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亚东
1 民事举证责任的内涵 在民事证据法律制度中，举证责任又称证明责任，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从提供证据或者行为意义的立场来把握举证责任，即提供证据责任、行为责任或主观举证责任。它是指对利己案件实体事实，提出该事实的当事人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民事诉讼中，不管是原告还是被告，只要提出了利己的案件实体事实，在通常情况下对此事实就得承担行为举证责任，所以承担行为举证责任的直接原因是提出了利己的案件实体事实;二是从说服法官或者结果意义的角度来看待举证责任，即说服责任、结果责任或客观举证责任。它是指在法庭审理终结时(此时法律所许可的证明手段已经穷尽)，案件实体事实真伪不明，提出该事实的当事人应当负担对己不利的判决(败诉)后果。举证责任应包含两个内涵，即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是举证责任内涵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二者之间是表和里、形式和内容、程序和实体、动态和静态的关系。在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首先直观地表现为提供证据的责任，主张法律要件事实的一方当事人当提供了一定的证据后，案件事实就应趋向明了，对方为此须提出反证来削弱本证的证明力。 反证提出后，主张某一事实的一方当事人就得提供新的证据以证明要件事实的存在。当事人提供证据并不是盲目无据的，它总是与实体法上的责任要件联系在一起的，它总是围绕着法律要件事实主张和举证的。换言之，行为责任以结果责任为基础和前提，当事人提供证据的诉讼行为必然指向实体权益归属，因此，结果责任可以为当事人举证(即行为责任)确定方向，提供动力。结果责任作为一种潜在的不利后果，促使当事人积极承担行为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行为责任的承担是以结果责任为前提的。当事人充分承担行为责任，就意味着案件实体事实的真实性得以证明(达到了证明标准)，从而摆脱了结果责任的承担。当事人(原告)提出诉讼请求，就应有责任提供或主张支持其诉讼请求的案件事实(即主张责任)。通常情况下该事实主张者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该事实(即行为责任)，法院只有对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和所提供的证据进行审查以决定是否作为判决的根据。若当事人未能证明其主张的事实而此事实仍然真伪不明的，则意味着该当事人没有说服法官采信此事实，据此法官可以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换言之，当事人的主张、要求作为法院判决基础的诉讼资料(事实和证据)，应由当事人负责收集并向法院提供。 2 民事举证责任的分配 1 分配的一般原则———“谁主张谁举证”举证责任分配是民事诉讼的核心，同时也是民事诉讼理论中最具争议的问题。其核心在于，究竟应当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分配举证责任才既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又能使诉讼较为迅速地完成。通常情况下，举证责任应当由主张权利的一方当事人来承担，即“谁主张、谁举证"，这是举证责任的一般性原则。既然谁主张、谁举证，那么，举证责任的分配就应依当事人的主张而定。主张是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变更或消灭的事实，以及民事权益遭受侵犯或发生争议的事实[1]。主张可分为事实主张和权益主张。在民事诉讼中，事实主张与实体权益争议及其处理密切联系，当事人对特定事实的主张旨在通过司法裁判取得争议实体权益上的特定效果，其实质是待定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时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一项事实主张，只会产生一个结果责任。”[2]这就决定了事实主张在诉讼法和实体法上的重要意义，并为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性原则的运用提供了可靠依据。现代社会，仅依一种标准来分配举证责任是不够的。例如，在一些特殊侵权案件中，仅遵循此原则就会影响公平，于是就有了举证责任倒置和其它一些原则。因此，合理选择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就是在实现实体一般公正的前提下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参酌各种学说来解决举证责任的适当分配问题[3]。“出于制裁违法行为，平衡双方当事人的责任以及促进程序效益等价值考虑和政策衡量，立法者总要适当的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当事人双方，并非由一方当事人单独完成。”于是，举证责任倒置和其它一些民事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就应运而生了。 2 举证责任分配的特殊原则———举证责任倒置举证责任倒置在理论界争论很大。一些学者认为，举证责任倒置从表面上看，是原来由对方(或己方)举证，倒置由己方(或对方)举证，举证责任的主体发生了变化。从逻辑上讲，倒置必须以正置为前提，但何为正置呢?我国理论界尚未就此达成共识，在此情况下，自然无从“倒置”[4]。因此，仍应认为这是正常的举证责任分配。举证责任倒置是“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的例外。因此，所谓“正置”就是指“谁主张，谁举证”，而举证责任倒置正是相对于这一“正置”原则而提出的，是与“谁主张，谁举证”相对应的概念，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构成了完整的举证责任分配体系。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确定了“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性原则，作为“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的例外，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在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既不固定于原告，也不固定于被告，而是根据当事人诉讼地位以外的因素来决定的[5]。其目的是让距离证据更近、更有能力收集证据的当事人来承担举证责任。它既是公平的又是经济的，是诉讼公正和效率等价值在举证责任分配方面的具体体现，也有助于实现诉讼目的(保护民事权益和解决民事纠纷等)。现代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危险责任不断增加，事故损害频繁发生，使得侵权法的某些价值发生了“急剧变化”。当代侵权行为法适应社会需要获得了空前发展，同时在侵权法和证据法上都提出了一个如何对危险责任以及事故责任中的受害人进行有效救济和全面保护的问题，举证责任倒置正是适应这一需要而产生的。举证责任倒置，即原告对于支持己方诉讼请求的实体要件事实，并不负担举证责任，而由被告负担证伪的责任。若被告负担不了，应由法院认可该事实的真实性，被告因此将承担不利后果(败诉)。需要倒置的要件事实，往往属于原告举证困难而被告比较容易举证的，例如证据距离原告较远、倒置的要件事实处于被告控制之下等。与加害人(被告)有无过错的主观心理状态、具有相当专业性的因果关系等相比，加害行为、损害事实等要件事实较易证明，所以一般应由原告(受害人)来承担举证责任而不应倒置给加害人。举证责任倒置是将某些要件事实的举证责任加在更有条件、更有能力收集证据的对方当事人身上，这不仅考虑到了让较少有条件获取信息的当事人提供信息既不经济又不公平[6]，同时也考虑到了对弱者的保护。 这是因为，在特定案件中，处于弱势的原告因距离证据较远、收集证据能力较弱而难以或不能获取充足的证据。主张证明责任分配盖然性说的德国学者莱纳克认为，举证责任分配应考量举证可能性，拥有更多的举证可能性的一方当事人，应负该事实的举证责任。举证的可能性，即是由证据与当事人距离的远近决定的，如果一方当事人远离证据，该证据全在另一方当事人控制范围内，他就没有可能得到，那么，此类案件就应当由控制该证据的一方来承担举证责任。例如，在医疗事故案件中对过错的举证问题，由于受害人根本不知道医疗过程与医疗行为，所有医疗行为的证据，包括手术记录之类的病历等证据，全在医疗者手中，他离过错证据距离较远，他所能保持较近距离的证据，只能是他到该医院接受治疗并发生了损害后果之类的事实证据。所以，他只能对这部分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于过错事实则应由持有证据的院方来承担。 一般认为，举证责任倒置适用于以下范围: (1)因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 (2)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 (3)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 (4)建筑物或其它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 (5)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6)有关法律规定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情形。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将取决于是否存在举证责任倒置对象。具体说来，举证责任倒置适用于下列几种情形:(1)实行过错推定的侵权诉讼。如建筑物或其它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因医疗纠纷提起的诉讼。(2)实行因果关系推定的侵权诉讼。如环境污染致损的侵权诉讼;产品质量不合格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3)难以收集证据，难以举证的诉讼。如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4)对方妨害举证的诉讼。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举证责任倒置不适用于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和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我国《民法通则》第123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因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实行无过错原则，原告还需就损害事实、行为、因果关系进行举证。它根本不存在举证责任倒置对象的问题。被告就免责条件举证，是谁主张，谁举证的结果。饲养动物致人损害也实行无过错原则，原告需就损害事实、因果关系、造成伤害的动物由被告饲养或管理人予以举证，同样不存在举证责任倒置对象的问题。被告就免责条件举证，也同样是谁主张，谁举证，它是举证带来的结果，而不是举证责任 倒置的体现。 3 其他情形 有关举证责任分配，法律有明文规定的应依规定执行，但当法律对有关举证责任分配出现漏洞时，则需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合理裁量举证责任分配。首先，法官必须遵从整个法律秩序和宪法基本价值，根据法律和诉讼的公正、效率诸价值和保护民事权益、解决民事纠纷等目的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等，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其次，法官确定举证责任承担的，应当在判决中充分说明理由;再次，对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不合理地确定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有权以此为由提起上诉或申请再审。另外，举证责任还存在着免除情形。举证责任的免除，是指就某一事实主张免除当事人双方的举证责任。当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通过自认或认诺全部接受时，举证责任制度能够确定实体责任由谁负担的功能便不复存在;当双方当事人的主张引述自然规律、定理、众所周知的事实等无须举证证明法官即可对该事实做出判断时，举证责任制度中提供证据的规则便没有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举证责任即可免除。 
毕业论文选题最好要范围狭窄一些，太宽泛了很难写透。公益诉讼选题宽泛，案例比较好找，不过概念的界定比较困难，社会效果方面也认识不一，个人觉得不是很好写。建议写程序法方面的论文可以写证据法，专门写民事诉讼方面的，举证责任比较热了最好避开不写，新颖性建议可以试一下电子证据、科学证据等概念，国内的论文不是很多，不过台湾有很多书籍可供参考。
民 事 证 据 举 证 时 限 制 度 刍 议 一、 举证时限制度概述 对于举证时限，我国诉讼法学理论界并未见一致的定义与确定的内涵，而且其他国家也似乎没有明确的相同规定，依笔者的理解，举证时限是指在诉讼中应当向法院提交证据的时间及期限，以及未能提交证据时所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的法律制度。按“证据规定”的具体内容来看，举证时限可以分为二种类型，分别为指定举证时限及协商举证时限，但不论是何种类型人民法院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是我国民事司法中的一个共同特点。在民事诉讼发展早期，司法公正占据主导地位，为了实现判决结果的公正法庭普遍认可案件当事人可以随时提交与案件有关的证据。但是，随着经济对社会的影响，人们发现这个权利也被一些当事人滥用，随时提交证据不仅违背了民事诉讼的诚实信用原则，而且有些当事人采用突然袭击提交证据的方式来影响到案件的审理时限，甚至可能会影响到案件的公正处理与判决，也严重地影响到了诉讼的效率。鉴于此，现代各国民诉法大多将随时提交证据改革为适时提交，最高法院的“证据规定”就是如此，至于其规定的作用与正当性如何，下文将予以简要分析。 二、 举证时限与证据失权 举证时限制度与证据失权制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谓证据失权，是指负有提交证据责任(而不是举证责任，请留意)的一方诉讼当事人如果未能按照约定或规定的时间向法庭提交证据时，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其提交的证据将不再予以组织质证，自然也就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证据规定”第34条就明确规定：“ 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 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笔者认为，证据失权的后果将及于当事人实体权利的实现，从而将实质性地决定裁判的结果，所以不能轻率处理。首先，证据失权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应属于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内容之一，应当由法律作出规定才行，所以最高法院的这一解释有越权的嫌疑;其次，过于严苛的证据失权制度并不利于做到法院的裁判符合案件的客观事实，很有可能会产生错误的裁判，从而无法实现公正司法的最基本要求;第三，由于我国并未建立完全的律师代理诉讼制度，而且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普遍较低，往往无法正确理解某一证据的作用及举证不能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如果严格依照规定来处理，必然会出现许多与客观事实不符的认定与处理，减损法律的根本目的与真正价值。这一点已经在司法实践中有着突出的表现。 三、 举证时限与证据交换问题 “证据规定”第37条规定：“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当事人在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人民法院对于证据较多或者复杂疑难的案件，应当组织当事人在答辩期届满后、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第38条规定：“交换证据的时间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也可以由人民法院指定。人民法院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的，交换证据之日举证期限届满。当事人申请延期举证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据交换日相应顺延。”此时出现了“举证期限届满日”与“证据交换日”这两种日期，其关系如何呢，笔者试作简要分析。按照规定理解，证据交换日既可以是在举证时限届满日之前、之日及之后这三种关系。如果是在其后，则规定举证时限有何意义?而且，规定证据交换的目的是什么呢?仅仅是为了“互相传递证据”吗?需要确定双方争议的焦点(即有些同志所称的争点)吗?如果一方当事人在举证时限届满之前或届满之日才向法院提交相关证据，而且提出了其未答辩或虽然答辩但未在答辩中提出的新的观点及证据，此时对方当事人的举证时限因证据交换而届满，那么他所收集到的反驳证据如何提交与处理?如果一方当事人在举证时限届满日进行证据交换时提交了此前未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如何提出反驳的证据?等等。尽管规定第40条规定：“当事人收到对方交换的证据后提出反驳并提出新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当事人在指定的时间进行交换。”如果这个“指定的时间”会在原指定的证据交换时间之后，而此时举证时限因证据交换而届满，岂不是宣告原指定时限根本不起任何作用?这些问题似乎有些自相矛盾。这些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不仅让当事人及律师摸不着头脑，连法官也是稀里糊涂，莫衷一是。还有，关于证据交换的次数及规定、证据交换的内容与范围、证据交换的方式与程序，等等，都需要得到明确的规定，以免不具有操作性。笔者揣测，制定此解释的主要目的似乎是为了达到英美诉讼法律制度中的证据开示制度的类似效果，故笔者先援引英美证据法中的“证据开示”概念略作比较。依牛津法律大辞典的解释，“证据开示”(Discovery)是“指在英格兰，民事诉讼当事人可在一定限度内获得有关双方争议事项的全部文件的内容和已经存在的信息的一种程序。该程序旨在于审理前开示相关文件，从而避免在审理中出现意外以促进公正处理案件。”1而我国学者沈达明先生则称之为“发现程序”，并明确指出，此程序“起着以下几种作用：(1)保全审理时不能出庭的证人的证言;(2)暴露事实;(3)明确争执点;(4)把证言冻结起来以防止伪造;(5)双方当事人发现他们之间惟一争执点为法律争执点时，便于援用简易判决程序;(6)经过仔细的调查，双方摸清了对方的事实与法律点的份量后，很可能进行和解;(7)即使不能避免进行审理，运用得当的发现方式能为审理作好准备，使审理的事项达到具体化程度。”2笔者不敢掠人之美，但引用原文如此之多的文字乃是沈达明先生的归纳似乎已经说明了证据开示制度的主要作用，足可借鉴。在英美法国家，证据开示制度得到较大的发展及进一步完善，并结合到相关法律制度及法制传统，较好的实现了预期的目的，尽管目前尚存在一些问题，但正在逐步的研究和解决。但笔者认为，“证据规定”的举证时限及证据交换制度与证据开示制度存在显著的区别，主要表现在证据开示的范围、内容、方式、程序等方面，而且需要结合到较详尽完整的证据规则及熟练掌握该程序的法律服务人士的专业帮助才能较好地发挥这一制度的作用并实现其目的。由于我国并未建立起律师全部代理的民事诉讼制度，因此这施行这一制度的客观条件与制度环境似嫌不足，同时由于该证据规定太简单粗糙而使得效果很不理想，并产生了许多新问题，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并妥善处理。 四、 新证据问题 我国民诉法第125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在法庭上可以提出新的证据，”但在“证据规定”中却被明确否定了。而且，什么叫做“新证据”呢?“证据规定”第41条第(1)项分一审及二审这2种程序进行了规定：“一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包括：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确因客观原因无法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经人民法院准许，在延长的期限内仍无法提供的证据。”后一种情形容易理解也较合理，但第一种情形就不易掌握了。有的学者认为：“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新发现的证据”既可能是举证时限届满后新产生的证据，也可能是原来已经存在但由于种种原因当事人没有发现也没有提交的证据。如果是客观原因或者是当事人不存在过错时，似乎可以向法庭说明情况后得到法庭的谅解与认可。但如果是当事人对证据的作用及结果的错误认识而未推荐阅读：民 事 证 据 能提交法院时，如何处理呢?笔者的一些同事就遇到过此类问题，有些当事人在诉讼中根本无法确定某件证据的作用与重要性，而是只到在法庭辩论时经法官的调查与提醒才知道该证据已有但未提交，如果严格执行“证据规定”去处理，对这些证据不组织质证并不将其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则有相当一部份的案件结果显失公正甚至明显错误，不仅有悖于司法公正的宗旨，肯定也会引起当事人的强烈不满;如果对这些证据组织质证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则实际上使得“证据规定”形同虚设，根本没有约束力。看来这个问题并不是简单地从法律上进行规定或者作出一个司法解释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可能需要改革某些重要的相关联的司法制度才能解决的问题，各级法院岂能轻率处之?!从“发现”的词义上来看，按照《现代汉语成语词典》的解释，“发现”是指“①经过研究、探索等，看到或找到前人没有看到的事物或规律;②发觉。”3而“发觉”是指“开始知道(隐藏的或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事)。”4由词义可见也就包括证据此前已经存在但却被忽视而未予以相应的注意并提交的情形。但词典对此后新产生的事物却并未提及，“无存在何来发现”，属于发现应无异议。因此，不认是从语言学的理解还是证据法学的角度去理解，不去重视处理这一“忽视”或“未注意”的情况的处理无疑是不全面的，这也是必须认真研究处理的事情，不能视而不见。二审程序中也有关于“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理由如上，不再赘述。 五、 评价与建议 笔者在此仅对 “证据规定”有关举证时限制度进行粗浅的讨论。笔者坚持认为，由于最高法院规定了时限制度及证据失权后果，严重限制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并实质上影响到判决的结果，所以有越权的嫌疑。这实际上也是司法公正与效率之争问题的一个具体表现。尽管从表面上来看，法院这样做似乎更有“效率”，但笔者坚持认为，作为法律，追求公正是其最根本的目的，只有在公正司法的基础上兼顾效率，才能实现法律的本质特征与目的。如果过于追求效率而忽视公正，无疑会让社会公众对法律与司法制度的公正性产生动摇，这也将会是最无效率的作法。笔者认为，举证时限制度的建立需要完善的审前准备程序、高质量的法律服务体系、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法制环境与法律意识的建立与提高、可行且有力的证人保护制度等等作为基础或提供支持，目前实行严格的证据失权制度并没有相应的法律制度提供保障且过于严苛，不利于我国的法制建设。对于举证时限与证据失权问题，笔者认为不如规定举证时限届满后，如果一方当事人提交新的证据导致审判结果改变时，可以由其承担支付诉讼费用并赔偿相应损失的作法，甚至可以规定对其进行必要的制裁，等等，既能解决司法公正这一最本质要求，又可对举证不力者予以制裁，在现阶段似乎更加可行。当然，笔者也建议大家都来研究寻找其他更为合适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笔者建议不如正式建立较为完善与具体的证据开示制度或审前准备制度，使其更具可操作性，在保证司法公正的基础上提高司法效率，以达到建立该项制度的预期目。 注释： 1 、戴维·M·沃克著、李双元等译《牛津法律大辞典》，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29页。 2 、沈达明著《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87页。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40页。 4 、同上书，第33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