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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712年2月12日－770年），字子美，号少陵野老，一号杜陵野客、杜陵布衣，唐朝现实主义诗人，其著作以弘大的社会写实著称。杜甫家族出于京兆杜氏的分支，唐朝时京兆杜氏都多自称为杜陵人，所以杜甫晚号杜陵。因其曾任左拾遗、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又称杜少陵、杜草堂（曾隐居于成都杜甫草堂） 
有句佛语说：掬水月在手。也就是说从另一个角度有时可以办到根本不可能的事。同样，当我们虔诚地拜读杜甫的诗作时，一个鲜活的形象也可以很生动的跃出于面前。 杜甫不同于李白，他把自己推到一个压抑的屋檐下。背负着对国家和人民的沉重责任感，杜甫凝视着流血流泪的大地，忠实的描述着时代的面貌和人民内心的悲苦。 杜甫的诗犹如大唐由盛到衰可悲历史的一面镜子折射着他不同时期的真实景观和社会生活矛盾。又如一个历史宝库，包含着浑涵汪洋、千汇万状的丰富内容。“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和“百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的忧过忧民的深衷和“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个惊人死不休”的鸿鹄壮志，形成了他沉郁顿挫的独特格调和精益求精的诗艺，也铸就了这位彷徨者无数铿锵凝练脍炙人口的绝妙好辞。于是他便成了诗中的圣人。 他的诗便是他的情感发泄，发泄他对现实的不满而又无可为的无可奈何。读他的诗，俨然在接受清除心灵污垢的洗礼，高档格调的文辞、深刻压抑的真实的真实感情在读者的心中荡起一圈圈涟漪。于是人们便想起了大海的浩淼，想起了弯月的宁静，也想起了杜甫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杜甫是一位集大成者和承前启后的诗人，汉魏的浑朴古雅，六朝的藻丽纤秾、淡远韶秀杜甫无一不备。杜甫之后没有一个诗人不直接、间接学他的：韩愈跟着他将诗进一步散文化；而又造奇喻，押险韵，铺张描写，逞才使气，是“沉着痛快”的诗，元稹、白居易将杜甫写实的表现人生的态度理论化，导引了“新乐府”运动。也是元稹，在为杜甫写的墓志铭中，对杜甫的创作进行了全面的评价，并许以最高的地位。两宋诗之冠冕的江西诗派：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宗都以杜甫为祖、金、元、明之诗坛巨擘都是杜甫为之开先。陆游有诗曰： 千载《诗》亡不复删 少陵谈笑即追还 尝憎晚辈言“诗史” 《清庙》《生民》伯仲间。 他视人们尊杜诗为诗史为不足，必置于雅、颂之音中犹若诗中之经才好。秦观在《韩愈论》中，将孔子与杜甫同提并论，孔子对我国古代文化的总结整理之功可用集大成者来赞，“呜呼，杜氏。。。亦集诗文之大成者欤”，虽未直接称圣，实亦许之矣。到了明代，杜甫已经正是被称为诗圣了。 杜甫的一生，是饱经忧患的一生。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热爱祖国和人民，关心政治，从青年时代起就抱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匡时济世之心走进社会。但是，杜甫一生坎坷，屡次科场失意。他长期过着流离转徙的生活，使他有机会接触社会的各个阶层，了解政治情况，洞察社会动态，体验民间疾苦。他站得高，看得远，具有民胞物与的高尚情怀。因此，他的诗歌立足忠厚，其风格雄浑高古，自成一家，被尊称为“诗圣”。又因为他浓厚的民本思想，站在人民立场，敢于面对社会黑暗，痛陈时弊，把社会上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国家的政治动态，都概括在诗歌作品里，所以又被尊称为“诗史”。唐代元稹对杜甫的评价甚高，曾说：“上薄风骚，下盖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文人之所独专矣。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经过时间的验证，元稹对杜甫的评价与褒扬毫不过分。 杜甫是诗歌语言大师，他在语言的锤炼上是着意下了一番功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正是他刻苦努力的真实写照。翻开杜甫的诗集，人们会看到佳句连篇，妙语如珠，使人眼花缭乱，有目不暇接之感。杜甫诗歌语言的最大特色是精确凝练，概括力强，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仅用十个字就把封建社会里贫富悬殊做了鲜明的对比，爱憎分明。又如“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仅用两句就把战乱年月漂泊异乡之人的思家之情表露无遗。杜诗语言的又一特色是丰富多彩，形象鲜明，如“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色彩明快，妙语传神；又如“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则如一幅细腻逼真的田园风景画。杜甫诗歌语言的另一特色是质朴自然，明快通俗，如“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四句诗完全是民间流传的谣谚语言，经作者引入诗中，既通俗易懂又恰切自然。杜甫的诗歌音调美也是一大特色，如“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流连细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铿锵悦耳，富有节奏感，读来琅琅上口。 诗评，，，，，，，，，，，，，，，， 一部杜甫集，不仅继承了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深刻而广泛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而衰这个特殊时代的社会面貌，而且也表现了诗人虽坎坷潦倒、颠沛流离却始终热爱祖国、同情人民的崇高精神。在艺术上，杜诗不仅集前人之大成，而成为辉煌的唐代诗歌的一面旗帜，也是开后世之先路，令百代学习景仰的楷模。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诗人，也是世界范围的文化伟人。 登高——[唐] 杜甫 风急天高猿啸衷，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絮霜鬓，潦倒此停浊洒杯。 《登高》写于大历二年（公元767年）。当年杜甫居住在夔州，在九月九日重阳节那天，诗人登高远眺有感，遂写本诗。 前四句重点是写景，但景中亦含情。 开篇“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便从细微之处着眼，描绘了诗人的所见、所闻、所感觉到的具体景物。在这两句诗中诗人排列了 “风”、“天”、“猿”、“渚”、“沙”、“鸟” 六种自然事物，每种事物后边都用一个字或词巧妙恰当地加以形容，“风疾”、“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这两句诗虽然没有一句写登高，也没有一个字点名秋天这一季节，但句句不离登高，字字饱蕴秋意。没有秋，便不会有“风疾”、“天高”和“猿啸哀”的所感；不登高，便不会有“渚清”、“沙白”和“鸟飞回”的所见。诗人将这多种物象组合起来，构成一幅立体的空间画面，一幅萦绕着悲凉萧瑟气氲的画面，流露了诗人心中无限凄凉。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诗人在这里从大处落笔，写登临高处所见到的两大壮观景象，犹如影视技术的特写镜头，在读者脑海中形成壮阔无边，波涛汹涌的动感画面——无边无际的树叶纷纷飘落，滔滔的长江之水波涛汹涌，滚滚而来。不仅壮观，更显大气磅礴。这里如同前两句一样，依然没有提到季节与登高，然而“无边落木萧萧下”是非深秋季节所能有的，“不尽长江滚滚来”也是非登高所能观赏和感受到的。此外，“落木萧萧”、“长江滚滚”又和前两句的“风急天高”、“渚清沙白”遥相呼应，承接而来，足见诗人构思之高妙。这两句虽然仍然是在写景，但那“无边”的“落木” ，“滚滚”东流的“长江”之水，却饱含着诗人强烈的思想感情，是诗人浩茫心事的真实写照。以上四个写景的诗句，构成了诗人登高时所见所闻所感的整体画面，而这个整体画面恰恰为下文抒发诗人的感情设置了一个典型的大的环境背景。 后四句重点在于抒情，但情中又寓景。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两句由前面的明写景物暗含抒情，转为直接抒情，暗中写景。上句写诗人思乡、悲秋和飘零他乡的客旅身世。“万里”，极言思乡情切。“悲秋”，秋季“落木萧萧”的景象出发了诗人身世飘零的悲叹。“作客”，是说身为他乡游子，举目无亲，不得与家人团聚的思亲之愁。又用一“常”字加以修饰，极言“作客”他乡时间之长久，更见思乡思亲之情切。诗人满腹愁苦都紧扣眼前的秋景，可见抒情中暗合秋景的描绘。“百年”，极言年老。“多病”，体弱多病，而更有忧国忧民之痛。“登台”，这是诗中点题之处，登高则能望远，然而登上高处的所见所闻又都是凄凉的景象，非但没能令诗人心旷神怡，反而更勾起心灵深处的哀痛，更何况还是“独”自一人去“登台”呢？这一个“独”字更显其孤独的处境。这两句诗，细致传神地描画出了诗人此时的自我形象，难怪后人千古传送。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进一步抒发诗人内心无尽的“苦恨”，暗中再次点明久久重阳登高之事。“艰难”，一是身世的艰难，坎坷，另一是国事和民生的艰难，诗人此时的感情，并不局限于个人的愁苦上。“霜鬓”，即白发，是由“苦恨” 所致，在着一“繁”字，则更显“苦恨”之情日深。“潦倒”，指体衰多病，愁肠百结，极言心中的愁闷。诗人本已年老体衰多病，却又加上长久在“万里”他乡“作客”，心中无限愁闷。适逢重阳，本想登高消愁，看见的确实满目秋色，结果是愁上加愁，悲苦之情又平添了许多。此景此情，诗人怎能不想起以酒消愁呢？然而却“新停浊酒杯”，因病刚刚戒酒。在这里，诗人的心境与眼前的景色完全交融在一起了，景中有情，情中有景，表达了诗人登高时的感怀，也构成了前四句所描写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感受。 作品意境浑厚感人，语言凝练含蓄，格律工稳严整，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 杜甫《月夜》赏析2008年12月02日 星期二 下午 10:39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赏析】 鄜(fu孚)州：地名，今陕西富县。 望月怀远。这在古典诗歌中是一个烂熟的题目。在杜甫生活的盛唐时期，古典诗歌固然正处于大开拓、大发展的阶段，但如像对景伤怀、思亲怀友这类的题材，却已早经无数作者吟咏，要出新意颇不容易。这一首五律，却在内容表达与章法技巧上脱落故常，出奇制胜，成为同类题材作品中千古独步的名篇。 应该承认，这首诗之所以感人至深，首先在于它所抒发的是诗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触发的郁勃真切的离情别绪。回溯诗人的生平我们可以知道，天宝十五年(756)五月，杜甫从奉先移家至潼关以北的白水。六月，安史叛军破潼关，玄宗奔蜀，杜甫只得携眷北行，至鄜州暂住。七月，肃宗李亨即位灵武，杜甫只身前去投奔，途中被叛军掳至长安。这首诗就是身陷贼营的杜甫八月在长安所作。没有那场惊天动地的大战祸，便没有诗人的这番家人离散，身陷绝境的悲惨经历。而如果没有这番特殊的经历，要产生诗中的哀惋凄切、深挚缠绵的离情也是不可想象的。此诗的重要价值，确乎在于它所反映的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情感这一点上。 不过使得这首诗在众多的抒写乱世之离情的作品中高标独秀的，却无疑是作者匠心独运的新奇角度与抒写章法。在这里，老杜并不一般地就景敷情、缘情述事，而是别出心裁从思念对象一边落笔，从头至尾细致熨帖地描摹自己想象中的对方的景况。无限的深情、痴情都从这一系列想象描写中流泻而出，达到了抒情的极致。首联二句，绝不说自己望月而忆妻，偏说妻子见月而思己，比起一般的直诉自己的情感的忆内之作，一开篇意思就深了一层。前人写过“隔千里兮共明月”(谢庄《月赋》)和“天涯共此时”(张九龄《望月怀远》)一类的名句，那都是兼及“忆”与“被忆”双方的，这里却偏偏只提被忆的一方，抒写角度的转换，使得辞旨婉切，更显出诗人对妻子的一往情深。妻子身边，是时时尾随着可爱的小儿女的。诗人月夜思妻，必然密不可分地念及孩子。可是颔联二句不正面说自己望月忆儿女，偏说儿女随母望月，又想象儿女幼小，尚不解望月而思念身陷长安的慈父。真是此情此景，将何以堪!诗人刻骨铭心的忆内之情，又在这痛苦的想象中更深入一层。第三联，想象愈加具体化，虚拟妻子在这个夜晚望月怀夫、久久不眠的情景，是整首诗中意境最优美，辞采最清丽的抒情句子。鬟湿而臂寒，状看月之久与怀人之痴。月色愈好而痛苦愈增，夜深天寒都浑然不觉。这位闺中娘子是如此多情而执着，难道还不值得我们的诗人深切思念吗?王嗣奭《杜臆》认为此联“语丽情悲”。实为中肯。诗的末联，方才将抒情主人公自己的形象摆进去，仍以想象之笔结情。这是盼望相思之愿能偿，有朝一日伉俪重逢，双双对此明月舒愁，抹掉战乱带来的伤痛痕迹。这里对前文的承接照应十分细密周到，表现出诗人情感之深婉沉绵，如“双”承“独”，“照”承“月”，“泪痕干”反衬双方各自“独看”时的泪流不止，这些都真切地传达出诗人憎恨乱离，盼望团圆的迫切心情。 愤恰是人民的悲愤，他在替百姓呼号。杜诗中著名的“三吏”、“三别”，全面反映了安史之乱给百姓带来的深重苦难。我们看其中的《无家别》: 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 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 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 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 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 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 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 宿鸟恋本枝，安辞且穷栖。 方春独荷锄，日暮还灌畦。 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鞞〔pí皮〕。 虽从本州役，内顾无所携。 近行止一身，远去终转迷。 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 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溪。 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 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 这是用第一人称写的，诗中的“我”是个当兵归来的青年农民。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后，农村普遍衰败，田园庐舍一片荒凉。这个败阵归来的士兵看到家乡已面貌全非，乡邻们走死逃亡，旧里已成空巷，连太阳都暗淡无光，一片凄惨气氛。村里成了狐狸之类的乐园，它们反客为主，竖起毛来发怒，怪这个青年的哭声搅乱了它们的安宁。在百无聊赖中，这个农民为活下去开始锄地，灌园，尽庄稼人的本分。然而仍不能安静地生活，县吏知他回来，又召他去练兵。这次是当地方兵，不出本州，转身看看家里，任何可携带的东西都没有。稍觉安慰的是，虽然只身一人，在本地总比远离家乡不知所归好些吧。可是又一想，家乡已一无所有，无所留恋，远近都一样，无所谓了。他又想起已经死去五年的母亲，生儿得不到孝顺，母子都留下刻骨的遗恨。人生到了这种无家可别的程度，百姓还怎么活下去呢? 杜甫诗歌，继承和发展了自《诗经》、汉乐府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面向社会，面向人民，无论是抒情诗还是叙事诗，都达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并由此形成了借以抒发自己忧国忧民、忧时悯乱思想感情的高度成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 杜甫是我国古代第一个较多地歌唱时事的大诗人，他用高度成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写下了众多的、质量很高的叙事诗，塑造了众多的典型形象。杜诗通过这些艺术概括的形象，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各种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广大人民深重灾难的生活： 逾墙而逃的老翁、急应河阳役的老妪、新安被征的男子、暮婚晨别的新娘、无家可归的独身汉、夔州负薪的老处女，以及如狼似虎的役吏、炙手可热的杨国忠兄妹、烧杀虏掠的安史乱军…… 这些形象，从各个角度反映了人民遭受的苦难，无情地抨击了统治阶级的荒淫，强烈谴责乱军的暴行。 杜甫在《丽人行》、《石壕吏》、《兵车行》、《垂老别》等著名诗篇中，运用了把主观的思想感情融化于客观事实的叙述中，让人物和事实本身说话，不动声色地抨击了统治阶级，自然而然地表露了自己的爱憎感情。如《丽人行》：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新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后来鞍马可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杨花雪落覆白萍，青鸟飞去衔红巾。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 这首诗讽刺了杨氏兄妹的骄纵荒淫，曲折地反映了君主的昏庸和时政的腐败，妙在从头到尾，都用精工细腻的笔触、鲜明富丽的色彩、严肃认真的态度，来描写场面和情节，让诗人自己的倾向和感情从场面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浦起龙《读杜心解》），从而有了比一般轻松的讽刺更为强烈的艺术批判力量。 再次，杜甫在描写人物时还善于用人物个性化的语言来刻画心理，塑造形象。无论是独白还是对话，都精彩传神，很好地反映了诗人的忧国忧民思想。比如《新婚别》一诗，完全用新娘的独白写出，将她送别丈夫时的无奈、愤恨、抱怨、忧虑、沉痛、勉励、期待的复杂心理活动展示无遗，从而塑造出一位感情丰富、深明大义的劳动妇女形象。 最后，杜甫还善于捕捉富于表现力的能够显示人物本质和精神面貌的细节。例如《兵车行》中的“长者虽有问，役夫敢伸恨”这一细节，而且也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深寓着作者的同情与愤慨。 上述几点，在杜甫的叙事诗中往往是同时出现的，互相配合，相得益彰，为杜诗抒发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提供了最好的创作方法。 杜甫（公元712--770），汉族，字子美，河南巩县（今郑州巩义）人，世称杜工部、杜拾遗，自号少陵野老，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诗圣，世界文化名人，与李白并称“李杜”。杜甫祖籍襄阳（今湖北襄樊市），远祖为晋代功名显赫的杜预，乃祖为初唐诗人杜审言，杜甫本人出生于河南巩县（今郑州巩义）。杜甫曾任左拾遗、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被誉为“诗史”。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被后世尊为“诗圣”。杜甫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其中很多是传颂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别”，并有《杜工部集》传世；其中“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杜甫的诗对后世影响深远。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着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以最普通的老百姓为主角，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备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生平详见《旧唐书》卷一九〇。 “三吏”、“三别”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杰作。它真实地描写了特定环境下的县吏、关吏、老妇、老翁、新娘、征夫等人的思想、感情、行动、语言，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社会现实和广大劳动人民深重的灾难和痛苦，展示给人们一幕幕凄惨的人生悲剧。在这些人生苦难的描述中，一方面，诗人对饱受苦难的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对官吏给于人民的奴役和迫害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他又拥护王朝的平乱战争，希望人民忍受苦难，与王朝合作平定叛乱。这种复杂、矛盾的思想是符合诗人忧国忧民的思想面貌的。 成都西郊浣花溪畔的杜甫草堂，是杜甫到成都后的住所。
这首诗作于唐代宗大历二年（767）秋。当时安史之乱已经结束四年，但地方军阀又乘时而起，相互争夺地盘。杜甫本入严武幕府；但严武不久病逝，使他失去了依靠，只好离开成都，南下夔州。这时的杜甫，已经五十六岁，生活困窘，病魔缠身。这首诗通过诗人登高的所见、所闻、所感，描绘了大江边的深秋景象，抒发了诗人对艰难身世的感慨。意境深沉，含蓄不尽；慷慨激越，动人心弦。 前四句写江边秋景。首联开篇，“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这是诗人登高首先看到的景象。天高风急，秋气肃杀，猿啼哀啸，十分悲凉；清清河洲，白白沙岸，鸥鹭低空回翔。疾风、白沙、小洲、啸猿、飞鸟，构成了一幅悲凉的秋景图画，为全诗的“悲秋”定下了基调。登高而望，江天本来是开阔的，但诗人的文字，却令人强烈地感受到，风之凄急、猿之哀鸣、鸟之回旋，都笼罩着浓浓的“悲秋”气氛，仿佛万物都对秋气的来临惶然无主。“风急”两字，起句非凡，气势磅礴，令人敬畏；“猿啸哀”，则极度渲染“悲秋”气氛，大有“空谷传响，哀转久绝”的之意。仔细品味，首联十四字， 无一虚设，字字精练；用字遣辞，神斧鬼凿，达到了奇妙难名的境界。颌联“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为千古名句，极写秋天肃穆萧杀、空旷辽阔的景象，集中地表现了“悲秋”的典型特征。在诗人登高之处，仰望，落叶飘零，无边无际，纷纷扬扬，萧萧而下；俯视，不尽长江，汹涌澎湃，滚滚奔腾，激流而来。这一联，仰视与俯视结合的景象描写，颇有疏宕之气。“无边”，放大了落叶的阵势，“萧萧下”，又加快了飘落的速度；“不尽”，拓展了长江的勃大，“滚滚来”，又渲染了激流的态势。我们可以体会出，这一联在写景的同时，便深沉地抒发了诗人的情怀。“无边”、“不尽”，使“萧萧”、“滚滚”更加形象化，不仅使人联想到落木窸索之声，长江汹涌之状，也无形中传达出韶光易逝、壮志难酬的感怆。它的境界非常壮阔、雄浑，对人们的触动不仅仅限于岁暮的感伤，同时也让人想到了生命的易逝与有限，宇宙的无穷与永恒。这一联对仗精工，沉郁悲凉，显示着诗人出神入化的笔力，有“建瓴走坂”、“百川东注”的磅礴气势；被誉为“古今独步”的“句中化境”。 后四句抒发感慨。诗人在前两联极力描写“悲秋”的景象，直到颈联，才点出“悲秋”两字。“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万里漂泊，常年客居他乡，对比秋景，更觉伤悲；有生以来，疾病缠身，今日独临高台，诗人不禁感慨万千。此联是诗人一生颠沛流离生活的高度概括，有顿挫之神。诗人从空间（万里）、时间（百年）两方面着笔，把久客最易悲秋，多病独自登台的感情，融入一联雄阔高浑的对句之中，情景交融，使人深深地感到他那沉重的感情脉搏。语言极为凝炼。“独登台”，表明诗人是在高处远眺，这就把眼前景和心中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常作客”，则指出了诗人飘泊无定的生活。“百年”，本喻有限的人生，此处专指暮年。“悲秋”两字写得极为沉重。秋天不一定可悲，只是诗人目睹苍凉恢廓的秋景，不由得想到自己沦落他乡、年老多病的处境，故而生出无限悲愁之绪。此联的“万里”、“百年”和上一联的“无边”、“不尽”，有相互呼应的作用。诗人的羁旅愁与孤独感，就象落叶和江水一样，推徘不尽，驱赶不绝，情与景交融相洽。诗到此处，已给作客思乡的一般含意，添上了久客孤独的内容，增加了悲秋苦病的情思，加进了离乡万里、人在暮年的感叹，使诗意更见深沉。这一联，十四字含有八层意思，且对仗极其精确。八层意思，无不含“悲”：他乡作客，一可悲；长年作客，二可悲；万里作客，三可悲；寒秋作客，四可悲；暮齿无为，五可悲；亲朋亡散，六可悲；孤独登高，七可悲；身患疾病，八可悲。这种种的可悲，使诗人倍感身世的凄凉。“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时世艰难，生活困苦，常恨鬓如霜白；浊酒销忧，却怎奈潦倒多病，以至需要停杯戒酒。尾联转入对个人身边琐事的悲叹，与首两联的雄浑之境，形成惨烈的对比；并分承五、六两句。诗人倍尝艰难潦倒之苦，国难家愁，使自己白发日添，再加上因病断酒，悲愁就更难排遣了。这一联，无限悲凉之意，溢于言外。 纵观整首诗，布局极为严谨，前半部分的四句，重在写景；后半部分的四句，重在抒情，但无论是写景还是抒情，都是情景交融，景中含情；每一句各有偏重，在写法上又有错综之妙。首联着重刻画眼前的具体景物，好比画家的工笔技法，形、声、色、态：逐一得到表现。颌联着重渲染秋天的气氛，好比画家的写意技法，传神会意，含蓄深刻，让人用自己的想象去补充。三联表现情感，从纵（时间）、横（空间）两方面着笔，由异乡飘泊写到多病残生。第四联又从白发日添、抑病断饮，归结到时世艰难、潦倒不堪。这样的写法和布局，使诗人忧国伤时的情操，艺术地跃然纸上
杜甫(712～770) 唐代诗人。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由于他在长安时一度住在城南少陵附近，自称少陵野老，在成都时被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又称他为杜少陵、杜工部。 生平： 杜甫生长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武后时的著名诗人，官膳部员外郎；父亲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他 7岁即开始学诗，15岁时诗文就引起洛阳名士们的重视。他的生活从20岁后可分为四个时期。 漫游时期 从玄宗开元十九年（731） 至天宝四载(745) 。杜甫进行了两次长期的漫游。第一次是在江南一带，他到过金陵、姑苏，渡浙江，泛舟剡溪直至天姥山下。开元二十三年回洛阳应进士考试，未被录取。次年在齐赵一带开始了第二次漫游，他晚年回忆当时的情景是：“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他在这两次漫游里，看到祖国秀丽雄伟的山川，吸取了江南和山东的文化，扩大了眼界，丰富了见闻。开元二十九年，筑居于洛阳与偃师之间的首阳山下，可能在这时与夫人杨氏结婚。天宝三载，在洛阳与李白相遇，二人畅游齐鲁，访道寻友，谈诗论文，有时也议论时事，结下深厚的友谊。次年秋，杜甫将西去长安，李白准备重游江东，他们在兖州分手，此后没有再会面，杜甫为此写过不少怀念李白的感人诗篇。 这时唐王朝还强盛，仓廪相当充实，可是玄宗开始好大喜功，开拓边疆，消耗大量人力物力，社会上已经隐伏着不安定的危机。杜甫对此有所预感，但并未正视。他过的是登山涉水、高歌游猎的浪漫生活。他在这时期写的诗，根据他自己的叙述，可能已有数百首，不过只有二十几首流传下来，主要是五言律诗和五言古体诗。其中虽有象《望岳》那样不同凡响的作品，但总的说来，还没有超越杜审言那一时期名诗人的水平。 长安时期 从天宝五载至天宝十四载，杜甫在长安居住10年，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到长安，目的是求得一个官职，有所建树。天宝六载，玄宗诏征文学艺术有一技之长的人到京都就选，杜甫参加了这次考试，但由于以“口蜜腹剑”著称的中书令李林甫阴谋破坏，应试者没有一人被选。天宝十载，玄宗举行三个盛典，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庙和天地。杜甫写成三篇“大礼赋”进献，得到玄宗的赞赏，命宰相考试他的文章，等待分配，又没有下文。他不断写诗投赠权贵，希望得到他们的推荐，也都毫无结果。最后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职务，这已经是杜甫在长安的末期，安禄山叛乱的前夕。 玄宗晚年完全改变了他在开元时期励精图治的优良政风，一任宰相贪污骄横，边将穷兵黩武，自己则在宫中寻欢作乐。人民受到的租税与征役的残酷剥削日益加剧。杜甫“尝困于衣食”，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出入贵族府邸，充当“宾客”，陪伴他们诗酒寓游，取得少许资助。同时，他结交一些与他同样贫困的朋友，也比较广泛地接触劳动人民。他的足迹从贫乏的坊巷走到贵族的园林，从重楼高阁互竞豪华的曲江走到征人出发必须经过的咸阳桥畔，仕途要求的失败使他能客观地认识统治阶层的腐败，个人的饥寒交迫使他能体会到人民的疾苦，这两方面截然不同的生活都在杜甫诗中得到反映。天宝十一载以后，他写出《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等不朽的名篇，开始给当时的诗歌增添新的内容和新的表达方法。天宝十四载冬，杜甫探视寄居在奉先的妻子，写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表达了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深情，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概括了社会上尖锐的矛盾，又描绘了“入门闻号□，幼子饥已卒”的家庭景况，这是他十载长安生活的总结，也标志着唐朝盛世最后的总结。这时期流传下来的诗约一百余首，其中优秀的诗篇大都是五七言古体诗。 任职左拾遗与流亡时期 从肃宗至德元载(756) 至乾元二年(759)。安禄山起兵后，长驱南下，很快就攻陷了洛阳、长安。杜甫这时正在□州，他听到唐玄宗逃往西蜀，肃宗在灵武即位，便把家属安置在城北的羌村，只身北上，投奔灵武，不幸被叛军截获，送往长安。杜甫陷贼中将近半年，看着庄严整饬的京城一片荒凉，生灵涂炭，听着唐军两次反攻，先后在陈陶、青坂两处都全军覆没的消息，满腔悲愤，写出《悲陈陶》、《悲青坂》、《春望》、《哀江头》等诗。 至德二载(757)四月，杜甫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 奔赴肃宗临时驻地凤翔，受任为左拾遗。不久因为疏救房□，触怒肃宗，竟遭到审讯。八月，他回到□州探视妻子，完成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先后媲美的长诗《北征》，描绘了旅途上凄凉的惨景和家境的贫穷，表达了对于当前局势的意见。 这年九月，唐军收复长安，十月收复洛阳，肃宗于十月底返京，杜甫也在这时回到长安，仍任左拾遗。次年五月，杜甫受到朝廷内肃宗新贵与玄宗旧臣相斗争的影响，外调为华州司功参军，从此与长安永别。 乾元二年春，杜甫往河南探视旧居，归途上亲眼看到人民在官吏们残酷的压迫下蒙受的苦难，写出著名的《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组诗六首，后人简称为“三吏”、“三别”。 杜甫回到华州，已是初夏。这时关辅大饥，朝廷内李辅国专权，玄宗旧臣房□等被排斥，杜甫对政治感到失望，立秋后毅然弃官，西去秦州。在秦州不满四月，又在初冬赴同谷；在同谷停留一月，走上艰难的蜀道，在年底到了成都。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社会政治、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上，朝廷对内丧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力量，对外抵制不住蕃族的入侵；经济上，由于连年战乱，加上自然灾害，农村一片萧条，而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反而有增无已，造成人口锐减，生产力降低。杜甫也亲身经历了十分错综复杂的变化：流亡、陷贼、在皇帝身边任左拾遗、出贬华州、荒凉的洛阳道上、秦州寄居、入蜀的行程——无论是人事关系或是自然环境，都有很大的悬殊。这样的生活经历比长安时期要丰富得多，也艰苦得多，因此产生的诗歌多种多样，流传下来的有200多首，大部分是杜诗中的杰作。 漂泊西南时期 从肃宗上元元年(760) 至代宗大历五年(770)。11年内，杜甫在蜀中8年，在荆、湘3年。杜甫在夔州时说自己“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实际上他在成都先后住过5年，生活还是比较安定的。上元元年春，他在成都城西浣花溪畔建筑了草堂，结束了四年流离转徙的生活，得到一个栖身的处所。他离开了干戈扰攘、哀鸿遍野的中原，眼前呈现出一片田园美景，花鸟虫鱼都好象对他表示殷勤，使他多年劳苦忧患的生活，暂时得到休息，他也怀着无限的爱写出不少歌咏自然的诗歌。但他并不曾忘记流亡失所、无处安身的人们，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唱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名句。 上元二年末，严武来成都为成都尹兼御史中丞，给过杜甫不少帮助。代宗宝应元年(762)七月，严武应召入朝，成都少尹兼御史徐知道在成都叛变，杜甫流亡到梓州、阆州。 宝应二年春，延续七、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结束，杜甫听到这个消息，惊喜欲狂，以为有希望回到洛阳，脱口唱出《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七律，迸发出内心的欢悦，这是杜甫生平一首最快乐的高歌。但快乐只是昙花一现，国内混乱的局面尚未澄清，西方的吐蕃又大举入侵，十月间一度攻陷长安，杜甫对此表示无限的关切：“西京安稳未？不见一人来。”（《早花》）他写出许多首诗，陈述他的政治思想。 广德二年(764)春，严武又被任命为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杜甫也在三月回到成都。严武举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杜甫在成都节度使幕府中住了几个月，因不惯于幕府生活，一再要求回到草堂，最后严武允许了他的请求。永泰元年(765)四月，严武忽然死去，杜甫失去凭依，不得不在五月里率领家人离开草堂，乘 舟东下。“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结束了杜甫“漂泊西南”的前半个阶段。 杜甫于九月到达云安，因病不能前进，直到次年暮春病势减轻，才迁往夔州。他在夔州居住未满两年，创作十分丰富，成诗四百余篇，占杜诗全部的七分之二强。诗中歌咏了夔州穷苦的劳动人民，描绘了这里险要的山川，反映了蜀中的动乱和对于长安、洛阳的思念，怀友忆旧之作也大量增加。可是他的健康情况越来越坏，疟疾、肺病、风痹、糖尿病等不断缠绕他。 杜甫因为夔州气候恶劣，朋友稀少，便在大历三年(768)正月起程出峡。三月到江陵。他本想北归洛阳，又因河南兵乱，交通阻隔，不能成行。在江陵住了半年，移居公安数月，在年底到达岳阳，写出生动地反映湖南人民疾苦的《岁晏行》。 大历四年至五年是杜甫生活的最后两年，他没有定所，往来于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部分时间是在船上度过的。他在大历五年冬死于长沙与岳阳之间湘江上的舟中，终年59岁。他逝世前写出一首三十六韵的长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诗中有句“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仍以国家的灾难为念。杜甫死后，灵柩停厝在岳阳，43年后即宪宗元和八年(813)，才由他的孙子杜嗣业移葬于河南首阳山下。 杜甫在这11年内，写诗1000余首，占全部杜诗的百分之七十三强，大部分是近体诗——绝句和律诗，还有长篇排律。 诗歌创作 杜诗最显著的特点是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的密切结合，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杜甫的诗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多年的社会全貌，生动地记载了他一生所走过的路程，在艺术方面也达到唐代诗歌的最高成就。他的诗能使读者“知其人”、“论其世”，起着“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作用。 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可是作为“诗史”的杜诗并不是客观的叙事，用诗体去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反映现实的同时，还通过独特的风格表达出作者的心情。清人浦起龙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少陵编年诗目谱附记》)杜甫的诗大部分涉及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有关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可是无处不浸透了诗人的真情实感。例如杜甫中年时期的两篇杰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里边有抒情，有叙事，有纪行，有说理，有对于自然的观察，有对社会矛盾的揭露，有内心的冲突，有政治的抱负和主张，有个人的遭遇和家庭的不幸，有国家与人民的灾难和对于将来的希望。这两首长诗包括这么多丰富的内容，作者的心情波澜起伏，语言纵横驰骋，证明他在这不幸的时代面对自然和社会的种种现象都敏锐地发生强烈的感应。这样的诗是诗人生活和内心的自述，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写真，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二者在艺术上也达到高度的融合。又如《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哀江头》等诗，篇幅较短，却也同样具有这种特点。 天宝后期以来，杜甫写了大量的时事政治诗，不管是陈述政见，如《洗兵马》，在梓州写的《有感》；或是揭发统治者的荒淫残暴，如《丽人行》、《忆昔二首》之一、在云安写的《三绝句》；或是寓言讽兴，如《凤凰台》、《病桔》、《枯棕》、《客从》；或是对穷苦人民的同情关怀，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又呈吴郎》；都是个人的情感与事实相结合的。还有不少长篇，有的记载国家十几年来的大事，如《夔府书怀》、《往在》;有的叙述地方变乱，如《草堂》、《入衡州》；有的回忆往事，如《壮游》、《遣怀》；更是象浦起龙所说的“慨世还是慨身”(《读杜心解·读杜提纲》)，都含有浓厚的抒情成分。 战争题材在杜诗中占有相当大的数量。杜甫对不同性质的战争持不同的态度。他对于朝廷穷兵黩武，消耗人力物力，是反对的，如《兵车行》、在夔州写的《遣怀》、《又上后园山脚》；对于平息叛乱，抵御外侮，是支持的，如安史之乱前期写的《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观兵》，以及吐蕃入侵时写的《岁暮》。这些诗谴责什么，歌颂什么，都很鲜明。也有些关于战争的诗，既有歌颂，也有谴责。著名的《前出塞》、《后出塞》两组组诗，曲折反复地叙述战士在从军过程中的心情变化，实际上是反映诗人从不同的角度对于战争的不同看法。这两组诗都歌颂了战场上的壮烈场面，战士如何善于战斗，勇于牺牲，取得胜利；又谴责了君王无止境的开拓边疆，主将骄横奢侈，使战绩失去积极的意义。这两组诗都是通过一个战士的自白，概括了无数英勇士兵的不幸命运。又如“三吏”、“三别”则更为具体地表达了作者的内心冲突。杜甫在洛阳路上，看见横暴的差吏把未成丁的男孩、孤苦的老人都强征入伍。他替这些人提出控诉，对差吏给以谴责，但是一想到壮丁缺乏，而又大敌当前，便转变了口气，尽可能对被征调的人说几句慰解或鼓励的话。元代鲜于枢书杜甫《兵车行》 杜甫写过许多歌咏自然的诗。他歌咏的对象，往往是既联系自己，也联系时事。历代的诗话、诗评对于杜诗里高度的“情景交融”作过许多论述。但是杜甫的诗不只有高度的情景交融，而且有情、景与时事的交融，作者在写景和抒情时，很少离开现实，随时随地都想到他所处的干戈扰攘、国困民疲的时代。如困居沦陷的长安时写的《春望》、入蜀时写的《剑门》，是最有代表性的。这类诗，杜甫越到晚年成就越大，象五律《客亭》、《江上》、《江汉》，七律《登楼》、《宿府》、《阁夜》、《秋兴八首》等，都是情景与时事交融的脍炙人口的名篇。 此外，杜甫也写了一些歌咏绘画、音乐、建筑、舞蹈、用具和农业生产的诗，同样贯注了作者的感情，具有时代的气氛，可以看作是有声有色的文化史。明代祝允明书杜甫《秋兴八首》 杜集里也有一些诗，时代气氛不浓，个人的感情也较为淡泊，比较突出的是杜甫在成都草堂写的一部分诗。杜甫在长年的转徙流离之后，到了成都，建立草堂，开辟田亩，得到暂时的休息，因此对于花草树木、鸟兽虫鱼的动态进行了细腻的观察，感到无限的热爱，具有深刻的体会。如《屏迹》、《为农》、《田舍》、《徐步》、《水槛遣心》、《后游》、《春夜喜雨》等诗，从诗题上就可以想象出杜甫当时的心境。这类诗当然不能和前边论述的诗篇相比，但也代表了杜甫为人的另一方面，他不只有忧国忧民的深厚感情，也有对于微小生物的爱好。他“幽居近物情”(《屏迹》)，喜看“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感到“花柳更无私”（《后游》）。 杜甫写过一些怀念家属、朋友的诗，大都缠绵悱恻，一往情深。怀念妻子的有陷贼时写的《月夜》，怀念弟弟的有在秦州写的《月夜忆舍弟》；在许多怀念朋友的诗中，以怀念李白的最为突出。杜甫自从与李白分手直到晚年，赠李白、忆李白、怀李白、梦李白、寄李白以及其他涉及李白的诗，有十余首之多，几乎首首都显示出对于李白深厚的情谊、热烈的关怀和衷心的钦佩。 杜甫把诗看作是他终生的事业，认为“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他7岁学诗，直到死亡前夕，没有停止过写诗，他从安史之乱起，至抵达成都前，在最艰苦的岁月里，写出的诗歌思想内容最为深刻；他在夔州身体衰弱多病，写作的数量最为众多。他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充满爱国爱人民的政治热情，在艺术技巧上也狠下功夫，“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新诗改罢长自吟”（《解闷十二首》之七），说明他创作的严肃态度。杜甫还以诗论诗，在《戏为六绝句》和《解闷十二首》（其四至其八）中表达了他继承优良传统、评骘古今诗人的主张。 杜甫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大大开拓了诗歌的领域。明代胡震亨说：“以时事入诗，自杜少陵始。”（《唐音癸签》）这句话不尽符合事实，因为在杜甫以前也有以时事入诗的，但是象杜甫这样深入民间，洞察时弊，把富有社会意义的重大问题都陶融在“惊人”的诗句里，却是少有的。杨伦说：“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模拟剽窃，陈陈相因，最为可厌。子美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杜诗镜铨》卷五)这虽然是“三吏”、“三别”的评语，但也可以概括杜甫大部分重要的诗篇。元稹给杜甫写的《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里说，“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这话说得并不过分。 杜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杜甫最能驾驭诗的各种形式，并能使每种形式都得到新的发展。他在五言古体诗里善于记载艰苦的旅程、社会的万象、人民的生活以及许多富有戏剧性的言谈动作，写来十分生动，使人感到的不是五言的限制，而是语调的自然，最显著的例子是《羌村》、《赠卫八处士》、“三吏”、“三别”、《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等。他在七言古体诗中擅长于抒写他豪放的或沉郁的情感，表达对于政治和社会的意见，如《醉时歌赠郑广文》、《洗兵马》、《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岁晏行》等。杜甫的五、七言律诗功力甚深，达到很高的成就，数量占杜诗的一半以上，五律已见于杜甫的漫游时期，七律名篇多产生在到达成都以后。杜甫深厚的感情在五律中得到凝炼，在七律中得到充分的发扬。五律如《春望》、《天末怀李白》、《后游》、《春夜喜雨》、《水槛遣心》、《客夜》、《九日登梓州城》、《征夫》、《旅夜抒怀》、《宿江边阁》、《登岳阳楼》，七律如《蜀相》、《野老》、《恨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楼》、《宿府》、《阁夜》、《咏怀古迹五首》、《白帝》、《诸将五首》、《秋兴八首》、《登高》等，唐人的律诗很少能超过它们。杜甫还写了许多五言排律，几首七言排律，使排律得到很大的发展，如《秋日夔府 咏怀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竟长达1000字。是除少数比较自然的以外（如五排的《奉送严公入朝十韵》、《送陵州路使君赴任》，七排的《清明二首》），大都堆砌过多的典故，掩盖了丰富的情感或填补了应酬之作内容的空虚。杜诗中的绝句基本上都是在漂泊西南的最后11年内写的。由于杜甫的古体诗和律诗取得巨大的成就，他的绝句往往不被人注意，但是即景抒情，论诗怀友，反映蜀中的骚乱与人民的生活，吸取民歌的精华，杜甫在绝句方面仍有不少贡献。杜甫诗意图轴 清代张□作 当然，杜甫也写过一些投赠权贵、奉和应酬的比较无聊的诗。当他在长安充当贵族的“宾客”，向王公大臣乞求一官半职的时候，当他漂泊西南，为了衣食，不得不与地方官吏们相周旋的时候，所写的一部分诗，其中有好些五言排律，用大量的典故颂扬对方如何贤明，申述自己如何贫困，以乞求怜悯与恩赐，格调是不高的。宋代淳熙刻本《杜工部诗集》 总的说来，杜甫是以饥寒之身永怀济世之志，处穷困之境而无厌世思想；在诗歌艺术方面，集古典诗歌之大成，并加以创新和发展，给后代诗人以广泛的影响。 杜甫在世时，他的诗歌并不为时人所重视，逝世40年以后，始见重于韩愈、白居易、元稹等人。白居易、元稹的新乐府运动，在文艺思想方面显然受到杜诗的影响。李商隐近体诗中讽喻时事的名篇，在内容和艺术上都深得杜诗的精髓。宋代著名诗人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对杜甫都推崇备至，他们的诗歌各自从不同方面继承了杜甫的传统。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被元人俘虏，囚居狱中，用杜甫五言诗句集诗200首，在《集杜诗·自序》里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杜诗的影响所及，不局限于文艺范围，更重要的是诗中国爱人民的精神感召着千百年来的广大读者，直到今天还有教育意义。 本集和研究资料 《旧唐书》本传和《新唐书·艺文志》都说杜甫诗集有60卷，但早已散佚。北宋王洙在宝元二年(1039)取秘府旧藏及各种不完整的杜集，去其重复，得1405篇，编为18卷，又别录赋笔杂著29篇为2卷，共20卷，题为《杜工部集》。到了嘉□四年(1059)王琪又重新编定。后世层出不穷的杜集皆以此集为基础，诗的数目也有所增加。体例按古体诗、近体诗分别编次，现有影印本。南宋淳熙八年(1181)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同样是以诗体分编，1940年哈佛燕京学社编的《杜诗引得》以这个集子为底本。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鲁□曾按年代编次杜诗，嘉泰四年(1204)蔡梦弼会笺，题名《杜工部草堂诗笺》，有影印本。徐居仁则编有《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影印本收入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以上四部是现在易于得到的宋人编的杜集，体例有按诗体编、按年代编、按门类编三种。 后世注释杜集的约在百种以上，较为流行的，如钱谦益《笺注杜工部集》，按诗体编次，对于史实考核较详。仇兆鳌《杜诗详注》(又名《杜少陵集详注》)，汇集了大量前人研究的成果，但有时失之穿凿。杨伦《杜诗镜铨》比较简明扼要，便于初学。《杜诗详注》与《杜诗镜铨》都是编年的。浦起龙《读杜心解》按诗体编次， 有许多独创的见解，并附有《少陵编年诗目谱》，但分析章句，间用评八股文方式。 新、旧《唐书》都有杜甫本传。两宋以后，诗话笔记中评论、解释杜诗的文学非常丰富。中华书局1964年编有《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收集历代有关杜甫的评论、解释，较为详备，但只出了上编《唐宋之部》。此外，明末王嗣□的《杜臆》对杜诗有不少精辟的阐述。清施鸿保《读杜诗说》对仇兆鳌《杜诗详注》表达了一些不同的意见，两书原为手抄本，现均已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1962年还出版有《杜甫研究论文集》3册，汇编了“五四”以来研究杜甫比较重要的论文。传记和新的研究专著则有冯至的《杜甫传》、萧涤非的《杜甫研究》、傅庚生的《杜甫诗论》、朱东润的《杜甫叙论》等。较详实的年谱有闻一多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和四川文史研究馆编的《杜甫年谱》。
杜甫（七一二－七七零），字子美，生于河南巩县（今河南省巩县），是名诗人杜审言的孙子。因曾居长安城南少陵，故自称少陵野老，世称杜少陵。三十五岁以前读书与游历。天宝年间到长安，仕进无门，困顿了十年，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职。安史之乱开始，他流亡颠沛，竟为叛军所俘；脱险后，授官左拾遗。乾元二年（七五九），他弃官西行，最后到四川，定居成都一度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中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又有杜工部之称。晚年举家东迁，途中留滞夔州二年，出峡。漂泊鄂、湘一带，贫病而卒。 子美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被誉为「诗史」。其人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被奉为「诗圣」。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有《杜工部集》传世。自号少陵野老，杜少陵，杜工部等。我国古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号称“诗圣”。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原籍湖北襄阳，生于河南巩县。远祖为晋代功名显赫的杜预，乃祖为初唐诗人杜审言，乃父杜闲。唐肃宗时，官左拾遗。后入蜀，友人严武推荐他做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世又称他杜拾遗、杜工部。 百度百科有 看看
唐代诗人。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因曾居长安城南少陵，在成都被严武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称之为杜少陵，杜工部。 杜甫生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是著名诗人杜审言之孙。7岁学诗，15岁扬名。20岁以后可分4个时期。 玄宗开元十九年（731）至天宝四载（745），杜甫过着“裘马清狂”的浪漫生活。曾先后漫游吴越和齐赵一带。其间赴洛阳考进士失败。天宝三载，在洛阳与李白结为挚友。次年秋分手，再未相会。杜甫此期诗作现存20余首，多是五律和五古，以《望岳》为代表。 天宝五载至十四载，杜甫困守长安，穷困潦倒。他不断投献权贵，以求仕进。六载曾应试“制举”；十载献“大礼赋”三篇得玄宗赏识，命宰相试文章；但均无结果。直到十四载十月，安史之乱前一个月，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之职。仕途的失意沉沦和个人的饥寒交迫使他比较客观地认识到了统治者的腐败和人民的苦难，使他逐渐成为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创作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产生了《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样的不朽名篇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警世之句。此期流传下来的诗大约100首，其中大都是五七言古体诗。 肃宗至德元载（756）至乾元二年（759），安史之乱最盛。杜甫也尽历艰危，但创作成就很大。长安陷落后，他北上灵武投奔肃宗，但半路被俘，陷贼中近半年，后冒死从长安逃归凤翔肃宗行在，受左拾遗。不久因房案直谏忤旨，几近一死。长安收复后，回京任原职。758年5月，外贬华州司功参军，永别长安。此时期的杜甫，对现实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先后写出了《悲陈陶》、《春望》、《北征》、《羌村》、“三吏”、“三别”等传世名作。759年，关辅大饥，杜甫对政治感到失望，立秋后辞官，经秦州、同谷，于年底到达成都。此期流传下来诗歌200多首，大部分是杜诗中的杰作。 肃宗上元元年（760）至代宗大历五年（770）11年内，杜甫在蜀中八年，荆、湘三年。760年春，他在成都浣花溪畔建草堂，并断续住了五年。其间曾因乱流亡梓、阆二州。765年，严武去世，杜甫失去凭依，举家离开成都。因病滞留云安，次年暮春迁往夔州。768年出峡，辗转江陵、公安，于年底达岳阳。他生活的最后二年，居无定所。飘泊于岳阳、长沙、衡阳、耒阳之间，时间多在船上度过。770年冬，杜甫死于长沙到岳阳的船上，年59岁。逝世前作36韵长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有“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之句，仍以国家灾难为念。这11年，他写诗1000余首（其中夔州作430多首），占全部杜诗的七分之五强。多是绝句和律诗，也有长篇排律。名作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八首》、《登高》、《又呈吴郎》等。 杜诗现存1400多首。它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多年的社会全貌，生动地记载了杜甫一生的生活经历；把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紧密结合，达到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代表了唐代诗歌的最高成就。被后代称作“诗史”。但杜甫并非客观地叙事，以诗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广泛反映现实的同时，通过独特的艺术手段表达自己的主观感情。正如浦起龙所云：“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天宝后期以来，杜甫写了大量时事政治诗。短篇如《洗兵马》、《有感》、《丽人行》、《三绝句》、《病橘》、《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又呈吴郎》，长篇如《夔州书怀》、《往在》、《草堂》、《遣怀》，虽内容各异，但都是个人情感与事实相结合，抒情色彩较浓。战争题材在杜诗中数量很大。杜甫对不同性质的战争态度不同。反对朝廷穷兵黩武，消耗国力的有《兵车行》、《又上后园山脚》等；支持平息叛乱，抵御外侮的有《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观兵》、《岁暮》等。《前出塞》、《后出塞》两组诗，既歌颂了战士的壮烈英勇，又谴责了君王拓边无厌和主将骄横奢侈；以一个战士的自白概括了无数英勇士兵的不幸命运。“三吏”、“三别”中，诗人同情人民的痛苦，愤恨野蛮拉丁；但大敌当前，兵源缺乏，他只能忍痛含泪劝慰被征者。表现出作者内心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杜甫有不少歌咏自然的诗。歌咏的对象，往往是既联系自己，也联系时事，是情、景与时事的交融，而不仅仅是情景交融。最具代表性的是《春望》、《剑门》。 杜甫还有些歌咏绘画、音乐、建筑、舞蹈、用具和农业生产的诗，同样贯注了作者的感情，具有时代特色。杜集中也有些诗，时代气氛不浓，个人感情较淡泊，尤其是在成都草堂写的一部分诗。这是他经过长期飘泊，得到暂时休息后心境的表现。在《屏迹》、《为农》、《田舍》、《徐步》、《水槛遣心》、《后游》、《春夜喜雨》等诗中，诗人对花草树木、鸟兽鱼虫的动态有细腻的观察，无限的喜爱和深刻的体会。体现了杜甫诗歌和为人的另一侧面。杜甫怀念亲友的诗，大都缠绵悱恻，一往情深。如《月夜》怀念妻子，《月夜忆舍弟》怀念弟弟。众多怀友诗中，以怀念李白的最为突出。从与李白分手直到晚年，追念或谈到李白的诗有15首。表现了他对李白的推崇和情谊。杜甫还以诗论诗，在《戏为六绝句》、《偶题》、《解闷十二首》（其四至其八）中，表达了“转益多师”、“别裁为体”，扬弃古今而自铸伟辞的艺术主张。在困守长安和飘泊西南时期，为求仕进和维持生计，杜甫也作过一些内容无聊、格调不高的投赠权贵、奉和应酬的诗。其中有不少五言排律。 杜诗体制多样，奄有众长，兼工各体，并能推陈出新，别开生面。其五言古诗融感事、纪行、抒怀于一炉；博大精深、无施不可，开唐代五古境界；代表作有《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羌村》、《赠卫八处士》、“三吏”、“三别”。七言古诗长于陈述意见，感情豪放、沉郁，风格奇崛拗峭；如《醉时歌赠郑广文》、《洗兵马》、《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岁晏行》等。其五、七言律诗功力极高；五律如《春望》、《天末怀李白》、《后游》、《春夜喜雨》、《水槛遣心》、《旅夜书怀》、《登岳阳楼》，七律如《蜀相》、《野老》、《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宿府》、《白帝》、《诸将五首》、《秋兴八首》、《登高》等；唐人律诗很少能超过它们。杜甫还有许多五言排律，几首七言排律，使排律得到很大的发展。其《秋日夔府咏怀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长达1000字。但杜甫排律亦多堆砌典故、投献应酬之作。其绝句即景抒情，反映时事，并开绝句中议论之体，别开异径，贡献颇大。杜诗内容广阔深刻，感情真挚浓郁；艺术上集古典诗歌之大成，并加以创新和发展；在内容与形式上大大拓展了诗歌领域，给后世以广泛的影响。杜甫也被后人尊为诗圣。杜甫一生潦倒，其诗“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杜甫《南征》）。但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倍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 近千年来，治杜之风不绝。宋代有许多杜诗的编年、分类、集注等专书，如王洙《杜工部集》、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鲁编次、蔡梦弼会笺的《杜工部草堂诗笺》、徐居仁编辑的《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后世注释杜集的亦在百种以上，较流行的有钱谦益《笺注杜工部集》、仇兆鳌《杜诗详注》、杨伦《杜诗镜铨》、浦起龙《读杜心解》。新、旧《唐书》都有杜甫本传。两宋以后，诗话笔记中评点、解释杜诗的文字非常丰富。中华书局1964年编有《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上编《唐宋之部》。明末王嗣有《杜臆》、清施鸿保有《读杜诗说》。另外，中华书局还将五四运动以来较重要的论文汇编成《杜甫研究论文集》。传记和新的研究专著有冯至《杜甫传》、萧涤非《杜甫研究》、傅庚生《杜甫诗论》、朱东润《杜甫叙论》。较详实的年谱有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和四川文史研究馆的《杜甫年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