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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是指中国古代哲学中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命题，主要是关于道德修养、道德实践方面的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不仅要认识（“知”），尤其应当实践（“行”），只有把“知”和“行”统一起来，才能称得上“善” 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心学集大成者王守仁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首次提出知行合一说所谓 “知行合一”，不是一般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因此，知行关系，也就是指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践履的关系，也包括一些思想意念和实际行动的关系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思想包括以下两层意思 1、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王守仁认为知行是一回事，不能分为“两截”他说：“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从道德教育上看，他极力反对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脱节及“知而不行”突出地把一切道德归之于个体的自觉行动，这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从道德教育上看，道德意识高不开道德行为，道德行为也高不开道德意识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不能算真知道德认识和道德意识必然表现为道德行为，如果不去行动，不能算是真知王守仁认为：良知无不行，而自觉的行，也就是知这无疑是有其深刻之处的 2、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王守仁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在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他的意思是说，封建道德是人行为的指导思想，按照封建道德的要求去行动是达到"良知"的工夫在封建道德指导下产生的意念活动是行为的开始，符合封建道德规范要求的行为是 “良知”的完成 
王守仁在其教育哲学的理论基础上，强调“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外无学”，由此突出道德的主观性。他指出“明德”、即“天理”，是“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照不昧者也”。也就是说，道德是人心良知的实质内容，至于仁义礼智不过是“表德”而已，是人心良知见诸于外在道德实践的作用表现。《传习录》在充分肯定道德的主观性同时，把有关道德心理因素如志向、动机、情感、意志以及道德主体的性格等，都说成是既源于心又影响心之良知的东西，或者说成是“心之本体”的“用”。如何进行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呢？这要从“知行合一”、“心即理”前提来考虑它的逻辑起点。《传习录》下讲：“心之发动处谓之意，”“意之灵明处谓之知”，“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别善恶。但不可有所著，七情有著，便谓之欲”。这就是说，心作为道德心理诸因素的主宰，主要是通过“心之体”的“用”来体现的，所以道德教育重在“良知之用”上“正心诚意”。“正心诚意”是《礼记·大学》所提出的德育命题，但王守仁反对宋明理学家把“正心诚意”只看作内心修养的方法，而是看作使心理伦理化并使伦理化心理由内向外无限延伸的一种主观道德实践过程。因为“意之所在便是物”，意不是空洞抽象的意念，而是包含了意念指涉的客观事物，意念往往作为道德行为的动机，它对支配和影响人的道德认识、判断、选择以及道德实践，都有导向性的作用。所以，《传习录》在“诚意”问题上着重阐述它作为德育过程起点的重要性，认为“一念之发”处正是“诚意”的功夫，也正是“致良知”的切紧处。王守仁说：“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若无物欲牵蔽，但循着良知发用流行将去，即无不是道”。 所谓“诚意”，就是正念头，使每一意念的萌发都本着“良知”的发用流行，也就是说每一意念都应当是符合道德的。这叫做“功夫不离本体”，或叫做“本体功夫”。王守仁说：“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即便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 。总的说来，王守仁在道德教育方面，更突出的是强调端正道德动机对道德实践的支配乃至决定作用，所以《传习录》所阐述的道德修养原则与方法，着重于个体的主观道德实践，着重道德个体的道德理性培养与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