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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夫之言性与道不可得而闻也看儒文化子贡曰：“孔子文章，可得而闻之，夫子言性与道，不可得而闻也。”儒文化的精华，不是它的三纲五常和道德说教，也不是它的礼仪典章和社会规范。它之所以长兴不衰，被广大人民所接受，是它对“天道”的把握和对“人性”的深刻认识。“道”，是我们终极关怀的对象，它“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故强字之曰道。”这个看不见，摸不着，说不清，讲不明的本体存在，它是世界的根基，是万物运动和必然性的原因。它在物质中表现为特性，在生命中表现为本性，在人类中表现为个性，在社会中表现为伦理，在世界中表现为国家。一切个体只是它特有阶段的表现，顺其者昌，逆其者亡。“人性”，它包含了精神性和物质性，他寻找自我，他追求真理，他以道的规范身体力行，这是他精神性的一面；他适应环境，他追求利益，他被肉体的欲望拖着走，这是他的物质性的一面。每个人都在两极之间运动，这就是儒文化要求人们克己复礼，“灭人欲，存天理”道德说教。人不是他的身体，肉体的欲望干扰着人的意志的实行。人也不是他的思想和行动，思想和行动是服从他的理念的。人的本性和“道”是同一个东西，他能和“道”交往，他交往越深，得“道”越多，人格就越独立，主体性就越大。如果他少交往或不交往，他就缺乏人格，缺少主体性，只能随自然必然性驱使。孔子的文章，教导人们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人们看了就明白，如果能身体力行，就能成君子，成圣人。而为什么要这样做？孔子不是凭经验知识得来的，他是根据“道”的自我运动和“人性”的归真得出的结论。“天道”和“人性”是无法用语言表达清楚的，人们只能自己去领悟、去体验，所以说“夫之言性和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没有对真理的执着，没有人生的痛苦磨难，“道”是不可能与你相遇的。董仲舒、二程、朱熹之所以是大儒，他们对“大道”的毫不动摇和“人性”三品的一致认识上。儒文化关键是“天道”和“人性”，至于三纲五常、礼仪规范，只是适应当时社会的一些有效规定。得“道”者一通百通，孔子称自己不是多学而识之，“吾一以贯之”。所以能达到“随心所欲，不越规。”理性的人只能“学而知之”，他们不能融会贯通，不能理解“道”和“性”。感性的人学也不知，他们的悟性和理性被利欲所遮蔽了，他们要不犯错误，只有老老实实听理性的人和悟性的人，用外力来抑制感性的冲动。儒文化是“道”的学问，是本体论学问。人性只有达到“仁”，才能与“天道”沟通，与“天道”交往。“道”包容了世界万物，它爱万物就像爱自己的身体，人要达到“仁”这个境界，心胸就像“道”一样宽广，行动就像“道”一样公正。“道”是本体，是自由意志，人要达到“道”的德，他的认识就像“道”一样明晰，他的行动就会像“道”一样自然，他能像“道”一样自信，无往而不胜。“人性”有趋向“道”的一面，但人毕竟是自然的产物，他要在大地上生存，他有喜怒哀乐，他有七情六欲，“人性”又有趋向利的一面。谁不追求快乐？谁不追求幸福？谁不想占有财富？谁不想有权说了算。这种竞争势必造成社会的无序状态，国家的诞生就是“道”在社会中实行德的统治。国家的使命不是适应人们的自然欲望，国家是比人更高的伦理有机体，是“道”的现实化。人们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有得“道”者，有堕落者，得道者对堕落者的统治，有德的人对无德的人的教育，这是天经地利的，这是秩序，是伦理。只有按照儒文化的社会秩序，社会才能和谐，人们才能各尽其才。所谓“君子”，他们是“学而知之者”，我们现在把他们称做理性的人，他们的处世原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们是人道主义者，是文明的创造者。所谓圣人，他们是生而知之者，我们把他们称做悟性的人，他们的处世原则是“循道而行，不越规”，他们独往独来，是国家的决策者，因为“道”在他们心中。所谓的“小人”，就是学而不知者，我们把他们称做感性的人，他们的处世原则是“惟利是图”，这样的人越得势，国家越混乱，人性越堕落。董仲舒的性三品就是人性中的精神运动中悟出来的。“道”是隐蔽的、超越的，它始终如一，贯穿于一切事物之中，通过圣人、英雄来实现它的目的。“性“是内在的、先天的，它是理念，是规定性，是人们一切言行的根据。见性才能知天命，修身养性能使一个人的天赋充分得到发挥。 
《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3月。《〈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9月。（此书的前身是陈苏镇于2000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春秋〉学对汉代政治变迁的影响》，2001年以《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为题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2003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作者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专项资金资助，继续进行该项研究。本书即此项目的成果之一，是在《汉代政治与〈春秋〉学》的基础上加以扩充、修改而成的 ）《两汉魏晋南北朝史探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3月。 1、商周时期孝观念的起源、发展及其社会原因，《中国哲学》第10辑，1983年。2、司马越与永嘉之乱，《北大学报》1989年第1期。3、南朝散号将军制度考辨，《史学月刊》1989年第3期。4、东晋政治史研究的新成就——读《东晋门阀政治》，《史学史研究》1989年第4期。5、中国古代散官制度，《中国行政管理》1989年第8期。6、怎样读《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文史知识》1990年第10期。7、北周隋唐的散官与勋官，《北大学报》1991年第2期。8、读《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大学报》1991年第3期。9、西省考，《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1993年。10、论陆贾，《北大史学》第1辑，1993年。11、汉道、王道、天道——董仲舒《春秋》公羊说新探，《国学研究》第2卷，1994年。12、东汉的“义学”与“名教”，《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6年第二期。13、《春秋》与“汉道”——董仲舒“以德化民”说再探，《国学研究》第4卷，1997年。14、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力作——读《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15、董仲舒对策年代考，《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祝贺白寿彝教授九十华诞》，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6、“天下苦秦”辨，日本东京都立大学《人文学报》第315号，2001年3月。17、汉初王国制度考述，《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18、汉初侯国隶属关系考，《文史》 2005年第1辑。19、汉文帝“易侯邑”及“令列侯之国”考辨，《历史研究》 2005年第5期。20、两汉之际的谶纬与公羊学，《文史》 2006年第3辑。21、西汉宗室绝国考，《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2008年11月。22、东汉今古文学的变化、兴衰与合流，《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23、汉室复兴的历程及其政治文化背景，《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1期。24、汉室复兴的历程及其政治文化背景，《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1期。25、东汉的世家大族，《文史知识》2010年第6期。26、郑玄的使命和贡献——以东汉魏晋政治文化演进为背景，北京大学《国学研究》2010年第1辑。27、东汉的豪族与吏治，《文史哲》2010年第6期。28、论东汉外戚政治，《北大史学》第1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29、北大汉简中的《雨书》，《文物》2011年第6期。
简略说一下，说多了怕没信心看完。二闲字相叠，示意自身修养到思想行为契合到接近社群中对“贤”的认可。贤，还包括人与事。易：变化，色：外在表现。（诸家释色字均不安。最近专家有孙钦善详析，亦为曲说。《《论语》校释丛札》（《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二辑）2012年5月）华夏传统认为内充外见，内外通贯。虽然人心隔肚皮，但贤者气象却能通过容颜举止体现出来。能致其身：亲力亲为。解成能殉职，太狭隘、牵强。学：觉悟。通常觉悟来自对前人思想行为的承继弘扬，但也可以通过自省、独立思考获得。未学，即收缩范围，单指通常情形的方式。本章强调知行合一、表里如一，尽力而为，并指明学不必窄化理解，行为重于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