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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术的理论价值：“学术自由”在自身成长的漫长岁月中，在不断变换发展的同时也在逐步证实了自己的存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当然“学术自由”不是孤立存在物，它总是依附于大学的发展，与大学的成长、壮大息息相关。其理论价值也总是通过大学的实践来加以证实。学术自由的价值论主要解决的是学术自由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问题，其合法性在于人类社会对知识的无限追求。“这是由知识的内在价值所决定，而知识的外在价值在于对社会功能的完善、文明的推进功莫大焉”。作为学术自由的直接受益者和主体—大学的教授和学生们，在追求和享受学术自由的同时又推动了学术的发展、学术自由理念的传播和强化。二、学术理念的现实意义：在学术自由理念发展的数千年历史中，它不仅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巨大的现实意义。尤其在今天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思想、潮流激烈碰撞，学术自由理念对我国社会与大学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三、学术的内涵及其历史演变：学术自由思想的产生几乎与人类对真理和高深知识的探求同步，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时代苏格拉底的教育与学术活动。此时的学术自由主要体现为思想自由。苏格拉底坚守自由，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由于当时思想的极度自由，从而导致了思辨哲学的繁荣。不幸的是，随着欧洲封建时代的来临，它被无情地扼杀并逐渐掩埋于历史的风尘之下。四、利于学术责任的实现和学术规范的形成：学术责任是大学存在的意义。大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实体存在，理应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尤其在现代社会。大学已从“象牙塔”中走出，从社会的边缘进入了社会生活的中心，应通过自己的智力劳动为社会发展提供动力，应在改善区域经济状况、推动国家竞争力、发展国家经济、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引领社会风气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五、学术原则：利于学者对事物的理性判断、严密和实事求是的分析，以便更好地追求真理，也利于学术思想的产生。只有充分且合理的学术自由，大学才能真正实现其知识创新之目的，更好地履行其三大职能。为实现服务社会这一根本使命，大学需不断培养创新型人才和创造新知识并广泛运用其成果，学术自由已成为大学之必需。无数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只有高水平的教师方有可能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重大科研成果的取得才成为可能，唯此大学也才有可能提供高水平的社会服务。 
社会科学研究，无论其理论框架多么精深、分析技术多么复杂，根本上来说还是与人们的具体生活经验密不可分的。社会科学研究和个人生活体验之间边界的模糊，常常成为某些研究遭到诟病的原因：“这不就是常识吗？”“这种结论随便到街上找个人问问就能得到，何必如此大费周章？” 这里涉及的问题，确实值得我们好好思考：那些大费周章证明了“常识”的研究，究竟有没有意义？既然我们已经有了“常识”这一认识世界的工具（且认知成本极低），社会科学研究究竟在什么层面上增进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首先，人们在生活经验中产生的“常识”和“感觉”往往不具有代表性这虽然是“老生常谈”，但确实是常识这一认知方式最为显见的弱点。我们脑海中的常识，总是基于我们特定的人生经历和信息来源的，而人们生活史的多样性，必然决定了不同人眼中的“常识”是不同的。我们所认定的常识，在他人眼里很可能就是胡话。譬如，在最近五年中，中国人的生活状况是否得到了普遍改善？对许多人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是“显而易见”的。但不同的社会人群（如国有部门与私有部门、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男性与女性）的生活体验往往大不相同，他们各自认为“显而易见”的结论也往往相互抵牾。和基于常识的认知相比，像CFPS（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这样基于大规模系统抽样的长期追踪调查，无疑能更加全面、无偏见地解答这一问题。其次，即使某些常识被社会上绝大部分人认可，它也有可能是错误的我们在总结常识的过程中所使用的背景知识和思维方式，都是我们在与这个社会不断接触过程中被“社会化”的结果。社会灌输给我们一系列关于“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基本假设，这些基本假设对我们的影响是如此深刻，以至于我们在使用它们的时候如条件反射般不假思索。它们决定了我们选择性地看到什么信息、如何解读我们看到的信息。我们很容易将看到的事物的某些方面当作理所当然，因此，我们所得出的“常识”往往具有欺骗性。和常识认知相比，学术研究使用的方法往往更有可能克服这些内在偏见（虽然很多时候并不十分成功）、呈现更为真实的社会图景（如果我们还承认社会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可被认知的东西）。譬如，人们普遍认为，父母离异往往会给青少年子女的成长带来不利影响，这一常识与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感受相符。但这里面其实存在逻辑漏洞：离异的父母在离异前的婚姻生活往往已经是不幸福的，子女的身心健康问题是由离异这一事件本身导致的，还是由不幸的婚姻导致的？已有学术研究表明，离异父母的子女的成长状况虽然不及父母婚姻生活幸福的子女，但却明显好于那些生活在父母不幸婚姻中的子女。由此可见，普遍意义上看，父母不幸的婚姻才是造成子女成长问题的元凶，而及时了断不幸的婚姻不仅无害，反而有益——人们之所以得出相反的常识，是因为选错了对照组！社会科学研究的一大意义就在于，将所有的“想当然”都置于批判的放大镜之下细细查看，从这个角度说，研究结论不管是证实还是证伪了常识，都是有意义的。再次，学术研究可以帮助明确常识的适用范围（scope condition）即使某一常识在很大范围内被广泛接受，而且也确实在某一特定的时空情境中被证明是正确的，也无法保证它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事实上，社会科学中没有任何结论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于是，我们需要知道，某一结论究竟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成立、其成立的范围是大还是小。植根于具体时空情境中的“常识”对解答这些问题毫无帮助，我们只能依赖于学术研究。譬如，一个被普遍接受和广泛证实的结论是：由于权责分工明确固定、组织结构高度系统化，官僚制（bureaucracy）是最为高效的组织形式。但已经有研究指出，这一结论只有在“信息流动畅通、监管成本低”的结构条件下才能成立；如果这一条件不能满足，官僚制其实是低效的。对许多学术研究来说，其价值不在于揭示了某一常识成立与否，而是揭示了“在何种条件下”某一常识成立与否。最后，学术研究可以帮助了解导致某一常识成立的具体机制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思维往往是模糊且具有跳跃性的。我们常常会一步到位地觉得“A导致了B”，却很少考虑A究竟是怎么导致B的。缺少了具体因果机制的支撑，常识所告诉我们的因果关系无异于空中楼阁，站不住脚。更何况，某一因果关系往往可以由多种因果机制导致，那么在一个具体环境中，到底是哪种机制起作用，还是多种机制共同作用？如果不能解答这一问题，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就永远停留在模糊层面。譬如，我们都知道，“维稳”对维持目前中国社会政治格局稳定有重要作用，但如果问起“维稳”在微观层面究竟是如何作用、其平息社会矛盾的具体机制是什么，则需要学术研究来回答。若干研究已经表明，暴力镇压并非政府维稳的唯一机制，甚至也不是主要机制；在很多情况下，政府维稳是通过“关系型镇压”、官民议价过程中政府权威的商品化等机制完成的。在解决这一类问题时，基于丰富的访谈、观察材料的定性研究可以大显身手。定性研究虽然由于案例数目少而很难做到有代表性，但其凭借清晰的理论指引和扎实的实证分析，可以一针见血地揭示现实存在的微观因果机制，以及微观机制和宏观社会情境的关系。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以验证常识为目的的学术研究都是有价值的。相信所有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都经历过这样的沮丧：花了若干小时看完一篇论文，却发现作者只是换着花样说废话，没有给自己的智识带来任何长进。从常识出发或者以验证常识为目的的学术研究，如何既能体现思想上的美感，又能为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做出有价值的贡献，这是一件十分考验学者功力的事。当然，何为“美感”、何为“有价值”，不同的学者也自有不同的看法，这就超越本文讨论的范围了。注：由于此文只是“浅谈”，并非严肃写作，所以文中提到的研究没有提供引用出处。读者若有兴趣，可以发邮件至du索取研究原文。
撰写毕业论文是检验学生在校学习成果的重要措施，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大学生在毕业前都必须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任务。申请学位必须提交相应的学位论文，经答辩通过后，方可取得学位。毕业论文是结束大学学习生活走向社会的一个中介和桥梁。通过撰写毕业论文，提高写作水平是干部队伍“四化”建设的需要。党中央要求，为了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领导班子成员应当逐步实现“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个“四化”的要求，也包含了对干部写作能力和写作水平的要求。扩展资料：毕业论文撰写技巧：1、系统掌握一两个工具理论，学科内与学科外均可。任何一种有质量的学术研究总是要借助一定理论原理的，比如社会学研究中常用的结构功能理论、符号互动理论、社会冲突理论等，传播学研究中的媒介环境理论，还有用于文化分析方面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民族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等。2、培养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是做学问的难点。通常讲的学术创新，其核心正是在于提出问题。所谓问题意识，一体现在能够超越现有知识，能够质疑批判；二体现在关注现实社会，积极发现与归结现象，提出观点。这要求大学生们要关注前沿问题与热点现象，与时代同步。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毕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