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77370050
再考赤壁之战[摘 要]尹韵公先生曾发表《赤壁之战辨》，从参战兵力、时间以及孙权战后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等方面来证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此等种种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关键词]赤壁之战;兵力;曹操尹韵公先生于1981年3月31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赤壁之战辨》，该文认为《资治通鉴》记载的赤壁之战是司马光的歪曲和渲染，赤壁之战是曹操用轻骑五千打的一场遭遇战，并非大战。尹文中说:“曹军五千轻骑在长阪击败刘备后，继续南下，直趋江陵，缴获了大量作战物资。于是乘船东下，不期在赤壁突然同数量上占优势的孙刘联军相遇了，发生了赤壁之战。由此可见，这次战争是在紧迫的时间内发生的，古代交通运输困难，曹操纵有天大的军事才能，也无力完成一次大规模的军事结集。这就从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大战的可能性。”尹先生还从孙权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来说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尹先生的文章引发了史学界对赤壁之战各方面问题的再探讨，时至今日，其探讨还在进行。笔者以绵薄之力，试举几例谨与尹先生商榷。 一 曹操一方参战兵力数量是轻骑五千吗?为说明赤壁之战的规模，须先搞清楚曹操在赤壁战前的兵力数量。在史料可信度较大的东晋以前的早期史料中，涉及曹操赤壁战前兵力数量的有如下几处:陈寿《三国志》、裴松之注引西晋材料、东晋袁宏《后汉纪》等。《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记载了西晋陆机如下所言:“魏氏尝藉战胜之威，率百万之师，浮邓塞之舟，下汉阴之众，羽楫万计，龙跃顺流，锐骑千旅，虎步原隰。”可见，西晋陆机认为曹操在赤壁战前的兵力数量多达“百万”。有类似说法的还有诸葛亮，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今操已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又，《三国志·周瑜传》载黄盖与曹操的信中说:“用江东六郡山越之人，以当中国百万之众，众寡不敌，海内所共见也。”由此看来，曹操统一北方后已拥兵百万，是当时比较通行的说法。当然，曹操是不可能把所有兵力都投入到赤壁之战中去的。赤壁之战临近之时，曹操在给孙权君臣的劝降书中言:“今治水军八十万，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曹操的劝降书带有战争讹诈的性质，所谓水军八十万参战不足为信。但赤壁之战来临前夕对于曹操可能的参战人数，周瑜曾这样分析:“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按照周瑜的说法，曹操一方投入的兵力数量可能是十五六万，再加上俘虏刘表的降军七八万，总共是二十三四万。再者，大战将至，当时江东的头面人物，听到曹操几乎不战而定荆州，即将顺流而下的消息，大多“闻之皆恐”(《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望风畏惧”(《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纷纷主张投降，就连长期追随孙坚、孙策征战的孙贲(孙坚之侄)也准备采取单独行动:“遣子入质”(《三国志·吴书·朱治传》)。从周瑜的分析和战前的气氛可以预见，曹操大军将至，将要到来的战役会是一场大战。战争期间的兵力数量历来都是军事机密，连参战对手也需要进行综合分析和猜测，但战后就成了公开的秘密。陈寿《三国志》所载有关曹操兵力数量的记载，虽稍有差异，但并不矛盾。《周瑜传》:“其年九月，曹公入荆州，刘琮举众降。曹公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诸葛恪传》:“近者刘景升在荆州，有众十万，财谷如山……北方都定之后，操率三十万众来向荆州。”刘表原有十万兵马，减去在刘备、刘琦控制下的两万余名，投降曹操的约为七八万人马。至于曹操率领南下的北方军队数量，学者卢弼认为陈寿所记的诸葛恪语“三十万众”较为可靠，卢弼说:“八十万众，夸辞耳，《诸葛恪传》云操率三十万众可证，亦以三十万为近是”。[1](P897)因为战后兵力数量逐渐成为公开的秘密，尤其是参战的人数，规模达到几十万人的赤壁之战。三十多年过去了，物换星移，曹魏政权已处在司马氏的控制之下，江东三万人参加的赤壁之战也已经成为吴国颇为自豪的日常谈资，由不得诸葛恪一人信口开河。台湾林瑞翰主编的《魏晋南北朝史》也认为赤壁之战曹操所投入的军队数量是“三四十万”。[2](P38)所以，尹韵公先生认为赤壁之战是曹操用轻骑五千打的一场遭遇战，这是值得商榷的。 二 从作战时间来看，尹文认为曹操九月占领江陵之后，即率军东下与孙刘联军作战，“从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之战的可能性”。这也是值得商榷的。至于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最早记载的是蜀末晋初陈寿(233~279年)陈寿的《三国志·武帝纪》:“(建安十三年)秋七月，公南征刘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阳。刘备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备走夏口。公进军江陵，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乃论荆州服从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刘表大将文聘为江夏太守，使统本兵，引用荆州名士韩篙、邓义等。益州牧刘璋始受征役，遣兵给军。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台肥。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救合肥。权闻至，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东晋袁宏(328~376年)的《后汉纪》记载:“冬十月癸未，日有蚀之。十二月壬午，征前将军马腾为卫尉。是月，曹操与周瑜战于赤壁，操师大败。”[3](P843)可见《三国志》、《后汉纪》都将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标明为“十二月”。后来，范晔(398~445年)将赤壁之战系于该年“冬十月癸未朔”之后、“十四年”之前(《后汉书·孝献帝纪》)，《资治通鉴》又进一步将时间框定于十二月之前。[4](PP2087~2094)陈寿生于赤壁之战后二十五年，关于赤壁之战的发生时间，《三国志》无疑是现存最早的原始史料。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过:“鉴别间接史料，其第一步自当仍以年代为标准。年代愈早者，则其可信据之程度愈强。何则?彼所见之直接史料多，而后人所见者少也。”[5](P99)从史料的可靠性来说，《三国志》、《后汉纪》的“十二月”说，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三国志·周瑜传》记载战前周瑜向孙权请求出兵时，谈到当时季节气候，“又今盛寒，马无蒿草”。南方地暖，所谓“盛寒”一般出现在入冬之后。据湖南长沙自然历:初冬的日平均气温<10℃—5℃，平均日期是11月27日至12月24日;仲冬(长沙无季冬)的日平均气温<5℃—3℃，平均日期是12月25日至1月31日。湖北鄂州市的自然历是:初冬的日平均气温<10℃—6℃，平均日期是11月29至12月18日;季冬(鄂州无仲冬)的日平均气温<6℃—0℃以下，平均日期是12月19日至1月31日。据《中华两千年历书》，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为农历戊子年，闰十二月。农历十月对应的公历时间是10月27日至11月25日。据长沙自然历:初秋10月6日至11月8日，日平均气温<19℃—15℃;仲秋11月9日至11月26日，日平均气温<15℃—10℃。鄂州市自然历是:初秋10月20日至11月26日，日平均气温<19℃—16℃;仲秋10月27日至11月11日，日平均气温<16℃—13℃;季秋11月12日至11月28日，日平均气温<13℃—10℃。芜湖自然历:初秋10月5日至10月24日，日平均气温在<19℃—16℃;仲秋10月25日至11月9日，日平均气温<16℃—13℃;季秋11月10日至11月21日，日平均气温<13℃—10℃。孙权当时驻军柴桑(今九江)，气候应该与上述地区相近。可见该年10月，长江中下游地区未进入“盛寒”季节。又据《中华两千年历书》，公元208年11月27日为农历十一月初二，11月29日为农历十一月初四， 12月19日为农历十一月廿四， 11月25日为农历十二月初一。战争发生在“盛寒”开始之后，应该说已经进入长沙的仲冬、鄂州的季冬，即农历十一月廿四以后。[6](P70)即使将汉末三国“年平均气温大约比现在低1℃—2℃”的因素考虑在内，[7](P21)发生在“盛寒”时节的赤壁之战也不可能发生在当年农历十月，因为当时长江中游，尚处于秋高气爽的季节里，更不用说发生在九月了。 三 尹文认为孙权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果真如此吗?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是建安十三年(208年)，而吴国最高统帅孙权的官职直到建安十三年(209年)才为车骑将军、徐州牧，《三国志·吴主传》载:“(建安)十四年，……权以瑜为南郡太守。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备领荆州牧，屯公安。”显然，孙权所提拔的参战将领，无论功劳再大，自然是不能超过他自己的职位———车骑将军、徐州牧。所以，对于孙权对立功将领所提拔的职位不高就认为是奖励很轻，显然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参战立功的将领均得到重大升赏，孙权对他们的恩遇和评价是很高的。周瑜攻下南郡，战事才算结束。周瑜拜偏将军，领南郡太守，食邑四县。孙权赞扬周瑜:“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后来，孙权称帝后，又对公卿说:“孤非周公瑾，不帝矣”。(《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至于鲁肃，“肃为赞军校尉，助画方略。曹公破走，肃即先还，权大请诸将迎肃”(《三国志·吴书·鲁肃传》)，孙权特持鞍下马相迎。至于陈普，赤壁之战，陈普“与周瑜为左右督，破曹公于乌林，又进攻南郡，走曹仁。拜普将军，领江夏太守，治沙羡，食四县”。陈普拜偏将军，领江夏太守，食邑四县。而且，孙权对周瑜、陈普二人给予了特别的关爱，“(周瑜)病卒，时年三十六。权素服举哀，感动左右。……后著令曰:‘故将军周瑜、陈普，其有人客，皆不得问。’”(《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其余诸位将领，黄盖升拜武锋中郎将，凌统迁校尉，吕范拜偏将军，等等，不一一赘述。综上所述，尹韵公先生在《赤壁之战辨》一文中，从参战兵力、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大战的可能性，以及从孙权战后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等方面来证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此等种种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所以，在探讨历史问题时，应论之有据，要凭据历史记载，凭据考证和事实。[参 考 文 献][1]卢弼三国志集结[M]北京:中华书局， [2]林瑞翰魏晋南北朝史[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3]周天游后汉纪校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4]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 [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东方出版社，[6]《中华两千年历书》编写组中华两千年历书[Z]北京:气象出版社， [7]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考古学报， 1972， (2) 
女真族的历史 女真，又名女贞、女直，中国古代生活于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现今满族、赫哲族、鄂伦春族等的前身。公元6至7世纪称“黑水靺鞨”，公元9世纪起始更名女真。12世纪前期完颜阿骨打建立了金朝，统治中国北方一百多年之久。直至13世纪被蒙古人所灭。17世纪初建州女真部逐渐强大，其首领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诸部，1616年建立后金政权，至1636年，皇太极改女真族号为满洲，女真一词就此停止中国古代生活于东北亚地区的中国东北古老民族（原生活在松花江和黑龙江流域以及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语言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古满语支。女真源自中国史书中3000多年前的“肃慎”， 公元2至4世纪时期称“挹娄”，公元5世纪时期称“勿吉”（读音“莫吉”），公元6至7世纪称“黑水靺鞨”，公元9世纪起始更名女真。辽代又称“女直”（避辽兴宗耶律宗真讳）又以化程度区分辽南境者为熟女真，辽北境不属编户者为生女真。金朝时从称“女真”，因女真一词来自古代女真语（jusen 或 julcen )，因此在明代音译汉字时也写作：诸申、朱里真等。到17世纪初建州女真满洲部逐渐强大，其首领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到其子皇太极时期已基本统一女真各部。1635年农历10月13日清太宗皇太极颁布谕旨改女真族号为满洲，女真一词就此停止使用，后来满洲人又融纳了蒙古、汉、朝鲜等民族，逐渐形成了今天的满族。 女真人女真人在历史上先后建立过金朝、东夏、扈伦、后金（清朝前身）等古代政权。亦作女真族。“女真”在15世纪初期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后又按地域分为建州、长白、东海、扈伦四大部分。清朝以后，“女真”的主体部份融和其他民族称为“满洲”，后通称为满族至今。一些边远地区的分支未融入满洲族，今天分别形成赫哲、鄂伦春、夫尼赫、满珲、等同属通古斯满语语支的新民族。《金史·世纪》记载：“金之先，出靺鞨氏。靺鞨本号勿吉。勿吉古肃慎地也。元魏时，勿吉有七部：曰粟末部，曰伯咄部，曰安车骨部，曰拂涅部，曰号室部，曰黑水部，曰白山部。隋称靺鞨，而七部并同。唐初，有黑水靺鞨，粟末靺鞨，其五部无闻。”使用，后来满洲人又融纳了蒙古族、汉族、朝鲜族等民族，逐渐形成了今天的满族。我国经济中心南移的探究对中国古代史上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的探究经过一番研究，对中国古代史上经济重心的南移有了深入的了解。经济重心的南移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 从远古至西晋中国北方经济无论是农业、手工业、还是商业的发展水平都远远超过南方，虽然三国时期吴蜀对南方有所开发，但和处在中国经济中心的魏国比起来经济实力相差悬殊，因此这一时期经济重心是在北方的。从西晋末开始，中国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到唐中晚期，南北经济发展水平基本相同。从唐中晚期至南宋，中国的经济重心不可逆转地移到南方。 到南宋时，中国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地超过了北方，成为了中国新的经济重心。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呢？原因何在？一、南方经济的发展历程：（一）、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南方得到重点开发。 （二）、东晋和南朝时期，南方得到大规模开发，南朝末年开始 赶上北方。 （三）、隋唐时期，南方经济迅速发展，南北几无差距。 （四）、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经济进一步大发展。 （五）、南宋至元朝时期，南方经济突出发展，完全超过了北方。 （六）、明清时期，南方经济重心的地位得到巩固和发展。二、经济重心南移的重大发展时期：东晋南朝：趋向平衡。西晋灭亡以后，南方地区经历了从东晋南朝的政权更替。东晋南朝时期江南经济的开发使南北经济差距缩小、趋向平衡，为以后我国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打下了基础。隋唐五代：开始南移。隋唐时期，南北方经济均获得极大发展。江南地区的土地资源得到进一步开发，成为重要的粮食产地。但是安史之乱以后，北方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北方经济再次受到严重破坏，至唐朝后期，已经出现了“赋之所出，江淮居多”的现象。我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战乱频繁，而南方战祸较少，相对安定。整个五代时期，我国的经济重心继续南移，南方日益成为全国经济的先进地区，人口数量超过了北方。两宋时期：最终完成。两宋时期，北方同样战乱频繁。北宋灭亡以后，南宋政权偏安于东南一隅，使南方经济进一步发展。当时太湖流域流传着“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表明江南的农业生产已经超过北方，完全取代了北方经济重心的地位。至元朝，为解决“南粮北运”问题，还大力兴办漕运和开辟了规模空前的海运，足以说明南方经济的重要性。可见，南宋是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最终完成的阶段。明清时期，南方经济中心的地位得到巩固和发展。三、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的原因：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发生南移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主要表现在：社会原因：北方长期战乱，南方相对安定，为南方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例如隋唐时期社会经济比较繁荣，但后来由于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的影响，北方的社会安定受到了破坏；五代十国期间，北方几乎平均每十年就要爆发一次大规模战争；两宋期间。与少数民族政权对峙，战争更是接连不断。政治原因：统治者的重视。政治中心的南移 (如南朝、南宋)或者东移（如明朝和清朝），加快了南方的开发。南方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统治者在楚州“筑白水塘以溉田”；吴越兴修了许多水利设施，例如著名的捍海石塘等。技术原因：生产力高。北方大量劳动人民为了躲避战乱而南迁，充实了南方的劳动力，并且带去先进的工具和技术。例如从西晋末年到南朝开始，北方南迁的农民达九十万之多，占北方总人数的八分之一。这就为南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南迁的北方人民还给南方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南方地区从火耕水耨的原始耕作方法，发展到用粪来作肥料。牛耕得到推广。自然条件：南方气候较优越。宋代以前粮食主要以旱地作物小麦、粟为主，这类作物适宜生长的环境是北方的温带大陆气候。北宋时占城稻传入，到南宋时成为主要农作物，明朝时产量提高、面积扩大。水稻不适宜在温带大陆性气候下种植，而适宜在江南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内种植，这里光热条件好，雨热同期，水资源丰富，水利工程开发好。而北方水土流失严重，自然资源遭到破坏，环境恶化，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这种情况主要是人为的烧毁森林、滥垦荒地造成的，结果造成水土流失，土地面积减少。江南多以平原丘陵区为主，土层深厚，易于开垦和操作。适合农业发展，而且对外贸易条件比北方优越。四、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具有三个明显特征：（一）、北方人民大批南迁，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体现了当时生产力的最高水平；（二）、南移趋势往往在国家分裂或割据战乱时最突出；（三）、政治中心的南移对经济中心的南移有一定影响。五、经济重心南移的规律：（一）、由北向南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和江南一带；（二）、由内地向沿海逐渐转移。六、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一）、对我国交通贸易的影响。由于经济重心的南移，造成了南方沿海城市的迅速发展，海上交通和运输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在南宋完成经济重心南移后，南方城市一直到现在都受益匪浅。（二）、对人口分布的影响。人口的转移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经济重心由北向南迁移，而经济中心的南移又反过来促使北方人民进一步南迁。南方的人口迅速膨胀，我国南部、东南部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增长。（三）、对人才教育的影响。经济重心的南移，导致了人才教育的相应变化。（四）、对民族关系的影响。经济重心的南移，使我国各民族更好地融合在一起，北方人民的南迁，使游牧民族和汉族有了更深更广泛的交流和合作，促进了民族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的发展。七、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现象的启示：经济重心南移是当地所在的自然环境与整个社会生产力之间辩证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政局的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统治者对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是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及时引进、运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于经济建设中是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保证。我不要悬赏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