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西西
一、三十年改革开放之路 总的说来30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具体说主要是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持续提高。市场化程度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经济增长是大起大落还是平稳增长。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极低，各种商品和服务产品的价格形成几乎完全由政府管制，市场因素在经济生活中受到极端压抑，计划体制的管制力量远远大于市场力量，外在的政府干预因素经常冲击正常的经济周期，导致经济多次大起大落。近年来，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推进，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就是导致经济增长？ 其次是宏观调控的完善，适宜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支撑，也就是1998年年中以来扩大内需的政策，其政策手段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6年来的实践证明这种政策转向是成功的，理论分析上也站得住脚。扩大内需的政策能使新一轮经济周期呈现出新特征，还在于这项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该项政策组合持续达6年之久。2004年积极财政政策逐渐淡出，转向中性的财政政策，这种转变是很必要和及时的，避免了严重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的出现，确保经济稳定增长。政策需要一定的稳定性、连续性，否则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这方面有个很好的反面案例，就是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财政政策。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以后，为了刺激经济，日本政府积极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但是效果并不明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政策缺乏连续性的影响。 二、金融危机考验中国模式 这一轮的经济危机似乎打乱了整个经济周期的波动规律。中国经济一下子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困难的时候。但是，三十年来奠定的基础和进一步开发的潜力会帮助我们挺过这个经济的寒冬。一来市场化的力量还在不断地深化加强，经济体制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弊端在这次经济危机中暴露出来，接下来的就是进一步的改革推进市场力量；二来宏观经济政策的及时性与适度保证了其有效性，经过了大大小小的经济危机之后，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已经大大提高。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三十年遗留下很多未解决的问题并且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而这次经济危机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就是放大了这些问题来让国人从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中清醒过来。低端的出口加工贸易模式让沿海经济失去光泽，暴露出经济发展瓶颈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大量持有美元储备却只能眼看其贬值，意识到中国金融的弱势以及人民币的不对称地位；竭尽全力的促进农村消费来扩大内需，发现城乡差距的巨大……一连串的问题依然存在，而所有这些问题的出路只有一条—继续改革。 三、经济改革深水区 强化市场力量，就是要进一步推进改革，提高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存在一些严重问题急需解决，主要是各个领域和各地区之间的市场化程度严重不平衡。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三大领域中，资本市场的市场化程度最低。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关键还是要继续深入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强化市场力量，通过与旧体制力量的不断反复“搏杀”，市场最终确定自己的统治地位。尤其是资本市场领域，一定要最大限度淡化其行政性，还资本市场盈利性的本性。 政策组合也要不断调整和完善。今后一段时间，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的重点是总需求，这几年扩大内需的重点是发行长期建设国债，扩大投资需求，但是消费需求增长则相对较慢。然而，消费是最终需求，投资增长最终必须得到消费需求的支持，因此，消费增长相对缓慢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总需求的调控中，未来相当长时间的重点主要是如何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因此，今后稳健的财政政策应将重点转向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培育和扩大消费需求。 培育和扩大消费需求，财政政策是大有作为的，最主要的是要发挥财政政策在收入再分配上的功能，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保障最低收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也应作些调整，前些年过多地依赖财政政策，今后应积极发挥货币政策作用。货币政策对消费的刺激作用是很直接的，例如发展消费信贷，对于扩大消费需求，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实现消费结构升级，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为此必须进一步推动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发展货币市场，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而促成货币政策逐渐增强效果，直至淋漓尽致地发挥应有作用，取得与财政政策势均力敌的“显赫”地位。 四、结语 改革是经济发展不竭的动力，而现在的经济危机背景正是经济改革的天然时机。美国经济通过30年代大危机得到了结构性的调整，奠定了其二战后世界霸主的地位。而八十年代的经济调整，又为其在九十年代的经济神话打下基础。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凤凰涅盘，危机中求生存求发展，关键就在于能否继续改革，延续属于中国的经济神话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 古典学关于经济学对象 政治经济学是在古典经济学形成的。古典经济学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是政治经济学之后的基础，因此，探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需要从古典经济学开始。 研究对象是对某一学科研究、范围的高度概括。它确定学科研究的内容、范围、方向等。确定研究对象的意义在于，它是学科研究的起点。只有确立了的研究对象，才能建立科学的学科体系。任一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学科间的区别主要在于研究对象的区别。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建立是由古典经济学完成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最初的确立也是由古典经济学完成的。斯密和李嘉图等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立，是通过萨伊等人阐述的。萨伊是斯密在法国的阐释者。由于斯密的《国富论》是经济学专著，不适合于教学，萨伊将其改编成教科书，1803年出版。书名为《政治经济学概论——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全书由生产、分配、消费三篇构成。此所谓“三分法”。此后，李嘉图的追随者詹姆斯·穆勒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分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方面，此所谓“四分法”。 人类的经济行为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人与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前者表现为经济行为的生产力方面或者资源配置问题或者经济运行机制问题；后者表现为经济行为的生产关系方面或者经济制度问题。在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体现两个方面内容的统一即资源配置研究与制度的结合和统一。或者说，古典经济学研究研究资源配置，是在结合经济制度及其演变的背景下进行研究的。或者说，古典经济学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一定制度背景下的资源配置或经济运行。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的确定受研究任务的制约。从古典经济学以来，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基本上确定为一定制度背景下的资源配置。但是，在不同的具体任务下，具体对象会有所差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是由其产生的背景和面临的任务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9世纪中叶。十九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已经确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益暴露出来，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危机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利益矛盾日益激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公开化。斗争一开始是自发的，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为了从理论上武装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斗争指明方向，需要从经济上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揭露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灭亡的。适应这种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以1867年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出版为标志。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我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认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人类的经济行为的两个方面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和人与人的关系方面被叫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这二者的结合叫做生产方式。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上述论述中，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的生产方式，但强调生产关系，这是由其所面临的任务决定的。 （三）经济学关于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古典经济学中所包括的制度分析或生产关系方面的内容随着经济学的发展逐渐消褪。在边际学派那里，古典经济学中所包含的有关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方面的内容被认为是规范的或不可实证的，从而不应该属于经济学研究领域。瓦尔拉斯研究边际效用价值论和一般均衡理论的巨著取名《纯粹经济学要义》，就是要表明其研究对象与古典经济学的不同，古典经济学中的“政治”因素被剔除。到1890年马歇尔出版《经济学原理》，自孟克列钦以来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发生了逆转，经济学研究中的“政治”命运终结了。一是自此以后，研究理论经济学的著作不再冠名为“政治经济学”而是冠名为“经济学”；二是这种似乎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内涵着经济学研究内容、对象和的变化。除了在研究方法上数理方法的大量引用外，最主要的变化就是将制度分析的内容割裂出去。虽然马歇尔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似乎是要恢复色诺芬传统：“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有关的那一部分。”（[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P23，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但是，色诺芬传统是无法恢复了，经济学研究正以坚实的步伐偏离古典经济学的轨道。这种偏离或背叛的最明确的证据是1932年来昂内尔·罗宾斯《的性质和意义》中对经济学对象的规定。他说：“经济学是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是稀缺手段之间关系来研究的科学。”（来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P20，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从此，在西方经济学领域，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取得了一致的认识。经济学就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其多种用途见选择的科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相应被定义为研究稀缺资源的配置或者经济运行机制问题。 资源配置总是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完成的，制度状况必然对资源配置的效率产生。产权制度的完善与否就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经济学将古典经济学传统中的制度排除在外，忽视制度的变迁及其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暴露了其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也影响了理论对现实经济运行的解释能力。科斯将这样的经济学称之为“黑板经济学”。 （四）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 在我国传统政治经济学那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被确定为“生产关系”或者“生产关系及其”。这种观念，基本上是受斯大林《苏联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和五十年代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而形成并定型的。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确定为生产关系或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导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虚无化、教条化和简单化，经济学研究和教学远远脱离现实。一个经济落后，急需发展生产力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国家，其经济学研究却将生产力和资源配置排除在外，这本身就是一个笑话。 关于今天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要遵循两个基本原则：一是要遵循传统，二是要反映现实要求。今天政治经济学的直接来源有二：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二是现代西方经济学。而这二者又都来源于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是研究经济制度和资源配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研究生产方式但强调生产关系即生产的社会方面；现代西方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制度方面是由其面临的任务决定的，现代经济学抽象掉制度分析是由于其研究市场制度下的资源配置，而市场制度被假定为是稳定的。这两者虽有其合理性也有重大缺陷。因此，遵循传统应该是遵循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应该反映现实经济活动的要求。我们今天经济学研究的任务是服务于经济建设的需要，服务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需要，因此，经济学研究中强调对资源配置的研究是必然的，而且，我国正在处于制度转型和变迁的过程中，制度及其变化对资源配置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研究资源配置不能忽视对制度问题的研究。 根据这两个原则，今天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制度分析和资源配置研究的结合，但强调资源配置方面。尊重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和传统，适应经济学在当今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功能要求，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应当避免单纯研究生产关系和单纯研究资源配置两种极端，而应当是研究一定制度背景下的经济运行，它应当包括生产关系或制度和生产力或资源配置两个方面，而且应当将这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商务活动日益频繁，因而跨文化谈判中的文化障碍问题已逐渐引起广泛关注。人们已意识到，跨文化谈判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谈判双方缺乏对彼此文化背景的了解，以及忽视文化差异对谈判的影响与作用。 关键词:文化背景;文化障碍;价值观念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相互联系和互相依存，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也随之相互交融，进一步促进了世界范围的跨文化交际。 一、跨文化商务谈判中的文化障碍 随着国际贸易的增加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商务活动日益频繁，因而跨文化谈判中的文化障碍问题已逐渐引起广泛关注。下面的案例就从多侧面体现了跨文化商务谈判中的文化障碍。 康沃公司是加拿大一家生产印刷设备的公司。公司派两名商务代表到中国江苏省上海北部的一座小城与一家印刷设备公司谈判。公司总裁查理波顿和市场主任菲比瑞内斯同行。之前该公司从未向加拿大境外销售过设备，两人对中方对他们的热情款待非常高兴。李经理亲自到上海机场接机，然后行驶九十公里开到小城，安排他们住在一个新建的宾馆里。几小时后主人盛宴招待他们，并有很重要的政府官员出席宴会。这种红地毯式的接待令他们对销售前景十分乐观。 第二天上午是观光。他们迫切地想开始谈判，但午饭后却让他们休息。下午一个会说英语的公司雇员来告诉他们说晚上将安排他们去看歌舞演出。第三天终于可以坐下来谈判了，进程非常缓慢。双方先概括介绍自己，加方认为这与销售毫无关系。中方提供翻译，虽然翻译的友好使加方感到很舒适，但翻译环节使沟通缓慢。中方还花大量时间谈论之前曾来过小城的加方贸易代表并问及他。波顿从未见过这位贸易代表，所以无话可说。当轮到加方进行陈述时，他们惊讶地发现竟有十个中方代表隔桌相坐。中方代表不停地微笑并点头赞许。波顿和瑞纳斯准备了充足的数据并有力地证明了五年之内他们公司产量将会翻一倍。最后二位满怀信心地返回了宾馆。 第二天中方代表又增加了四人，并让他们再次解释已经陈述过的事情。他们开始觉得沮丧。中方让他们解释有关技术方面的微小细节。加方两位代表均未涉入如此高科技的技术活动，这是此设备的核心。加方代表尽其所能地解释完后，疲惫地回到了宾馆。 第二天中方代表中的一员指出他们所陈述的内容与他在加拿大时生产总监工程师所说的不一致，中方抓住这一点不放。午餐时加方代表迅速向加拿大发传真索取细节和解释。下午的情景令波顿和瑞纳斯有点不安。谈判过程中一位中年女匆忙进入谈判室与中方谈判领导耳语，随后他立即起身离开。没有任何人对此做出解释。 第二天加方收到了传真，谈判就昨天的问题再次进行了讨论。进程十分缓慢，中方很欣赏加方产品的高质量，但担心一旦产品损坏，他们不会维修。他们希望加方提供维修培训服务。加方提出如果派专人在中方工作数周或数月将会增加巨额开销，他们认为设备不会有问题并且中方完全有能力维护此设备。 最终谈判进入了实质性阶段:价格。这是最艰难的阶段。中方要求打折20%。加方认为这种谈判过于粗暴，他们坚持原价格，并认为此价格非常合理，但在滚筒部件上可打3%的折扣。 尽管之前加方代表听说在中国谈判会很费时间，但他们认为一周的时间是足够宽裕的。但时间飞逝，再有两天他们就要回国了。他们开始询问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双方达不成协议，他们需要再就什么问题做进一步讨论。最后的谈判过程中他们竭力使中方讨论未解决的关键问题，但中方似乎并不愿意这么做。 第二天下午告别宴会开始之前双方仍未能达成一致。价格问题基本解决了，但付款方式没有解决，这是难以解决的难题，中方不能保证付款计划，因为这要由市政府最终决定。尽管如此，李经理还是微笑着提到了今后的合作，中加双方过去的友谊，以及他们从加方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他们再次签了九个月前已经在加拿大签过的意向书。加方代表失望地回国了，但还希望双方通过传真或邮件进一步讨论销售事宜。 两周后，加方惊愕地得到消息:中方已经从日本生产商手中买下了此设备。他们的设备质量上乘，价格合理，是什么使谈判失败呢? 二、跨文化商务谈判中文化障碍产生的原因分析 在单一文化背景下，谈判过程是可以预见、也是可以准确把握的。然而跨文化谈判则具有不确定性，更充满了挑战性，因为跨文化谈判是不同思维方式、不同沟通方式、不同行为方式之间进行的谈判行为。跨文化谈判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谈判双方缺乏对彼此文化背景的了解以及忽视文化差异对谈判的影响与作用。下面就案例中谈判失败的原因逐一进行分析。 (一)国人注意培养关系 中国人谈判焦点不在于谈判主题，而在于建立长期合作的人际关系。因此，谈判初期双方谈论的内容涉及宽泛的议题及社交活动，直到彼此建立相互信任、增进相互了解之后才进入谈判主题。而对西方人而言，谈判焦点就在于实质性的内容，在于交易，而非人际关系。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人，在人际交往中是非常看重感情和人情的。一方面，这源于中国人古老文化和和谐相处、友好往来、团结共事、合作互利的精神和观念。这种处世态度和人际关系有利于交往双方的进一步合作，对商人说来则有利于交易的成功。从这方面讲，这种观念和行为有其有益的一面。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求人办事总是礼数先行、中国商人与他人谈生意之前总是先宴请对方的原因。 利奈尔•戴维斯说得好:“在宴席上，人们常常谈论食品，交换一些十分正式的、表示敬意或友谊的词语。从低语境文化的视角出发，人们所谈论的事都不是与个人有关的，也不含有多少信息。人们只是在比其他场合更为精确地遵循一套礼仪规范。这包括彼此敬酒，同时使用一些与相互关系和当时场景相适宜的套话。……交谈是愉悦而轻松的，来自高语境文化的赴宴者将此情景解释为:彼此之间的关系已经发展到可以开始谈生意或谈完生意的地步了。” “合同属于低语境文化的文件类型。对于西方人说来，合同的含义全在于文字之中。在签署合同之前，一位西方人肯定会审读小号字体印刷部分，这意味着他会十分仔细地关注合同细节以确保没有不利的条款隐藏在用以撰写合同的专用法律术语中。一旦表示赞同，合同就将牢牢约束签约双方，即使签约之后发生了双方都未曾预料的事也不可违约。例如，假如市场情况发生变化，其中一方因此而遭受损失来自低语境文化的签约方不会把它当成更改合同的理由。这种态度对于来自高语境文化的签约方却似乎是不公平的，后者总是习惯于将情景事态的因素纳入考虑之中。假如一个西方人从合同中获得了超过他事先预料的利益，他仅仅会认为他一直是好运相随。假如他亏损了，他就会认为是自己运气不佳。” “假如签约双方有了争议，则低语境文化的交际者就会竭力通过参照合同条款来解决分歧。而高语境文化的交际者则会更有可能在精确的合同条款之外去考虑公关因素和情景因素。事实上，对于高语境文化的交际者说来，情景因素要比严密的合同条款更为重要。”(Davis， 2004:68-69) 从上面这段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法制观念很重的西方人与人情观念很重的中国人之间在处理彼此关系和相互纷争时的巨大差异。当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人们在保留人情观念中有益因素的同时，正在努力摒弃那种有害的极端人情观。 (二)西方人注重时间和效率 西方人在历史上率先进入工业化时代，科技和经济都较为发达，至今生产力水平已有了迅猛的提高，每一分钟都意味着新的产品问世、新的价值产生，由此而形成的快速的工作和生活节奏使他们深切感到“时间就是金钱”，而无休无止、尽最大可能地追逐利润是他们的奋斗目标，为此他们必须要节约和利用分分秒秒，去创造最大的价值，故而他们看重和珍惜时间，认真对时间进行规划安排，也十分守时。而东方人科技和经济的发展相对滞后，长期的以农业为主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导致其生产和生活节奏缓慢，尤其因他们相对更重视形式、礼仪，不惜在繁文缛节上花费时间，因此他们远不如西方人那么珍惜时间，守时观念相当差。约会时间、计划安排等常常随意变动。对此，萨莫瓦评论道: “当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走到一起来的时候，有关时间的观念和实践的运用也颇具有重要性。大多数来自西方文化的人是依据线性空间看待时间的。我们是受时间约束的。我们的时间表和工作日程支配着我们的生活。德国人和瑞士人的时间意识甚至比我们还要强。对他们说来，火车、飞机以及一日三餐都必须始终准时。但有很多文化并非如此。在他们看来，是活动而非钟表决定人们的行动。” (三)中西方的价值观念不同 西方人特别尊崇个人主义，这源自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以及财产的私有制观念。美国学者萨莫瓦说:“来自非洲某些国家或地区、古巴以及中国的人多半会认为，企业以及生产手段应当归国家或人民集体所有。另一方面，一些出生在美国或加拿大的人从小到大都会认为，生产手段应该归于拥有唯一业主身份的个人所有，要么归拥有共同业主身份的几个人所有，要么归合股经营公司的许多人共同所有。”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为赚得尽可能多的资产和钱财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奋斗目标，从而逐步形成以个人为中心的“个性主义”理念以及行为方式。在西方人的心目中，个人主义指的是这样一种信条，即个人的利益应该是至高无上的，一切价值观、权利和职责都起源于个人。它强调个人的能动性、独立性、个人意愿的表达以及个人的隐私性。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个人意识是十分强烈的;个人的权利、财产、隐私、事业、目标等被摆在他人、集体、乃至国家之上，绝对不可分侵犯;而集体或团队的意识则相对淡薄。 集体主义，又称集体本位、集体意识或团队观念，是指看重集体利益、重视集体力量、强调集体作用、主张依靠集体、注重协作配合、提倡团结奋斗的观念。一般而言，贫穷落后的国家 (尤其是非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家)、民族或种族通常都崇尚集体主义精神，甚至在美国文化影响下的非洲裔美国人也尊崇集体主义。据Triandis估算，全世界70%的人口生活在具有集体主义特征的文化中(Triandis， 1990:48)。这或许是由于他们都属于弱势群体，长期以来在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发展滞后不仅造成国家的经济基础薄弱，而且导致个人的能力与机遇的极大缩水，使得个人无论是与自然作斗争，还是谋求个人在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都更加依赖于国家、他人或社会组织的集体力量。 在中国，数千年来中国思想文化特别是儒教、道教以及佛教历来强调“以和为贵”、尊崇“天人合一”、注重人情亲情和团结友爱的传统，是导致中国人看重和依赖家庭、团体和社会力量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同的文化、民族、国家拥有不同程度的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观念，这同样也表现为一个连续体，有些国家的人个人主义意识更强烈一些，有些国家的人则集体主义思想更浓厚一些。其中，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其个人主义观念越强烈;经济越不发达的国家，其集体主义意识越浓厚。 三、结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人们已意识到，跨文化谈判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谈判双方缺乏对彼此文化背景的了解以及忽视文化差异对谈判的影响与作用。在单一文化背景下，谈判过程是可以预见、也是可以准确把握的。然而跨文化谈判则具有不确定性，更充满了挑战性，因为跨文化谈判是不同思维方式、不同沟通方式、不同行为方式之间进行的谈判行为。首先，我们应正视并承认本民族以外的种种不同的民族文化;在继续弘扬本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的同时，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社会习俗、风土人情，并虚心学习乃至接收吸纳其他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其次，深入了解、认真研究其他民族文化的内涵和精髓，找出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异同，研究跨文化交际的内在规律，掌握跨文化商务谈判的知识、技能及正确策略，恰当运用这些技能与策略，在跨文化商务谈判过程中获得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