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dqw1989
鲁讯先生，从他来到这个世界至今，整整一百二十年过去了。而他离开我们也已经快六十五年了。 与悠长的人类历史比，人的一生真的短暂。以致于倏然间，我们存在于世上只是微乎 其微、很不起眼的一个时点。 然而有那么一种人，尽管他的生命早已结束，然而他的精神却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鲁讯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鲁讯是一颗闪亮的明星。他以其独特的方式，抨击黑暗，给予苦难之中的人民以深切的同情和安慰，他呼唤沉睡的民众，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觉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鲁讯，这个光辉的名字，必将同许多伟大的祖先一样，光耀着我们这坚强然而多灾多难的民族，并历久弥珍。 鲁讯是学医的。他最懂得，要找到疾病的根源必须先做好解剖。他曾在信中对好友讲起他解剖矿工尸体时看到黑肺的感受，讲他不愿意解剖无辜的婴儿等等。从中，我们可以感触到先生那鲜明的爱憎和仁慈的心。他正是象用手术刀解剖病人一样，用他犀利的笔，解剖着我们这个古老大国的病体，剔除障碍她健康的病灶。 鲁讯给人的印象是尖锐、刻薄的。这故然有他性格上的原因。但是，面对着几千年遗留下来的陈规陋习和在它长期压抑下已经麻木了的国人，不那样矫枉过正能足以触动人们那迟钝了的神经吗？面对无耻之尤的谣诼中伤，面对反动势力的疯狂围剿，仅从求得自身生存的角度讲，不尖刻一点足以自保吗？今天，养尊处悠的我们，故然可以不尊重历史地去肆意评价鲁讯。但是请问：假如你身处先生那样险恶的际遇，是否比先生更能“豁达”以应对？ 老实说，我很欣赏林语堂先生的幽默、洒脱和从容处世的人生态度。就修身养性来说，他是应效仿的楷模。但是，当鲁讯先生以痛打落水狗的勇气对群小给以迎头痛击时，语堂先生在一边不冷不热地大讲“fair play"就不能不令人怀疑他的真实用意了。对这种行为，鲁讯先生在他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里的评价是误人子弟。我看，鲁讯非但不刻薄，倒是很友善、很仁厚的呢。 有人说，鲁讯终其一生，也就写了那么几篇杂文，没有一个长篇，不能称为文学大师。哈哈，足下以为文学是什么？是你们呆在家里，捧着自己“三寸金莲”的无病呻吟？还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喧嚣？或者是“天使有了欲望”后，对众生意淫式的调戏？ 纵观世界上那些大文学家，有哪一个不是把他们的目光透射到社会的下层角落，有哪一个不是以他们的深邃思想永垂后世呢？不要说鲁讯还有小说、还有他讲的“故事”。就如那些自以为开创了中国文学新天地的人们所说，鲁讯不会写小说，那么，光凭他的杂文，也足以挺立于近代中国文化巨匠之列吧。那些不知自己斤两的人，你又有什么资格给这样一位文化伟人泼脏水呢？！ “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能以这样犀利、精练的文字写小说，中国也唯有鲁讯了。我曾被《狂人日记》深深打动。要知道，那时我还仅是个上小学四五年级的孩子。不懂政治，不懂阶级分析，也没有许多功利意识。 记得那是一种竖排版的书，大概是中华书局出的吧，是《彷徨》、《呐喊》合订本。读这种繁体的“古”书完全出于自愿。从祥林嫂，从那个被黄包车撞倒的不知名的老妇人，我读出先生对受压迫妇女深深的同情。她们，是中国受压迫最重，苦难最深的一个群体啊！ 据鲁讯先生好友许寿裳先生讲，鲁讯是有写长篇的计划的。为了拟划中的《杨贵妃》，他进行了大量准备，对唐朝的风物人文、典章制度都有考证，还形成了一些腹稿。 我敢说，如果上苍假以先生时间，让他如愿以偿，他的《杨贵妃》绝不会仅仅写一个缠绵的爱情故事。它一定会对那些为生存而不得不变形的社会弱势群体给予更多更全面的关照。 确实，鲁讯先生的有些文章读来拗口，标点用得也有不太规范的地方。但任何一个有点文化史常识的人都知道：鲁讯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文化受清朝统治阶级严重摧残而百废待兴，新文化运动创始之时。一个受传统文化熏陶极重的人，能够积极倡导白话，并身体力行地写出许多白话小说、杂文，已是难能可贵了。翻翻那一时期白话大师们的作品，有谁不带一些旧的痕迹？ 对任何事情，我们评价它，对待它都不能不考虑历史的局限。对鲁讯也一样。今天，我们穿着光鲜的服装登堂入室。殊不知，原始人类可是只围一块兽皮住山洞的呢。我们能因为他们曾过着野蛮生活就不承认他们为自己的祖先吗？ 文艺的进步需要批评。但决不是无端的谩骂和小人得志的指责。那些不肯虚心下来研究鲁讯，却硬要对他说三道四的人，不仅不会从对伟人的非礼中捞到任何好处，相反，只会越发暴露他们自己的浅薄和无知。 鲁讯先生的伟大，在于他的写作不仅仅是为自己，更是为他所热爱着的人民。他的尖刻的外衣下，是一颗痛苦的、悲天悯人的、博爱的心。如果没有这种超脱了肉体、阶级的爱，他就不可能杜鹃啼血一般地，为人性的觉醒呐喊不息。 鲁讯先生的伟大，在于他的写作不仅仅是为他那个时代，他以同时代人所少有的睿智和勇气，以他大学者的渊博知识，深刻揭露几千年压迫中国人民的腐朽文化的罪恶，为帝权政治敲响了丧钟。 我们学习鲁讯，就是要学习他那种敢与一切阻碍历史发展的反动势力和腐朽思想做不妥协斗争的大无畏精神。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鲁讯是塑造中国人民灵魂的巨匠，是召唤中国文化复兴的先锋。 鲁讯，中国人民的导师，知识分子的骄傲！ 
陈宝国 (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近代地质科学的故乡，不在东方，也不在中国。然而，20 世纪初叶，在中国科学史上是值得记忆的时期。因为，在世界风云动荡、社会思潮涌动、科学技术的发展日益快速的社会背景下，中国地质科学应运而生了。而且，在不到 20 年的时间里，中国地质事业进入到她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中国地质学的发展也走入了国际地质科学发展的行列之中。短短的 20 年，中国的地质科学从无到有，从萌芽到发展，有诸多因素促成了这个过程的实现。诸如，科学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发展; 中华民族不屈的民族精神在抵御外辱、振兴中华的奋斗中，自强自立的支撑作用; 优秀知识分子振国强邦科学救国的崇高信念; 中国地质机构的设置和地质教育的开展，等等。毋庸置疑，在这个过程中，丁文江是最具代表性的典型人物之一。学以致用 循师承自然将丁文江作为中国地质调查的先行者，是指在 20 世纪初叶，在中国，国人以科学方法进行地质调查的学者还不多见。在丁文江之前，另一位中国地质学的奠基人章鸿钊曾以《中国杭州府及邻区地质》为题，开展了区域地质调查，成为中国学者自行调查中国区域地质并写成论文的第一人。在章、丁二人之前，用黄汲清先生的话来说: “还有几位中国地质学人走在章、丁、翁之前，他们是邝荣光、张相文、王宠佑、顾琅。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前，他们都多少写了一点有关地质学的文章或做了一点地质工作，但为期甚短，影响不大。”丁文江1911 年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获动物学和地质学双科毕业证书回国。当船行至越南海防时，丁文江便弃船上岸，开始了他在中国大地的第一次地质考察旅行，途经云南、贵州、湖南诸省，沿途考察地质地理及风土人情。他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凡是有志于地质科学的人必须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要亲临其境，拜自然为师。同时，丁文江把这次考察作为自己今后从事地质科学事业的一次亲身体验，以此考验自我献身科学的意志和毅力。从这次考察开始，丁文江在后来的地质生涯中，走遍山川大地，一次次地证明了他做事做人求真务实、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精神和言必行、行必果的科学态度。丁文江一生曾多次成年累月地进行野外地质考察，除去他的地质调查成果之外，丁文江从精神层面上向有志于献身科学事业的人们展现了他作为一位地质学家所具有的严谨的科学认知态度和坚毅的科学奋斗精神。1913 年丁文江与梭尔格、王锡宾进行了一次长达月余的正太铁路沿线地质考察。其后考察结果正式出版，成为中国地质工作者第一次出版的区域地质报告和图件。1914 年丁文江只身远赴云南、贵州、四川进行地质考察，时间长达 10 个月之久，成果颇多。要提及的一点是丁文江对徐霞客的研究和对 《徐霞客游记》的编订过程，完全是以科学家的科学态度进行的。他不仅仔细阅读了 《徐霞客游记》，同时身体力行重走了徐霞客考察之路，以自己的实践来修订前人成果之对错，令人钦佩。为此他被后人称之为 20 世纪的徐霞客，丁文江当之无愧。丁文江以其科学的态度在地质考察中遵循 “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的行为准则，更提倡了他一向主张的 “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的实践探索精神。这种尊重实践，求师于自然的行为准则，成了他作为一位杰出的地质学家所具备的优良品质的一个组成部分。用而思之 求有的放矢作为一位中国地质调查的先行者，丁文江脚踏实地地实践，在林莽沟壑中穿行，在江河壕涧间跋涉，表现了他的求实精神，而科学实践的目的性又表现了他行成于思，求知问事，务求有的放矢的思维方式和实用态度。20 世纪初的中国，积贫积弱的中国向何处去? 何以救中国? 成为当时知识阶层思考的问题。丁文江亦然。丁文江留学达 9 年之久，深受西方科学与进步思想影响。他深知达尔文进化论自然选择的适者生存规律是自然界发展的规律，并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如此。因此，在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旧中国，丁文江选择并践行了科学救国的道路。而这种选择形成于他不断的思考，形成于他对东西方科学、思想、文化的认识和比较，更形成于他办事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正如丁文江留学归国并未直奔家门而选择步行穿越云、贵一样，在丁文江的人生蓝图中，他已把自己融进科学救国、献身科学的事业中去了。丁文江的思想是明确的，做事是坚定的。他在地质考察过程中，脱去了西装，装上了假辫子，穿上了长袍马褂，留了小胡子，戴一顶瓜皮小帽，全然与平民无异。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装束普通的人，在他开始地质旅行之前，已经规划了中国地质事业的宏图，并从自己开始坚韧不拔地迈出了坚实的脚步。对于这次考察，吴相湘在 《丁文江走遍全国探宝藏》一文中讲: “丁文江此次内地旅行可说是实事求是精神的首次表现，充分发挥其毅力勇气和观察力。……自平彝起步，丁即用指南针测草图，并用气压表测量高度。竟发现武昌舆地学会地图、商务印书馆最新中国地图，以及英法日文的一比一百万分之一地图，均根据清康熙朝天主教士所测地图做的蓝本。”丁文江通过考察发现了现行地图实为 200 多年前的资料。为此，丁文江感叹，与西方相比，中国在地理学上止步不前，实际已落后了先进国家 200 多年。正是有此感触，激发了他作为一位科学家不甘落后的激情，1934 年他与翁文灏、曾世英等人合编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完备的现代地图册——— 《中华民国新地图》。该地图作为纪念 《申报》创刊60 周年而出版，震动了地学界，被称为 “国内地图改革第一声”。此图与当时世界上制图方法先进的地图相比毫无愧色，在国外被称为 “丁文江氏地图”( V K Tings's Atlas) 。1913 年的正太铁路沿线地质调查，丁文江通过实地考察纠正了德国学者李希霍芬关于 “山西真是世界煤铁最丰富的地方，照现在世界的销路来说，山西可以单独供给世界几千年。”的妄说。在 《调查正太铁路附近地质矿物报告书》中，丁文江指出: “以发现于地面者言，则不甚适宜于西法开采，盖矿质之分布约一定规则，且文江、梭尔格所见最厚之矿无过二尺者。”在考察中，丁文江发现山西的煤的确很多，但铁却不似李希霍芬所言那样。为此，他写了一篇 《有名无实的山西铁矿———新旧矿冶业的比较》文章，对李希霍芬的错误认识和误导给予纠正。我们讲丁文江是中国地质调查的先行者，仅是就他所从事的地质科学事业而谈，当我们论及丁文江的科学思想和有的放矢的务实精神时，则就有了更进一步的含义。因为在丁文江那个时代倡导科学，倡导以科学态度从事科学的研究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丁文江的言行，则对这种社会的需要做了最好的佐证。正如一位学者谈到的: “要科学在中国生根，有赖于专业科学家的推展，而丁文江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正因他是个杰出的科学家，又是个科学的播种者。”或许这正是丁文江审时问思，有的放矢的科学思维带给后人的一种启示吧!思之兼收 悟科学真谛丁文江 15 岁出国留学，9 年之后归国。他的少年、青年时代几乎都是在西方文化传统的熏陶下度过的，以至于生活习惯也被西化。然而，丁文江的思想在中西文化的交相影响下，产生出的是一种崇尚科学、为民族、为科学而献身的世界观和科学观。这一点又不能不论及丁文江以科学为至上、以民族为至尊的思想境界和宽阔的胸怀。黄汲清先生这样评论丁文江: “丁文江知识渊博，学通中西。由于他勤奋好学，刻苦钻研，广交西方朋友，结识中国学人，因而他对西洋文化和中国文化都有深入的理解。他不但是令人崇敬的地质学家和地理学家，而且是一位人类学家、动物学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全力提倡自然科学，特别是达尔文主义，但他对人文科学也表示极大的兴趣。丁文江先生已经过世 70 余年了。自他去世后，对丁文江的研究一直没有中断。他对中国地质科学，他对中国科学发展的贡献和启迪，长期以来产生着积极的影响。丁文江在世只有短短的 49 年时间，倘若他的生命假以时日，丁文江的作用将会在中国现代史上产生更大的影响。虽然这是一种美好的推想，成不了现实，但在这遗憾的惋惜中，丁文江已经成为中国地质界、中国科学界所公认的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正如李济先生评论丁文江时所说的: 从好些方面看，他是一个划时代的人，它可以算是中国提倡科学以来第一个好成绩，……他是开创这种风气并且使之实现的人。”丁文江之所以能够成就他的事业和理想，除去学以致用、有的放矢之外，还要提及他思想活跃，视野开阔的思想境界，以至他能够深悟科学的真谛。有此三点，丁文江便是一位心中装着祖国、背负着民族的希望、以弘扬科学为宗旨献身科学的人。他可以脚踏实地去专心做某一事情，他又能运筹帷幄，有条不紊地做好几件事情。尽管他过早地离去了，但他留给我们的是不朽的丁文江精神，这种精神曾使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受益，曾令中国科学界鼓舞，对后人更是一种无形的鞭策。关于丁文江先生对中国地质科学事业的贡献，黄汲清先生曾排列了他在中国地质学上的几个第一:丁文江———名列第一的先驱学者:第一位地质教学机构负责人，即北京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所长;第一位发表地质矿产调查报告，并附有区域地质图的学者;第一位远征边疆的学者;第一位发表中国矿产资源论文的学者;第一位详细研究煤田地质，并建议进行有计划的钻探，从而获得经济效益的学者;第一位发表工程地质论文的学者;第一位用统计学方法研究古生物的学者;第一位以地质学者身份主持铁路勘察的学者;第一位发表 《矿业纪要》的学者 ( 与翁文灏合著) 。
杜汝霖牛树银孙爱群(石家庄经济学院)河北省(包括北京)位于晚清和民国时期首都北京附近及周围地区，当时称直隶省。受北京辐射影响比较大，这一区位的优势，使其成为中国地质科学发展历程中的摇篮地区，也是我国开展区域地质调查最早的地区。已有140多年调查历史，就中国地质学者的调查，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在为了迎接即将到来2012年中国地质学会成立90周年和中国近代地质事业发展100年之际。我们会深切缅怀近百余年左右在中国近代地质事业创建早期的前辈先驱学者，特别是他们在河北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披荆斩棘、艰苦创业，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积累了较丰富的资料，为当地开发矿业和以后地质工作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近几年有幸参加《河北省地质科学史稿》的编撰过程，深为前辈学者坚定执著创建的光辉业绩所叹服，更为他们矢志报国、勤奋求实、勇于创新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所感动，他们为后辈树立了光辉的学者风范和学习的榜样。由此更真切感悟到编撰地质学史所担负的“承前启后”的历史重任和神圣使命，这是一笔留给后代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我们愿为河北地质学史的编撰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敬请各位领导和专家多给指导帮助批评指正。现仅就近百余年到80年前在河北地质调查的中国学者贡献简述如下：1)作为最早对河北进行地质调查和取得成果第一人应该首推直隶省矿政调查局知矿师邝荣光(1862～卒年不详)。1910年，邝荣光在《地学杂志》第一期(创刊号)出版了着色1：250万《直隶地质图》和1911年出版了《直隶矿产图》，图长36cm，宽24cm。《直隶地质图》将地层划分为太古代、甘布连纪、炭精纪、朱利士纪和黄土(甘布连纪即寒武纪，炭精纪即石炭纪，朱利士纪即侏罗纪)。此外，还划分出太古代火石、甘布连纪火石和近代火石(火石即火成岩)。图中甘布连纪广泛分布于太行山、北京西山和冀东，实际上包括了现在的中—上元古界至奥陶系。《直隶矿产图》上标明了煤、铁、铜、铅、银、金矿产地，“煤”还大致绘出了煤田的范围和地层走向。这两张图虽说简单、粗略，但其内容大多是作者实地踏勘结果，而不是照抄李希霍芬和维里士等人的著作，可以说是中国学者自己编绘的第一张地质图和区域矿产图。[1]邝荣光还是第一位编绘古生物图版的学者，1910年他在《地学杂志》第一卷第四号中，发表了一幅《直隶石层古迹图》，标“矿师邝荣光考察并绘”这也是我国第一张古生物图版(1)[1]。图1 直隶石层古迹图2)丁文江(1887～1936)，他是中国第一篇正式地质调查报告的作者。1913年，丁文江带队，与王锡宾、梭尔格一起调查正太铁路沿线地质矿产，他们填绘了太行山中东部地质图，调查研究了石炭系煤田和“山西式”铁矿，取得了重要成果。他们的《调查正太铁路附近地质矿务报告书》发表于1914年的《农商公报》。这是中国地质学家第一个公开发表的学术报告，值得特别重视。该报告附有三张分幅地质图，包括1：10万井陉煤田地质图等，内容比较详细，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系统填绘地质图[2]。3)章鸿钊(1877～1951)、虞锡晋，开创了北京西山地质调查工作。1914年章鸿钊、虞锡晋两君率领地质研究所21名学员赴北京西山一带进行地质调查，南至磨石口、西至门头沟、北由玉泉山而抵温泉村，主要项目是地质调查，测绘地层剖面，寻找化石[1]。4)马秉铎、刘世才、仝步瀛、陈树屏在直隶获鹿、山东峄县进行地质调查，赵志新在直隶赞皇县东北对五台系作了专题调查与研究，并采集了有关化石[1]。5)1919年，丁文江、张景澄对冀晋边境一带的煤田进行了调查，著《直隶、山西间蔚县、广灵、阳原煤矿地质报告》，并附有1：10万煤田地质图，对煤系地层进行了粗略划分，载于《地质汇报》创刊号中[2]。6)叶良辅(1894～1949)、刘季辰是最早对柳江盆地煤田进行研究的中国学者，1919年他们对直隶临榆县柳江煤矿进行地质调查，著有《直隶临榆县柳江煤田报告》，刊于《地质汇报》创刊号中[3]。7)李捷(1894～1977)是最早到保定地区进行地质调查的中国学者，1919年4月他由蔚县至涞源、阜平、曲阳、唐县、完县、满城等地，调查了当时已知的各种矿产，历时2月余在《地质汇报》第4号上发表了《直隶易唐蔚等县地质矿产》[4]。8)王烈(1887～1957)于1920年以前，具体年代不详。他是中国地质学会26名创立会员之一，曾对河北省怀A一带进行煤田地质调查，著有《河北省怀A县八宝山煤田地质报告》，是我国地质工作创建早期的重要地质报告[5]。9)1920年，朱庭祜(1895～1984)、李捷到井陉煤田调查，著《调查直隶井陉地质矿产报告》，并附有1：6万直隶井陉煤田地质图。此外，1921～1930年间，王景尊、王曰伦、喻德渊也先后到井陉、获鹿一带调查。他们对井陉一带的地质、矿产(特别是煤矿)特征都有较详细的记述[3]。10)卢祖荫(1889～1976)、周赞衡是最早进行铁矿调查的学者。1917年卢祖荫、周赞衡到兴隆高板河一带调查，著有《高板河铁矿报告》[6]。11)叶良辅等13人是中国同时也是河北第一位撰写区域地质志的学者1920年出版的《北京西山地质志》是我国和河北第一部对北京西山进行大区域综合性系统调查写出的区域地质专著，对地层、构造、岩浆岩和矿产都有较全面的论述，从而奠定了中国北方地层学的基础，使北京西山成为中国北方地质工作的摇篮，并使北京西山和河北隣区的地层系统和构造格局，由此初步确定[9][12]。12)李四光是第一位论述华北地区第四纪冰川遗迹的学者。1922年他在中国地质学者第一次年会上宣读了题目为“中国更新世冰期的证据”的论文，文中指出在太行山东麓的沙河县白错盆地首先发现了一些带条痕的巨大漂砾，认为是冰川活动遗留的证据，文中还谈到了山西大同盆地也有条痕砾石，两处的冰川遗迹，开创了中国第四纪冰川研究的历史[8]。13)丁文江是最早在河北进行锰矿调查的学者。1922年丁文江考察北京昌平西湖村锰矿，认为该锰矿为原生锰矿，所著《京兆昌平县西湖村锰矿》一文刊于《地质汇报》第4 号。冯景兰(1927)调查了昌平县分水岭金矿[9]。14)1923年田奇 (1899～1975)调查研究了北京南口震旦纪地层层序及上下接触关系，发表了《南口震旦系之地层层序及古生物》[11]，从而确立了北京南口震旦系(上前寒武系)经典剖面，同期刊物赵亚曾还发表了《南口之地质构造》[11]。15)1924年以谭锡畴(1892～1952)为主编人，在中央地质调查所翁文灏等统一规划领导下，完成了我国第一幅1：100万的地质图——《北京—济南幅》，这是我国首次按国际分幅编制的小比例尺地质图[10]。16)王竹泉、赵亚曾(1898～1929)、田奇 ，1924年，在河北临城一带进行煤田地质调查，发表了《直隶临城煤田地质》，刊于《地质汇报》第6号[3]。17)赵亚曾、田奇 1924年还对河北磁县及河南六河沟煤田地质进行调查，著有《直隶磁州及河南六河沟煤田地质》刊于《地质汇报》第6号[3]。18)翁文灏(1889～1971)是最早提出燕山运动的学者。20世纪20年代晚期翁文灏深入研究了华北地区的区域构造特征和构造运动，1927年，翁文灏以燕山为标志地区首先提出“燕山运动”一名，原义代表侏罗纪末期与白垩纪初期间产生的不整合、岩浆活动和成矿作用。他所创立的燕山运动论点，是对中国构造运动的重要贡献并产生深远的影响[7]。19)孙云铸(1895～1979)、葛利普等是最早对开平盆地寒武系和奥陶系进行研究的学者。1920年孙云铸、葛利普将开平盆地赵各庄奥陶系划分为下奥陶统冶里灰岩和珊瑚灰岩。1922年孙云铸、杨钟健创名中奥陶统马家沟灰岩[13]。1923～1924年，孙云铸详细研究了开平盆地的寒武系，自下而上划分为馒头层、张夏层、崮山层、长山层和凤山层；除馒头层、张夏层外，统称上寒武统[22]。1935年，孙云铸根据开平、临城和北京西山等地的资料，将长山层和凤山层详分为5个化石带，并发表了《中国北部上寒武纪之三叶虫化石》[14]。孙云铸等的杰出工作，为华北地区寒武-奥陶系的划分对比奠定了基础。20)舒文博是最早对火成岩侵入体进行调查的学者。1924年舒文博在《河南武安(今河北省武安县)红山火成岩侵入体的研究》中，利用氧化钙等氧化物等量线图说明岩石化学组分的同化作用，其方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人们所引用[20]。21)李学清(1892～1977)是最早研究河北矿物的学者，1926年他对河北平山县刚玉，从矿物学角度进行专题研究，著有《直隶西部平山县的刚玉》[21]。22)王竹泉(1891～1975)是最早对河北武安涉县等地进行地质矿产调查的学者。1927年王竹泉对河北武安涉县及河南林县安阳一带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对武安涉县地层、构造及煤铁矿产论述较详，著有《河南武安涉县林县安阳一带地质矿产》刊于《地质汇报》第九号[3]。23)1927年，黄汲清(1904～1995)在北京车庄一带寒武系和奥陶系进行较详细的划分和对比，奠定了西山下古生代地层的基础，著有《北京西山之寒武纪及奥陶纪层》[9]。24)王竹泉等是最早研究河北井陉雪花山玄武岩的学者。从1927年开始，王竹泉对雪花山玄武岩及其下伏的“砂土层”进行了详细研究，1930年发表了《河北省井陉县雪花山玄武岩及砂土层之研究》《地质汇报》第15号[3]。详细地记述了这里的地层、岩石、构造和地貌特点，并在“砂土层”中采到一些腹足类化石，他根据岩性对比和地文期的观点，认为雪花山“砂土层”与山西省的“三趾马红土”相当，因而把雪花山玄武岩及其下伏的“砂土层”归为晚上新世末期。25)赵亚曾等是最早对开平盆地煤田及外围调查的学者。1928年，赵亚曾等3人到开平煤田及其外围调查，测有唐山西山至清凉山一带的1：5万地质图和双凤山附近的1：1万地质图，对区域构造轮廓反映较清楚[6]。26)李春昱(1904～1988)、杨曾威、黄汲清、朱森等1928年研究了北京杨家屯煤系的沉积特征，将杨家屯煤系分为上、中、下三层，分别与石盒子系、山西系、太原系和本溪系对比[9]。27)王曰伦(1903～1981)等是最早对承德大庙铁矿进行调查的学者。1929年，王曰伦、孙健初在北平地质调查所任调查员，曾到承德一带调查，首次对大庙、黑山斜长岩和铁矿进行了研究[6][18]。28)谭锡畴、王恒升等是最早对张(张家口)宣(宣化)及外围地区进行地质矿产调查的中国学者。1928～1929年，谭锡畴、王恒升、王曰伦和孙健初到张家口地区调查。谭锡畴在《直隶宣化、涿鹿、怀来三县地质矿产》一文中，阐述了以涿鹿为中心的区域地质特征。王恒升的《直隶宣化一带古火山之研究》和王曰伦、孙健初的《宣化一带地质构造研究》，涉及的范围与谭文基本相同，可以说是对谭文在岩石学和构造学上的补充[6]。另王恒升在1928年还在《地质汇报》发表了《北京西山妙峰山髫髻山一带之火成岩》[3]。29)李四光(1889～1971)、赵亚曾等是最早对太行山东麓石炭二叠系进行正确划分的中国学者。自从1922年瑞典人那琳根据化石鉴定，在山西太原建立了包括太原系、山西系、石盒子系在内的上古生界剖面，但时代问题并未解决。李四光(1923、1927)经过对华北 科化石研究和赵亚曾(1925、1926)的长身贝研究结果，从而对太行山东麓石炭系进行正确划分[15]，而对二叠系的划分则沿用山西太原的标准剖面划分方案，分为山西系和石盒子系。30)裴文中(1904～1982)是首次发现中国猿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学者。1927年裴文中到北京地质调查所工作，第二年被派往周口店参加古生物化石的发掘工作，从1929年起主持周口店猿人遗址发掘和研究工作，同年12月2日在周口店第1地点首次发现著名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震惊中外，为人类发展史提供了重要的证据，1931年又确认旧石器和用火痕迹的存在，从而为古人类遗址提供了考古学上的重要证据[16、17]。31)李善邦(1902～1980)在北京西郊最早自建第一个标准地震台，开创了我国地震研究工作。李善邦是中国近代地震学的开创者，1928年参加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工作，筹建北平西郊鹫峰山地震台，于1929年建成，并任鹫峰地震研究室主任，1930年9月20日记录到第一个地震，从此地震台即转入正式运转。由于地震台仪器已属世界一流，加之管理完善，地点合适，记录数据准确，很受世界地震学界的重视和推崇[19]。32)1930年侯德封(1900～1980)对太行山东麓邯邢一带煤田地质构造进行了研究，发表了《太行山东麓煤田地质构造研究》一文，刊于《地质汇报》第15号[3]。参考文献[1]吴凤鸣关于中国古生物地层研究的早期史料吴凤鸣文集(第一集)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11～19[2]王仰之丁文江年谱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20～23[3]程裕淇，陈梦熊前地质调查所1916～1950 的历史回顾，历史评述与主要贡献北京：地质出版社，1996，98～100[4]李建初，张建中保定地区现代地质调查工作简史见：地质学史论丛·5·北京：地质出版社，2009，88～90[5]于洸王烈教授在北京大学见：地质学史论丛·5·北京：地质出版社，2009，256～261[6]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河北省志·第7卷·地质矿产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3～8[7]翁文灏中国东部中生代以来的地壳运动及岩浆活动见：潘云唐编翁文灏选集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1927，207～226[8]黄汲清我国地质科学工作从萌芽阶段到初步开展阶段中名列第一的先驱学者见：中国地质事业早期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17～35[9]北京市地质矿产局北京市区域地质志北京：地质出版社，1991，1～4[10]秦鼐中国百万分之一和三百万分之一地质图的编辑和出版见：前地质调查所(1916～1950)的历史回顾北京：地质出版社，1996，59～60[11]田奇 南口震旦系之地层层序及古生物中国地质学会会志，1923，2(1～2)：105～110[12]河北省地质矿产局河北省北京市天津市区域地质志北京：地质出版社，1989，3～4[13]中国地层典编委会中国地层典奥陶系，北京：地质出版社，1996，67～68，99～100[14]孙云铸中国北部上寒武纪之三叶虫化石见：中国古生物志，乙种，第7号，第二册1935，英文84页，中文2页，图3版[15]李四光中国北部纺锤虫化石见：中国古生物志乙种，第4号，第—册1927，英文123页，中文10页，图24版[16]吴汝康，吴新智，张森水中国远古人类，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93～95[17]黄汲清北京猿人学术上的意义(1930)见：翁文灏选集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1989，268～271[18]孙静，王德忠，等河北承德市大庙式含钒钛磁铁矿床成矿规律及找矿方法研究见：2010年河北省地矿局科技大会论文集北京：地质出版社，2010，2～13[19]王仰之中国地质学简史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134～136[20]舒文博豫北红山侵入体的地质调查结果中国地质学会会志，1924，3(2)：117～126[21]李学清直隶西部平山县的刚玉中国地质学会会志，1926，5(1)：77～82[22]孙云铸开平盆地的上寒武统中国地质学会会志，1923，2(1～2)：93～100
鲁迅的童年（根据资料改写）鲁迅是我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原名周树人。 鲁迅从小就表现出活泼的性格。他在叫做“百草园”的后园里，发现了大自然的无穷趣味：碧绿的菜畦，紫红的桑椹；蟋蟀弹琴，油蛉低唱；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的何首乌；人首蛇身的“美女蛇”的传说……正是这样自由的童年生活，开发与培养了未来作家鲁迅的创造力与想象力。 6岁时鲁迅告别了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拜寿镜吾老先生为师一直读到17岁。在这里，他熟读了儒家经典，又在课余广泛阅读了儒家之外的各种杂书。不仅关注历史、人事，也注意观察自然，开拓了鲁迅广阔的精神空间，为鲁迅以后思想与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宽广深厚的知识基础。 鲁迅的童年也有阴影：13岁那年，祖父因故入狱，不得不随着全家到亲戚家避难；以后父亲病重，家庭生活也从小康陷入困顿。作为长子的鲁迅，不得不经常出入于当铺与药店，在周围人的歧视与侮辱中，感受社会的冷酷与势利，他由此开始了对中国社会、文化、人世与人心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