进城子女的教育问题，各地也应顺应民心，把它纳入城市的社会事业发展规划之中；鼓励公立学校积极接纳民工子女入学；通过设立助学金、减免费用等方式，帮助家庭困难的民工子女入学；尽快将民工子弟学校纳入现行管理体制中，引导其健康发展，促使它们从“合法”到“合格”。 (二)完善法律体系，加强劳动执法。虽然《农民工权益保护法》还没有制定，但各地可从需要出发制定相应法规，对用工不签合同、收押金扣证件、延长劳动时间、克扣工资等侵犯农民工权利的行为，给出具体的、操作性强的惩罚标准。对那些拖欠工资比较严重的行业(如建筑业)，还应执行工资支付担保制度，建筑和施工企业在项目开工前，必须分别按工程承包合同总价的一定比例缴纳保障金，存入主管部门开设的专用账户，当发生拖欠民工工资时可先行支付。同时，相关部门也要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及时处理劳动争议案件和企业拖欠工资行为。 (三)动员农民工入会，借助工会力量维权。只有把农民工组织起来，借助工会载体，才能实现其利益表达与维护的合法化、制度化。各级工会要积极向民工宣传《工会法》和《劳动法》等法律，提高他们的工人阶级意识，鼓励他们加入工会。同时，针对农民工流动性大的特点，采用计算机网络系统对其进行动态管理，把他们入会、转会以及其他信息录入计算机，转会者只需凭身份证到转入地的工会网络系统中调出信息后，就可以获得新发的会员证，从而一次入会，进城务工期间有效。 (四)保障农民工文化教育权利。保障农民工文化权利，主要包括丰富其工余生活和落实其职业培训权两方面。丰富民工的文化生活，要从发展的角度出发，让流动图书馆、流动电影院、专场演出走进他们中间；公园、体育场馆、名胜古迹等文化设施向其优惠开放；还要强制企业将民工文化生活消费计入生产成本，并接受社会监督。同时，针对许多民工因缺乏技能而“就业无门、致富无术”，应“政府推动、社会承办、各方协作”，积极引导民工自主参加职业教育与培训，经费由政府、企业和民工个人共同承担；教育主管部门也要积极整合现有培训资源，打破地区与部门所有制的界限，充分发挥高校、职业技校和各类培训机构的功能，增加培训项目，扩大培训规模，提高培训质量，帮助民工以最低的成本学到最实用的技能。 (五)把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安全网。农民工大多从事的是累、脏、险的工种，受工伤、疾病困扰的可能性非常大，把他们纳入社会保障网络有利于社会稳定。可目前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总体参保率只有15％左右，部分地区如广东、大连的参保率也仅为20％左右。另一方面，由于基本养老保险不能跨地区转移，一些地方已参保的农民工纷纷退保。例如，东莞市2004年农民工退保40万人次，平均参保时间仅7个月。这不仅是因为农民工对参保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也是目前推行的制度还没能足以让他们信任所致。就目前条件，在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时，应充分考虑农民工的特点和需求，实行分层、分类保障的策略，将稳定就业的民工(正规就业、建立劳动关系以及事实劳动关系5年以上)纳入现行制度，参加城镇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保险；对不稳定就业者(签订短期合同、频繁流动、从事各种灵活就业)则采用过渡性的办法，除工伤、失业保险执行现行规定外，养老保险可先建个人过渡性的账户，以后再予以社会统筹。 (六)建立媒体对农民工常态的报道机制。建立媒体常态的报道机制，还原农民工生命和生活的原生态，多报道农民工中的先进事迹和先进人物，让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享有应有的话语权。针对农民工权益表达载体稀缺的状况，政府必须给予媒体适当的政策支持，鼓励它们开设民工专栏、专版或专门频道，为他们做好政策的宣传与解读，使其对各地劳动力的需求和政府的态度有所了解。此外，媒体还应积极接受民工的新闻举报，对拖欠工资等侵权行为及时给予曝光，协助农民工维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