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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植的一生与其政治情结 摘 要:传说中七步成诗的曹植，今天大都是以一位文学家的身份为世人所认识。然而作为曹植本人，在当时却是以一个政治家的目标来自我期许。早年得志时，他积极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为曹氏政权服务。中年后曹丕、曹睿父子相继为帝，曹植被拒于朝廷之外，满腔报国壮志无法实现，以致郁郁而终。可见，强烈的政治情结，实与曹植的一生相始终。 关键词:曹植 政治意识 政治情结 曹植在文学史上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天才诗人而为世人称道，在杜甫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扮演了中国诗神的角色。钟嵘《诗品》对其评价为:“陈思之於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 鳞羽之有龙凤。”《南史·谢灵运传》中更载有谢灵运的评价说:“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可见前人对曹植的文章才华钦佩之极。但是，对曹植本人而言，他却未将文学视为人生的主要事业，在《与杨德祖书》中甚至直称“辞赋小道”。这话虽也不免有故作谦逊之意，但纵观曹植的一生，他的确从未将文学作为人生的第一追求。事实上，曹植一直以一个政治家的目标来自我期许，这种强烈的政治情结始终萦绕着他，伴随了他的一生。 作为传统士人的一员，曹植自然也接受了“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传统观念，其建功立业的心理可以看作古代文人共有的集体无意识。但更为重要的是，曹植身为魏武帝曹操之子，为曹魏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这种特殊的身份极大地强化了曹植的政治意识。曹植生长的年代正值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之时。少年曹植生乎乱，长乎军，跟随父亲的大军南征北战。在父亲的熏陶之下，曹植很早便树立起成为一个优秀政治家的人生目标。他在《与杨德祖书》中明确宣称:“吾虽德薄，位为藩侯，犹庶几勠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可见，曹植是把政治事业作为人生的首要追求，而把文学创作排在次要的位置。 曹植的一生以曹操去世为界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期的得志与后期的失意。曹操在世时，曹植深受父亲宠爱，爵封万户侯，并成为邺下文人集团的领袖之一。这时期曹植虽流连于与周围文人的诗酒悠游，但已经显露出自觉的政治意识。在很多作品中，曹植实际上是代统治者立言，为曹魏政权进行政治宣传。例如《辨道论》一文，就是配合曹操网罗方士的政策而作。道术在东汉末年大肆流行，以致最终引发黄巾起义。黄巾起义虽然失败，但道术在民间的影响力依然不容小觑。如果处置不当，难保不会发生第二次黄巾起义。因此，曹操将当时最著名的一批方士集中到邺下，名为收罗人才，实际上是对这些人严加控制以防作乱。但是大众无法理解曹操的深层用意，社会上仍然笼罩着迷信方士的空气。为了矫正舆论，以正视听，曹植及时地站在官方正统的立场上写下这篇《辨道论》。文中点明了曹操收罗方士的真正意图:“本所以集之于魏国者，诚恐此人之徒，接奸诡以欺众，行妖恶以惑民，故聚而禁之也。”并明确宣称:“自家王与太子及余兄弟，咸以为调笑，不信之矣。”文中罗列了曹植亲眼所见的大量事实，通过近距离的观察，剥下了术士们头上的光环，揭穿了道术的欺骗性。最后又嘲讽历史上曾迷信方士的秦皇汉武:“而顾为匹夫所罔，纳虚妄之词，信眩惑之说……或殁于沙丘，或崩于五柞，临时复诛其身，灭其族，纷然足为天下一笑矣。”其揭露和批判可谓不留余地，以致于在后来中国历史上的佛道之争中，这篇文章竟成了佛徒攻击道教的最有力的武器之一。但事实上，曹植自己也写过很多游仙诗，其名作《洛神赋》更是取材于神仙故事。但是在事关统治集团利益时，曹植还是毫不犹豫地站在政治家的立场上充当了官方的喉舌，旗帜鲜明地对道术进行了批判。 作为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同时又是当时社交圈里的核心人物，曹植又时刻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其父笼络人才，安抚人心，充分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见识。如《赠丁仪王粲》一诗中说:“君子在末位，不能歌德声。丁生怨在朝，王子叹自营。叹怨非贞则，中和诚可经。”面对因不得重用而怀有牢骚的好友丁仪和王粲，曹植耐心开导，并鼓励他们以积极乐观的心态更好地为曹魏政权服务。又如《赠王粲》一诗中说:“重阴润万物，何惧泽不周?谁令君多念，遂使怀百忧。”同样是安慰好友耐心为曹氏服务，诗中把曹操的封赏比喻成普降甘霖，并表示曹操不会忽略任何一个人的功劳。对日理万机的曹操来说，可能不易察觉自己下属的这些不满情绪。而曹植这些交际性的文学作品无疑为曹操起到了查漏补缺的作用。在收罗人才方面，曹操先后三次下诏求贤。而与父亲的《求贤令》相配合，曹植写了著名的《七启》一文，通过文学的形式，提出了在当时这样的繁荣稳定的政局下，退隐岩穴已不合时宜，从而号召在野的人才都来为朝廷服务。以自己的文学作品与父亲的政令表里配合，可谓相得益彰。 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去世，曹丕继位，并于同年代汉称帝。曹植的政治热情并未有丝毫衰减，马上就创作了《魏德论》和《庆文帝受禅表》来替兄长呐喊助威。然而曹丕却对才能出众的曹植心存忌惮，加上之前曹操在立太子一事上曾有过犹豫，让曹丕耿耿于怀。而曹丕的另一个弟弟曹彰也有很高的声望。由于担心自己的皇位受到萧墙之内的威胁，作为皇帝的曹丕便调整了曹操以来的藩国政策。曹操时封诸子为侯，乃“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而曹丕则遣诸侯王就国，并派人监视，诸侯王处境尴尬，形同囚徒。黄初二年(221)，曹植更被强加以“醉酒悖慢，劫胁使者”的罪名而险些丧命，政治生涯宣告结束。 这之后，曹植远离了政治中心，偏处一隅，郁郁寡欢。这时期曹植对回归政坛的渴望成了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他最大的心愿便是能回到朝廷中，哪怕只担任低微的官职也好。开始受到曹丕迫害时，曹植心里也有不满和愤怒。《野田黄雀行》一诗中说:“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这表达了对曹丕杀害自己的好友丁仪、丁廙兄弟的愤怒。但冷静下来之后，曹植最终选择了委曲求全。因为曹植无法放弃他的政治理想，虽然在文坛上他已名满天下，但那显然不是自己最需要的。为了讨好曹丕，以获得被任用的机会，曹植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柔顺和谦卑。为了奉承曹丕，他把之前有司实因曹丕授意而上奏的自己的罪状收集起来贴在门上，绝口不提曹丕迫害自己，而一口咬定是自己的行为不检点，并作有《写灌均上事令》一文表明自己要严格自律。为了表明自己的忠诚，曹植几乎把曹操当年所有重要的赏赐统统归还朝廷。其集中现存的《上先帝赐铠表》、《献文帝马表》、《上银鞍表》皆为与之相应的表白。在很多对曹丕歌功颂德的文字里面，曹植更是不遗余力。曹植持续不懈的努力最终获得了曹丕的原谅。黄初六年(225)，文帝东巡，幸植宫，兄弟二人重归于好，文帝不仅对曹植赏赐颇丰，还增邑五百户。 然而好景不长，仅仅次年文帝便驾崩，其长子曹睿即位。此时曹植的政治愿望被更强烈地激发起来。作为皇帝的叔叔，他希望自己能重归政坛成为如周公一般的股肱重臣。然而遗憾的是，年轻的曹睿对自己这位名气极大的叔叔心存忌惮，不敢给他任何机会。眼见自己被重新起用的愿望再次落空，而且恰恰是与皇帝骨肉至亲的身份成了自己回归政坛的障碍，这种遭遇让曹植悲愤难平。他在写给明帝的《求自试表》中不禁悲叹道:“犬马之诚不能动人，譬人之诚不能动天。”又说:“臣伏自惟省，无锥刀之用。及观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为异姓，窃自料度，不后于朝士矣。”此时的曹植已近不惑之年，但他的政治头脑比以往更加睿智，见解更加深刻。他对曹睿所奉行的疏远同姓而重用异姓的政策深表忧虑，并隐隐感到曹氏江山有被外人篡夺的危险。在上给明帝的《陈审举表》中曹植写到:“盖取齐者田族，非吕宗也;分晋者赵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专其位，凶离其患者，异姓之臣也。欲国之安，祈家之贵，存共其荣，没同其祸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异姓亲，臣窃惑焉!”曹植对形势的观察可谓一针见血，真正体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只可惜，自以为是的皇帝曹睿，对叔叔的警告充耳不闻。当不甘于作一个傀儡皇帝的曹髦奋戈一击壮烈的死在战车上的时候，历史见证了曹植的远见。然而这些，都只能在千载之下留给后人们深深的遗憾和叹息。 曹植的骨子里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因此他无法像一个隐士那样诗酒自娱过完后半生;他也不能像一个学者那样退而著书立说传诸后世。他始终为壮志难酬的悲愤所折磨，在四十一岁时便英年早逝。当然，如果没有曹植政治上的失意，也许现在我们就欣赏不到他创作的许多感人至深的诗文作品。也许，政治的成功与文学的成就本就是一个不可兼得的二律悖反。 
曹植是我国历史上伟大诗人之一，也是建安文人中一个最杰出的人物，他的著作有赋、诗、颂、赞等，但成就最高的是诗歌，从东汉时期逐渐发展起来的五言诗，经过他的努力，不仅题材范围扩大了，而且诗的风格也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转变为“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从“质木无文”转变为“以文被质”，把五言诗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给后来五言诗的发展指出了新的方向。 曹植的诗歌，不仅具有高度的思想性，而且也具有高度的艺术性。我们为了要比较全面地了解曹植的诗歌，有必要来进一步谈谈他的艺术性。他的诗歌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完善统一，充分显示出他高度成熟的艺术才华。如同文学史上许多优秀诗人一样，曹植也创立了他个人独特的艺术风格。钟嵘评其诗“骨气奇高”（《诗品》），指出了曹植诗歌艺术的主要特征，这种风格首先是由其伤口的内容所决定的，他的诗充满了当时英雄豪杰甘心赴难，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形成了作品骨气奇横，神采焕发的风格和情调。“仆夫早严驾，吾行将远游，远游为何之？吴国为我仇。将骋万里途，东路安足游？壮介多悲风，谁泗驰激流。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诗中主人公意气风发，壮怀激烈的高大身影，耸立在狂风怒吼，浪高流急的大江的背景之上，磅礴壮观，大有气吞万里之势，这类篇章，在曹植诗中最引人注目。如《白马篇》、《赠白马王彪》、《吁嗟篇》，同时，也表现了他建功立业的政治雄心，贯穿了慷慨豪壮的献身精神和捐躯巳国，视死如归的态度。然而也会有壮志莫伸，抑郁不平之气。后人称许这类诗篇“长于豪逸”（秦观《韩愈论》）。 其次，是他的诗歌清素淡雅。（《七哀》）：“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借问叹者诗谁，言是宕于娄。……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这些似素描，似速写，疏疏几笔，就让独困空闺的愁妇哀怨思恋的柔情蜜意跃然纸上，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如果说：“骨气奇高”偏重刚健，清素淡雅则偏于柔美，曹植诗歌的总的风格特征正是这种刚健柔美的融合和统一。他的作品大多刚中有柔，柔中有刚，刚柔相济，浑然天成，这种风格自然是集众家之长的结果。（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悲凉慷慨的艺术风格是建安诗人的共同特点，但曹植艺术上高于建安诗人之处正在于他不但具有“骨气奇高，悲凉慷慨”的一面，也具有“词采华茂，雕绘工丽”的一面。 第三，曹植诗反映生活和塑造人物形象上取得了生气成就。为了增强作品的形象性，他很重视比喻、象征的表现手法：“皎若日出扶桑，形象夜同白昼灯火辉煌，惊风飘白日”，形容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比喻皆新鲜贴切，生动巧妙。《赠白马王彪》一诗中比喻非常生动。如一章中以恶鸟、害虫比喻朝廷中小人的嚣张形象。用“转蓬、浮萍”的遭遇象征自己漂泊无定的身世，用怨女愁妇的悲叹寄托自己怀才不遇的情思，唤起读者联想，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曹植诗歌中的人物，不管是英雄、美人，还是游子、怨妇，无不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白马篇》里英气勃发，武艺高强的少年英雄；“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啼……”这个弓箭不离身手，全副武装的马上健儿，顶天立地，气壮山河，宛若读者亲睹。曹植对人物心理的刻画，剖析入微，无比细腻，“愿为南流景，驰光见我君”（《杂诗》）把织妇缠绵悱恻的幽情通过浪漫主义的幻笔，表现得淋漓尽致，意味无穷。《美女篇》描写少女的丰姿艳丽更是光彩照人：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罗衣何飘飘，轻裙随风还……。作者对人物的观察与描写，层次分明，因系采桑，首先从手上看起，再头上，身段，再神采风韵，把一个穿戴华丽，美妙绝伦的少女，生动形象地再现出来，显示了高超的艺术才能，故后人赞其《美女篇》“意致幽妙，含蓄隽永，音节韵度皆有天然姿态，层层摇曳而出，使人不可仿佛端倪，固是千古绝作。 作者：有鱼有鱼 1位粉丝 2007-2-26 23:21 回复此发言 2回复：【论曹植诗歌艺术】想抄论文的朋友来吧~~极具参考价值另外，曹植在刻画人物心理活动时，大量运用比兴。如《野田黄雀行》通过描写一个少年解救见鹞自投罗网的黄雀的故事，寄托自己要营救蒙难朋友的急切愿望，这种手法是对古典诗歌艺术手法的继承，又是诗人所处特殊地位不能畅所欲言的直抒胸臆，只能借助比兴曲折含蓄地加以表现。 第四，咏物之诗也有独到之处，颇见佳句。如“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七哀》）全诗主要描写片妇清夜独居愁思，并非刻意描写月景，这二句景物描写，增添了全诗悲切凄凉的气氛，月光徘徊，征妇的思心也随之徘徊。《送白马王彪》第四章中写眼前景物，抒发心中难堪的感情，“秋风寒蝉，白日西匿”，呈现出秋天原野原一片萧条的景象，这种景物已触动了行人的忧伤之感，何况又见到归鸟投林，孤兽索群，物类相轻的形状，人不如物，怎能不感物伤怀呢？这样描写景物，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而又紧扣主题，感情委婉真挚。从以上看来，曹植诗歌中的景物描写，都是与抒情紧密结合，因而他笔下的飞禽走兽，花卉草木和山山水水，都饱含着强烈的思想感情，做到了情景交融，相得益彰。但是，总的说来，曹植虽然在景物描写上和其他建安诗人一样尚欠工丽细致，却也开了南北朝山水诗之先河。 第五，曹植在诗歌语言上很有提炼。这首先是他的语言优美而朴素。曹植对语言的运用比起乐府民歌来已跨进一了步，他已注意到语言的内涵和色泽的选择，因而他所描写的人物形象或生活现实都具有特殊的生动的色彩。他的语言的特征被钟嵘冠以“词采华茂”的桂冠，他是受之无愧的。郭沫若先生评他的诗“爱驱驶辞藻，使乐府也逐渐脱离了民俗。”曹植对语言的严格要求，主要是不满于东汉文人创作的“质木无文”，也不甘于停留在乐府诗歌的通俗易懂上，而要求在语言上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故其《名都》、《美女》、《白马》诸篇，用词妍美，词藻绚烂。又如《七哀》，它既没有汉赋的堆砌词藻，也没有六朝文学的浮弱淫靡，而是呈现出一种自然、朴素而带有清丽的美。这种“美”就给他刻画的思妇的体态、容貌活灵活现的色彩鲜明的展示在我们面前。另外，他炼字造句也毫不含糊，朱华昌罗池“时雨静飞安”、“时俗薄朱颜”、“鸱鸟鸣衡轨”等句中的“昌”、“静”、“薄”、“鸣”这些带音响或动作性的字眼，无一不经千锤百炼才镶嵌在作品里，如宝石般闪光，醒人耳目，对后代作家影响很深。 总之，曹植诗在内容、语言等各个方面在建安文学中可以说是独具特色，独树一枝，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最好去参考易中天的品三国，品三国商议，刘备不是传说等书就可以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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