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哲5218
前些天，我在《讲述》栏目上看到一个得了白血病的孩子。 这个孩子，当时才刚满18岁，就被查出患有白血病晚期，经过化验，没有找到匹配的骨髓。于是，只能靠输液来维持生命，尽管有许多好心人来帮助他，但始终没有得到治愈。 不久后，医院下发了病危通知书，这个普普通通的孩子没有什么悲哀，只是跟家人和医生说“我要捐献器官，把能用的器官尽可能捐给需要救治的人！”这个举动让他的家人惊呆了“孩子，你不想完整的去世吗？”但他说：“我虽然想，但我知道有很多人需要帮助，我的遗愿也就是这样。请实现我这个小小的遗愿吧！”于是，他的家人只好听他的，打算捐献眼角膜。 手术开始了，医生摘下了他的一对眼角膜，他给失明的人带来了光明，但自己却永远看不见了……看到这里，我感动得流泪了，他在死亡边缘 
姚贝娜捐角膜的意义应该得到拔高1月16日，年仅33岁的中国内地著名青年女歌手姚贝娜永远地离开了热爱她的歌迷。但是，她在昏迷前，也不忘传递温暖，委托其父签署了角膜捐献志愿书。对此，姚父说“这件事很正常，希望大家不要拔高”。角膜虽小，但对于等待移植治疗的病人而言却非常可贵，尤其是在器官捐献率较低的这样一个国家。 据统计，自今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停止使用非自愿死囚器官，自愿捐献成器官移植唯一渠道。而我国当前器官捐赠及器官捐赠管理的现状却不容乐观。我国是目前世界上器官捐献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我国器官移植术的供需比约为1∶30，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为1∶3。我国目前有超过200万角膜盲患者，但每年仅有不到5000人能接受移植手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姚贝娜完成捐献以及她父母签署捐献协议书，就理应被点赞。公众对其义举的“拔高”也是很有必要的。 姚父随后在面对媒体的采访时说，她有捐献遗体的愿望，经过考虑，我们选择了捐献角膜的方式。我们知道，姚贝娜只是捐献了角膜，因为她身体的其他器官基本上都受到了癌细胞的扩散影响。但是，一对小小的角膜里却充满着巨大的正能量。 作为公众人物的姚贝娜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是选择了为社会尽一份责任，为社会传递一点儿正能量，多多少少地提醒人们重视和关注器官移植。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公众受制于传统伦理道德思维的束缚，信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死后“保得全尸”、“入土为安”之类的思想，往往对于器官捐献很难接受。 除此之外，我国人体器官移植、获取与分配的管理体制，起步较晚。而且管理规定的不到位，缺少供体来源统一的登记体系，也没有形成规范捐献移植人体器官的标准程序，加上医学常识的普及力度不强，造成了公众器官捐赠积极性不高、器官管理体制公信力低、器官贩卖黑市猖獗的现状。 而在西班牙、日本、俄罗斯、匈牙利、奥地利和芬兰等国，器官捐献实施推定同意的原则，也就是说除非患者特意申请死后不捐献器官，一般患者在被诊断为脑死亡后，会自然成为供体。我国在器官捐献方面除了需要建立公开透明的体制外，还需要提高公众对这种公益事业的信任度。同时随着民众捐赠意识渐渐觉醒，国家的相应政策需要尽快完善。
我国捐献眼角膜的数量是很少的（名人几乎没有），但是需求量大，所以这次姚贝娜作为明星，作为公众人物逝世后捐献眼角膜才会这么轰动，其影响力也是空前的。记得姚贝娜逝世之后，很多媒体对其捐献眼角膜一事做过很多报道，CCTV-1的《焦点访谈》也专门报道了此事，这是对其善心的极大肯定，更多的是想利用这件事感召更多人多做好事，让更多人加入捐献眼角膜的行列。1） 以下资料来自腾讯（以供参考）：在中国，每年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大概有150万人，其中只有约1万人能够做上手术，供需比例只有1:150……2） 以下资料来自新浪：据统计，我国目前有超过200万角膜盲患者，但每年仅有不到5000人能接受移植手术。而我国目前每年约有30万患者急需器官移植，但相关手术仅有1万余例。3） 以下新闻来自人民网：经过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全面数据监测来看，在姚贝娜角膜捐献之前的半月时间内，每日媒体对“角膜捐献”基本维持在50篇以下，每日平均报道量不足30篇；从16日媒体集中报道姚贝娜角膜捐献义举以来，媒体对“角膜捐献”的关注报道量明显增加，每日平均报道量是上半月的十倍，达到了290篇。剔除“姚贝娜角膜捐献报道风波”外，媒体重点对多位角膜捐献者进行跟进报道，助推了话题的舆论热度。另外，媒体也对角膜捐献量不足、公众的传统观念及法律法规的滞后性等因素进行了全方位报道。整体来看，姚贝娜的角膜捐献举动，推动了舆论对器官捐献、角膜捐献的集中关注，印证了之前深圳晚报的观点。
从伦理角度看待器官移植技术 随着克隆技术、器官移植等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这些先进的技术在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拯救生命的同时，很多人对于这样的科学技术提出了质疑，尤其是在道德约束和伦理方面，甚至提出禁止的建议。其实，任何科学技术本身都是一把双刃剑，关键是要权衡利弊，合理得使科学技术为我们所用。针对器官移植技术，虽然从手法、人性的角度它是不被我们传统的中国观念所接受的，但是从事实上来看，器官移植技术带来了医学领域的重大进步，同时，从拯救生命的角度阐述了尊重生命这个问题。所以，我认为器官移植技术从伦理角度也应当是被理解的。首先，从器官移植技术发明的内在动机看。器官移植技术的发明一开始就是服务于挽救病生命、 减轻病人痛苦、 提高人类健康程度这一医学根本目标的。就是为了使一些绝症患者摆脱绝望境地， 进而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提高人类生存质。而健康对人的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有着要意义。马克思说: 保护健康， 就是保持一切价的源泉即劳动能力本身。 所以， 器官移植自身就可欲的、 就能够满足需要、就是人们追求的目的的。其次，从器官移植技术产生的效果看。任何问题， 都要从伦理学和美学判断。只要利生物群落的完整、 稳定和美观， 事物就是对的。人希望通过生命的繁衍， 生生不息， 使自己的自然生命在这不息过程中得到传递与延续。也正是个人的这种有限自然生命无限突破存续之渴望与繁衍行为，构成了人类生命生生不息、 无限存在的可能。器官移植技术正是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实现自身生命得以更长保存延续的方式。器官移植技术的出现， 不仅有可能给人们提供一种新的治疗方式，进而在更强意义上保存和延续自己的生命， 而且更加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 与人类追求健康长寿是一致的， 有利于社会的整体进步及人类的世代繁衍不息。也就是说， 器官移植要求在一个病人(受体)的背后， 要看到整个人群， 看到社会， 看到人类群体的生存和演进， 从社会公共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出发点来判断器官移植的可实施性。这样，器官移植不仅仅在工具性的意义上是可行的，而且在价值性的意义上也是很重大的。再次，从器官移植技术的意义来看，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1）器官捐献移植能够使供体在利他行为中完成个体道德人格的自我完善， 实现最终的幸福。无论作为主体的感受， 抑或自我的实际生活境遇， 幸福都并不仅仅是存在的某一时刻的状态。就本质而言， 幸福展开于主体的价值创造及与之相关的自我实现过程。因此， 这就要求每一个人在追求自己幸福的同时， 也要照顾到别人的幸福。同时， 中国传统一直把道德视为人生的最大任务， 以尽善尽美为人格发展的极致。普遍认为人格完善是人的精神追求， 是人的终极价值关怀。因此， 人生幸福必然也包含着人格完善的内容， 这同时也是人的本性所要求的。因为道德的本性并不等于道德的行为，潜在的善行仍有待具体的实践。而主体活动的每一瞬间又是善行积累、 最终实现幸福的关键时刻， 因此， 器官移植中的器官捐赠移植手术的进行， 恰恰是供体自我价值的实现和人格完善的过程， 从而为供体实现幸福提供了实践途径。在自愿的前提下， 挽救一个人的生命优先于对另一个人可承受的身体伤害的避免， 救他人于危难之际， 这本身就是尊重他人的表现， 是人道的体现， 能够实现供体人格进一步的自我完善， 这正是器官捐赠移植之道德合理性的依据， 进而有助于合理解决目前我国人体器官移植领域的器官来源短缺难题。同时， 供体自身部分利益的牺牲间接地为社会创造了价值， 因为他使受体恢复了价值创造的本钱——健康。（2）器官移植能够使受体在获助的同时感受到幸福。就人类社会来说， 其中的每一个人都不是在绝对孤立的状态之中追求自身的幸福， 他的幸福基本上都是在别人的帮助和配合下才能获得。在器官移植中，受体往往是深陷困境的绝症患者， 而完满的人生则应当有健康的体魄。健康的体魄是自然赋予人类有可能幸福生活的起点。身体健康， 精力充沛， 不仅使人有可能更好地发挥其创造性才能， 亦有可能使人更好地感受生活、 热爱生活， 对生活与同胞有可能充满更多的热情与爱。先天的疾患是人的一大不幸， 后天的疾患亦是生活中的一种痛苦。疾患剥夺了人对生活的某些感受、 享有与创造能力， 所造成的不仅是肉体的缺憾与痛苦， 还有精神心理的创伤。当一个人身患绝症， 或者奄奄一息、 苟延残喘时， 很难说其有一种对生命的幸福感受。健康是人生幸福的自然客观前提。所以， 在接受供体所提供的可供移植的器官时， 受体重新恢复健康的同时也重新获得了幸福。同时， 能够在危难之际获得其他社会成员的帮助， 受体的内心也会感到无比愉悦，感到幸福。因此，从伦理角度来看，我认为，器官移植技术是再用另外一种方式延续着生命，尊重着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