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kyi
1：(一) “敬天保民” 、“明德慎罚”。 周初统治者从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中深刻意识到“唯命于不常”，即天命难料，但其中也有规律可循，天命总是归于能够为民作主的有德统治者。所谓“作民主”，就是应当像周文王那样“怀保小民”。 周初对周人贵族内部的文告中反复强调保民、安民以及类似的提法，可见他们标榜“敬天”，却落实在“保民”上。周初统治者从夏特别是商王朝兴亡的史实中，悟出天命转移的另一条规律： 天命总是归属于有德者。因此，要“祈天永命”，必须“疾敬德”，时刻以高标准的德严格要求自己，同时注重“德之用”，将德落实在国家活动的各个方面。该理论运用于法制实践中，便是“明德慎罚”， 立法、司法都必须崇德，慎重从事；任用法官、审理案件及施用刑罚等， 都要反复思考，不可轻率。 (二)“亲亲” 、“尊尊”。鉴于统治者的内部关系是事关国家命运和政局稳定的决定件之一，周初统治者十分重视在贵族内部提倡和贯彻“亲亲”“尊尊” 的原则。亲是对疏而言，“亲亲” 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是对卑而言， “尊尊”的涵义较广，不但父子、夫妻之间尊卑有别，在贵族之间、贵族与庶民之间，特别是君臣之间，尊卑也截然不同。通过“亲亲”、“尊尊”，便把人们的血缘关系同政治关系紧密联结在一起。 在“敬天保民”、“明德慎罚” 的前提下， 将“亲亲”、“尊尊”原则制度化、法律化，落到实处，这是西周法制的基本特点。2：《法经》的主要内容：《法经》早已失传，《晋书刑法志》保存了其篇目：“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 以为《杂》律一篇。 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 然皆罪名之制也。 商君受之以相秦”。《唐律疏议》也有如是记载。 明代董说所著《七国考》曾引用西汉末年桓谭所著《新论》中有关《法经》的论述，比《晋书刑法志》较为详细。从内容和文字上看，《晋书刑法志》也是引自《新论》。 从篇目结构上来看，《法经》共有六篇，分别为：《盗法》；贼法》；《网法》(也称《囚法》)；《捕法》；《杂法》；《具法》。第一篇《盗法》。 “盗” 是侵犯财产的犯罪。 《盗法》是维护封建财产所有权， 惩罚侵犯财产的犯罪的法律。第二篇《贼法》。“贼” 主要指危害他人人身的犯罪，主要是杀人、伤人等。 《贼法》是保护人身安全，处罚侵害他人人身的犯罪的法律。 第三篇《网法》， 也称《囚法》， 是关于囚禁和审判罪犯的法律规定。 第四篇《捕法》， 是关于追捕盗、贼及其他犯罪者的法律规定。 第五篇《杂法》， 是补前四篇之不足的拾遗补阙之篇， 内容庞杂， 其主要内容是“六禁”。第六篇《具法》，《七国考》也称《减律》。关于定罪量刑中从轻从重等法律原则的规定， 相当于近代法律的总则部分。《法经》在编纂体例上开创了编纂完整的成文法典的新体系，改变了过去单项诏令、法规重叠不齐、规范不一的局面。《法经》设《具法》一篇，集中规定对所有法律条文具有统帅作用的基本原则，反映了战国时期立法水平的提高，它直接影响了秦律及汉律等，为我国古代法典的编纂体例确定了基本模式。3：秦朝的刑罚制度（一）刑罚的种类 大致可分为以下六类：生命刑；体刑；劳役刑；流迁刑；财产刑；身份刑。（二）定罪量刑的原则 主要有：确定刑事责任能力的标准；区分故意与过失；以有无犯罪意识作为构成犯罪的要素；以犯罪后果衡量犯罪轻重；共同犯罪加重处罚；累犯加重；诬告反坐；实行连坐等。4：自汉高祖至汉武帝的七十年间，黄老思想一直居统治地位，而辅之以儒、法思想，尤其是将黄老学说运用到政治与法制的实践中去。约法省禁是汉初黄老法律思想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汉初统治者在完成了对立法思想的选择与定位后，便开始对秦朝遗留下来的苛法进行改革，实践立法思想，其中酷烈的刑法与思想言论罪成为蠲削与修正的重点对象。汉初统治者对刑法系列改革的最大举措， 就是文帝十三年（前167）下令废除肉刑。5： (一)三国时期的立法概况 在鼎立形势下的三国法制，一般沿用汉制，承袭汉律。但都有自己编纂的法律，尤以魏国法律较详备。魏明帝时制定的魏律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魏明帝曹睿下诏改定刑制，由陈群、刘邵等人参酌汉律，“作新律十八篇”，这就是三国时期著名的《魏律》。魏国这次大规模的修律活动，实际上是对秦汉相沿的旧律作了一次较大的改革。魏律内容与条文更加统一，结构更加严密。对晋律的制定有直接影响。蜀国定都于成都之后，曾由伊籍与诸葛亮、法政等人“共造蜀科”，作为蜀国的重要法典。在吴国，据《文献通考》记载，“吴之律令，多依汉制”。其立法活动。 (二)两晋的立法概况 西晋时颁行过律、令、故事、式，皆为东晋所沿用。《晋律》（又称《泰始律》）对后世的影响最大。《晋律》与汉、魏律相比具有如下特点： 1、法律概念更加规范、准确。由于律学的发达，晋代统治者对律之“理”的研究格外深入，他们首次区别了律与令的性质。《晋律》颁行后，张斐、杜预两大律学家为之作注，经朝廷批准，颁行天下，与《晋律》具有同等效力，称为《张杜律》。2、体例设置更加合理。《晋律》将《新律》的《刑名》篇分为《刑名》与《法例》两篇，置于律典之首，以完善《新律。刑名》中的刑法总则，并加强其统领诸篇的地位。3、礼律进一步融合。为了维护士族利益，晋代统治者将礼入于律中，“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 (三)南北朝时期的立法概况 从立法情况看，总的来说是北朝法律优于南朝。南朝统治者由于热衷玄学，崇尚清淡，朝野上下都不重视法律的编纂，因此在封建法制方面没有什么建树，基本上是沿用《晋律》。北朝几个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十分注意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重视律令的编纂。其中《北魏律》和《北齐律》上承汉、魏、两晋，下启隋、唐，在完善我国封建法典的历史过程中，起了重要的承上启下作用。《北齐律》不但吸收魏晋立法的经验，而且经过当时律学家总结前代法典编纂的得失，被称为“法令明审，科条简要”。《北齐律》共计十二篇，949条。其中将《北魏律》的刑名、法例合为名例篇冠于律首，使其在刑律中起着定罪制，“较举上下纲领”的统摄作用，增强了封建法典的科学性。而定律十二篇，则是完成了汉以来封建法典由繁至简的改革过程。6：中国奴隶制时代的法律，经过夏商两代的发展，到西周集其大成。西周开国之初，为统治形势的需要，进行了制礼的工作。在周公旦的主持下，以周族自己的习惯法为基础，同时吸收夏商两代礼仪制度中的有用部分，经过整理之后，制定了有关国家制度、调整社会关系以及生活规范的礼典。经过周公制礼活动，力求使西周的社会制度、国家制度，直到人们的生活和思想言行，无不以礼为依据，以礼为准绳。 因为礼是周朝的典章制度和礼仪规范，所以内容极为广泛，大而包括国家的根本法，小而遍及待人接物等生活细节，几乎整个上层建筑领域都在它的支配之下。 7：1．《武德律》。《武德律》共12篇500条，是唐朝的首部法典。唐朝建立后，于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命刘文静等在隋开皇令的基础上进行增删，制定五十三条新格。武德四年，又命裴寂等撰定律令，大致以《开皇律》为准。将五十三条新格入于新律，余无所改。 2．《贞观律》。唐律最大的一次修改是在贞观时期。唐太宗是个有头脑的皇帝，对法律非常重视。他认为刑罪仍然过重，下令加以修改。最初决定将绞刑50条改为断趾（断右趾），但肉刑废除已久，忽然恢复肉刑，难免遭到人们的反对，后来又把断趾改为加役流，即在流三告里的上面加一个加役三年的流刑。此外，还采取了一些别的轻刑措施，如限制缘坐。依照隋律，犯谋反大逆，兄弟尽管分居，也发缘坐俱死。可是同祖却中以免配流。当时发生了一个案子，尚州有个人叫房强，他的弟弟在岷山当军官，因谋反被诛，他也应缘坐死刑。唐太宗认为，兄弟分居后，荫不相及，而犯罪要连会俱死，比对祖孙的处罚还重，太不合理，于是改为兄弟也免死，与祖孙一样配役流。 贞观修律是一次对律令格式的全面大修改，到贞观十一年才告完成。最后结果是：定律500条，分为12卷；定令1590条（一说为1546条），分为30卷；又从武德贞观两朝发布的诏敕三告多件中定留700条，编成格18卷，又定式33篇，分为20卷。《旧唐书·刑法志》说新律比隋代旧律"减大辟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唐六典》也说："正凡三百条，减开皇律大辟入流者九十三条，比古死刑，殆除其半。"《唐六典》与《旧唐书》的记载略有出入，一说93条，一说92条，一条之差。二、三字形相近，可能是传抄或刻写中的错误，这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记载的基本事实是相同的，即贞观修律朝着减轻刑罚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 3．《永徽律》及《律疏》。 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又命长孙无忌等修订律、令、格、式。次年，完成《永徽律》十二篇五百零二条。永徽年间最大的贡献，就是对律文的本身作出详尽的注疏。《永徽律疏》又称《唐律疏议》，唐立法最高成就，也是中国封建制法律典型代表。永徽二年，唐高宗命长孙无忌等人以《贞观律》为蓝本制定。《永徽律》12篇500条。鉴于审判中对法律条文理解不一及每年科举考试缺乏统一标准高宗又下令对《永徽律》逐条逐句的进行统一而详细的解释，阐明《永徽律》的精神实质，重要原则制度的源流演变和立法意图，并设问答，解决法律适用中的疑难问题。这些内容称为“律疏”，附于律文之下。经皇帝批准于永徽四年颁行天下，律文与律疏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当时称《永徽律疏》，元后称《唐律疏议》。 4．《开元律》及《开元律疏》。开元二十二年，唐玄宗命李林甫等刊定《开元律》十二卷，《开元律疏》三十卷。 5．《大中刑律统类》。唐宣宗大中七年将刑律分类为门，附以有关的格、敕、令、式，编成《大中刑律统类》十二卷，也称《刑法统类》。《统类》在法典的编纂上是一种新的形式，对于五代和宋朝的立法技术有重大影响。 6．《唐六典》的编纂及其影响。《唐六典》是唐玄宗年间编撰的一部有关唐朝中央和地方官制的法规大全。所有篇目完全是按唐代官制来设置，详细地列出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构的组织规模、官员编制及其职权范围。《唐六典》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开启了中国古代行政立法法典化的先河，从此编制行政法典和制定刑法典一样，成为中国古代立法的一种传统。唐玄宗于开元十年命令大臣以当时的国家行政体制为基础，仿照西周《周官》一书依官职分类的体例编纂《唐六典》，至开元二十六年完成。其内容，共30卷，分理、教、礼、政、刑、事六部分，主要记载了唐朝国家机构的设置，官员的编制、品级及职责，官员的选拔、任用、考核、监督、奖惩、俸禄、退休等制度的规定，可以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系统的行政法典。《唐六典》集秦汉以来行政立法之大成，把凡具有行政性质的立法汇集在一起，经精心编纂，与律令格式相辅而行，这是封建立法史上的一个创举。从此以后，单纯行政性质的立法规范和制度开始从“律”和“礼制”中分离出来，编为“典”，使得封建刑律与行政法典成为基本并行的两大体系，为后世封建王朝所仿效。《唐六典》的编纂是继《永徽律疏》后唐代立法的又一重大成就，也是中国封建行政法制逐渐走向成熟完备的标志之一。 
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度是清朝法制和民国法制区别的基础。而由于资本主义天赋人权思想的符合资产阶级取代封建地主阶级保护自己权利，稳固政治地位的需要，同时也符合历史文化进步的趋势（这话听起来好像有点恶心，不过是事实，人人平等是资本主义思想，却也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因此渐渐成为社会思想的中流砥柱，资产阶级在掌权后理所当然以此为思想基础建立法制，于是法制就从封建社会维护封建集权的形式转化为现代社会保障人权的形式。个人观点而已，o(∩_∩)o
国家与法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 一样，中国国家与法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奴隶社会时期原始社会末期以祭祀祖先仪式为核心的 “ 礼 ” 由习惯逐渐演变为法 。夏朝国家形成伊始，法制尚处草创阶段，奉天罚罪的法制观 《左传》中记载的 “ 禹刑 ” ，大抵是启及其后继者根据氏族晚期习俗陆续积累的习惯法。至商朝，刑法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法已初具规模，所谓“ 刑名从商 ” 。以残害人体为主的五刑(墨、劓、刖、宫、大辟)在商朝已较为通行，但处刑的手段尚未规范化，还没有一套严格的刑罚制度。春秋初期，各诸侯国基本上沿用西周的法律。到中叶以后，井田制遭到破坏，郡县制逐步取代分封制，王权旁落，政权下移，宗法制日趋衰落，奴隶制瓦解、封建制逐步确立。由于经济基础的变革，阶级关系的变化，从而引起法律制度的变革，最重大的改革莫过于各诸侯国公布了以保护私有财产为中心的成文法。郑国执政子产， “ 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 ” ，这 是我国古代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典。 郑国邓析所作竹刑，便于携带和流传，在法律发展史上又是一大进步。封建社会初期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中取得了政权的地主阶级，运用政权的力量先后在各国进行旨在发展、巩固封建生产关系，建立封建政治的变法运动。魏国李悝制定《法经》，分为盗、贼、网(或作囚)、捕、杂、具六篇，立法技巧已初步走向成熟 ，可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系统的封建法典，为以后历代法典的滥觞。后来商鞅入秦国主持变法革新时，携《法经》入秦，并在变法过程中将《法经》改编为秦律，以律字取代法字，突出强调法律的普遍适用性、稳定性、必行性，是稳定而普遍的规则，从此以后，中国古代的法典都以 “ 律 ” 为名。秦朝建立后，继续推行商鞅变法以来的法家思想和政策。其中韩非的以法治为中心 ，法、术 、势相结合的思想，对秦始皇政权和法制活动影响极大，成为其指导思想。秦朝法律令名目繁多，体例和内容已经相当完备，司法机构和诉讼制度逐渐形成。 汉朝建立后，萧何在《法经》六篇的基础上增加了《户律》《兴律》《厩律》三章，制作了《九章律》，就是通常所说的汉律。汉朝董仲舒提出的 “ 德主刑辅 ” ，刚柔相济的治国之道，是汉武帝以后汉王朝法制的指导思想。刑罚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至此中国刑罚制度从野蛮走向文明和进步。在司法制度方面，有中央和地方司法机构，诉讼与审判制度。“春秋决狱 ” 是儒家文化渗透法制的直接体现，其要旨是：必须根据案情事实，追究行为人的动机；动机邪恶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责；首恶者从重惩治；主观上无恶念者从轻处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颇有建树，魏国的《新律》，东晋的《晋律》(又称《泰始律》)，北魏的《北魏律》和《麟趾格》，西魏的《大统式》，北齐的《北齐律》，北周的《大律》等。这时期的封建法律形式日趋完备，篇章体例的设置日趋科学，刑罚制度日趋规范，礼律日趋融合，其中《北魏律》为隋唐律典的渊源。为维护地主阶级特权， “ 八议 ” “ 官当 ” 入 律。所谓 “ 八议 ” ，是指八类人犯罪，依法享有免刑和减刑的规定。“ 官当 ” 即官员若犯徒罪，允许其依法以官品与爵位抵罪。在诉讼制度方面建立了 “ 登闻鼓 ” 直诉制度。登闻鼓设于朝堂之外，有冤情者可以击鼓直接向皇帝或中央司法长官诉 冤，这种制度经过改革，一直沿用至清朝。封建社会发展时期 承上启下的是隋朝的《开皇律》，无论在篇章体例和基本内容上， 较以前的封建法典均有显著 改进，是对秦汉律以来的法律的总结，也为唐律奠定了基础。 唐朝以“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 为法制指导思想上，将封建立法推向高峰，有《武德律》、《贞观律》、《永徽律》及《律疏》、《开元律》及《开元律疏》、《大中刑律统类》、《唐六典》 等。其中《永徽律》及《律疏》合称《永徽律疏》最负盛名，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立法和 注律的经验，不但对主要的法律原则和制度从历史上寻根溯源，说明其沿革，而且尽可能引 证儒家经典，用以作为律文的理论根据。使 “ 疏 ” 与 “ 律 ” 具有同等的 法律效力，从此 “ 天下断狱，皆引疏分析之 ” ，成为统一解释律文的法律依据。 民事、行政、刑事立法空前完备。宋朝初年制定的《宋刑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刊版印行的封建法典。这一时期的法律特点是：确认封建的租佃关系和田宅典卖制度，加强活动对司法权的控制，刑罚更加野蛮，折杖法、刺配之法、凌迟等酷刑的滥用是刑罚制度的倒退。元朝的立法有《大札撒》、《至元新格》、《大元通制》、《元典章》。这一时期的法制发展没有显著进步，有几个特点：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把人民划分为高下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残酷镇压农民阶级的反抗；维护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确认蓄养奴婢的合法性；在继承汉族法律的同时又保留了蒙古族的习惯法。封建社会后期明律于唐律比较，大为严苛，所谓“轻其轻者，重其重者”。明太祖以“重典治乱国”为指导思想。《大明律》增加、充实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内容，是一部比唐律有所发展的封建法典。明太祖亲自制定《大诰》，汇集了当时用严刑峻法惩治官民犯罪的典型案例，制定了新的法律规范，兼有明太祖对臣民的训诫，直接反映了重典思想。为调整封建国家各机关权力职责更好地集权于中央，制定了行政法典《大明会典》。 《大清律例》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清会典》康熙时仿《明会典》制定《康熙会典》，此后雍正等四朝均加以修订。其详细记载了清朝从开国到光绪朝各级行政机关的执掌、事例和活动原则。是中国封建时代最完备的行政法规，也是中国封建时代行政立法的总汇。
奴隶社会时期 原始社会末期以祭祀祖先仪式为核心的 “ 礼 ” 由习惯逐渐演变为法 。夏朝国家形成伊始，法制尚处草创阶段，奉天罚罪的法制观 《左传》中记载的 “ 禹刑 ” ，大抵是启及其后继者根据氏族晚期习俗陆续积累的习惯法。至商朝，刑法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法已初具规模，所谓“ 刑名从商 ” 。以残害人体为主的五刑(墨、劓、刖、宫、大辟)在商朝已较为通行，但处刑的手段尚未规范化，还没有一套严格的刑罚制度。 春秋初期，各诸侯国基本上沿用西周的法律。到中叶以后，井田制遭到破坏，郡县制逐步取代分封制，王权旁落，政权下移，宗法制日趋衰落，奴隶制瓦解、封建制逐步确立。由于经济基础的变革，阶级关系的变化，从而引起法律制度的变革，最重大的改革莫过于各诸侯国公布了以保护私有财产为中心的成文法。郑国执政子产， “ 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 ” ，这 是我国古代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典。 郑国邓析所作竹刑，便于携带和流传，在法律发展史上又是一大进步。 封建社会初期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中取得了政权的地主阶级，运用政权的力量先后在各国进行旨在发展、巩固封建生产关系，建立封建政治的变法运动。魏国李悝制定《法经》，分为盗、贼、网(或作囚)、捕、杂、具六篇，立法技巧已初步走向成熟 ，可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系统的封建法典，为以后历代法典的滥觞。 后来商鞅入秦国主持变法革新时，携《法经》入秦，并在变法过程中将《法经》改编为秦律，以律字取代法字，突出强调法律的普遍适用性、稳定性、必行性，是稳定而普遍的规则，从此以后，中国古代的法典都以 “ 律 ” 为名。秦朝建立后，继续推行商鞅变法以来的法家思想和政策。其中韩非的以法治为中心 ，法、术 、势相结合的思想，对秦始皇政权和法制活动影响极大，成为其指导思想。秦朝法律令名目繁多，体例和内容已经相当完备，司法机构和诉讼制度逐渐形成。 汉朝建立后，萧何在《法经》六篇的基础上增加了《户律》《兴律》《厩律》三章，制作了《九章律》，就是通常所说的汉律。汉朝董仲舒提出的 “ 德主刑辅 ” ，刚柔相济的治国之道，是汉武帝以后汉王朝法制的指导思想。刑罚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至此中国刑罚制度从野蛮走向文明和进步。在司法制度方面，有中央和地方司法机构，诉讼与审判制度。“春秋决狱 ” 是儒家文化渗透法制的直接体现，其要旨是：必须根据案情事实，追究行为人的动机；动机邪恶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责；首恶者从重惩治；主观上无恶念者从轻处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颇有建树，魏国的《新律》，东晋的《晋律》(又称《泰始律》)，北魏的《北魏律》和《麟趾格》，西魏的《大统式》，北齐的《北齐律》，北周的《大律》等。这时期的封建法律形式日趋完备，篇章体例的设置日趋科学，刑罚制度日趋规范，礼律日趋融合，其中《北魏律》为隋唐律典的渊源。为维护地主阶级特权， “ 八议 ” “ 官当 ” 入 律。所谓 “ 八议 ” ，是指八类人犯罪，依法享有免刑和减刑的规定。“ 官当 ” 即官员若犯徒罪，允许其依法以官品与爵位抵罪。在诉讼制度方面建立了 “ 登闻鼓 ” 直诉制度。登闻鼓设于朝堂之外，有冤情者可以击鼓直接向皇帝或中央司法长官诉 冤，这种制度经过改革，一直沿用至清朝。 封建社会发展时期 承上启下的是隋朝的《开皇律》，无论在篇章体例和基本内容上， 较以前的封建法典均有显著 改进，是对秦汉律以来的法律的总结，也为唐律奠定了基础。 唐朝以“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 为法制指导思想上，将封建立法推向高峰，有《武德律》、《贞观律》、《永徽律》及《律疏》、《开元律》及《开元律疏》、《大中刑律统类》、《唐六典》 等。其中《永徽律》及《律疏》合称《永徽律疏》最负盛名，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立法和 注律的经验，不但对主要的法律原则和制度从历史上寻根溯源，说明其沿革，而且尽可能引 证儒家经典，用以作为律文的理论根据。使 “ 疏 ” 与 “ 律 ” 具有同等的 法律效力，从此 “ 天下断狱，皆引疏分析之 ” ，成为统一解释律文的法律依据。 民事、行政、刑事立法空前完备。 宋朝初年制定的《宋刑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刊版印行的封建法典。这一时期的法律特点是：确认封建的租佃关系和田宅典卖制度，加强活动对司法权的控制，刑罚更加野蛮，折杖法、刺配之法、凌迟等酷刑的滥用是刑罚制度的倒退。 元朝的立法有《大札撒》、《至元新格》、《大元通制》、《元典章》。这一时期的法制发展没有显著进步，有几个特点：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把人民划分为高下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残酷镇压农民阶级的反抗；维护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确认蓄养奴婢的合法性；在继承汉族法律的同时又保留了蒙古族的习惯法。 封建社会后期 明律于唐律比较，大为严苛，所谓“轻其轻者，重其重者”。明太祖以“重典治乱国”为指导思想。《大明律》增加、充实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内容，是一部比唐律有所发展的封建法典。明太祖亲自制定《大诰》，汇集了当时用严刑峻法惩治官民犯罪的典型案例，制定了新的法律规范，兼有明太祖对臣民的训诫，直接反映了重典思想。为调整封建国家各机关权力职责更好地集权于中央，制定了行政法典《大明会典》。 《大清律例》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清会典》康熙时仿《明会典》制定《康熙会典》，此后雍正等四朝均加以修订。其详细记载了清朝从开国到光绪朝各级行政机关的执掌、事例和活动原则。是中国封建时代最完备的行政法规，也是中国封建时代行政立法的总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