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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新形势下建设新农村的新举措 ——对当前我国实施新农村建设工程的几点思考 随着农村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力度的加大，农村土地资源综合利用水平的提高，日前，全国各地新农村建设工程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那么，新农村建设究竟“新”在哪里？笔者结合多年的农村基层工作实践和土地管理工作经验，认为新农村建设工程应体现“农民流向分梯次转移、农民住房分阶段置换”相结合的理念，立足发挥县城、集镇、村庄三者的功能优势，彻底改变农民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和生存环境。只有这样，才能正确把握以“村美、民富、班子强”为主要内容的新农村建设的方向，确保把我国农村基本建设成经济繁荣、农民富裕、政治民主、社会和谐、环境优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 一、农民流向分梯次转移应成为实施新农村建设工程的主要标志。 我国的城乡体制二元结构、身份(农与非农户口)二元模式、土地所有权（国有与集体土地）二元制度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中分离出来向城镇转移，上述二元现状逐渐被打破，已逐步形成了“农到城”、“农到农”、“城到农”、“边远地区到经济发达地区”的“多向流动”的格局，农村劳动力自发、合理流动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必须实行以居住地为载体，农民分层次向县城、集镇、村庄流动为原则，以方便生活、量力而行为基础，由县城住宅小区居民、乡集镇小城镇居民、村庄中心村居民为主的三种转移模式，逐步形成“农民流向分梯次转移”的社区化管理的新农村建设构建思路。 1、县城住宅小区居民转移模式：必须具有在县城购买住房、适应城市生活能力的农民才能选择这种流动、转移模式。随着城市化、工业化推进速度的加快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迈进，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已是时代发展的潮流。但农村人口不可能全部涌向城市，这就要求在政府的正确引导下，根据农民的生活水平、生存能力和发展趋势，使一部分先富起来、有发展能力的农民流向城市，成为县城住宅小区居民。此类居民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为三分之一左右，政府往往忽视对他们的管理，他们的能力与作用因此也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2、乡集镇小城镇居民转移模式：具备在乡镇集镇建造住宅条件和能力的农民都可以选择这种流动、转移模式。一般在乡镇集镇做生意、在乡镇工业园区打工的农民都可以成为乡集镇小城镇居民。此类居民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为三分之一左右，政府对他们的管理也没有重视，原有的街道社区和村民委员会对他们的管理是一个“盲区”。 3、村庄中心村居民转移模式：只要有生活、生产、工作能力就可以选择这种流动、转移模式。农民不可能全部流出农村，毕竟在农村生产出来的产品是人民生存、发展的必需品。加工小作坊、规模化养殖场应该留在村庄中心村，种养大户、专业户应成为“农业老板”，周边为之打工、劳动的农民应成为“农业工人”，逐步成为村庄中心村居民，他们是村庄中心村的定居主体。此类居民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为三分之一以上，这是新农村建设工作的重点。 二、农民住房分阶段置换应成为实施新农村建设工程的重要途径。 简单地说，住房的使用价值就是供人居住。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的提高，住房不仅要满足人们“居者有其屋”的基本生存要求，还要满足人们“居者优其屋”的更高层次需求。以前基层政府对农民建房管理是低层次的，只管宅基地这一块，就容易患上农村管理的“近视眼”。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应将土地管理与村庄改造、规划建设、土地整理、盘活存量建设用地等工作结合起来，根据不同生活能力的人对住房条件的不同要求，实施农民住房分阶段置换，发展小城镇建设，大力整治“空心村”、闲置宅基地、空置住宅，逐步实现产业相对聚集、居住相对集中、土地相对集约、农村基础设施各类要素相对集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建设目标。 1、县城住宅小区居民转移模式的农民可以通过购买商品房等形式获得住房。他们在购买城市拆迁安置楼、经济适用房时应享有优先购买权，在政策扶持上应有所倾向。根据他们的职业、能力、水平完全能够融入城市，是城市发展的新的增长点，也是人们经常议论的热点、焦点话题。 2、乡集镇小城镇居民转移模式的农民可以通过采取联合、集资建房等形式获得住房。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乡集镇农民街建设曾对满足一部分进城农民的愿望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一些基层政府的“误操作”，使乡集镇农民街建设“变了味”，小城镇建设“变了型”，因此，受到了法律法规和政策的限制而逐渐销声匿迹。笔者根据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法理，比较赞同采取联合、集资建房等形式实施小城镇发展战略，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农村村民申请建房条件的联合建房等形式应该提倡。农村小城镇土地权属性质不变，仍然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在小城镇建设用地管理中可以实施“统一规划、统一征用、统一开发、统一出让、统一管理”的“五统一”管理方式，逐步使小城镇建设纳入规范化、正规化、科学化管理轨道。 3、村庄中心村居民转移模式的农民可以按照“规划先行、政策引导、村民自愿、多元投入”的原则实施建房来获得住房。在实施农民聚居化过程中，要打破现有的地域限制，实行组团式、公寓式规划，鼓励建农民住宅小区、农民新村、农民公寓楼。通过村庄中心村建设可以提高农村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有效保护耕地，彻底改变农村村庄布局散、规模小、建设乱、配套少、环境差、功能弱的现状，真正使农村成为村貌美、环境佳、居住优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 三、农民流向分梯次转移和农民住房分阶段置换的有机结合应成为实施新农村建设工程的现实选择。 1、农民流向分梯次转移能使新农村建设在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博弈中必然获胜。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等一些限制农民流动的政策壁垒消除，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推力”和城乡一体化“拉力”的影响下，农民流向县城、小城镇已不再是农村劳动力过剩的简单表现，而是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新农村建设的目的是让农民进城，享受城市的文明，继续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同时，让种养大户、专业户的“农业老板”和以打工、劳动为生的“农业工人”留在农村，提高农业规模经营效益和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而且，他们的工作能力和生活水平不能满足城市生活要求，他们对农村的感情要比城市的感情深，对农村、土地的留恋要比城市强烈的多。 2、农民住房分阶段置换能使新农村建设更具活力、更加科学。在传统观念上解决住房问题是农民的一生追求，正是由于这种观念才束缚人们发展，然而，农民住房分阶段置换是破解“三农”问题的关键并能最终被人们认可和接受。一部分向县城住宅小区居民和乡集镇小城镇居民转移的农民原有住房的结构、功能、式样、质量都比较好，而留在农村的那部分村民即使再建新房也没有县城住宅小区居民和乡集镇小城镇居民好。因此，县城住宅小区居民和乡集镇小城镇居民的原有住房不一定要拆除，而可以通过购买、租赁等形式置换给留在村庄中心村居民，从而真正做好农民和资源两篇大文章。 3、“农民流向分梯次转移、农民住房分阶段置换”相结合的理念是新农村建设工程的必然追求。新农村建设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通过对农村人口的流向、动因、需求的分析，新农村建设才能具有立脚点。“农民流向分梯次转移、农民住房分阶段置换”相结合的理念使新农村建设的方向、目标、分类更加明确，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强化城市功能。农村人口的涌入不仅仅使城市规模扩大，而使城市有更多的建设者。二是完善小城镇建设。小城镇应成为既面向农村，接纳农村非农产业和人口，是农业专业化、社会化、产业化的综合服务体系；又面向城市，接纳和扩展城市的辐射，是城乡经济一体化的纽带和桥梁。三是创新村庄建设。农村村庄中心村应当建设成为环境宜人、设施配套的生活区；农村村庄中心村应当建设成为规模化种、养殖的生产区；农村村庄中心村应当建设成为丰富村民业余生活、文化娱乐的公共设施区。 
——加快建设大型商品粮生产基地，稳定和提高商品粮供给水平。不断完善粮食生产扶持制度，完善粮食生产补贴制度，增加补贴数量，扩大补贴范围。探索粮食生产投入品补贴的有效方式，控制种粮成本上升。健全主要粮食品种的最低收购价制度，合理确定最低收购价标准水平。——加强畜禽良种繁育和改良，改善畜产品品质。积极转变养殖方式，提高规模化、集约化饲养水平。加大动物疫病防控力度，加强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加强草原保护与建设，继续实施天然草原保护等工程。优化水产养殖结构，提升水产品质量档次。——在财政、金融、税收等方面对农产品加工企业给予支持，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调整农产品加工企业增值税高征低扣的政策。重点推进农产品加工示范基地和加工专用原料基地建设，形成一批优势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大幅度增加对农业科研的投入，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多元化农业科研投入体系。启动国家农业科技创新工程，提高农业科技的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实施“农业科技入户工程”，组织动员科技人员进村入户，开展农技推广服务。——建立健全种养业良种体系、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体系、动植物保护体系、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农产品市场信息体系、农业资源与生态保护体系、农业社会化服务与管理体系等农业七大体系。——优先制定保障质量安全、保护资源环境等农业标准，推动强制性标准向技术法规的转化。大力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逐步实现生产记录可存储、产品流向可追踪、储运信息可查询。——从源头控制入手，加大农业污染防治力度，减少化肥、农药和农膜不合理使用造成的污染。以节地、节水、节肥、节药、节种、节能和资源循环利用为重点，建立起“资源－产品－消费－再生资源”的循环农业发展模式。
《政府工作报告》对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作出了部署，提出了明确任务，要求“十一五”期间基本完成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等改革任务。这些改革既涉及农村生产关系调整，也直接触及农村上层建筑变革，比取消农业税更深刻、更艰难。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意义重大，十分必要。 第一，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是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迫切需要。在全国彻底取消农业税，标志着在我国实行了长达2600多年的古老税种从此退出历史舞台。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变革。农村税费改革不仅取消了原先336亿元的农业税赋，而且取消了714亿元的乡统筹村提留和农村教育集资，还取消了种种不合理收费，农民得到了很大的实惠。按理说，取消了农业税，农民的各种不合理负担也都应该取消了，但实际情况并非这么乐观。千万不能以为农业税取消后，农民负担问题就解决了。从有关部门调查了解到的情况看，目前一些地方农村教育、计划生育、用水用电、修建道路、农民建房、农民外出务工等领域的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问题仍然存在；越权审批涉农收费项目或超范围、超标准收费，强行服务收费或只收费不服务的行为一再发生；一些乡镇为了解决税费改革以后的财政收支缺口，出现了用行政办法大搞招商引资和以举债弥补经费缺口的现象。如果不及时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下决心解决“食之者众”和转变政府职能这两个根本性问题，势必是“税取消了、费又来了”，农民负担就会加重，就会失信于民。我国历史上几次大的赋税制度改革，从隋唐的“租庸调”、“两税法”，到明清的“一条鞭法”、“摊丁入亩”，之所以都没能跳出周而复始的“黄宗羲定律”，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税制改革后没有进行更深层次的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保障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从历史和现实出发，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全部取消农业税并不意味着农村税费改革的任务已经完成。只有下决心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才能巩固和发展农村税费改革取得的减负成果。 第二，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是加强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关键所在。为保证农村基层政权正常运转和农村义务教育需要，农村税费改革以来，国家逐年增加了对基层财政的专项转移支付补助。从2006年起，国家财政将安排支出103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每年将达到780多亿元，地方财政每年将安排支出250多亿元。尽管如此，由于转移支付的标准和额度留有缺口，而且没有考虑到近年来乡镇经费刚性支出大幅度增长的因素，在不少地方取消农业税势必给基层财政收支平衡造成压力。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将会带来两种严重后果：要么是各种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卷土重来，农民负担出现反弹，要么是基层组织难以正常运转，无法履行应尽的职责。解决好这个问题，一方面要大力推进乡镇机构改革，精简乡镇机构和人员，建立精干高效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减轻基层财政支出压力，做到减人减事减支；另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改革，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和乡镇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有效机制，使乡镇财政收入能够随国家整体财政收入的增长而增长。必须明确，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的目的和出发点，既是为了巩固减负成果，也是为了增强基层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农村综合改革特别是乡镇机构改革不能以减少对“三农”的服务为代价。乡镇机构该履行的职能、该提供的服务，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要逐步加强。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 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有利的政策环境和良好的工作基础。中央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作出了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重要判断，制定了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重大方针，为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现在，我国综合国力明显提升，国家财政收入明显增加，对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的承受能力明显增强，已经有条件推进以前多年想改而未能付诸实施的改革。农民盼望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各级政府支持农村综合改革，社会各界关心农村综合改革，共同构成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的良好社会氛围。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以来，一些地方进行了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等改革试点，取得了一定进展，探索了一些路子，积累了一些经验，为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奠定了良好工作基础。 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必须抓住三个关键环节。一是积极稳妥推进乡镇机构改革。认真总结各地改革试点的做法和经验，紧紧抓住转变政府职能这个重点，强化乡镇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转变工作方式。精简人员和机构，妥善安置分流人员。创新事业站所运行机制，保证各项农业社会化服务正常开展。二是加大农村义务教育体制改革力度。建立和完善各级政府责任明确、财政分级投入、经费稳定增长、管理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中央和省级政府要更多地承担经费保障责任。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有关规定，使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有稳定的资金来源。三是进一步改革县乡财政管理体制。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提高县乡财政的自我保障能力。进一步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完善中央对地方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奖补办法。改革县乡财政的管理方式，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推进“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乡用”等改革试点。按照公共财政原则，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支出比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