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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重新走进学堂成为一名学生、捡起久违的语文课本时，心情是十分激动的，这不仅意味着我可以重温儿时的梦想，而且意味着我得到了一次充实自我的机会。然而，面对细腻、优雅的汉语言文字，面对浩如烟海的文学典籍，在兴奋之余，年届不惑的我也不禁暗自担心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否能够学好这门课。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想如果要学好这门课，只有明确了主攻方向，才能取得最佳效果。我们学院的宗旨是为了加速四化建设，培养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有文化、有道德、有理想、有纪律的，具有开拓精神的企业家、经济师、会计师。我们的学习必须围绕这个中心，由此我们学习大学语文也应该以此为立足点并结合自己的专业。为此，我将学习的方向确定在：首先，要进一步的学习、掌握好汉语言文字，提高文学素养，打好写作基础。其次，扩大知识面，学习借鉴一些历史教训，领悟一些思想和工作方法。由于有了这样一个思路，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我觉得获益匪浅，感受颇多。下面就谈谈我学习《大学语文》所得、所感。从最早有记录的汉语文字殷商甲骨文一直到现代，随着3000多年的历史变迁中，汉语言也在不断的变化之中。通过大学语文课，我得以比较全面的接触祖国的文字遗产，使得我对于祖国优美的文字、灿烂的文学成就有了更全面、深入的了解。从先秦诸子百家，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直到现代文化的各类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都是我国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智慧的结晶和产物，经过岁月的凝练和升华，代表着汉语言的魅力和水准。透过学习、欣赏这些前人的优秀作品，我学习到许多汉语修辞和结构方面的知识，使得我懂得如何更好的选择、运用词汇来准确的描述事物、恰当的抒发情感。比如朴实无华的《项脊轩志》(归有光），展现如何通过一些普通的琐事来抒发真挚的感情，大气磅礴如辛弃嫉，巾帼不让须眉如李清照，雄辩滔滔、感请充沛的贾宜（过秦论），华丽优雅如司马相如，拳拳报国如范文正（岳阳楼记），愤世嫉俗如杜少陵。“文以载道也”。我们国家历来就有文、史、政不分家的传统。作为古老文明的载体，一篇篇经典诗词文章清晰的呈现出祖国的发展历程、历史的前进脉络。正是在通过学习《大学语文》的过程中，使得我在学习语言文字的同时也接触、学习到了相当多的历史、政治、哲学知识，甚至做人的道理、管理的理念等等。有人云“同阅一卷书，各自领其奥”比如学习《秦晋崤之战》，让我不仅看到秦穆公不听忠告，听信谗言，骄纵轻敌导致失败的教训，还看到他对于失败敢于承担责任，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和风度；学习《燕昭王求士》使得我懂得四化建设需要千千万的仁人志士，而且仅有思贤若渴的愿望还不够，必须要拿出求贤的具体办法和行动来，不然贤士门是不会聚集在四化建设的大旗下的；《谏逐客书》告诉我们干工作，一定要团结同志，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宗派主义，更不能妒贤嫉能；《召公谏历王弭谤》告诫我们广开言论与压制言论将引起两种不同的结果。大到国家的政策小到公司内部的制度，只有允许人们自由的评论才能不断完善；《谏太宗十思疏》让我们懂得谦虚谨慎、戒骄戒奢的重要性。特别是透过一些经典古文名篇，结合自身的经历，对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在那些黑白颠倒的岁月里，文字成了灌输、攻击的政治工具，祖国古老、灿烂的文学艺术被不加区别的冠以封建糟粕加以否定、鞭挞。这种对传统文化片面的绝对否定，所造成的人文精神上的伤害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所受到的最严重的伤害之一。然而，正是通过学习大学语文我得以比较系统、正规的学习一些儒家经典。在这些古老文章中透出的智慧，在今天对我今天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对国家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意义。比如孔子提倡“有教无类”（《卫灵公》），能面向所有学生，不分贫贱、地域，一视同仁。这在今天恐怕都是我们这个社会要追求的目标；比如“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提醒我们要善于根据学生实际相机而发，注重引导学生去“乐学”；比如孟子说“夫天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不正是这种对国家、社会强烈的责任感，激励着千百劳动人民积极投身到四化的建设中去的吗？有人形容人的无知时说到：“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那么作为中国人，我们是否可以同样形容那些无知的人：“中国人不知道孔子”呢？当然，有得必有失，在我提高文学修养，丰富自身知识的同时我失去了什么呢？回顾这一段的学习，我想我失去了许多家人团聚的机会，失去了一些球场上的欢乐。但是，我不感到后悔，因为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确实充实了自我。世上有什么东西比知识更有价值呢？ 
20世纪中国文学十分幸运地发生、发展在一个现代传播飞速发展的时代。这是此前任何一个时期的中国文学无法与其相提并论的。20世纪中国文学借助现代传播得以飞速发展，现代传播更是给20世纪中国文学插上了腾飞的翅膀。20世纪中国文学与现代传播如此紧密的关系或许是任何一个文学家和传播人所没有预料到的。 上个世纪90年代，20世纪中国文学 研究 领域的部分专家学者就开始关注到了现代传播中的报刊、出版的研究，努力地发掘它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以及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 影响 ，取得了许多的研究成果，形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一道亮丽的、引人瞩目的风景线。尽管如此，“把‘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联结起来，做综合研究， 目前 还处于尝试阶段，……”。[1]（P103） 现代传播以书刊、报章、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为主要形式和手段，建构起了一个强大的“媒体大国”。它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带来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本文试从文学作品改编的角度，对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改编拍摄成电影的情况，做一大致的勾勒，旨在揭示现代传播中的电影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和影响。这里并不包括20世纪中国电影文学在内，若将这一部分也纳入范围的话，那将不是一篇文章所能承载得了的。 10-40年代：一个电影起步并逐步走向成熟的文学时代 20世纪中国文学从1917年胡适发起的“文学革命”开始，就与现代传播结下了不解之缘。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第一声号角”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就发表在当时创刊不久的《新青年》上。1918年上半年，“文学革命”从初期的 理论 建设转向创作阶段，以鲁迅先生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为代表的一批新文学作品也相继发表在《新青年》上。20世纪中国文学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而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生之际，中国的现代传播尚停留在书刊、报章、出版的阶段，电影也刚刚在中国拓荒起步不久。做为现代传播形式和手段之一的电影实际上在发明后的第二年（1896年）就传入了中国。但中国人自己拍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却是在近十年后的1905年完成的，且是黑白片，无声片，又是根据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的相关章节改编成京剧而后搬上电影银幕的。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定军山》开了先河，而且是把最古老的传统文化与最新的 艺术 样式结合到了一起。对于20世纪10-40年代这段时间里的中国文学，有学者认为：那是：“一个以刊物为中心的文学时代。”[2]（P279—280）但我更愿意说：那是一个电影刚刚起步并将逐步走向成熟的文学时代！原因有三： 一、20世纪中国文学的作家队伍中很早就有人先后触“电”，参与到现代传播之电影的活动中来，接触到了电影这一当时最新的传播艺术形式。他们有的涉略过电影理论，有的写过电影批评，有的进行过电影创作。如：张恨水、徐枕亚、包天笑、侯曜、平江不肖生、欧阳予倩、洪深、田汉、鲁迅、郭沫若、夏衍、阿英（钱杏＠①）、阳翰笙、郑伯奇、沈雁冰、陈白尘、翟秋白、周扬、宋之的、刘呐鸥、穆时英、张骏祥、曹禺、陈残云、吴祖光、张爱玲、黄谷柳、姚雪垠、端木蕻良等等。 二、电影传入中国后，催生了20世纪中国文学园地的另一支奇葩——电影文学。电影文学是为拍摄电影创作的文学脚本。电影在最初传入中国的时候，并没有事先写好剧本，正如《新文学大系、戏剧导言》中所言：“那时的电影界也和文明戏一样，只用幕表而不用详细的脚本的。”它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萌芽的。现代传播之电影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从这里可窥一斑。据有人统计：从10-40年代，“仅由上述现代文学作家编写的脚本拍摄成片的电影就有两百多部（还不包括他们为数不少的没有拍成电影的剧本，以及发表在报刊文学杂志上的作品）。”[3]（P20） 三、最重要的当然是这期间由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改编拍成的电影了。这是廿世纪中国文学与现代传播之电影关系最为紧密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最早一代的电影人从20世纪20年代便开始大量移植文学作品进行改编的工作。”[4]（P129）由上述的中国现代作家编写的并拍成电影的两百多部电影中，就有近半数的电影是根据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据不完全统计：到1949年，根据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改编拍成影片的电影近百部，其中大部分是在中国电影在30年代走向成熟期以后拍摄的。现代文学史上最早、最多与电影联系在一起的恐怕要数“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了，“鸳鸯蝴蝶派”在现代文学史上曾经名躁一时、影响极大、且形成一个“流派”，大概与之有密切的联系，而在其中又要数张恨水的作品改编并拍成电影的最多、影响也最大、最广。如：“《玉梨魂》（徐枕玉，1924）、《弃妇》（根据候曜同名舞台剧改编，1924）、《小朋友》（根据包天笑小说《苦儿流浪记》改编，1925）、《火烧经莲寺》（根据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改编，1928年）、《落霞孤鹜》（张恨水，1932）、《啼笑姻缘》（张恨水，1932年）、《满江红》（张恨水，1933年）、《欢喜冤家》（张恨水，1434年）等。此外，还有根据曹禺同名话剧改编的影片《雷雨》（1938年）、《日出》（1938年）、《森林恩仇记》（原著《原野》，1941年）、《京华旧梦》（原著《北京人》，1944年）。有根据茅盾同名小说改编的《春蚕》（1933年），有根据巴金小说改编的《家》（1941年）、《春》（1943年）、《秋》（1943年），鲁迅的《祝福》（1948年），等等。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49年以前近3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电影由于技术上的多种因素，发展是颇缓慢的，虽然在这近30年中经历了从无声到有声的发展，但还只是停留在一个比较低的层面上。电影的发展实际上还有赖于 科学 技术的发展，它具有很高的 科技 含量，直接影响到电影灯光、音响、美工、道具、布景、色彩、摄影设备、剪辑、以及电影胶片等等多个环节，甚至还有编、导、演方面的人员的文化、文学的素养的影响。当今天我们在观看那些“老影片”时便会感到画质不良：画面模糊；音质不良：声音不清等等。所有这些在当时的环境中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受到了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的制约。 50—70年代：一个电影从成熟走向停滞的文学时代 如果说10—40年代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国电影一起走过了一个从拓荒起步走向成熟的历程，文学作品改编电影在30—40年代有过一个小高潮，那么另外一个高潮的出现则是在建国后的“十七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50年代初期，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就显示出了勃勃的生机，尽管此时有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如“迎面风”吹来，但是由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却一部接着一部拍摄出来。有根据解放区时期的同名歌剧改编而成的《白毛女》、《刘胡兰》，根据孔厥、袁静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新儿女英雄传》，根据老舍先生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我这一辈子》，根据萧也牧同名小说改编的《我们夫妇之间》，根据老舍同名话剧改编的《方珍珠》等。这些电影有的歌赞了人民革命战争和人民英雄，有的揭示了过去的黑暗年代和人民的苦难；有的歌颂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 社会 主义新生活。对于刚刚从战争的岁月里走进和平幸福生活中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何等的赏心悦目。对新中国文学的发展，这些电影在建国初期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可言喻的。它似乎在向人们昭示：这是一个以电影为中心的文学时代，前景是十分广阔、灿烂辉煌的！ 新中国的电影实际上在建国初期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之后一度受阻，发展减慢了些许。但在随后的50年代中期“双百”方针发表之后，以及60年代初党对文艺政策的调整之后又有了新的起色，尤其是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在这一时期也有一个突破性的飞跃，形成了一个改编的高潮。这一时期改编成电影的主要是集中在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上。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建国以后的文学创作中，大概只有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是一路绿灯，通行无阻，得到了最好的发展，这也就为中国电影提供了一个丰富的创作来源，使中国的电影得以长足的发展。当然这些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也通过电影这一现代传播的形式得以流传。50年代末60年代初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大致有三类： 一就是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尤其是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几乎没有不被改编拍成电影的。如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冯志的《敌后武工队》、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冯德英的《苦菜花》、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高云览的《小城春秋》、杨沫的《青春之歌》、欧阳山的《三家巷》、梁斌的《红旗谱》、雪克的《战斗里的青春》等等，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的斗争生活几乎都通过电影这一现代传播的方式得到了一一的展现，甚至连建国初期刚发生不久的抗美援朝战争也得到了很好的反映，如：陆柱国的《上甘岭》、巴金的《英雄儿女》。
可以结合主人翁及其生存环境入手，写环境对人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像楼上所说，只要别写成读后感就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