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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述评 20世纪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五光十色，斑烂绚丽。近百年间政治文化的日益革新 ，社会制度的频繁更迭， 意识形态的纷纭多变， 使得20世纪的数代学者在运用不同的 历史观、文学观及文学史观，对1840—1919年间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历史予以观照、阐 释、评价时，显示出极为明显的认识差异。这些认识差异的存在，使得20世纪中国中国 近代文学的研究，显现出不同的阶段性。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可分为四个时期： 20世纪前20年。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第一时期。此20年间，中国文学的发展正经 历着由古典向现代的艰难蜕变。对鸦片战争以来作家作品、思潮流派孰短孰长的文学批 评，对现阶段正在进行的文学革新见仁见智的评论，便形成了最为初期的中国近代文学 研究。初期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与近代文学的发展同步进行，在成果形式上，以传统的 序跋、评点、诗话、词话等文学批评方式为主。 关于龚自珍、宋诗派、桐城派、维新文学改良和五四文学革命等问题的讨论，构成 了世纪初前20年文学研究的热点。 龚自珍学宗公羊，好杂家言，诗文ｃｈù＠①诡连＠②，危言警世，为维新派思想 家、南社诗人所喜爱。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称：“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 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初读《定庵文集 》，若受电然。”维新派推尚龚氏，多从思想启蒙处立论；南氏诗人推尚龚氏，则主要 追寻其歌哭无端的诗风。柳亚子称龚诗为“三百年来第一流”。（注：《柳亚子诗词选 ·定庵有三别好诗……》。）南社流行学龚诗、集龚句的习尚。与维新派、南社的推誉 相反，贬抑龚氏的也大有人在。张之洞认为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 龚定庵”，是社会纷乱的学术根源，（注：《太炎文录·说林下》。）章太炎认为：“ 自自珍之文贵，则文学涂地垂尽”。（注：《张文襄公诗集·学术》。）褒扬贬抑，相 去可谓悬殊。 宋诗派与桐城派，是鸦片战争之后仍十分活跃并得到一定发展的传统诗文流派。宋 诗派以杜、韩、苏、黄为诗学风范，力图以援学问入诗的努力，别辟诗歌发展蹊径。桐 城派以唐宋古文运动的继承者自居，其清淡雅洁、言简有序的散文风格，颇得有抒情言 志之好文人的青睐。进入20世纪后，梁启超倡导的诗界、文界、小说戏曲界革命风头正 健。出于破旧立新的需要，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清代学术概论》等论著中对宋 诗派，桐城派的复古摹古倾向提出批评。稍后的南社，提倡革命，思振“唐音”，斥责 宋诗派中的同光体诗人多为清朝之罢官废吏，其诗多是涂饰章句，附庸风雅，造为艰深 ，以文浅陋之作。国学大师章太炎在《与人论文书》、《说林下》、《辨诗》等多篇文 章中，对宋诗派、桐城派有所针砭。章氏谓宋诗派自曾国藩诵法西江诸家，矜其奇诡， 天下鹜逐，古诗多诘诎不可诵，近体乃与杯＠③谶辞相等。后期桐城派视严复、林纾的 翻译，是替古文开疆辟域者，章氏认为实际上严复充其量是俯仰于桐城派之道左，而未 趋其庭庑者；林纾较之严复，又等而下之。 在维新与革命派学者口诛笔伐之际，宋诗派、桐城派也预感到韶华将逝，而匆忙为 自己作着总结。自1912年起，同光体的诗论家陈衍先后在《庸言》、《东方杂志》、《 青鹤》上刊载《石遗室诗话》，除评品前代诗人外，主要揄扬同光体诗，描述近代诗派 的发展过程，为同光体“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一”的诗论张目。不久又辑《近代诗钞 》二十四册，收入道光以迄民初三百七十位诗人的作品，多为近代各种学古诗派之作， 与《饮冰室诗话》立意截然相反。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以教授生员为生路的桐城派 人物开始将桐城义法搬上大学讲台。1914年，姚永朴著《文学研究法》，1912年，林纾 著《春觉斋论文》，不约而同地将桐城派只言片语的古文辞理论系统化，力求存古文一 线于纷纭之中。 至五四新文学时期，宋诗派、桐城派作为旧文学的代表，受全面的讨伐和批判。以 《新青年》为阵地，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纷纷著文，“桐城谬种，选学妖 孽”之类的称谓不胫而走。自此之后的很长一个时期，在有关宋诗派、桐城派的研究中 ，一直是将二者作为新文学诞生的祭物和新诗及白话文的对立面看待的。 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分水岭。而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 的转换，却是以20世纪初梁启超所倡导的诗、文、小说三界革命为先导的。三界革命服 从于新民救国的主旨，遵循‘求俗’与‘变雅’并行不悖的发展路径，改变了传统观念 ，解放了旧式文体，发展了文学语言，这些都为新文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梁启超有关 文学界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其在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并没有被世纪初的研究者所充分 意识到，但梁氏文学革命的现实影响，却是同时代人所深切感受到的。黄遵宪称梁氏文 章‘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注：《 致梁启超》，转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严复称梁氏之文，“一纸风行，海内观听 为之一耸”。（注：《严复集·与熊纯如书札》。）南社、五四《新青年》在政治观念 上与梁启超多有抵牾，但对其倡导文学革命的功绩，都是颔首称道的。 五四新文学运动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同载道的文学揖别，从文言的束缚走出，以 现代人的审美感知方式表现手段，创造出新鲜活泼的白话诗、白话文、白话小说，近代 文学在这里结束了自己的发展历程。 20世纪前20年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是与近代文学的发展同步进行的。这个时期的 研究者并没有完整的“近代”观念，他们对刚刚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文学现象还很难上升 为“史”的认识，研究更多地表现为介绍、评论，形式仍以序跋、诗话、论文、书信等 传统批评方式为主。在初期研究中，新与旧的文学壁垒已经明显存在。 20世纪20至40年代，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第二时期。这三十年间的研究工作，在 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史上，可以称作是现代学术体系建立时期。随着五四新 文学序幕的揭开，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成为一段相对固定的历史。五四之后的学者对这 段文学发展历史的研究思考，逐渐摆脱了传统的序跋、诗话、论文的评论方式，而推出 了一系列的研究论著。在这些论著中，史的意识得到强化，近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在这一 时期得以奠定。 吴汝纶1898年为严复所译《天演论》作序时，曾区分集录之书与自著之言两个著述 概念。吴氏认为：集录之书，篇各为义，不相统贯：自著之书，建立一干，枝叶扶疏。 汉代多撰著之编，唐、宋多集录之书。吴氏感叹我国学界自唐宋后少有自著之书，而倍 加推誉《天演论》一干众枝的著述体系。我国现代学术研究的自著之书，在20世纪的20 年代后陆续出现。1922年，为庆祝《申报》创刊50周年，胡适写 
2009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个标志性的时刻。如果以1949年北平第一次文代会算起，那么，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有了60年历史；如果以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为时间点，那么，新时期文学也已经有了30年，据此，60年的历史又被学界分成了“两个三十年”。近几年来，以变化的历史语境为依托，关于当代文学60年（或者“两个三十年”）的讨论一时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主要话题。特别是2009年，讨论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学术会议不断，刊物上发表的无数论文也相对集中在这个话题上。因此，关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文学批评的反思和作家作品与思潮现象的论述，也就成为2009年文学研究的三大部分内容，而这些内容涉及历史、当下与未来，呈现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整体性推进的轨迹。不妨说，2009年的文学批评集结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诸多关键问题，2009年的文学批评不仅仅属于2009年，文学批评站在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上。 因为有了60年的沉淀，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经典化成为一种可能，即便是关于当下创作的分析，也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了“历史背景”。这一特点，反映在批评之中，便是重返历史现场。最遥远的历史话题是“五四”，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刘再复和李泽厚的对话《共鉴五四新文化》既有交集也有差异，我们未必完全认同其中的一些说法，但再睹20世纪80年代两位思想者的风采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60年历史整体性和阶段性的思考，是重返历史现场的主题部分。在新时期文学初期，文学界是以否定“文革”时期的文学为开端的，因为 “四人帮”提出了“十七年文学”存在一条所谓“文艺黑线”，所以在否定“文革”时基本肯定了“十七年文学”。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十七年文学”的批评和否定的声音逐渐增多，近几年分歧更大，也使“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一时成为热点。“十七年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初阶段，其后文学进程的多数重要问题都与这个阶段相关。因此，我特别重视丁帆在本年度发表的《1949：在“十七年文学”的转型节点上》，这是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联性》的论纲。十年之前的1999年，丁帆便出版了《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其论点曾产生广泛影响。这些年，丁帆始终以文化批判者的独立精神直面历史与现实问题，以鲜明的价值判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这篇论文承接了他以往的基本观点，但对历史的论述更为细致、透彻，特别是比较完整地呈现了他的文学史观。这样一个特点，也似乎是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风格。在我的短视中，大学的学术研究有鲜明风格的已经越来越少了。王彬彬《当代文艺中的“阶级情”与“骨肉情”》分析了“红色经典”的“阶级情”与“骨肉情”的冲突与沉浮，既理清了文本的内在结构，也探讨了历史语境与文本的关系，在一个新的层面上阐释了“话语”与“权力”的关系。王尧《“关联研究”与当代文学史论述》对“两个三十年”的比较，颠覆了我们所熟悉的一些结论，他的研究以史料见长，本文亦有这样的特点。但我觉得他这些年来一直强调的“关联性”研究，对当代文学史的复杂性的探讨，或许更具方法的价值。 对“近三十年文学”的命名，打破了文学分期的局限，从2008年开始，这方面的论文增多。程光炜这些年一直在做“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工作，以此重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合法性。他主编的《八十年代研究丛书》，集中了他本人和学界一些同仁的新成果，当引起关注。他的《历史回叙、文学想象与“当事人”身份》，读查建英编《八十年代访谈录》，由点带面，讨论了如何认识“80年代”的问题，其方法与结论都拓展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与思想文化的研究空间。黄发有《人化审美到物化审美》，采用朴素、动态、开放性的“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概念，在多元交叉的文化与审美考察中，对近三十年文学的价值选择、审美逻辑的内在演变进行了深入的文化反思与整体性透视，颇具启发性。何言宏《“正典结构”的精神质询》，重读靳凡《公开的情书》和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质疑文学史研究“主流叙述”所形成的“正典结构”，提出了如何将近三十年文学“经典化”的问题。 此类研究的反思性特征，也反映在对近三十年文学批评的回顾中。陈思和《艺术批评·新方法论·学院批评》，是他为《中国新文学大系（一九七九-一九九九）·文学理论卷》所作导言的第三部分，着重回顾了作家作品论的发展。他在文章中提出：“学院派的批评并不意味着要脱离社会现实，脱离文坛话语，把自己当作与世隔绝的怪物，文学批评的生命力就在投入文学实践，介入社会进步，所以，即使是学院派的批评也不应该躲在学院里萎缩自己的学术生命，或者自命清高脱离实际，对社会不发生实际的影响。我以为要发展学院派的批评，还是需要把握与调整与媒体之间的关系，要充分利用媒体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总之，核心的概念就是：学院派的批评如何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批评与实践、媒介的关系，被揭示为“如何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可以说切中了文学批评问题的要害。南帆《文学类型：巩固与瓦解》讨论的是一个比较纯粹的理论问题，他在界定何谓文学类型的基础上考察了“巩固”和“瓦解”两种倾向，对文学类型本体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这一深入的理论思考，延续了他近几年来从历史提供的“关系网络”中发现问题的“真正依据”的学术思路，有助于文学批评的转型。郭冰茹《方法与政治》是她的“新时期文学批评研究”系列之一，论文在反思新时期文学批评之中，对热议中的“政治化”和“再政治化”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特别着重揭示了方法背后的“政治”，显示了年轻一代批评家的理论锐气。 或许，文学批评面貌的细微处见于作家作品论。本年度这类文章中，如王光东与里程的谈话录《我们为什么看不见〈春香〉》，晓华论《我与父辈》，张新颖论《生死疲劳》，李敬泽论《废都》，程德培论迟子建，施战军论范小青，谢有顺论小说叙事，周景雷和王爽论魏微，孙桂荣《论“八○后”文学的写作姿态》，以及张学昕访谈诗人杨炼、唐晓渡等，都值得一读。我还要特别推荐梁鸿的《小城镇叙事、泛意识形态写作与不及物性——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美学思想考察》和金理的《〈平原〉的虚和实》。梁鸿是近几年来发展迅速的年轻一代学院派批评家，金理的出现让我们对“八○后”批评家怀有期待。 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论作家，是文学批评的重要一翼，这个传统在近几年有所恢复。张炜《谁读齐国老顽耿》论陈占敏小说，王安忆《刻舟求剑人》谈朱天心小说印象，都举重若轻，鞭辟入里，是批评中的“好文章”。作家表达的特别，在创作谈、讲演录中，都常有出彩之处，惊人之语。史铁生《理想的危险》、铁凝《文学是灯》、阿来《我只感到世界扑面而来——在渤海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苏童《八百米的故乡》和艾伟《中国当下的精神疑难》等，在感性的表达中，透露出各自的文学思想。 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一直是个不断探讨的话题，著名外国文学研究专家陈众议的《拥抱情节——当今西语小说概览》，为我们认识当代的文学与批评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在“海外汉学研究”领域，王德威《〈诗经〉的逃亡》论阎连科的《风雅颂》，章小东印象夏志清，季进访谈葛浩文以及林源所译三篇海外学者论当代文学的论文，都显示了“西方”研究“中国”的不同路径。这些海外的研究和中国本土的研究，一起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