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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考：【差异而非统一：和谐社会的法律服务体系建构思路】 作者：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傅郁林 编者按: 社会差异对于和谐社会的威胁，已成为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而法律服务在减少和解决社会冲突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使我们的目光不断投向“和谐社会与法律服务体系的建构”这一主题。主流观点认为，应当按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为所有的法律消费者提供同质同量的法律服务，法律服务工作者一律按照律师的标准，通过全国统一的司法考试取得执业资格，以此建构统一的法律服务体系。实际上，那些活跃在社会基层特别是农村地区的非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基本上没有进入政府决策者和理论研究者的视野。本期刊登的两篇文章提供了另一些值得关注的信息和思路。 社会学家涂尔干断言：“在劳动分工得以发展的当代社会里，分工具有整合社会机体，维护社会统一的功能……分工已渐渐成为了社会秩序最重要的基础，成为社会团结的主要根源（即使不是唯一根源）……社会发展的等级越高，它的专业化水平就越高。但这并不是说，专业化发展得越快就越好，而是说它必须根据需要的发展而发展。”法律和法律服务本身就是社会分工或专业化的产物，其专业化程度也要适应社会需要。法律服务“专业化”至少包括：（1）法律服务职业与其他职业之间有清晰界线；（2）法律服务职业内部具有高度同质化，亦即法律服务体系的统一化。那么，当社会需要的层次存在明显差异时，法律服务专业化的层次必然也应当存在相应差异，从而形成分层建构的法律服务体系。这意味着，一方面，法律服务体系内部具有多元、多层次的特征；另一方面，法律服务职业与其他职业之间的界线的清晰或模糊程度也因当时当地社会需求的差异而不同。 我们也许看到，逐步统一法律服务体系，成为西方国家的普遍发展趋势，名目繁多的法律服务工作者正在被逐步纳入“律师”的范畴，层次不同的律师则正在日益缩小职能分工和等差。然而，据此主张加速我国法律服务体系统一化进程，却过于匆忙和草率。相反，西方国家的动态发展过程恰恰有意无意地认同或印证了涂尔干的上述结论——法律体系统一化的基础和前提是各国内部的社会差异日益缩小、法律职业内部的进一步分工合作成为必要，而非通过政府人为或强制推行的结果；况且，即使在已实现城市化从而基本消除了城乡差别的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受到社会差异和传统惯性的不同程度制约，统一化过程至今仍未完成。 法国学者在评述国内律师制度改革时说：“两次改革表明，社会的扩大和密集并没有允许分工不断发展，而是需要分工不断发展。它并不是实现分工的工具，而是实现分工的决定性原因。”由于法律职业高度同质化发展的推动，1971年法律将原来三种不同的职业即律师、一审法院讼务代理人和商事法院诉讼代理人合而为一，律师从此获得了在普通司法机构和最高法院垄断性代理职能，当事人必须满足一定前提条件才能自行进行口头陈述。而律师业由单打独斗的执业模式向团队合作方式的转变，促成了1990年底律师与法律顾问这两种职业融合为一体，从此，律师执业的范围就从单纯的司法协助活动拓展到了在诉讼中代理当事人，随即又扩展到了提供法律咨询、起草法律文书等。目前，跨专业网络的发展又引发了司法改革的下一步目标——把企业中的法律工作者并入一个大的律师职业范畴。在横向差异即地域性方面，法国律师的讼务代理活动原则上具有地域性，即律师只能在其注册的律师公会所在地的大审法院中行使讼务代理职能，在此领域以外，只能对案件提供诉讼协助服务。不过这种地域性原则在大城市受到日益增强的限制，比如在巴黎、波比涅、克雷德耶和南特地区，律师公会的注册律师可以在上述任何一个地区的司法机构中提供讼务代理服务，只是在某些诉讼（例如不动产扣押、遗产分割、不可分共有财产拍卖案件）中不适用多元代理制。 英国的法律服务工作者分为初级律师和出庭律师。二者的职能区别在于：初级律师是一般从业者，而出庭律师是专家；在诉讼中，初级律师是委托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的代表，而出庭律师在初级律师（代表委托人）的指挥下专门从事需要专家介入的事务——典型的是出具专家意见，以及在那些从前只有出庭律师有权出庭的较高级别法院中提供辩护。这种区分早在1900年之前就已存在，历史上出现过试图合并这两个分支的种种努力，但由于传统惯性和大英帝国之内三套法律体系并存的局面，这些尝试都宣告失败了。 美国律师职业的“统一化”经常被有意无意地当作我国律师职业改革的模板。然而，这种所谓的统一化或同质化，不过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乌托邦，至少是一种片面的假象。在纵向上，各州小额法庭的存在及其对于专业代理的普遍排斥，使美国在满足底层民众纠纷解决需求中与英国一样，非专业代理与专业代理、法官职业与律师职业之间的界线模糊；而在级别越高的法院诉讼，法律服务的专业化程度越强。在横向上，各州司法制度的独立性（或自治性）和律师业的地域性——各州律师只能在本州代理诉讼，已足以支持美国律师职业多样性这一事实，各州法律服务的层次自然是以适应当地社会需求而形成的。 可见，即使在发达的西方国家中，法律服务体系也并未实现“统一”，而是因时因地因需求之不同而呈现出不同层次。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以“借鉴”西方经验而进行比较研究时，还必须意识到作为法律服务对象的我国社会与西方社会之间的两个基础性差异：其一，在静态层面上，我国地域之辽阔，人口之众多，城市与乡村之间、东部与西部之间、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异之大，超过了任何西方国家。而我国一方面实行单一制政体，另一方面又建构了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司法制度，致使司法在协调法律统一和地区差异之间的冲突时无能为力。西方大国通过联邦制缓解地区性差异对于司法统一的冲击、通过律师制度的区域性解决法律服务与当地经济、文化层次一致性和协调性的问题，在借鉴中值得特别关注。 其二，在动态层面上，西方社会正在由极端自由和自治的政治结构渐渐出现相对集中和统一化趋向，比如，从自由资本主义向社会资本主义的普遍走向，美国联邦政府权力的日益强化，欧洲一体化进程及其对欧盟各成员国内部中央集权的推动，都可能构成对法律服务职业的趋同发展乃至统一进程的需求。我国社会的发展却出现了相反的趋向：从强调高度集权和统一的计划经济向强调个人权利和社会自治的市场经济转化；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由高度中央集权到地方相对分权；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由“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分化为十个阶层；国际交往的剧增使得率先进入国际先进轨道的地区特别是大城市和老少边穷地区之间的差异已经不限于经济水平，而开始直接表现在纠纷类型上……这一切都可能成为中国社会各个地区和各个群体之间的分化加剧和差距扩大的长期的结构性因素。 在当下中国，法律对于纠纷解决的介入已成为社会各阶层的需求，但对于法律服务体系的建构思路，却是以城市中心主义作为基础，以已基本实现城市化的西方国家的似是而非的样本作为标准。这就导致那些居住在农村地区和服务于城市的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群，难以获得“适销对路”的法律服务。在笔者随机抽样进行的基层法律服务状况考察中，各县仅有的一两个律师事务所及其律师也全部在县城，很少接受农民当事人的或标的额较小的案件。 可以想见，当社会需求向着复杂多样的方向发展时，法律服务体系却试图“统一”，如何可能创造“和谐”？！即使不考虑美国每322人拥有1名律师的事实，即使果真存在法律服务的“国际标准”，又如何想象这样的统一标准能够同时满足我国差距如此巨大的服务对象？不同层次的经济和社会，对于法律介入的广度和深度、法律门类的细化程度、法律服务的专业化水平的需求均不相同，我国基层社会纠纷解决体系中各主体职能的混沌状态，取决于社会发展的较低层次和相应简单、低廉的社会需求。但必须强调的是，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所需求的法律服务的差异，决不是简单的层次高低之分，而是有类型和方式上的重大差异。比如，农村法律工作者经常面临的宅基地纠纷和土地承包纠纷，可能城市律师一生都不会遭遇；城市律师经常处理的公司重组、证券交易等纠纷，可能“乡村律师”闻所未闻。既然我们接受了乡村医师的从业资质可以有别于专业医师，为什么不能用不同于律师资质的全国性的统一标准来规范乡村律师？因此，现行的统一司法考试，即使给予农村基层地区和边远地区的执业者以降分优惠，也仍然不能满足法律服务需求上的差异（是差异，不是优劣）。而司法考试如果以A、B卷将法律基础性（即共通性）测试与专业性（即差异性）测试区分开来，并对各自的执业资格进行以属地原则为主、兼顾属人原则的限制（比如，基层律师的执业范围原则上在本人所在司法区，同时允许其代理本司法区的当事人在外地诉讼），可能真正解决这一结构性的矛盾，构建起和谐社会的法律服务体系。
美好、和谐的社会，始终是全人类追求的梦想。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这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认识的新发展。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关于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和谐社会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为首，清楚地表明执政党抓住了解决当前社会转型期种种矛盾和问题的突破口。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同志也指出，和谐社会一定是法治社会，法律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将起到至关重要和无可替代的作用。 一、 法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石。 所谓法冶，即“法律的统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一种发达的政治文明和先进的治国方式，它强调法律在实现社会治理和国家管理中的权威性。法冶作为社会关系的调整器，以实现社会正义为价值追求，通过法律的具体实施，调整社会关系，平衡社会利益，整合社会资源，维护社会秩序，从而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古希腊政治学家柏拉图曾提出，正义存在于社会有机体各个部分间的和谐关系之中。而体现正义的法治，按照美国法哲学家博登海默的说法就是“旨在创设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一个对社会生活行之有效、富有生命力的法律制度必须服从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必须在运动与静止、保守与变革、经久不变与变化无常这些相互矛盾的力量之间谋求某种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讲，始终以社会正义为价值目标的法治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石，失去这个基石，社会就会陷入混乱，秩序便会荡然不存，人类就会倒退到类人猿的初始社会中。 二、 法治社会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整体文明的社会。如果说物质文明建设体现了人们对客观物质世界的不懈追求，精神文明建设体现了人们对主观精神世界的追求的话，政治文明建设则体现了人们对和谐的社会关系、理想的社会制度的追求。三者相互联系，互为条件，共同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全面发展和进步。法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我国著名的法理学家徐显明曾指出：“文明的最主要标志是社会法治化。其中所有的人都能有尊严地进行生活和交往，尊重人、爱护人和无差别地对待入的观念和行为成为社会主流道德，这种文明依赖于法治状态下的制度设计和保障”。人类政治发展的历史表明，法令行则国治，法令驰则国乱。没有法冶，就不可能有文明的政治，也不可能有社会的和谐。 三、法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途径。 和谐社会的纲领，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为首，最为清楚地表明执政党抓住了当前社会种种矛盾与冲突的根源，也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入手处。 民主意味着，民众拥有平等的权利，政府给不同群体平等地提供与政府沟通的渠道，让各个群体都可以参与政府的立法和决策过程，表达自己的诉求。它也要求，政府应当通过民主的程序，为不同群体之间的博弈提供平台，由此制定出为整个社会所认可的公平、公正的规则体系。 法冶意味着，清晰地界定政府活动的范围，政府的一切权力均须具有法律依据。法治另一层重要的含义是，民众与政府在法律上处于平等地位，一旦个人和企业的权利与利益受到政府部门及其官员的侵犯，他们可以到公正的法院主张自己的权利，获得及时而有效的法律支持。民主的欠缺与法治的不完善，必然会损害公平正义，而造成社会不和谐。 法治政府，恰；哈就是权力有限的政府。在法治政府下，民众自由地创造财富，安排自己的私人生活；民众又可以自愿合作起来治理自己的大部分事务。至于政府，则一方面为市场和社会的发育提供制度框架；另一方面，弥补这两者的不足，通过公共服务和公共财政政策，支持民众的自我治理。没有民主法治，就没有公平正义；没有这两者，也就没有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我们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探究以民主来约束政府行为之道，必须探索以司法改革为民众提供法律救助之道。 四、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努力方向与理想目标。 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法治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和要素，我们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终就是要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法治的秩序，使整个社会的运转服从于法治的权威，从而使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 在法治原则下，一切权力来源于宪法和法律，离开宪法和法律的权力是没有根据和效力的。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社会各阶层的地位和利益关系都在发生深刻变动，各种主体的诉求需要充分表达，使各级政府面临着大量新问题、新矛盾、新情况。为此，要依法开辟和疏通各种渠道，引导各种利益主体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利益矛盾和冲突。和谐社会以法治精神为基本理念，政府在行使公共权力，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过程中，应该强调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并以个体的生活幸福为终极目的。
法律制度建设自身的和谐，是发挥法治在构建和谐社会中保障作用的基础。 构建和谐社会这种理想的社会状态，在一条基本的实现路径上，应该是多种手段并行并用，使它们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相得益彰。但是，在这些手段中，法治是不可或缺的，从一定意义上讲和谐社会是建立在法治基石之上的。只有当社会进入法治时代，通过建立一整套能够对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加以全面有效调整的法律制度，才能真正实现整个社会的安定有序，在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稳定性、确定性和规则性的良好状态。然而，法治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只有法律制度自身达成和谐状态，法律制度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保障作用才能有效发挥。法律制度自身的不和谐，不仅不会推动和保障社会和谐，甚至还会引发社会不和谐问题的发生，破坏其他社会和谐条件的形成。因此，法律制度自身的和谐状况，直接关系着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进程。 目前，我国的法律制度总体上是和谐的，但勿庸讳言，我国法律制度建设自身确实存在着各种不和谐现象，主要表现为：一是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原则贯彻不力，不同位阶的法律规范相抵触，同一位阶的法律规范相矛盾，不同行政区域对同一规范对象的规定大相径庭，其他规范性文件与法律法规规章相悖离，以至于发生“规则相撞”、“法律打架”，给人们带来种种困惑和无奈；二是立改废的工作失衡，重制定轻清理，许多时过境迁的法律规范依然用陈旧的规则顽强的规范着早已变化了的现实。以至于“革委会”的规则还充当今日的执法依据，45年前的《防暑降温措施暂行条例》至今依然“暂行”，规范着今日的防暑降温工作。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近二十多年来，法治理念已经发生了多次变革和进步，而在不同法治理念指导下制定的法律规范尚在并存并用、相互抵牾。那些在旧的行政管理理念基础上形成的法律制度继续投影在今日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几近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三是计划经济、部门利益、地方保护的阴影还保存在过时的法律制度之中，投射在今日新的法律制度建设的实践活动上。四是立法程序和立法技术的不完备，还继续制造着法律制度的新的不和谐。程序的欠缺使权力意志顺利实现而权利意志无法充分表达，民主参与成了点缀，利益主体博弈形同虚置，法律规范所调整的各类利益群体对一部法规的出台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利益影响不甚了了。立法活动变成了立法机关（包括权力机关和行政立法机关）的事，引不起公民的兴趣，出台的不少法规往往引发不出强烈的社会反响，当然也就不可能发挥规范社会生活、调整社会关系的作用。立法技术的不完备，使立法活动只关注宏观原则，不注重细节，过大的弹性、过宽的自由裁量，使同一个法律条款得出面目各异的适用结果。法律规范成了“橡皮泥”、“变形金刚”。这样的法律规范很难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准绳。 鉴于上述情况，要使法治真正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保障，首先要构建和谐的法律制度。当务之急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要确立新的立法理念。在法学家们研究提出的众多现代法治理念中，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分析，以下几种理念应该给予特别的重视：①以人为本的理念。社会的和谐是实现各种社会关系的和谐，而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参加者，任何社会关系的和谐都离不开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应当在法律制度建设中突出以人为本的理念，把尊重人权、爱护群众、依靠人民的精神渗透到法律制度建设的各个方面，贯穿到立法活动的各个环节，用法律来保障大多数人能够分享改革发展成果。②权力（权利）制衡的理念。法律制度的和谐直接表现为制度建设中五种利益关系的和谐均衡，即：权利与义务的和谐均衡、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和谐均衡、公共权力之间的和谐均衡、公民权利之间的和谐均衡、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的和谐均衡。③利益博弈的理念。法律并不直接创造利益，法律只能通过对利益关系进行调整，作出安排、确认，保障合法权益，鼓励大家用法律许可的手段去追求法律承认的利益，制止为追求自身利益而侵害其他主体合法权益的行为。因此，法律更多的是作为社会利益的平衡器。密集型的立法会带来社会利益、个人利益、公民利益和整个市场主体利益的大调整。法律的质量表现为立法者能在各种社会利益和利益集团之间找到有效的平衡点，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使利益主体的博弈充分。凡涉及到重大利益的调整，均应该让与这一重大利益调整有关的各类主体参与博弈，参与立法讨论，对争议点充分表达意见、阐述观点。④法制统一的理念。没有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就不能依法维护国家的统一、政治的安定和社会的和谐。社会主义法制统一体现在法律制度建设上集中表现为“不抵触”原则，“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下位法不得与上位法相抵触。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与法律规范相抵触。 二要全面清理过时的法律制度。要把法律规范的清理、修改、废止工作与制定新的法律规范的工作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首先，新的立法要引入“日落条款”，一部新的法律法规出台，必须同时清理、修改、废止与之相左的陈规旧律。其次，要对过去的法律、法规、规章开展一次全面、集中、系统地清理，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修改、废止的时间表。再次，在集中清理的基础上，建立立法机关定期清理制度，实施机关适时清理制度，公民、法人和组织及时建议和异议制度。通过清理，及时消除现行法律制度中的不和谐因素，提高其和谐程度。 三要完善立法程序和提高立法技术。这是保证法律制度和谐的重要保证，要严格执行立法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立法程序，不能随意简化、省略必要的法定程序，用程序来保证新出台的法律法规规章是科学决策的产物、民主参与的结果、集体智慧的结晶。以确保立法活动及所立之法公开透明、民主参与、博弈充分、刚主柔辅、和谐统一。 四要前瞻适度。法律制度建设需要适度超前，具有一定的前瞻性、预见性，使法律制度具有相对长远的适用性和稳定性。但是前瞻必须适度，创设某项新的法律制度的条件必须基本具备，不能仅靠主观愿望脱离客观情况盲目上马。实践证明，当整个社会还没有提出新的法律制度需求，创设这一法律制度的基本条件还未具备，就去制定跨越台阶很高的法律，这部法就有可能实施不了，甚至有可能不是良法。把今后才能规范的事项非要拿到今天来规范，往往事与愿违。如同过去把共产主义阶段的事情拿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办所受到的教训一样。政治建设如此，法律建设也如此。 三、法律机制运行的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直接前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但需要法律制度的完善和谐，而且需要法律机制运行的和谐。没有法律机制的和谐运行，法律得不到有效的实施和遵守，就无法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 首先，要改革执法体制，提高执法效能。行政执法和司法是法律运行的基本形式，是法律得以实现的中介。行政执法和司法的有效展开，才能使静态的法律规范变成动态的法律实践活动，以发挥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规范调整作用。当前，行政执法状况不甚理想，存在着行政执法主体混乱、不合法，行政执法纵向职责界定模糊、横向部门职责交叉，行政执法机关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不够完善等诸多问题。不作为、滥作为，徇私枉法、以权谋私的问题也屡禁不止。司法状况也不理想，由于司法改革尚不到位，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引起社会的种种非议。为此，必须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以提高法律机制的和谐有效运行。谨从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来看，一要按照权力与责任挂钩、权力与利益脱钩的要求，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执法体制，防止和纠正地方保护主义；二要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制度，使执法主体资格认定经常化、制度化；三要推进综合执法，逐步实现同一级政府行政执法权相对集中，以有效解决执法交叉、多头执法、多层执法、重复执法、执法扰民问题；四要减少行政执法层次、适当下移执法重心。在城市实行一级执法；在省以下地方各级政府行政执法重心下移，对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生产直接相关的行政执法活动，主要由市、县两级，重点由县级行政执法机关实施；五要完善行政执法机关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利用建立行政执法责任制、执法案卷评查、典型案例分析、执法过错追究等多种方式，实现行政执法机关的内部纠错。 其次，要强化程序建设，规范执法行为。程序是法律机制和谐运行的轨道。建立公正科学的程序制度是规范执法的重要途径。民主、公正、科学、正当的程序制度是执法行为实体公正、准确的保障。如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行政执法主体和相对人之间处于不对等的地位。行政执法主体处于主导地位，而相对人则处于被动地位。这种不对等性造成了行政执法主体和相对人对实体权利处分的不平衡，容易引发行政执法主体与相对人之间关系的不和谐。而公正的行政程序则可以保障相对人不受行政主体的任意支配，增进对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有效克服行政法律关系双方地位过分不平衡倾向。 再次，要倡导人性化现代法治理念，让执法、司法回归人性，让法治体现人文关怀。现代法治理念告诉我们，教人尊重法律、热爱法律、信仰法律是第一重要的。法律的力量，与其说依存于执法、司法者的严厉，不如说依存于它本身的智慧和执法、司法的艺术。从这一基点出发，人性化执法、司法应该是让人亲近法律的最具有说服力的号令了。这就要求执法者在刚性执法的同时，给予公民柔性的人文关怀，尊重人的人格，维护人的权利，体恤人的需求，顾及人的感受，求得公正执法与执法效果的最佳统一、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人性化执法、司法，其实质就是亲民执法，让习惯于领教法律威严的民众享受到法律的温情。社会主义法治就其本质而言是最讲人权、人道和人本的，因此执法的刚与柔是互不排斥的。只柔不刚，法无权威；只刚不柔，难得人心。人情化执法，将有助于身处弱势的当事人在不受精神强制的情况下充分表达意志、依法行使权利，确保法律的正确实施和法律机制的和谐运行。 最后，要着力培养公民良好的法律意识，树立对法律的信仰，以实现法律被自觉自愿地遵守。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识，才能驱动公民积极守法。公民只有具有了良好的法律意识，才能使守法由国家力量的外在强制转化为对法律的权威以及法律所内含的价值要素的认同，从而就会严格依照法律行使自己的权利和履行自己的义务；就会充分尊重他人合法、合理的权利和自由，就会积极寻求法律途径解决纠纷和争议，自觉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就会主动抵制破坏法律和秩序的行为。公民良好的法律意识的培养，就能引导公民理性守法，从而塑造自觉、自愿的守法精神，自觉、自愿服从法律规则，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而保障和谐社会的顺利构建。 四、积极探索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法治机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直接保障 和谐社会是社会矛盾能够获得及时解决的社会。在一切有着利益追求的社会中，都存在利益矛盾和冲突，存在或者潜伏着社会冲突。因此社会冲突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和谐社会也不例外。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活动，起步于经济和社会转型期，这是一个矛盾集中凸现期，各类社会矛盾、纠纷纷繁复杂，突出多变。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积极探索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法律机制，运用有效的民主和法治手段减少矛盾、解决矛盾，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条件。从减少矛盾和解决矛盾这个意义上讲，积极探索预防和化解矛盾的法治机制，是达成和维系和谐社会的直接保障、重要手段和路径。 构建和维系和谐社会的法治保障机制必须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成本低廉、便捷高效的原则，着力研究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下大力抓好源头治理机制的建设，避免和减少社会矛盾的发生。这是矛盾凸现期、高发期的首选之策。从现阶段矛盾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和解决矛盾的成功经验来研究，当前应下大力抓好以下体制、制度和机制建设：一是真正落实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和依法行政的行政方略，努力建设法治社会、法治政府。这是最根本的源头治理。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特别是行政机关、行政权力与社会的方方面面、与公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密切相连。能否正确的行使公共权力，直接关系着社会运作是否顺畅、社会关系是否和谐、社会交往是否融洽。实践证明，依法行权、依法行政，有助于理顺、平衡社会关系，有助于化解、消除矛盾冲突。违法行权、违法施政必然导致社会关系扭曲，社会矛盾百出、公民权利受损。因此，一切国家机关都应当严格按照法定程序、法定权限、法定职责行使权力，努力建设透明、诚信、负责、理性的国家机关。这是最重要的源头治理，是构建和维系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二是提高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执政能力。胡锦涛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全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我们必须提高管理公共事务的本领、协调利益关系的本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领、维护社会稳定的本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本领的提高是源头治理的组织条件。三是建立、健全权利制衡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并充分发挥其作用。这些机制的建立健全和作用的发挥，将使党和国家在制度建设和法律法规、政策措施的制定过程中，更加科学、正确的调整各种利益关系，进一步妥善的处理各种社会关系，使各类利益群体各得其所，使各种社会关系各安其位，就能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重大社会矛盾的发生。四是积极引导社会各类群体增强政治认同感。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基本的政治认同，一切看似正确的理论和政策都可能失去其应有的效能，许多正确的政治举措会演变成“有趣的戏说”，甚至可能出现离心倾向。因此，建立稳固的政治认同才是一个社会维系稳定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和重要内容。这种政治认同，应当包括对国家政治体系的认同、对政策法律的认同、对政治信仰和政治伦理的认同、以及对政治人物的认同。 （二）积极探索矛盾缓发和缓冲机制，为有效地化解矛盾争取时间上的主动权。既然社会矛盾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为了争取解决矛盾的主动权，积极探索矛盾缓发和缓冲机制，避免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社会矛盾突然发生，就不失为一种积极的举措。一是坚持社会矛盾排查分析制度，及时掌握各种社会矛盾的苗头。二是认真贯彻实施《信访条例》，充分发挥信访制度的社会矛盾缓冲阀、润滑剂作用。三是密切关注各类社会群体的利益焦点，针对性地采取预防措施。如，要使弱势群体的利益得到有效保护，使其有基本的权利和利益保证，不存在生存危机，以增强心理承受能力。又如要关注优势、特殊利益群体的行为，抑制其利益垄断结盟或政治控权结盟行为，使其利益表达行为始终纳入法制化轨道。四是引导公民提高道德自律和理性自抑能力，并建立相应的自律、自抑机制。五是建立激情宣泄机制，使那些由于社会矛盾引发的各种激动、怨恨、委屈、愤慨等情绪有合理的宣泄、排放途径，从而避免因情绪高度压抑而激化失控并引发对抗社会的行为。 （三）着力抓好矛盾解决机制的完善，及时高效的解决矛盾，使不和谐的状态归于和谐。当前，我国解决社会矛盾的方式有民间调解、行政机关处理以及司法机关处理三种基本类型。相应的法律制度有人民调解制度，信访工作制度，申诉、控告、检举、举报制度，仲裁制度（包括民商事仲裁、劳动仲裁、人事仲裁等），行政机关调解处理民事纠纷制度、行政复议制度、诉讼制度（包括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另外还有社会组织根据组织章程解决内部矛盾的机制，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根据自治原则解决自身矛盾的机制等等。其中，司法机关在解决社会矛盾上具有程序严格、公正程度高的优势，但又有时间长、成本较高，公民不甚熟悉的缺憾，再加上司法制度还有许多尚需改革的方面，因此，司法机关的公信度还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必须加快司法改革进度，充分发挥司法机关在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主力军作用，运用好这一最有效的最后手段，把住公平正义的关口，守住社会和谐稳定的底限。目前更为紧迫的任务是要着力完善更为高效、便捷、成本低廉的民间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和行政机关纠纷解决机制，使其遍布各地、覆盖各业，在党和国家机关的指导下，广泛开展群防群治活动，使各类社会矛盾依法、及时、就地有效解决，一举收到保持社会和谐、保持社会活力、保持健康发展的多种社会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