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如夏花*
张生(名珙，字君瑞，西洛人氏)，第一代流氓才子的集大成者，《西厢记》的横空出世，遂成竖子之名。西厢花下，朗月当头，浪子张生揭竿而起，吹起了向古典爱情总攻的号角。有关爱情的虚无主义理想在张生明确的功利思想的凌厉攻势之下，顿如美国双子世贸大楼一样土崩瓦解。立在唐宋传奇和元杂剧深处的张生绣口轻吐，一下就淹没了盛唐。因此，与其说《西厢记》是浪漫爱情的礼赞，毋宁说它是浪漫爱情的挽歌。 我必须充满惭愧地承认，少不更事的我曾经长久地为《西厢记》的诲淫诲盗深深陶醉，及至弱冠，《西厢记》中的“有情人皆成眷属”的虚伪光辉亦令我生出仰慕的感觉。而今年近四十，始知诲淫诲盗和皆成眷属是《西厢记》的两极，而两极的连接处却是我们的盲点。《西厢记》高度符号化的人物的所指是其一面，而作为另一面的能指被我们忘却了。 张生的作派在《西厢记》里妩媚而阴柔。刚出场的张生像历代的书生一样，无疑是病弱的，他无比自怜地这样自我评价:“学成满腹文章，尚在湖海飘零。”文章与飘零的张力在张生身上难堪地对峙着，并要最终寻找到自己的出口。在没有找到出口之前，可怜而可爱的张生只能是“万金宝剑藏秋水，满马春愁压绣鞍”。 飘零的价值最终会找到归宿;而在此之前，对张生飘零的第一个奖励在普救寺里露出了端倪—如同上苍注定，张君瑞命带桃花，普救寺的惊艳直接催生了一首好诗: 月色溶溶夜 花木寂寂春 如何临浩魄 不见月中人 该诗可谓孤篇压全唐，足见张生的“学成满腹文章”绝非空穴来风。张生以月亮—这人世间阴柔的代表起兴，最后直抒胸臆，向着近在咫尺的月中人发出召魂令，瞬间建立起了多情的形象。你听，张生像一个流浪歌手一样唱道:寺庙的夜色多沉静，那花儿寂寞地开在春风中，我静立月下多饥渴啊，为何没有美眉来调情?张生大胆而浮夸地将煽情进行到底，其实践精神当是空前绝后。若干年前，张生的老师也咏过月亮，他说:明月照到我床前，我当是霜花和食盐，抬头我把月亮看，才知它没故乡的圆(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相比张生，老师就显得不着边际。若干年后，张生的学生就不再咏月亮了，他们只说星星，发誓要给情人“一扇朝北的窗，让他看到星斗”，有张生的诗意，但显得过于吝啬。至于郁达夫之流的“曾因酒醉鞭名马，怕为情多累美人”则显得自怜而变态，及至发展到“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里的那种欲擒故纵，那种小家子气，那种小妾般的懦弱，足见流氓才子已呈现难以挽回的退化。 张生的“月色溶溶夜”是明着勾引。他没有想到的是西厢的另一侧马上会有美女作家即席高歌:很久以来我就性饥渴，春来了我更感到没着落，你在那里大声唱，我知你是个会疼人的好哥哥(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句句如同天籁，道出了美人敢上也甘上贼船的不凡气魄。 文化流氓初战告捷，虽然有点意外。 
说起《西厢记》，人们一般会想到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殊不知，在王实甫之前，金代的董解元也有一部《西厢记》，这两部“西厢”一般被人们称为“王西厢”和“董西厢”。要说到王西厢的成就，就不能不提到董西厢。 “董西厢”是在《莺莺传》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一种以第三人称叙事的说唱文学。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远远超过前人。它对《莺莺传》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作了根本性的改造，矛盾冲突的性质衍变成了争取恋爱自由婚姻的青年男女同封建家长之间的斗争；张生成了多情才子，莺莺富有反抗性；故事以莺莺偕张生私奔作结，使旧故事开了新生面。董西厢随着情节的增加，人物的感情更为复杂、细腻，性格也更为丰满。在文字的运用上，作者既善于写景，也善于写情，并善于以口语入曲，使作品更为生动和富于生活气息，艺术性较前有较大提高，为王西厢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董西厢”在艺术上尚嫌粗糙，对爱情的描写也尚欠纯至，还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到了元代，随着都市经济的繁荣，戏剧更加发达起来，这时，大戏剧家王实甫在“董西厢”的基础上把崔张故事改为了杂剧，这就是我们今天普遍看到的《西厢记》。 “王西厢”直接继承了“董西厢”，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男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上，王实甫不仅写出了张生的痴情与风魔，更写出了张生的才华，以及张生的软弱，使他成为封建社会中多情软弱的才子的代表。剧中聪明、伶俐、热心、正直的丫鬟红娘，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在后来的剧作中一再出现，取得了远较莺莺为重要的地位。同时，《西厢记》在中国戏剧史上首度成功刻画了爱情心理，是戏剧史上一部直接描写爱情心理的作品。其对矛盾冲突的设计也足以示范后人。全剧以莺莺、张生、红娘与老夫人的矛盾为基本矛盾，表现崔张与家长的冲突；以莺莺、张生、红娘间的矛盾为次要矛盾，由性格冲突推进剧情，刻画人物。这样一种对冲突的组织，对古代戏曲中是很值得称道的。 “王西厢”与“董西厢”的故事情节大略相同，但题材更集中，反封建的思想倾向更鲜明，又改写了曲文，增加了宾白，剔除了一些不合理的情节，艺术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作为我国古典戏剧中的一部典范性作品，其规模之宏伟、结构之严密、情节之曲折、点缀之富有情趣、刻画人物之生动细腻等，不仅前无古人，而且超过了元代的其他剧作家，正因为如此，元代贾仲明在《凌波仙》称：“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
回答
《西厢记》的艺术成就:《西厢记》的结构宏伟而紧凑，严整而巧妙，呈现出纵横交错、跌宕多姿的复杂面貌。在《西厢记》中，两种冲突两条线索相互交织、相互制约：一是以莺莺、张生、红娘为一方同以老夫人为另一方的冲突，这是贯穿全剧的主线；二是莺莺、张生、红娘之间的性格冲突，这构成了作品的辅线。两条线索有主有次，并行交织，使得相互之间的矛盾得以充分展开，有力地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也使得人物性格更为丰满生动。作者还善于利用悬念编织情节，巧妙地设置了“赖婚”、“酬简”、“哭宴”等一系列悬念，真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曲折跌宕，扣人心弦，增强了作品的戏剧效果。《西厢记》的人物个性鲜明，血肉丰满，成功地塑造了莺莺、张生、红娘、老夫人等戏剧典型。首先，作者善于通过错综复杂的戏剧冲突来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达到了人物性格与戏剧冲突的完美统一。其次，作者善于通过心理活动的描写来揭示人物的性格，惟妙惟肖，纤毫毕现，这样就大大开掘了人物隐秘奥妙的内心世界。最后，作者还善于通过动作描写来刻划人物，《西厢记》的人物动作大都不甚复杂，却能很好地揭示出人物的精神状况和心理态势，蕴涵有丰富的潜台词。《西厢记》的语言自然而华美，典雅而富丽，具有诗意浓郁、情趣盎然的独特风格。作者善于把质朴活泼的民间口语和精炼隽永的诗词语言熔铸在一起，雅俗并行，本色而又有文采，生动活泼而又雅致清新；《西厢记》中的不少曲词善于渲染气氛，创造出诗一般的意境，具有浓郁的抒情意味；《西厢记》的人物语言也都是高度个性化和充分戏剧化的，完全切合戏剧角色的身份、地位、教养和性格，如莺莺的语言妩媚蕴藉，张生的语言文雅热烈，红娘的语言鲜活泼辣，惠明的语言粗犷豪爽，都表现得恰如其分。王世贞称《西厢记》是北曲的“压卷”之作，王实甫也确实堪称文采派的典型范式。另外，《西厢记》对杂剧的体制也有所创新。它打破了元杂剧一本四折、外加一楔子的通例，是由五本二十折组成的大型连台杂剧。它也打破了每折只能由一人主唱到底的成规，在必要时一折戏可轮番主唱。体制的革新，大大丰富了戏剧的艺术表现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