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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合同法》中的不安抗辩权对于上述两项义务，有的著作认为是“附随义务”，对此，我有不同观点。我认为此两项义务是法条明确规定的，属法定义务或法定程序，而不是附随义务。只要先履行方行使不安抗辩权就应符合法定的条件或程序，履行法定义务。三、不安抗辩权的效力 传统上的不安抗辩权只是一时性的抗辩权，只是“抗辩”，产生中止履行的效力，即只是暂时停止履行或延期履行，不消灭履行义务。但仅仅中止履行并没有真正解决双方因法定情形出现而产生的矛盾。按照我国《合同法》的规定，不安抗辩权行使将产生两种效力，即中止履行和解除合同。这也是《合同法》对大陆法系不安抗辩权与英美法系预期违约制度的结合。 （一）、中止合同履行的效力 1、先履行方可中止履行合同，但应通知对方，并给对方合理期限，使其恢复履行能力或提供适当的担保。中止履行既是行使权力的行为，又是合法行为，应当先履行方不履行债务或迟延履行在此并不构成违约。中止履行，是暂时停止履行或延期履行的意思，不同于合同的解除，其目的不在于使合同关系消灭，而是维持合同关系，等待对方恢复履行能力或提供担保。 2、在合理期限内，后履行方恢复了履行能力或提供了适当担保，先履行方应当继续履行合同。如果后履行方的履行能力恢复，即法定的四种情形好转，已能满足履行义务的要求，或者提供了担保，如提供了保证人，用财产作了抵押或质押，则不安抗辩权消灭，先履行方应继续履行合同。提供了适当的担保是消灭不安抗辩权的条件，先履行方中止履行合同的基础消失。此时，充分体现了不安抗辩权一时抗辩权的性质。原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因先履行方合法行使了不安抗辩权而应相应顺延，或由双方重新确定新的履行期限。 （二）、解除合同的效力 如果合理期限届满，后履行方的履行能力没有恢复，也没有提供适当的担保，则先履行方可行使合同解除权，解除合同。解除权是合同成立生效后由一方当事人解除合同的权利，并不需要对方同意，只要有约定或直接根据法律规定即可。《合同法》在此就给予了先履行方解除权。《合同法》关于先履行方解除权的规定是传统不安抗辩权制度中所没有的，这显然是吸收了英美法系预期违约制度中的做法，应该说是对不安抗辩权制度的重大发展。四、《合同法》中的不安抗辩权与传统不安抗辩权及预期违约制度的比较 《合同法》中的不安抗辩权是承继了大陆法系不安抗辩权制度的同时，吸收和借鉴了英美法系预期违约制度，并结合我国国情，对传统不安抗辩权的不足加以了改进，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制度体系。 （一）、与传统大陆法系不安抗辩权的比较 传统上的不安抗辩权，是指订立合同以后，后履行一方当事人的财产状况恶化，先履行一方可以要求对方立即履行合同或提供担保。在此之前，可以不履行自己的债务。如《德国民法典》、《法国民法典》都有相应的规定。我国的法律属大陆法系，但《合同法》关于不安抗辩权的规定与法、德等国的规定不尽相同。 1、成立条件上看，按照传统规定，发生不安抗辩权应具备两项条件：一是合同成立后后履行一方的财产状况恶化；二是财产的显著减少可能造成后履行一方不能履行合同义务。而《合同法》规定了发生不安抗辩权的四种情形，即（1）、经营状况严重恶化；（2）、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3）、丧失商业信誉；（4）、有丧失或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从此规定上看，成立的条件不仅仅是对财产状况的恶化，而且包括其他条件，要比传统的规定更宽。在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下，更有利于保护先履行方的利益。尤其是把商业信誉的丧失作为判断相对人失去履行能力的标准，充分体现了诚实信用的立法原则。 2、传统上的不安抗辩权不需要提出确切证据，允许先履行方较低限度的主观上的判断。而《合同法》规定必须提供“确切证据”证明。 3、传统上只规定了可以拒绝自己的给付，但对于后履行一方不为对待给付或提供担保时，先履行方是否可以解除合同没有规定，不安抗辩权只有抗辩的性质。而《合同法》规定了解除合同的具体条件，即后履行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约能力并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 （二）、与预期违约制度的比较 在《合同法》中，与不安抗辩权制度相似的是预期违约，即第108条的规定。预期违约又称先期违约，包括明示的预期违约与默示的预期违约。明示的预期违约是指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到来或届满之前，一方当事人明确地表示他将不履行合同；默示的预期违约是指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到来或届满之前，一方当事人以自己的行为表明其将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合同。预期违约是英美法系的一项传统制度。在预期违约中，当事人并没有实际违约行为，但其行为已表明他已置合同于不顾，意图消灭有效的合同关系。预期违约表现为未来将不履行义务，而不象实际违约那样表现为现实的违反义务。实际上侵害的是期待的债权而非现实的债权。《合同法》在规定了不安抗辩权的同时，又在第108条规定了预期违约，即“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由于不安抗辩权与预期违约特别是默示的预期违约极为相似，有人认为是法律条文的重合。但我个人认为，其二者还是有区别的。预期违约的适用不存在前提条件，即不以当事人履行债务的时间有先后顺序为条件。这就可以保护那些应后履行的一方当事人。如果该当事人发现对方不能履行时，可解除合同，而不必等待对方实际违约。这样显然可以减少其风险和损失。不安抗辩权的行使仅为依约为先履行一方，而预期违约制度则平等地赋予合同双方救济权，从而更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利益，维护交易秩序。《合同法》既规定不安抗辩权又规定预期违约制度，也有拾遗补缺，将一切预期的违约行为都纳入到法律规范中，以维护市场秩序的初衷。五、《合同法》中不安抗辩权的不足 （一）、举证责任过重 与英美法系的默示预期违约制度和大陆法系的不安抗辩权制度允许有较低限度的主观判断不同，《合同法》对举证责任的要求相当严格。当事人行使不安抗辩权要求“有确切证据”，否则将承担违约责任。行使不安抗辩权一方负举证责任是应该的，但即使在市场规则较完善的国家，要取得“确切证据”也非易事，更何况目前我国法制环境还不完善，要掌握“确切证据”相当困难，需付出大量人力和物力。此虽可避免权利被滥用，却将大大增加当事人的行使成本。证据的“确切”程度也不明确，怎样才算“确切证据”？这将出现你提出证据，对方会反驳证据不确切，造成扯皮局面。因此，有必要在要求先履行方负举证责任的同时，要求后履行方负一定的反证责任，以减少行使不安抗辩权的使用成本。 （二）、“适当担保”含义不清 当后履行一方提供了“适当担保”后，先履行方应恢复履行。但“适当担保”的“适当”程度法律没有做出规定，怎样才算“适当”？应以谁的标准为准？在后履行方提供其认为是“适当”的担保后，先履行方可以担保不适当为由拒绝履行其义务，从而造成后履行方的损失。因此应当对“适当担保”做出明确的解释。 （三）、“合理期限”不明确 当后履行一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先履行方可解除合同。那么多长时间才算“合理期限”？是由双方约定还是法律规定？在实践中较难操作。因此应借鉴英美法系中的有关规定，由司法解释根据我国国情做出确定为宜。 综上所述，《合同法》将大陆法系的不安抗辩权制度和英美法系预期制度有机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不安抗辩权制度，极大丰富了我国民法理论，使现实中许多问题有了充分的法律依据。尤其是对不安抗辩权的适用条件、法律救济措施的规定，使实践中更易操作，对于维护市场交易秩序，将起到积极作用。对于存在的一些问题，可以通过司法解释和庭审实践共同加以解决。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和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形成后，本次修改刑事诉讼法的证据制度方面，应坚持实事求是，充分考虑我国的基本国情，特别是应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内容予以合理吸收和采纳，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一、设计理念的三个“相结合” 首先为了有效的实现保障人权的理念，明确地吸收“不得强迫自证其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证据规则;就应根据惩治犯罪的需要，赋予追诉机关一系列的特殊侦查手段和措施;就应赋予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权地位和权利。其次，要坚持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相结合。要避免过去“超职权主义”模式下的“程序工具主义”所导致的程序虚无主义。实体公正主要是要求准确认定犯罪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使案件作出公正处理;程序公正主要是要求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案、取证合法、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等;而程序公正本身就直接体现着民主、法治、人权和文明的精神。正是因为程序公正的实现，实体公正才能真正凸显“案结事了”的实质意义。 目前存在的突出的实践问题依旧是“重实体、轻程序”，应当进一步确定程序法定原则、证明责任、证明标准等制度。坚决防止为了所谓的迅速“破案”违反法定程序，不择手段地“发现”事实和打击犯罪。再次，要坚持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相结合。只有做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才能防止冤枉无辜的现象，才能树立国家的司法权威，才能提高司法公信力;而要让案件证据达到确实充分，就必须坚持证据裁判主义原则、质证原则和交叉询问方式，对所认定事实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程度。 二、证据应从“事实说”走向“材料说” 由于理论界对于“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这一定义在逻辑上的质疑，如果证据必须都是“真实的”，不真实的“事实”不属于证据;那么，一是通过何种方式或渠道才能知道或确定某一“案情”是真实的还是不真实的不得而知;二是既然证据是“真实的”，为何还要“查证属实”，二者之间的逻辑顺序应当如何演进;三是证据与“定案根据”两个概念间的种属关系应做如何理解。而证据的“材料说”则很好的解决这一逻辑悖论。首先，“证据材料”可以真，也可以假，真实的证据材料可以证实案件事实，而假的证据材料则可予以排除;其次，从证据种类的角度来看，作为证据材料的一种，鉴定只能是一种“意见”，而非“结论”，鉴定意见可以真也可以假，而不应称其为“结论”越俎代庖取代或否定法官的认证;再次，证据材料经“查证属实”到“定案根据”符合正常的逻辑法则和经验法则;最后，程序上只有“用于”证明案件的材料才可称为证据，不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只是“材料”，并非证据，即证据材料只有经过严格证明和质证，才能成为定案的根据。 三、证明责任的强化 基于无罪推定原则，贯穿整个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一条金线就是：主张者必须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否则要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如果在审判结束后，没有能够满足这一要求，即说明控方没有能够证明被告人犯罪，被告人就有被宣告无罪的权利。不能因为被告人没有抗辩，或者抗辩证据不足，或者根本没有抗辩证据，而证明负担转由被告人承担。辩方如果在法庭上行使辩护权，提供证据证明其无罪或罪轻，这是其享有的基本辩护权利，而不是法定的举证义务。这就要求在制度上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证明责任分配的目的在于，通过控方提供证据，使得法官内心确信控方的主张是真实可信的。当然，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来承担。 四、证据规则的法定化 首先，应当确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这就要求严禁司法人员为了达到破案的目的，采取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司法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要求侦查机关的讯问方式正当、合法、文明、人道，并且可以采取全程录音录像的方式进行讯问;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够处于正常的陈述环境，保证犯罪嫌疑人的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和扩大非羁押措施的适用;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要求在陈述之前有被充分地告知有罪陈述可能导致的不利后果和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宽处理;这就要求作为诉讼主体依法享有辩护权等广泛的诉讼权利并受法律保障。 其次，应当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非法取证问题在任何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下都可能发生，而设立排除规则的目的旨在排除通过酷刑等手段获取的不可采证据，从性质上属于针对滥用侦查权的一种程序性制裁措施，从而使得证据的取得方法的正当性决定证据可采性有了实质性的程序意义。我国在法律上没有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没有单独适用非法证据排除的司法程序。《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明确规定“经依法确认的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同时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机关、程序、后果和措施。建议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能够予以合理的吸收并可稍作扩大解释，不应仅限于审判阶段，而应将排除规则的适用期间向前延伸至侦查阶段，对于在侦查阶段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的依据;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检察机关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法庭上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控方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如果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处理。以保障任何人，特别是被追诉人所应当享有的基本人权，并抑制将来违法取证行为的发生，维护程序法治与正当程序价值。 五、证明标准的具体化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规定，我国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该证明标准是对定案证据充足度在宏观上的要求，如何具体把握和认定什么是“清楚”、“确实”、“充分”，并没有具体地说明，《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对于“证据确实、充分”这一证明标准作了详细规定：“(1)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2)每一个定案的证据均已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3)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不存在矛盾或者矛盾得以合理排除;(4)共同犯罪中被告人的地位、作用均已查清;(5)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符合逻辑和经验规则，由证据得出的结论为唯一结论。”上述几项具体条件充分体现了证据裁判原则、程序法定原则、质证原则、逻辑法则、经验法则、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等基本的证据法原理，应当将该证明标准具体化的合理成分纳入到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当中，并将其作相关调整后，作为一般原则性条款来规范所有的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的认定。 六、证人的保障机制 依照质证原理，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双方当事人展开质证，证人、鉴定人、勘验人等都要出庭接受对方当事人的交叉询问。通过交叉询问，才能攻讦对方证据的弱点或缺陷。而目前刑事司法实践中，证人极少出庭作证已是公开的事实，证人不出庭作证显然使得庭审流于形式。为了保证证人毫无顾虑的参与庭审，必须制订相关的保护措施来保障和促进证人出庭作证，如不公开证人的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采取“遮身不遮音”的方式作证;庭审期间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证人;对于证人因出庭所造成的交通费、住宿费等予以解决;对于证人在诉讼期间请求予以保护，公检法机关应依法采取保护措施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