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落深海的蓝
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及启示 当前美国因次贷问题而引发的华尔街金融危机成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发生在华尔街的金融危机不仅重创了美国脆弱的经济，引起美国股市崩盘，也给出其它国家经济带来极大危害。那么为什么华尔街会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 这场金融危机带给我们什么启示？本文拟对此进行探讨。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 美国因次贷问题而引发的金融危机有着复杂的确背景，我认为其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刺激经济的超宽松环境埋下了隐患 2007年4月2日，美国第二大次级贷款机构新世纪金融公司宣布破产，标志美国次贷危机大爆发。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的源头是其前期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新经济泡沫破裂和“11”事件后，为避免经济衰退，刺激经济发展，美国政府采取压低银行利率的措施鼓励投资和消费。从2000年到2004年，美联储连续降息，联邦基金利率从5%一路降到1%，贷款买房又无需担保、无需首付，且房价一路盘升，房地产市场日益活跃，这也成就了格林斯潘时代晚期的经济繁荣。提供次级抵押贷款本是一件好事，使得低收入者有了自己的住房。对一般个人家庭来说，低利率和房产价格一路飙升，编织出一幅美好的前景，投资住房成为巨大的诱惑，于是大量居民进入房贷市场。到2006年末，次贷涉及到了500万个美国家庭，目前已知的次贷规模达到1万亿至2万亿美元。 以房产作抵押是造成风险的关键 美国次贷的消费者以房产作抵押，房产的价格决定了抵押品的价值。如果房价一直攀升，抵押品价格保持增值，不会影响到消费者的信誉和还贷能力。一旦房价下跌，抵押品贬值，同一套房子能从银行贷出的钱就减少。如果贷款利率被提高，次贷使浮动利率也随着上升，需要偿还的钱大大增加。次贷贷款人本来就是低收入者，还不上贷款，只好放弃房产权。贷款机构收不回贷款，只能收回贷款人的房产，可收回的房产不仅卖不掉，还不断贬值缩水，于是出现亏损，甚至资金都流转不起来了。房价缩水和利率上升是次级抵押贷款的杀手锏。 从2005年到2006年，为防止市场消费过热，美联储先后加息17次，利率从1%提高到25%，市场利率进入上升周期。由于利率传导到市场往往滞后一些，2006年美国次贷仍有上升。但加息效应逐渐显现，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 次级贷款资产的证券化加重了危机的扩散 美国绝大多数住房抵押贷款的发放者是地区性的储蓄银行和储蓄贷款协会，地方性的商业银行也涉足按揭贷款。这些机构的资金实力并不十分雄厚，大量的资金被投放在住房抵押贷款上对其资金周转构成严重的压力。一些具有“金融创新”工具的金融机构，便将这些信贷资产打包并以此为担保，用于发行可流通的债券。给出相当诱人的固定收益，再卖出去。许多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对冲基金、保险公司、养老基金等金融机构投资于这些债券。抵押贷款企业有了源源不断的融资渠道，制造出快速增长的新的次贷；投资机构获得较高的收益。 各种各样的金融衍生工具使得投资机构现金流得到更合理的利用，利益也得到了分解和共享，风险也得到了分摊。但事物都有两方面，金融创新制度带来风险分散机制的同时，也会产生风险放大效应。像次贷这样一种创新使美国不够住房抵押贷款标准的居民买到了房子，同时通过资产证券化变成次级债，将高风险加载在高回报中，发散到了全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凡是买了美国次级债的国家，就要被迫为美国的次级危机“买单”。当房地产泡沫破裂、次级贷款人还不起贷时，不仅抵押贷款企业陷入亏损困境，无力向那些购买次级债的金融机构支付固定回报，而且那些买了次级衍生品的投资者，也因债券市场价格下跌，失去了高额回报，同样调进了流动性短缺和亏损的困境。自2007年第三季度开始，金融机构开始报告大额损失，反映了抵押贷款和其他资产的价值大幅下跌。 次级贷款资产的证券化过程实际上是资产组合和信用增级的一个过程，也是多种资产叠加、多个信用主体信用叠加的一个过程，在资产证券化后，这种资产证券化组合的信息和相关风险信息披露可能趋于更加不透明，导致市场中很少有人能清楚地读懂其中的风险，更不用说对其进行实时的风险定价了。由于对资产真正的价值和风险认知不足，投资者严重依赖评级公司的报告作出决策。信用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在金融市场的作用和影响已经越来越大，信用评级也是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必要和重要环节。信用评级是否客观公正，是否真正了解金融工具，是否存在着利益冲突和道德风险等，这些因素都会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重大影响。次级抵押贷款债券本来是从一些低质资产发展而来，“金融创新”则使这些低质资产通过信用评级公司评级获得了高等级标号，事后证明价值被严重高估。 由于信息不对称和风险损失不明，一旦次级抵押贷款出现了重大风险和损失，构筑在这些证券上信用增强和信用叠加也会如同沙漠上的空中楼阁一般会“瞬间倒塌”，由此必然会引起广大投资者的投资信心恐慌，规避风险的本能加速了投资者的抛售，并加剧了金融市场的动荡，金融灾难也就在劫难逃。在次贷、证券化、信用衍生产品这个风险传递链条中，如果没有信用评级公司的参与，次按危机或许根本就不能发生。 二、美国金融危机的启示 美国因次贷问题而引发的金融危机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我国应引以为诫。 认识和防范房贷的市场风险 房贷有房产作抵押，似乎是最安全的资产，但房产的价值是随着市场不断变化的。当市场向好时，房地产价格上扬会提高抵押物的市值，降低抵押信贷的风险，会诱使银行不断地扩大抵押信贷的规模。但房地产的价格也不可能无休止地涨下去，因为任何企业或个人都不可能无视其生产与生存的成本。当市场发生逆转时，房价走低，银行处置抵押物难，即使拍卖抵押物，其所得收益也不足以偿还贷款。这不仅给贷款银行带来大量的呆账坏账，还会危及银行体系的安全及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银行需要在风险和收益中做出理性的选择，提高识别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认识和防范信用风险 次级贷款违约率高，原因在于贷款机构在放贷中没有坚持“三C”的原则，即对借款人基本特征（Character）、还贷能力（capability）和抵押物（collateral）进行风险评估。从国外的经验看，借款人的基本特征（年龄、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职业）、购房目的（自住还是投资）、婚姻家庭状况，还贷能力（房贷房产价值比、房款月供收入比、家庭总债务收比、资产负债比等）和抵押物（房产价值、新建房、二手房、使用期限、地段、独户、多层高层建筑等）都与违约率密切相关。 香港在东亚危机中资产价格大幅缩水，许多购房者承受负资产的压力，但银行却没有出现违约率大幅上升的问题，就是因为香港银行业自身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对个人住房贷款有严格资格审查标准，借款人购房多是自住，职业稳定，收入现金流不变，房产使用价值不变，仍会按期还贷。 我国的商业银行在扩大个贷业务中应避免“政绩目标”等非经济和非理性色彩，减少行政手段介入信贷资金配置，加强对借款人还贷能力的审查，对不同信用风险等级的借款人实施不同的风险定价、借贷标准，包括自有资本金、首付比例、利率、期限等，以促进银行从服务风险定价向客户风险定价转变，从粗放经营向精细化、个性化转变，提高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 建立完善信息披露机制和贷款规范 监管部门应监督从事住房信贷的银行和保险机构，在各类贷款和保险产品的营销中，要向借款人充分披露产品信息，让借款者有充分的知情权、选择权，减少信息不对称对借款人权益的损害。推进标准化的合约、贷款审核程序、借贷标准，规范银行贷款行为和贷后的服务。 建立房地产金融预警和监控体系，提高抗风险能力 既然金融风险在经济生活中无处不在，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监管部门的职责就是提高风险识别的能力，预测、防范、规避和化解风险，提高风险的可控性。因此，建立房地产金融预警和监控体系是迫在眉睫，它将对银行体系的安全，房地产市场和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产生积极促进作用。 政府部门应从危机中得到警示 让百姓安居乐业是政府的职责，但“人人享有适当住宅”并不意味人人都要买房，让无支付能力的低收入者进入购房市场，拔苗助长不仅事与愿违，还会产生许多负效应。特别在我国抵押担保、抵押保险等相关金融基础设施不健全的情况下，无形中让银行承担了许多政策风险。因此，一个优化的住宅市场结构应是新建房与存量房，出售房与租赁房，商品房与政府提供公共住房多样化的统一。政府应加大经济适用房的供给，改变经济适用房“只售不租”为“租售并举”；并通过信贷、税收、土地政策引导房地产企业增加中低价位普通商品房的供给，在开工许可审批中优先考虑普通商品住宅。 中国应建立健全抵押保险和担保制度 中国应建立健全抵押保险和担保制度，完善住房信贷风险防范和分担机制。引入商业保险和政策性担保的机制，有利于促进抵押贷款营销的规范化、合约的标准化，抑制商业银行盲目放贷的冲动;合理的保险风险定价机制，有助于商业银行规避信用风险、道德风险和房地产市场周期波动风险。 
审视金融危机随着中国的金融体系融入全球金融体系，任何来自外部的风吹草动都将对中国的金融体系产生大的影响，而中国自身的金融体系现状也无法回避金融危机的风险过去十年间，对于全球经济危害最大的事件既不是战争也不是自然灾害，而是此起彼伏的金融危机。在这十年间规模较大的金融危机有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和巴西金融危机、2000年的土耳其金融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十年来的几次金融危机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它们大多发生在新兴市场国家。这些新兴市场国家在自身宏观经济条件尚未成熟的时候比较早地进入了全球金融体系，完成资本项目下的本国货币可自由兑换。尽管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普遍认为允许资本在各个国家间无限制地自由流入和流出对于债务国和世界经济有益，但大量的资本项目自由化带来了投机性外汇交易和银行危机。有的新兴市场国家在经济基本面出现问题的背景下，一旦本国货币被国际炒家狙击，往往首先汇率失守，本国货币大幅贬值，然后银行业遭遇危机，大量中小银行倒闭，危机扩散到整个社会，导致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出现倒退，多年成果毁于一旦，在印度尼西亚和阿根廷甚至引发了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中国政府在1996年年底实现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可自由兑换时，曾经承诺2000年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正是由于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不可自由兑换，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逃过一劫，而东南亚国家遭受金融危机蹂躏的惨状也令中国政府深为戒备。因此，从1998年开始，加强金融监管、清理整顿非法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成为中国金融行业的主题。其中比较大的动作包括救助四大国有银行、整个信托业的推倒重来、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的清理整顿、农村“三会一部”的清理撤销等等。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金融业逐步对外开放，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将逐步实现可自由兑换。这个时候，在未来若干年中国会不会发生金融危机、发生了金融危机如何应对的问题已经不容回避。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和学者已经深刻认识到金融危机将成为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所面临的最大危险和挑战。2001年，著名的华人经济学家钱颖一和黄海洲在递交到最高层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未来十年内中国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差不多是100％！除了中国身边的亚洲金融危机引起了国内的广泛关注以外，对于过去十年间新兴市场国家频频发生的金融危机，从墨西哥金融危机到俄罗斯金融危机再到阿根廷金融危机，并没有引起国内各界太多的关注。学术界到政府官员对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关注，主要是分析为什么创造“东亚奇迹”的东南亚国家会发生金融危机，以及中国能否避免东南亚国家金融危机的传染。亚洲金融危机一结束，国内的金融问题以及金融改革便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而对于金融危机进行深入研究，如何防范和管理金融危机不再引人关注。在很多人看来，只要中国加快金融改革，金融危机距离中国很遥远。其实，随着中国的金融体系融入全球金融体系，任何来自外部的风吹草动都将对中国的金融体系产生大的影响，而中国自身的金融体系现状也无法回避金融危机的风险。因此，深入研究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研究金融危机与国际资本流动的关系，了解其他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金融危机的防范与管理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对于中国在未来应对金融危机具有重要的作用。幸运的是，国内最新出版的两本关于金融危机的杰作《金融危机、流动性与国际货币体制》（让·梯若尔著）和《金融危机的防范与管理》（巴瑞·易臣格瑞著）对于过去十年的金融危机以及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应对措施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分析和经验介绍。面对过去十年间频频爆发的金融危机，众多宏观经济学家和国际经济学家都在思考以下这些问题：金融危机是不是完全资本账户自由化所带来的令人不快而又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世界各国应当演进到一个共同治理的模式，其中的解决方案是经常性的非危机事件，还是一个地方自治债券模式，其中很少发生不履约事件？一个较好的秩序（即国外直接投资与证券投资的自由化以及在短期资本流动自由化发生之前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机构谨慎地监督金融中介）能否防止这些危机的发生？是否应当对短期资本流施加暂时的或永久的限制？所有这些措施如何与汇率体制的选择相适应？这些危机是否得到了恰当的处置？以及国际金融机构是否应当改革，应当怎样改革？经济学大师让·梯若尔教授在《金融危机、流动性与国际货币体制》中试图从理论上回答这些问题。尽管经济学家对于金融危机有大量富有成果的研究，但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对于金融危机的理论分析一直缺乏明确的分析框架，而梯若尔试图在这本书中用公司金融（Corporate Finance，又译公司财务）中的“双重代理”和“共同代理”理论来建立金融危机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梯若尔首先分析了关于金融危机以及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普遍观点。他认为，大多数的改革建议只注重表象而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并且无法协调建立有效的融资限制条件与确保借款国自行改革之间的目标冲突。他强调指出，正确识别市场失灵对于重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目标责任是十分必要的。然后，他将公司金融、流动性供给以及公司风险管理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个体国家的借款问题。建立在“双重代理”和“共同代理”的基本分析框架之上，他重新审视了通常建议的政策，并且考虑了多边组织如何帮助债务国在开放本国资本账户的同时获得更多的收益。对于从事国际金融的理论研究，尤其是对于金融危机的研究感兴趣的学者而言，这本薄薄的小书带来的是丰厚的收益。对于政府金融主管部门的官员和相关的政策研究人士而言，如何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爆发的金融危机中吸取教训，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其他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中汲取经验，从而学习防范和管理金融危机的方法，是他们更加感兴趣的话题。对于这些人而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巴瑞·易臣格瑞的《金融危机的防范与管理》能够满足他们的要求。曾经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顾问的易臣格瑞对于过去十年在新兴市场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有大量的仔细观察和深入研究。在这本书中，他深入地分析和研究了各国对于金融危机采取的防范措施和发生金融危机之后的应对措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措施，并且对众多的学者提出的政策建议进行了分析。对于金融危机的防范，他从增强透明度和信息披露、遵循国际组织确立的标准、加强对金融体系的审慎监管、对汇率进行管理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指出防范危机的官方努力应当建立在两大支柱之上：市场纪律和审慎监管。他具体分析了在阿根廷和土耳其金融危机中各方所采取的措施产生的教训和带来的影响。对于政府官员和政策研究人士而言，易臣格瑞的介绍和分析都充满了有用的信息。
美国次贷危机是一场新型的金融危机，其产生的内在机理是金融产品透明度不足、信息不对称，金融风险被逐步转移并放大至投资者。这些风险从住房市场蔓延到信贷市场、资本市场，从金融领域扩展到经济领域，并通过投资渠道和资本渠道从美国波及到全球范围。 国际经济界多数意见认为，虽然次贷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并不能据此判断会引发全球性经济危机。IMF最近表示，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形势尚在"可控制范围内"。但也有少数人认为，次贷危机有可能导致本轮世界经济繁荣周期发生逆转。索罗斯认为，次贷危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60年内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是美元作为世界货币时代的终结。英国《金融时报》评论家沃尔夫 (Martin Wolf)将次贷危机视为盎格鲁-撒克逊金融体系的危机。美国经济学家罗比尼(Roubini)则认为，美联储的连续降息举措难以阻止美国经济陷入衰退。 根据所掌握的资料来分析，笔者认为，世界经济衰退可能性是存在的，由于次贷危机尚未见底，其不确定性风险更值得警惕，其对全球经济金融的影响也不可低估。 流动性过剩与次贷危机 在经历了连续四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世界经济在2007年出现了调整迹象，经济增长放缓的压力和通货膨胀的威胁同时出现给世界经济的前景蒙上了阴影。泛滥的流动性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也助涨了全球商品、金融市场的资产价格。价格的高涨使得通胀在全球蔓延；过于泛滥的流动性则放大了全球投资者的"自信"，带来全球信用的膨胀。就根本而言，次贷危机的根源在于货币紧缩政策的时滞和全球的流动性过剩。 货币紧缩政策时滞 "9·11事件"发生以后，美国经济增长放缓。为了刺激经济增长，美联储连续 13次降息，逐次调低到1%。此举虽然对经济增长起到了刺激作用，但其副作用也不容忽视。一方面，实际利率过低令国内信贷尤其是房地产贷款膨胀，增加了美元供给；另一方面，低利率令美元贬值，为全球流动性泛滥埋下隐患。 事实上，次贷危机爆发的真正原因在于美国货币紧缩政策的时滞效应。针对房价企高等经济过热表现，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基准利率从1%上调到 25%。伴随着美国利率的不断提升，政策的累积效应逐步积累沉淀， 使得信用等级较差的客户开始出现无法承受贷款负担的状况。为避免坏账进一步增加，贷款机构收紧银根，从而使贷款客户的资金状况更加恶化，被激化的坏账通过证券化链条传导给全球金融市场和投资者，最终引发次贷危机突然大规模爆发。 全球流动性过剩 导致危机影响规模异常严重的原因则是全球流动性过剩。全球经济的失衡、美元贬值、低息政策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大量使用则是全球流动性泛滥的主要原因。对于次级贷款市场而言，一般贷款机构出于谨慎考虑会采取"惜贷"的原则。本来其贷款客户是资信等级较差的，但是在全球资金供给过剩的背景下，通过次贷证券化的手段让贷款机构获得了充足的资金来源，而房价的持续上涨则让贷款机构忽视风险，肆意降低了贷款审核标准。贷款标准降低，贷款规模过度扩大，再经由证券市场传导给全世界投资美国次级贷款证券的投资者，最终演绎成为全球的潜在金融风险。 金融市场多米诺骨牌效应 美联储为刺激经济，在多次降息的同时放松金融管制：一方面，降低信用标准，鼓励商业银行向信用等级低的借款者放款；另一方面，允许金融机构以低成本的借贷投资于高风险资产，允许投资银行为扩大利润来源不断设计结构复杂、高杠杆的衍生品提供给客户，对冲基金大量涌现。衍生品市场在提供流动性和分散风险的同时，也使得各类金融机构以流动性为链条捆绑在一起；一旦链条某个环节出现问题，便会引起连锁反应。 美国经济步入景气收缩期 随着次贷危机的爆发，更多的骨牌开始倒下。市场也开始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充裕的资金似乎在一夜之间消失殆尽。美国经济面临通货膨胀、房地产市场萎缩、信贷紧缩等一系列问题。这场危机并没有止步于金融市场，而是通过多个渠道影响到实体经济。 美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终结 次贷危机标志着美国27年来以"美元扩张、资本市场扩张、双赤字扩张"的国民负债增长模式的终结。在过去五年推动美国地产价格上涨的因素既不是社会财富总量扩张、贫富差距拉大、两位数通货膨胀（如俄罗斯），也不是因为大量移民涌入（如新西兰），更不是经济高速增长、人口城市化、土地供给稀缺（如中国），而纯粹是因为金融创新所带来的"虚假需求"，所以这次危机的爆发对美国的房地产需求无异于"釜底抽薪"。 表面上看，由次贷危机引发的衰退是信用收缩造成的消费低迷、经济减速。但危机背后反映的都是"全球金融机构借钱帮助美国中低收入者购房"的美国债务/ 消费模式的结束。长期以来，美国以双赤字为基础，不仅通过借钱来维持本国的消费，而且通过借钱来维持本国的投资，其财富总体消耗远远超出财富创造能力所能支持的范畴。次级债及相关金融创新虽然把负债增长的美国繁荣模式发挥到极点，同时也标志着从里根时代开始的以美元信用的外部扩张和美国资本市场的内部扩张为基础，通过巨大的财政赤字、贸易赤字以及吸引国际资本流入来推动的长达27年的繁荣模式，很可能难以为继。 美国经济已陷入衰退 次贷危机导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似乎已经确定无疑，惟一不确定的仅仅是衰退的程度。 2008年伊始，美联储在短短8天连续降息125个基点；3月18日美联储又降息 75个基点，使联邦基金利率下调至25%，但是这种调控行为只能在短期减缓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长期内难以扭转美国的经济颓势。历史上这种连续大幅度的降息是很少见的，这说明美国经济的确是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 目前较为客观的预测是2008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将只有2%，远低于2007年年底 1%的预测值。近期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也显示，次贷危机仍在恶化，并正外溢至美国经济各个方面，冲击到美国经济整体走势。在楼市降温、次贷危机恶化、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近期美国失业率也陡然上升，成为美国经济不容乐观的最直接征兆。2007年12月美国的失业率升至5%，为两年来新高；而新增就业人口仅8万人，是2003年8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劳动部近期公布的2月份失业率为8%，仍居高不下。从上世纪90年代初和本世纪初两次经济衰退的历史经验看，在衰退发生之前，失业率都出现较大幅度上升。从2007年3月份触底以来，目前美国的失业率已经上升了60%；从50多年来的情况来看，一年之内出现如此高的升幅通常都是经济衰退的征兆。美国供应管理学会(ISM)公布的3月报告显示，美国制造业活动指数在1月份小幅上升之后2月份转而下降至3，为2003年4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并且还伴随其他一些不利的情况。类似的情况曾在2001年预示了美国经济衰退的到来。 最令人担心的是，美国经济最糟糕的时刻可能还未到来。按照美国次贷放贷时间推算，拖欠还贷的高峰期应在今年下半年至明年上半年，因此现在所暴露出来的次贷损失，可能只是世界金融体系总体损失的一小部分，次贷危机并未触底。 全球经济面临滞胀威胁 次贷危机对全球经济最根本的影响在于，它将改变全球政策目标结构并带来各国经济周期的错配，使得偶然的"优质博弈均衡"无法继续维系，如果没有深度的货币政策协调与合作，各自为政的货币政策调控将带来全球经济滞胀的"劣质博弈均衡"。 美国贸易进口萎缩 次贷危机酿成全球危机的渠道之一是国际贸易，美国经济下滑和市场疲软将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影响全球经济。美国是全球最重要的进口市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将会降低美国的进口需求，这将导致其他国家出口减缓，进而影响到这些国家的 GDP增长。这对那些依靠净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国家或地区如德国、加拿大、墨西哥、东亚新兴市场国家、石油输出国等的影响尤为显著。此外，美元大幅贬值将会损害其他国家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特别是那些与美国出口商品构成同质性竞争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如欧盟和日本。 资本"乱流" 次贷危机会加大全球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从短期来看，为了弥补亏损，缓解资本充足率压力，美国金融机构纷纷从全球市场抽回投资；同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也加大了对美国金融机构的投资力度，国际短期资本的流动方向是从其他国家流入美国。 从中期来看，美国金融机构为了重新盈利，以及美联储继续降息和美国经济持续疲软，将会导致国际短期资本从美国流向新兴市场国家进行套利，从而助涨新兴市场国家的资产价格。 从长期来看，一旦次贷危机尘埃落定，美国经济触底反弹，美联储重新步入加息周期，美元币值转跌为升，国际短期资本将会重新由新兴市场国家回流美国。最后这种情景尤其需要引起关注，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历次金融危机，往往发生在美元加息和美元升值之后。 世界经济增长减速已成定局 从目前获得的统计数据和研究机构的预测报告看，虽然对世界经济是否陷入衰退还存在疑问，但2008年世界经济增长出现减速已成为定局。 2007年，主要工业国家增长减速，由于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并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美国经济增长放慢的不利影响，世界经济依然保持快速增长。2008年，世界经济是否出现衰退主要看新兴市场经济的表现。 新兴市场金融风险加大 次贷危机下，新兴市场可能面临更大的金融风险。部分亚洲国家1997年金融危机后的一些做法可能成为下一次危机的诱因。比如，亚洲国家当前的巨额外汇储备的确增强了抵御金融市场动荡的能力，但同时也给各国带来了资本大量流动的风险。亚洲国家的投资者越来越倾向于在相对安全的西方发达国家投资。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雷曼兄弟公司等权威机构报告指出，最近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资本外流的危险有所显现，再次爆发货币危机的可能性上升。据世界银行统计，2005年东亚经济体（除中国、日本和中国香港以外）内部储蓄和投资金额占GDP的平均比重分别降至30%和25%以下，创下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也认为，高风险抵押贷款就如同当年的互联网，可能" 刺破"全球的资产泡沫，而土耳其等高负债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可能首当其冲。 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加深，中国经济参与世界经济和全球化的程度也随之加深。因此，一旦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中国经济也将会有所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美国进口需求下降将会造成中国出口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和就业；其二，一旦美元大幅贬值，将会造成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的国际购买力缩水；其三，美国步入降息周期，将会加大中国使用加息来遏制通胀的难度；其四，美国经济衰退，将会加大国际短期资本出入中国的规模和频率，加剧国内金融风险。 全球性通胀 当前，无论是处于经济周期由高及低的发达国家，还是在经济周期持续上扬的新兴市场国家；无论是处于降息通道的美国，还是按兵不动的欧盟和日本，甚至在实施从紧货币政策的中国，通货膨胀随处可见。不难断言，当前的通货膨胀很大程度上归结于总供给曲线移动带来的全球性通胀。 亚洲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都达到近年的最高水平。中亚地区2007年通胀水平已经接近9％，南亚的通胀水平达到6％，东南亚是5％左右。2007年11月美国CPI 环比上升8%，同比上升3%，创下2005年9月以来的最高升幅；而11月PPI更是上升2%，单月升幅达到1973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今年1月份又上涨1%，大大超过市场预期的4%。欧元的升值和石油价格上涨，也使欧洲的物价水平上涨频频突破2％的警戒线。在油价不断攀升的形势下，对通胀水平的下降似乎不能过于乐观。 同时，次贷危机后的应对政策也助长了全球通胀的发展。由于次贷危机产生的信贷紧缩，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等货币当局沿用了应对网络经济泡沫破灭和"9·11" 事件后的救市操作，采用了注入流动性和降息的办法。比如，2007年12月20日欧洲央行采取了最有力的一次行动，其向市场输入的3486亿欧元两周期贷款创下了单次"输血"的最高纪录。美联储则在次级信贷危机之后连续性降息，仅今年头两个月内就连续降低200个基点。美联储等西方主要经济体5家中央银行 3月11日宣布，决定采取联合措施向金融系统注入资金。这是西方央行在过去3个月里第二次联手应对信贷紧缩问题。这种应对措施虽然在短时间内缓解了次贷危机带来的流动性急剧紧缩的问题，却助长了全球通胀的势头。 滞胀--全球经济的隐忧 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可能同时出现的局面引发了对于全球经济陷入滞胀的担忧。本轮的通货膨胀很大程度上由流动性泛滥引发商品价格高企所致，对于很多国家而言，主要表现为输入性的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就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而言，经济衰退导致的有效需求下降将会使物价水平下调，从而使货币政策在抑制通货膨胀和促进增长之间权衡；而对于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而言，衰退产生的需求下降则可能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从而导致滞胀的产生。 接下来的几年内，在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的情况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还有可能持续上涨，输入型通胀的压力还会进一步上升。决定大宗商品价格的重要因素-- 美元汇率仍然可能支撑价格走高。如果全球商品价格继续处于高位，许多国家输入型通货膨胀的格局将会延续，从而加大滞胀的可能性。
美国经济目前正处在全面爆发的金融危机之中，这导致了许多银行纷纷因亏损而濒临倒闭。银行业普遍更加关心平衡自己的资产负债水平，从而出现借贷紧缩甚至借贷枯竭，其必然后果就是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现在我们正在步入经济衰退期，美国政府正在采取步骤，向银行注入资本，并希望制定有效的政策来结束这场金融危机。 我认为目前的经济衰退会直接导致美国经济的负增长，也许年度累计会达到1%到2%的负增长。随后经济的恢复会比较缓慢，因此未来两到三年内我们都会感受到这场危机带来的伤痛。 然而全球经济恐怕不会出现紧缩，因为世界经济增长率会潜在地高于目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欧盟经济会出现紧缩，中国和印度经济的增长会明显放缓。我认为这场经济衰退会让世界很多国家的金融机构接受考验，不仅仅是美国和西欧，包括中国、印度、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 美国经济多年以来一直在巨额赤字下运行，我想现在差不多是改变状态的时候了。这意味着美国的消费需求在国内会降低，美国人会把消费更多地转向商业投资和更加保守的理财策略。这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对美国的消费品出口贸易会出现减少，同时美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依然会继续保持。由于对美国出口贸易降低或者出口贸易增速出现减缓，我认为中国经济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如果我们展望未来20年或者30年，你会看到中国的经济规模日益接近美国的水平。在看到中国追赶美国的同时，你会看到中国经济重心从制造业向服务业领域转换，就像五十年来美国和欧洲所经历的一样。这将让中国经济与今天截然不同。与其做一个制造业大国，不如成为一个以高科技创新为驱动，面向消费服务的经济大国。 我认为在提高国内需求和对美出口贸易萎缩的问题上，中国应当进行认真的思考，使得中国经济全方位地平衡发展。其中的一个方面是，中国应当适度地进行真正的投资。假如中国在房地产领域过度投资，那么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崩溃就会动摇中国的金融体系。如果对经济高速发展做出盲目的乐观估计，因而进行过度商业投资，这同样也会影响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我认为中国需要思考国内投资策略，比如说在房地产和商业投资领域追求健康适度地发展。 实际上，我想中国也应当关注如何建立和保持一个健康的金融体系。经济繁荣的背后容易掩盖银行业没有得到有效监管的事实，当经济出现衰退迹象的时候，银行业监管方面的漏洞就显露出来。中国的银行业长期受到坏帐的影响，我认为中国当务之急是建立稳固的现代金融体系，不要建立现在美国和欧洲的那种债权过度的金融体系，应当建立那种债权较少且不以房地产业为主的金融体系。 最后我想补充一点，在美元是否是良好的储备货币问题上，过去几年，许多人关注欧元或者储备多种货币以备不恻。我们现在看到了灾难的发生，在世界金融危机中，美元表现十分强劲，这表明美元实际上是很好的储备货币，当危机来袭，美元实际上出现了升值，这正符合我们储备货币的愿望。我知道中国因为储备有大量美元，多年获得很少的回报而受到批评，但现在是得到报偿的时候了，美元的走强使中国获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