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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建筑是中国建筑艺术的一朵奇葩,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和个性特征,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近年来,关于岭南建筑艺术特征的探索正从各个层面展开,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日益重视。本文仅就岭南建筑的界定及其人文品格作一管窥蠡测,以期抛砖引玉。 一 岭南建筑的由来与界定 1949年建国以前,直至建国后的头10年,建筑界虽偶有广东建筑的称呼,但尚无岭南建筑的提法。岭南建筑的称呼是伴随着新中国建筑的发展与广东建筑突出成就的取得而逐渐为人们所接受的。建国之初,百业待兴,中国建筑迎来了大发展的良好机遇。50年代中期,当时的建筑界盛行复古主义,刮起一股“大屋顶”之风,产生了“凡建筑须盖大屋顶”的无形规定。面对滚滚而来的复古主义潮流,深受岭南文化熏陶、“敢为天下先”的广东建筑师们并未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他们在行动上表现出灵活的变通性(如由林克明先生设计1956年落成的广东科学馆、由夏昌世先生设计于1954年落成的现华南理工大学二号楼在屋顶形式和斗拱运用上就作了变通处理),在思想上开始有意识地探索广东建筑的地方特色和艺术特征。1959年,时任我国建筑工程部部长的刘秀峰同志在全国建筑艺术座谈会上提出“要创造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建筑新风格”的要求和倡议。自1960年开始,广东建筑界围绕“新建筑”、“新风格”展开了热烈、认真的讨论。讨论的中心话题是:广东建筑是否应有自己的特色?大家在讨论中一致认为,广东有自己的特点,广东建筑也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即应有岭南建筑的特点。与此同时,广东建筑界也开始尝试着对以往建筑实践进行总结和归纳。 从学理层面上说,正式提出“岭南建筑”的时间是在1957年。其标志是时任华南工学院(1988年更名为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教授的夏昌世先生1957年在《建筑学报》上发表了题为《通风、隔热、遮阳》的论文。夏昌世教授指出:岭南建筑应有自己的特点,满足通风、隔热、遮阳的要求。首次论述了岭南建筑(广东新建筑)的特点。这是岭南建筑的学理渊源。此后,岭南建筑渐渐地为人们所知晓、接受和承认,知名于全国建筑界,并成为广东新建筑的代名词。“岭南”本意指地理上的五岭(越城岭、都庞岭、明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之南的广大地区,但“岭南建筑”,从其被提出的学理初衷和被认可的时代背景来看,即指建国以后的广东建筑,或称广东新建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广东古建筑被称为岭南古建筑,1840~1949年的广东近代建筑被称为岭南近代建筑。就广东建筑而言,其重点是广府语系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故此,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建筑成为岭南建筑的最主要内容。 由于广东在地理条件、历史条件、经济条件、人文条件等方面的独特性和优越性,广东建筑在新中国的各个建设时期往往开全国风气之先,如50~60年代的“矿泉别墅”、“广州友谊剧院”,70年代的“广交会”、“白云宾馆”,80年代的“白天鹅宾馆”、“国贸大厦”,几度出现引领全国建筑界的建筑创作的繁荣局面。 随着广东新建筑的创作繁荣和成功实践,国内建筑界一方面对这种实践的成功经验进行学习和总结,另一方面也开始了关于以上述建筑为代表的广东新建筑的地域性、时代性和文化性的理论争鸣和学术探讨。在这场方兴未艾的探讨争鸣中,其中一个最具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关于岭南建筑的学术界定。对此,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地域论”。这种观点从“岭南”的地理概念出发,认为岭南建筑即建在岭南地区的建筑,包括广东、海南、港澳以及福建南部、广西南部、台湾南部等区域的建筑。二是“风格论”。持此论者认为,岭南建筑即具有独特的岭南文化艺术风格的建筑,这种风格特征主要表现在适合岭南气候地理条件的平立面设计、建筑部件结构与造型以及富于岭南地域文化内涵的建筑装饰。三是“过程论”。与前面两种观点不同,过程论者着眼于建筑艺术的创作主体及其创作实践活动,认为岭南建筑是指在岭南地区这块特定的土地上所开展和进行的求新、求变、不断探索的建筑创作实践活动。换言之,岭南建筑即岭南建筑创作实践活动的简称。 我们认为,上述三种观点都有其相对的合理性和借鉴意义,但也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难以说明岭南建筑丰富的本质内涵。“地域论”强调建筑的地域性,有助于揭示岭南建筑的地域特征和某些方面的技术个性。但是,“岭南建筑,是一个有自己追求和风格的建筑创作流派。正如并不是所有岭南的绘画都可归于‘岭南画派’一样,并不是所有建在岭南地区的建筑都可以称之为‘岭南建筑’”。“风格论”更接近于对岭南建筑的艺术特征的揭示,强调建筑的文化性,有助于把握岭南建筑的文化和艺术本质。然而,为了强调建筑的艺术性而否定建筑的技术个性,不但有悖于建筑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这样一个客观事实,而且也难以真正阐释建筑的风格问题。因为建筑的艺术风格有赖于对建筑材料的技术处理,甚至,建筑的技术水平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建筑风格的形成与演变。“过程论”强调建筑是一种纯粹的创作实践活动,无视建筑的地域性和文化性的理论探索和经验总结,流露出一种“建筑创作无需理论指导”的非理性倾向,无益于岭南建筑创作及发展,不利于岭南建筑的理论研究。鉴此,我们提出“文化地域性格”的新观点来界定岭南建筑,以表示对目前关于岭南建筑“地域论”、“风格论”、“过程论”的学术借鉴和理性鉴别。建筑审美属性的最高标准在于建筑的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的三者统一。“文化地域性格”论的意义在于对岭南建筑的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这三者的综合揭示。“文化地域性格”论诠释了岭南建筑的三大层面的内涵,即岭南建筑的地域技术特征、文化时代精神、人文艺术品格。岭南建筑,作为审美对象而激起人们的审美情思、赋予人们审美享受,往往是以其地域技术特征为表、文化时代精神为里、人文艺术品格为核的。夏昌世和莫伯治二位前辈,作为岭南建筑的先驱者,在论述岭南庭园时指出,岭南地区包括了“广东、闽南和广西南部� 这些地区不但地理环境相近,人民生活习惯也有很多共同之处”。正是岭南地区的自然、社会和人文环境,影响着岭南建筑的形成和发展�铸塑了岭南建筑的技术个性与人文品格。 二 岭南建筑的人文品格 建筑的人文品格主要是指通过建筑布局、风格造型、空间组合和细部处理等建筑形象要素所表现出来的艺术哲理、设计思维、文化精神和审美情趣。建筑的人文品格是以建筑的技术个性为基础的。建筑的技术个性指建筑的平面布局、立面造型、空间组织、细部处理等方面的技艺表现手法和特征。而建筑的技艺表现,从建筑的平面布局到立面造型,抑或空间组织和细部处理,都必须遵循建筑的客观适应性原理①。建筑是人为且为人的居住环境,所以,在“人为”即进行建筑的设计建造时,一方面要认真思考当地的气候特点、地形地势来考虑建筑的布局和造型,另一方面又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始终不忘建筑为人所用,满足人们的实用和审美需要的双重目的,从而实现“回归自然、回归环境、回归人性”的建筑设计理想,以便显露建筑的技术个性和人文品格。岭南建筑于此有其独到之长,涌现出无数建筑佳作,赢得人们的普遍赞誉。建筑的人文品格是隐性的、间接的、抽象的,而建筑的技术个性是显性的、直观的、形象的。建筑的人文品格和技术个性的有机结合,共同构成建筑美生成的客观条件。 建筑的人文品格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的具体体现,岭南建筑的人文品格也反映了岭南文化的本质特征和基本精神。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兼容并蓄的开放品格。岭南建筑兼容并蓄的开放品格是岭南文化融通性和开放性的一种外在表现。岭南文化本身就是许多不同特质的文化融汇而成的,开放、融通性是其重要的文化机制。岭南文化的形成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交融、一种综合、一种凝炼。尤其是岭南近代文化,“经过对爱国的情感和追求进步的理性之间的冲突进行合理的调适之后,岭南地区的文化精英以开放而健全的心态,在融汇中西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不仅实现了创造性的文化转换和文化重构,而且也完成了由‘得风气之先’向‘开风气之先’的飞跃,孕育了推动中国文化向近代形态转变的岭南近代文化精神。”岭南建筑的兼容并蓄的开放品格在岭南近代的园林、民居等多种建筑类型中得到鲜明的表现。如建于1926年的开平立园,“是旅美华侨谢维立以西洋建筑的特点,结合中国园林优美雅致的风格,按照《红楼梦》中的大观园的布局兴建的。”又如1934年建成的广东梅县白宫镇的联芳楼,是一座中西合璧、富丽堂皇的客家民居建筑。该建筑的平面布局基本维系客家民居“三堂四横”的传统模式,但立面造型则洋气十足,正立面在柱头、柱顶处采用西方的巴洛克、洛可可等风格的浮雕。在装饰内容题材中,既有中国式大鹏展翅、狮子滚绣球之类的题材,又有透露出西方文化气息的内容。现当代岭南建筑以更强的自觉意识融贯中西,以求继承创新,综合发展。 
我国现存古建筑多为明清时期所建,因此在我们对各朝代建筑史进行研究时,建筑实体本身所能提供的信息是有限的,还有一大部分来自于史书记载以及各类文学艺术作品的描述这中间既包括专门性的建筑论述如《考工记》,《营造法式》等,也包含对当时建筑艺术和成就进行描述记载的各种绘画,诗词,音乐作品等,艺术之间往往具有某些方面的共性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艺术的相通性使我们得以在研究某个艺术门类的同时发掘其与建筑艺术相关的内涵,提升我们的建筑审美情趣本文试图通过对部分古诗词的分析来探讨其中所描述的建筑艺术意境以及建筑与诗词的关系一,透过诗词读建筑海德格尔说: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人为了生存而发明工具,为了生活而创造艺术,艺术伴随人们改变自身栖居场所的过程而发展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们几乎个个都是全才:米开朗基罗既是建筑家,雕刻家,又是画家和诗人;达芬奇既擅长艺术,还精通科学……而在我国古代同样有许多身兼数职的才子,他们有的既是朝廷大臣,又同时是诗人,画家,建筑家,园林家,如唐代的王维,白居易,宋代的苏轼,明清的计成等等这反映了文学艺术与建筑艺术的交叉与结合,于是在诗词园地中我们可以看到建筑之花缤纷开放,撇去作品所涵1,庭院深深深几许—诗词中的建筑特色原词:姜夔翠楼吟淳熙丙午冬,武昌安远楼成,与刘去非诸友落之,度曲见志予去武昌十年,故人有泊舟鹦鹉洲者,闻小姬歌此词,问之,颇能道其事,还吴为余言之;兴J坏昔游,且伤今之离索也月冷龙沙,尘清虎落,今年汉口初赐新翻胡部曲,听毡幕元戎歌吹层楼高峙看槛曲萦红,檐牙飞翠人妹丽,粉香吹下,夜寒风细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叹芳草姜姜千里天涯情味仗酒拔清愁,花销英气西山外,晚来还卷,一帘秋雾这首词给我们提供了武昌安远楼的各方面信息,同时通过艺术手法可以感受到词中所描写建筑的缥缈意境,从一个侧面展现安远楼在当时的功用效果,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强调感悟,注重人本思想的特色,与西方石头建筑的神本思想相去甚远词前注解中说明了安远楼的建造年代为宋淳熙十三年丙午冬季(1186年),而前两句"月冷龙沙,尘清虎落"揭示了建筑的时代背景,即建筑是在局势较为安定的情况下兴建的(当时武昌为宋朝抗金的战略要地,"龙沙"指塞外,"虎落"指护城笆篱),因而给楼命名为"安远",这是道明楼名来历"层楼高峙看槛曲萦红,檐牙飞翠"这三句话是由远及近地描述安远楼的外观和细节:先展现楼的整体气势为高高矗立的多层楼宇,这反映了宋代建筑中修筑高楼己盛行接着描述建筑红漆栏干曲折环绕,琉璃檐牙向外伸张,说明了建筑的用材和色彩接下来的"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可以判断"此地"便是黄鹤山,也就是著名的黄鹤楼所在地,这可以在后文的"叹芳草萎萎千里"得到确定,因为词的下闽大多化用了崔颖《黄鹤楼》诗意最后一句"西山外,晚来还卷,一帘秋霏"则是描写的安远楼周围景色,我们可以推测到安远楼在当时的武昌城与黄鹤楼一样是一个制高点,可以尽览周围一片雨后晴朗的暮色,这是在现在高楼林立的武昌所无法重现的景观了102通过这首词,可以帮助我们重现已不存在的安远楼的建筑景观2,雕栏玉砌应犹在—诗词中的建筑形式在中国古诗词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建筑形式非亭台楼阁莫属,这一类建筑可居庙堂之高,如皇城之中的钟鼓楼;可处江湖之远,如送客千里的"长亭连短亭"……他们从兴建之初就被设定为某种意境,因此也最容易入诗亭台楼阁往往唤起诗人们的不同感触,或坦荡或悲凄,或抒怀或流连,我们也得以通过这些作品了解古代建筑形式的特点:王之涣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登鹤雀楼》)说明当时建筑以两层为多,上到三层的除了塔以外还较少见,因此用了一个"更"字凸现建造于北周时期的鹤雀楼在当时能达到三层高的独特之处而同时唐代诗人的李白在《夜宿山寺》中写道"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则用夸张的手法反映了胜唐时期建筑己经能够建造的比较高的程度通过两首诗的比较可以帮助我们在研究建筑史的时候体会到唐代楼阁建筑向高处发展的趋势与建造水平的进步王夫之在他的《宋论》中提到,早在北宋初年一些官僚"建亭台,邀宾客,携属吏以登临玩赏,车骑喧闻,见于诗歌者不一",这种为吟诗赋词而兴建亭台的做法是诗词促进建筑发展的一个佐证,而登亭台楼阁以作词抒情遂成了宋代词人的一个传统,词人们塑造的各种意境因亭台楼阁所处自然环境的不同,四时景物各异,以及登临时的心态各异而千差万别,有"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高远境界,亦有"楼高不见章台路"的感伤情怀,但都传达给后人一个信息,即亭台楼阁在当时被赋予的游憩功能以及其在景观设计中起到的造景作用是不可忽视而且非常成功的这能帮助我们在做古典景观时通过理解诗词意境做出合乎情境的设计,而不是做出一些没有生命力的假文物来生意气;衣冠人笑,抵死尘埃意倦须还,身闲贵早,岂为苑羹V脍哉 秋江上,看惊弦雁避,骇浪船回东冈更葺茅斋好都把轩窗临水开要小舟行钓,先应种柳;疏篱护竹,莫碍观梅秋菊堪餐,春兰可佩,留待先生手自载沉吟久,怕君恩未许,此意排徊辛弃疾这首词描写的是他在江西上饶城的北带湖畔即将建成的新居,辛弃疾自号"稼轩居士",其名也是来源于这个新居"稼轩"词的上闽主要写作者隐居原因和个人感受,这里我们不提,下闽则是作者对未来生活蓝图构想,相当于给自己做的一个景观庭院设计"东冈更葺茅斋好都把轩窗临水开"二句,先就建筑方面说,修一幢茅屋作为书斋,设于东冈,并把窗户全部面水而开这种邻水开窗将水景引进室内的做法反映了人对水的亲近自古有之,并且直接影响到当今园林设计,包括茅斋与轩窗的修建形式也崇尚仿古再往下看,"要小舟行钓,先应种柳;疏篱护竹,莫碍观梅秋菊堪餐,春兰可佩,留待先生手自载"我们不得不佩服作者是一个出色的园林家了,在园林植物的选择以及应用上非常之老到:在湖边种植柳树以营造出"小舟撑出柳阴来"的画境,充满了对宁静生活的向往,这也是现代都市人所向往的乡村生活;用种植稀疏的竹子作为护篱,既能满足围合庭院空间的需要,又不妨碍观赏种植在外围的梅花,这体现了作者对植物安排的层次性;接着在园林中种植菊花和兰花,兼顾了不同花期的植物选择,因而能够形成春兰,夏竹,秋菊,冬梅四时景观特色这些做法在当今园林设计中也被充分地运用并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3,小园香径独徘徊—诗词中的园林艺术园林艺术在中国古代是一个相对大众化的艺术,皇家贵族可以大兴土木营建皇家园林,有钱人可以建造自己的私家园林,而普通人家也可以在自己的居所前置庭院,"一勺代水,一拳代山"地摆出修身养性的园林意境这也使得文人雅士不仅喜爱园林,而且热衷于自己设计,因此诗词中不乏描述园林艺术之作原词:辛弃疾沁园春(带湖新居将成)三径初成,鹤怨猿惊,稼轩未来甚云山自许,平4,山外青山楼外楼—诗词中的城市规划诗词同样能描述一个建筑群体乃至整个古代城市我们能够通过诗词了解到古代城市规划的特色原词:柳永望海潮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现,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da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臾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这是描述城市的古代诗词中最成功的一首,甚至引起了一场战争:罗大经的《鹤林玉露》认为,金主完颜亮正是读了这首词,"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这虽非正史,但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诗词对建筑的艺术表现力词的开篇就以鸟瞰的方式勾勒了杭州城(古称103钱塘)的全貌"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说明杭州的重要地位,是东南三吴地区的首要城市接下来"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这三句话分别描述了杭州城街巷,民居以及人口的繁盛景象:"烟柳画桥"说的是城里街巷河道边种植着一排排如烟杨柳,河上架着一座座绘满彩画的桥;"风帘翠幕"描述居民们的住宅帘幕随着威风飘扬,雅致旖旎;"参差十万人家"则表现出杭州城的富庶,十万户居民在当时己经属于大城市了,要知道直到南宋末期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也只有十万人口"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这三句由市中心转而写到市郊:"云树绕堤沙"描述钱塘江堤上参差环绕的树木远远望去就像云雾一般,可见其数量之多,'同时也从侧面说明钱塘江长堤的长度;"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则是描写钱塘江水澎湃汹涌,钱塘江潮开阔壮观词的下闽"重湖叠崛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史莲娃"开始落笔于杭州地标—西湖西湖的治理与变化见证了整个杭州的城市发展,我们可以在这首词中看到当时的西湖已经是十分秀丽,成为杭州最亮眼的景观地带了:"重湖"指西湖中的白堤将湖面分割成的里湖和外湖,而"叠嗽"指西湖周围灵隐山,南屏山等重重叠叠的山峰;"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则可以说是西湖的灵魂所在,这两种花自古以来就是杭州的代表性植物,为杭州城市景观增色不少,同时"十里荷花"也体现了西湖之大"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雯莲娃"描写西湖上人的活动:有泛舟游湖的人,有吹奏笛曲的渔翁,有唱着歌的采莲姑娘,反映了当时西湖不仅为居民提供生活资源,而且已经成为居民的重要游憩场所,城市活动的空间的围合,每个面各自独立而又共同创造一个限定的空间如柳宗元的五绝《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四句诗各有所言,但是结合到一起所产生的意境却大于任何一个单独的片断这就是诗词所具有的建筑美学特色这样的分析可以帮助培养我们的审美态度与审美方式,对建筑审美是大有裨益z,诗词影响建筑艺术诗词是带有作者主观意愿的艺术作品,虽然不能当成信史使用,但正是这种主观性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文化阶层所持的自然观,社会观,哲学观等而这一文化阶层作为时代主流文化的倡导者必然会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诗词作品也就反作用于建筑艺术,使建筑艺术在某种程度上跟从了诗情画意此外,著名的诗词佳作还能提高建筑的知名度,并揭示建筑内在的文化底蕴和背景资料:岳麓山脚的爱晚亭因为杜牧的"停车坐爱枫林晚"而著名,而岳阳楼的建筑信息,环境特色以及兴建始末都在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一一体现,此类范例不胜枚举二,诗词艺术与建筑艺术的相互关系1,诗词结构与建筑结构的美学类似诗词起承转合的结构具有与建筑结构相似的美学构成建筑本体是静止的实物,由砖,石,瓦,木等同样静止的实物构成然而通过建筑师对门,窗,房间,过道,楼梯等结构的排序设计,就能营造出各具特色的建筑空间,同时与外在环境相呼应,具有无限广阔的空间感这样,建筑本身也成了一个小宇宙,上下四方与古往今来融为一体基于这样的结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诗词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似的特点,举个例子说明,李白的"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就把浮云,游子,落日,故人这四个互不相干的意象通过建筑式的有机安排而营造出内在的隽永意境将建筑解构成最基本的元素剩下的是四个方向3,诗词艺术与建筑艺术相结合诗词与建筑还可以在相同的空间内互相点染,彼此拓宽各自的意境在这一层面上,最常见的做法就是以诗词为建筑空间题词,题名,作对联比如承德避暑山庄一座水边小亭题联为:"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借用杜甫的诗表达观水之时的淡泊之心与不与世争的宁静之意,把小亭同周围环境的水与云相结合,使本来平淡无奇的凉亭增加了浓郁的诗的境界,其文化底蕴也因而深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