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宝萌单
高瞻远瞩，高屋建瓴，为读者指出一条解决问题的思路。多从教育、政府规范和引导、法律严惩几个角度谈起。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又如：“莫使‘英雄’泪满襟”这一主题，可以写出以下提纲。第一层：自己不做，阻止、限制他人；看到荣誉，嫉妒、中伤他人：这是使‘英雄’泪满襟者的典型表现。第二层：伤及他人，使英雄心如死灰；危及社会，使社会正气低迷。是使‘英雄’泪满襟者的产生出格举动的危害。第三层：个人欲望强烈，嫉妒心强，心胸狭窄，信奉“人人为我”，是使‘英雄’泪满襟者的产生出格举动的根源。第四层：不怕闲言碎语，反对嫉贤妒能，是我们对待这一出格行为的正确态度；加强道德教育，保护英雄权益，是我们对待这一出格行为的正确措施。以上为笔者对驳论文的写作指出的思路，希望广大考生积极借鉴，在考场上表现出深邃长远的目光，高瞻远瞩的见解，决胜于考场。 
桃花潭在今安徽省泾县，据记载它“深不可测”。李白游桃花潭时，曾受到当地乡民汪伦的款待，临离开时汪伦又赶到潭边相送，李白便即兴书写此诗赠给汪伦。我们现在用“情深似海”之类的词，已不觉新鲜了，但在唐代，李白即兴指潭水喻深情，则是个创新，因而令后人赞赏。问题是：李白是名动天下的大诗人，而据说汪伦只不过是一介乡村青年，且只是在李白游桃花潭时偶尔结识，那么，李白对汪伦如此深情热烈的赞颂是否有足够的感情内蕴呢？“深不可测”的桃花潭犹不及“汪伦送我情”该不会是诗仙虚与委蛇的应酬夸张吧？其实不然。细揣诗意，李白是把汪伦对自己的毫无私利之心的纯洁的友谊同世态炎凉相对比，是有着丰厚的现实生活感受作为基础的。李白这人，有大志，也有大才，诗名早就响震天下。但因他禀性兀傲，不愿阿附权贵，低眉俯首，因而长期遭受排斥，很不得志，对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有着深切的体验。这次，他游桃花潭一带，自然会结识许多当地人士，但在离开时，却只有汪伦组织了一队人唱着歌，用脚踏着节拍前来热烈送行。这自然使潦倒失意的李白深为感动。当然，作为一首短小的绝句，他只能如此含蓄地写，因此，只有细加品味，才能体会到。“李白乘舟将欲行”，写诗人登舟时有所期待，而又惘然若失。句首直呼己名，含有一种深沉的感叹意味，犹如说：李白呀李白呀！“将欲”这两个字读起来是很感滞重的，似乎连招呼船家起程这样简单的事还得狠狠心才行。他为什么心情这样沉重呢？可以想见的起码有这样几个方面：其一，“舟”为小船，当不会有许多人同行。“行”有“往”义，但不象“前往某地”那样有明确的目的地；有“去（离开）”义，但也不强调离开某地。这样看来，诗人用“行”字是为了表现一种欲行不行的矛盾心态。为什么呢？试想，诗人将要乘一叶孤舟继续他的漫游，在漫长的旅途中，其孤独可想而知。此时，他回望桃花潭岸边，这些天来所见之美景怎会不使他恋恋不舍？但终究是要离开了。这就会令人深深感叹。其二，诗人性格豪放，喜结交天下豪杰。此时，若有好友相送，金樽清酒，一饮“三百杯”，无论是放歌还是悲吟，总能渲泄胸中郁郁之情。可现在，孤零零地悄然离去，心中自然深感失望和怅惘。总之，第一句写诗人欲行不行时的怅惘，为下一句蓄足了情势。
一篇关于李白的论文 李白的文化性格与待诏翰林政治失败漫议 诗人李白的一生，可以说始终都是以追求政治上的成功为其毕生奋斗目标的，而天宝初受玄宗征召并被命为翰林待诏，则可说是最接近政治成功同时又与成功失之交臂的一段经历。从天宝元年秋奉诏进京，至天宝三载春离京，其实际居京的时间仅一年半左右，旋即被“赐金放还”，离开了长安这个政治中心。就李白的一生而言，这次进京的荣耀与离京的失落，不仅构成了他终生难以磨灭的记忆，而且其在很大程度上也改变了他后来的命运。对于这样一次最接近政治成功却又以失败告终的经历，不论是倾慕李白的同时代人，还是后代热爱李白的读者，无不表现出某种同情、慨叹乃至痛惜，并从不同的角度为李白的政治失败做出诠解。但是，如果将李白的从政方式放在盛唐政治文化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则可以发现李白的政治失败，从一开始就具有某种必然性。生活于盛世的诗歌天才的政治落魄，实际上凸现的是一种由文化疏离与冲突所造成的文化性格的悲剧(1)。 一 就李白的仕进道路来看，一个众所熟知的事实是，李白没有像一般士子那样，试图通过科举之路进入仕途。他从一开始就有着与众不同的选择，这就是希望以奇人名士的风采耸动天庭，进而直取卿相，甚至幻想成为帝王师式的人物。从李白天宝之前的行迹来看，他的一切活动，似乎都是围绕着培养自己的名士声望而展开的。 在中国士文化传统中，“名士”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并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重大影响，大约始于东汉后期（2）。桓、灵之际，当宦官、外戚干政造成东汉王朝政治的腐败与黑暗时，士人以对黑暗政治的对抗与批判，展示了其独特的操守，从而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形成了一批虽遭迫害但却在个人品格上受到尊敬与仰慕的名士群体。《后汉书·党锢列传序》即云：“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覈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犹古之‘八元’、‘八凯’也。窦武、刘淑、陈藩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为‘八顾’。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为‘八及’。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故、蕃向、王章为‘八厨’。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以精神品格的卓异而著称的名士群体。至魏晋六朝，名士在社会政治与文化领域仍很活跃，虽然由于时代的变化，他们所呈现的精神风貌与其品格内涵已有所不同，但却仍是作为政治与文化的精英而受到士林的宗尚的。据《世说新语·文学》载，当时袁宏曾作有《名士传》一书，其书今不传，详细内容无从得悉，但刘孝标在为《世说》作注时则云：“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刘伯伦、阮仲容、王浚仲为竹林名士，裴叔则、乐彦辅、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卫叔宝、谢幼舆为中朝名士。”可以大致了解其时名士的概况。《世说新语》一书，记录的多是汉末迄魏晋名士的言行，除上述刘孝标注所提及袁宏《名士传》中的人物外，还有其他一些人物，也常受到称赏，后世士人所乐道的魏晋风流，就是由这一群魅力独具的名士构成的。这些名士，也许性情、思想、趣味、作风不同，但他们之所以成为名士，原因却并不复杂，那就是一定要能够超越世俗的平庸，显示出自己精神、品格或才性上的迥拔流俗，而率性、洒脱乃至任诞，又往往是他们最显著的标徽。也由于此，由对名士的崇拜，甚而导致一些人视任诞、放浪为名士，“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世说新语·任诞》）。但总体看，魏晋六朝名士群体的个体风貌并不相同，其或者才华超群、或者潇洒风流、或者任诞不羁、或者品德高尚，而不论何者，都构成了他们赢得士林声誉并为朝野所瞩目的重要因素。 大致也是李白谪仙人称号出现后，中国人对谪仙特征的理解。但这已与唐前有关谪仙形象有了一定的距离。也就是说，由于谪仙人李白的出现，原来的谪仙观念已被重新改写增加了新的内涵。人们对它的认识与理解，已脱离了仙传文化的传统语境，而更多地带有了由李白所产生的直觉联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