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三个金
唐代的变化体现出南朝化倾向，是指十六国北朝以来逐步形成、后来为隋唐所继承的一些有别于东晋南朝的制度因素随着唐代社会的变化渐次消失，这些变化相对北朝来说十分巨大，却不过是南朝历史发展倾向的继承。但唐代的变化，有的是新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变化。即使是具有南朝化倾向的变化，也不是南朝的简单重复，而是在南朝的基础上得到新的发展。如唐代的均田制崩坏后，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一如南朝，但唐代大地产的经营形式和劳动者身份却与南朝有很大不同。南朝大土地上的劳动者是依附性很强的部曲佃客，其中合法荫占的田客为数不多，大部份属于非法投附或非法荫占的依附人口，这种情况直到唐前期大抵如此。两税法颁布以后，封建国家既允许土地的无限兼并，也不再阻止佃农队伍的扩大。按照“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的原则，佃客可以就地附籍，与庄田主之间不再存在庇护的关系；按照“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的原则，客户多为“贫穷不支济户”，他们可以准制放免两税，不存在逃避赋役问题，其身份不再是非法逋逃。宋代客户正是唐代两税制下客户的发展。又如两税制以资产为宗，继承了南朝计资的倾向，但南朝租调据田亩、据资与据丁并行，有如唐前期租庸调与地税、户税并列。两税法则完全不以人丁为本，开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赋役征纳向财产转移的先河。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虽上接南朝，却远过南朝，其中如茶税、飞钱便换等，则是南朝没有的新事物。南方的开发，无论就广度还是深度而言，均远迈南朝，中唐以后下至两宋，经济重心、人口重心、文化重心全部移至东南。东晋南朝的常备军仍是承自魏晋的世袭兵。宋齐以后兴起的募兵，由将帅自行召募部曲，部曲与将领的关系，仍带有私家部曲的烙印[41]。开元二十五年以后，唐朝军队全部改为召募，国家从各种征行人及客户中召募的职业雇佣军，由国家财政保证其生活来源，故号称“官健”。至于官制上的使职差遣制，文学上的古文运动，以韩愈、李翱为代表的思想学术的变化，总的来说还是唐代的新事物，其意义在于下启两宋。科举制特别是进士科的崇重，在制度上为寒门入仕开辟了道路，较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有根本的区别。但在唐代，很多旧族子弟仍利用科举制重新获得失去的特权，只有到了宋代，科举制“草泽望之起家”的功能才充分发挥出来。 有鉴于此，并综据前述，我们可以这样看待唐代的南朝化倾向的意义：其一，形成于汉魏之际的中国封建社会，由于晋末动乱和北族政权的建立，在北方走上了一条特殊道路，与直接继承三国西晋传统的南朝出现显著差异。隋唐间南朝因素在制度、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显示出南北社会的整合和历史的初步衔接。唐代变化中的南朝化倾向，则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已越过北朝的迂回而重新回到魏晋南朝以来的正常发展轨道。其二，唐代中叶的变化“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具有划阶段的意义[42]，但变化中的南朝化倾向显示出中唐前后历史的衔接性和连续性，表明唐代中叶的变化虽然具有划阶段的意义，但这种阶段仍是封建社会内部的阶段。其三，汉魏之际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并未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而是封建社会因素在古代社会母体内自然发展的结果。所谓“五胡乱华”以及诸北族政权的建立，使封建社会的进程出现迂回和曲折。唐代变化中的南朝化倾向说明，尽管不无曲折和迂回，仍不能阻遏中国封建社会遵循自己固有的合乎规律的进程发展。 唐代变化中的南朝化倾向，表明前承北朝的隋唐历史与东晋南朝相衔接，但这样一个过程又似乎表明，北朝的历史虽然绝非徒然无意义，却不一定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环节。中外学者每将蛮族入侵下罗马帝国解体与“五胡乱华”下西晋帝国崩溃作比。但西晋帝国崩溃后不足三百年，所谓“五胡”等少数族已完全融合、同化于汉民族，并孕育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唐帝国。而约略在同一个时期，西方的罗马帝国解体后出现的蛮族王朝，并没有很快走上罗马化道路，帝国废墟上形成许多民族国家，曾经高度发达的希腊、罗马文化长期湮没不彰，分裂割据倾向，统一帝国瓦解，经济、文化衰退，被看作欧洲中世纪的一些重要时代特征。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唐代的文化构成中，大量吸收了西北、北方诸少数民族以及国外天竺、波斯东传的文化，当时称之为“胡化”。对此中外学者已作过大量的研究。又如北朝刚劲雄浑的诗歌，尚武骑射之风，以及妇女的相对开放，亦为唐代所继承。唐代制度、文化以南朝要素为主，但南朝以外的因素绝不是无关重要的。唐代之所以成就辉煌，气魄恢宏，正在于她既继承了以南朝文化为代表的华夏传统文化，又广采博取各种外来文化营养，提炼消化，弘扬以为己用。 
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团结的大家庭。2009年已经过去了，回首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的华诞，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广场阅兵仪式又再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时至今日，我们中国已经走过了60年的风雨和坎坷路程。当全世界的人民都在关注着崛起的中华民族，我们都为自己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名儿女而感到自豪。国庆庆典的壮观场面让每一个人难以忘怀，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年大庆的日子里，天安门广场树立起56根民族团结柱，成为节日期间最为亮丽的风景之一。 60年来，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民族地区处处呈现经济繁荣、政治安定、文化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团结的喜人景象。经济实现历史性跨越，综合实力显著增强。民族地区社会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各族群众综合素质明显提高。 60年来，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全面发展，建立了一大批各级各类民族学校，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民族教育体系，培养了大批各级各类人才。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成就显著。城乡基层卫生机构得到建立和健全，少数民族医疗卫生人才得到积极培养，民族医药得到重视和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现全面覆盖，各族群众健康素质不断提高。传统民族文化得到保护和弘扬，宗教信仰自由受到充分尊重。 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蓬勃发展，各民族大团结日益巩固。长期以来，党和政府一贯重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改革开放以来，群众性创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活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三个离不开”思想和民族团结观念逐渐扎根千家万户。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才培养选拔工作扎实推进。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日益壮大，结构不断改善，素质不断提高，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被选拔进县级以上各级领导班子，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能力进一步提高。 民族团结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和核心内容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所追求的目标。社会主义社会各民族之间的团结，是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党的团结为核心的，是以社会主义制度和祖国统一为基础的。作为中国民族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几方面的含义： 1、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2、维护促进民族团结。民族团结包括不同民族之间的团结，也包含着民族内部的团结。3、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共同促进祖国的发展繁荣。民族团结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步的必要前提。4、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是社会安定、国家昌盛和民族进步繁荣的必要条件。中国的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有着内在的联系。民族团结的原则要求各族人民热爱祖国、维护统一，反对一切破坏团结、分裂祖国的活动 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具有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特殊性、国际性和重要性。民族问题关系到国家的治与乱，民族问题处理不好，将打乱国家的经济、政治秩序，造成国家动荡不安；民族问题关系到社会的进与退，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能在矛盾、冲突、动荡和不安中进步；民族问题关系到人民的福与祸，民族问题处理得好，民族团结和睦，就会天下大定、国家大治、社会快速进步，人民安局乐业。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把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列为我国五大关系之一。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我们国家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 民族团结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政治基础，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之福，祖国分裂、民族冲突是各族人民之祸，加强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三心合一心，黄土变成金”。团结是力量，团结是财富，团结是生产力，团结是国家发展进步的基础。“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使数万同胞遇难、数百万人痛失家园，灾区人民生命财产和经济社会发展蒙受巨大损失。地震天不塌，大灾有大爱。地震发生后，全国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传播着血浓于水的中华民族骨肉亲情、民族大义、文化大同、无疆大爱，全国各族人民充分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爱国主义精神，纷纷伸出援助之手。这是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成果，是党富民强国大政方针的生动写照，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团结一心、风雨同舟的强大力量。 高举维护国家统一、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民族团结的旗帜，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珍爱民族团结，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民族团结，自觉捍卫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捍卫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严厉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坚决粉碎境内外敌对势力的分裂破坏图谋。没有民族的和睦相处，就没有社会的安定团结；没有社会的安定团结，就没有国家的繁荣发展；没有国家的繁荣发展，就没有各民族的兴旺昌盛。只有各兄弟民族手挽手、心连心，团结一致，才能众志成城，抵抗自然灾害，应对金融危机，在风云突变的国际局势中立于不败之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