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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过快增长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使就业压力日益沉重 ———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压力日益沉重 
人口过多，需要环境的承载力高和经济的发展速度快。然而以目前的社会科技实力而言，环境的承载力和经济的发展速度是不能满足当前过多的人口的，所以造成了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由于人口数量的迅速增长要求人类社会的经济也要快速的发展，但是由于盲目的寻求经济快速发展，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环境的破坏到一定程度就开始限制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的生存，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
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发展报告：社会与发展—中国社会发展地区差距研究》第4章中，胡鞍钢博士(1999a)使用回归分析技术，根据我国30个省区市1979-1994年的有关数据（共16×30=480个样本点），测算了发展的初始条件（即1978年的人均GDP）、区位条件、基础设施、资本投入、人口增长、人口质量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用人均GDP增长率表示）的影响。在4个多元回归方程中，人口增长率作为自变量之一，其回归系数均为负值，在-59至-36之间，于是得出结论：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36～59个百分点，并进而推论：“人口自然增长率只要降低几个千分点就会明显促进人均GDP增长”（胡鞍钢，1999b）。这个结论随即被大量引用（如田雪原，国家计生委《西部大开发中的人口与发展问题研究报告》等）。 我们试用1998年的数据来检验上述结论。1998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比1997年下降53个千分点（注：从1997年的06‰下降到1998年的53‰。），那么，根据上述推论，1998年的人均GDP增长率应比1997年有所提高（1998年固定资产投资比1997年增长9%）。但实际情况是，按可比价格计算，1998年人均GDP增长率为7%，反而比1997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注：1997年人均GDP增长率为7%。）！由此看来，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绝非如此简捷明了，更不会“立竿见影”。胡鞍钢博士的上述结论值得商榷。2 经济学理论的“矛盾” 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定量分析手段，回归分析应该以定性分析为先导，回归分析的结果也应该用正确的理论来解释。在发现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为负数后，由于胡鞍钢博士没有分析二者之间内在作用的因果关系，因而从经济学的意义上看，所得出的结论缺乏说服力。 迄今为止，人们对人口与经济关系之间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对人口增长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及作用幅度与方向）还没有达成共识。关于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即马尔萨斯派和反马尔萨斯派。 马尔萨斯派的主要观点是，人口增长会导致劳动生产率降低，生态环境退化，社会总储蓄减少（投资率下降），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尽管技术进步可以加速经济增长，但是，如果人口无限制地增长下去，那么，技术进步的步伐将最终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从长期的观点看，人口增长阻碍经济的增长。 反马尔萨斯派则认为，人口增长可能在短期内会不利于经济增长，但从较长的时期看，人口增长将最终促进经济增长。首先，人口增加将增加劳动力供应，增加人口密度，人口压力的存在将激发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第二，“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较多的人口可能产生更多的知识与技能，科技进步正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第三，人口多也是资源优势，较大的市场规模必将产生“规模效应”（注：前些时候，有的学者曾在某大报上著文，强调人口多对我国当前扩大内需的积极作用。）。3 统计方法应用的“陷阱” 统计分析，尤其是基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数据（所谓时间序列横截面数据）的分析充满了“陷阱”。 在胡鞍钢博士的回归分析中，有一个潜在的基本假设条件：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单向的，人口增长本身不受经济增长的影响（注：用计量经济学的术语讲，人口增长应该是一个外生变量．在以经济增长为因变量，以人口增长（及其他变量）为解释变量（或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时，由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相互的，得到的人口变量的回归系数必然是有偏估计，不能反映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真实影响。）。很显然，这个假定靠不住。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是双向的，人口增长必然要受到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最终取决于经济增长（注：例如，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经济发展严重受损，人口增长率因此急剧下降，甚至负增长。），人口自身的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的生产相适应。因此，把人口增长作为自变量，把经济增长作为因变量，进而计算得到的回归系数是不正确的，不能正确反映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方向与强度。因此，胡鞍钢博士的4个回归方程并不必然支持“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36-59个百分点”这个结论。 从统计学的意义上讲，任何两个变量在数量上的变化都可能呈现某种“相关”的关系，但如果不对这种“关系”的内在作用做认真科学的分析，很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规律性的现象”并不就是规律本身！“相关关系”不等于“因果关系”。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改革开放以来，教师收入增长很快，环境污染也越来越严重。教师收入与环境污染这两个变量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但是，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进行回归分析，那么就会得到教师收入增长不利于环境保护的荒唐结论。4 统计水分的“迷雾” 统计数据存在系统误差，使分析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十分困难。 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体制方面的原因，我国的人口统计数据和经济统计数据与实际情况均存在较大误差。据估计，计划生育统计报表的水分约为30～40%。有人认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出生和人口增长数据可能还存在一定的漏统。 与人口统计数据相比，经济统计数据的水分更大。据2000年2月3日的《中国经济时报》，连续两年获湖北省“十强县市”的丹江口市的经济统计数据水分极大（见下表），GDP和乡镇企业产值高报幅度分别在100%和160%以上。毋庸讳言，这种虚报经济增长指标的现象在全国非常普遍。表1 湖北省丹江口市经济数据统计水分附图{图}说明：“1998年统计水分”的计算中有一个假定，即：1999年有关经济指标的实际值与1998年相同。如果1999年经济有所增长，那么，实际的统计水分将比以上计算值更大。 经济统计数据高报、人口统计数据低报，势必人为造成（或加剧）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之间的负相关关系。目前，我们还很难计算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的数量关系。换句话说，即使我们能够确定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定性关系，在计算定量关系时也没有太大的把握。5 实证分析的“反例” 1992年11月，为迎接开罗“人发”大会的召开，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司（注：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在巴黎召开了专家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法国学者Blanchet运用世界各国的历史数据做过类似的分析。 其回归结果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口增长率与人均GDP增长率出现强烈的负相关，而在60年代到70年代，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显著联系。虽然这项研究结果得到许多其他研究的验证，但是，Blanchet认为，这些分析并不必然表明80年代以后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负作用。相反，他认为，回归系数为负，意味着增加经济活动人口（注：总人口与经济活动人口高度相关。）将使社会总产出下降，这很难从理论上得到解释。因为在较短时间内，大致可以认为资本总量、自然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等其他因素基本不变，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不可能为负值。Blanchet还用实例说明，即使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机制不变，人口增长率的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数值也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一定时期为正，在另一时期为负，在某一时期甚至接近于零。6 结论 在我国（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发展，这一点毋庸质疑。但是，现有的研究还不能完全揭示人口与经济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尚不能准确反映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有关指标的数量关系。正如一些学者（注：如Srinvasan;Johnson and Lee。）所指出的，目前所完成的研究经常出现样本有限、数据质量不佳、定性分析失当、定量分析欠妥等问题，对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人口增长率下降的后果（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还很不够。因此，从提高人均GDP的愿望出发，提出人口增长的控制目标，是不合适的。 胡鞍钢博士的这项研究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尝试，我们愿意与胡鞍钢博士一道，继续探讨我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 后记：在本文刚刚完成后，我们看到了西部某地计生委的一个立项报告。该报告说明项目实施后，每年可使当地的人口增长率降低2个千分点。因为“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36～59个百分点”，所以，控制人口增长可以使当地每年的GDP至少增加xx亿元（这个GDP的增加值＝人口增长率下降幅度×36×总人口）。未来几年，这个地区的人口增长率仍有下降的空间，但GDP是否能增加xx亿元，我们期待着结果。
人口过快，生活污水就会增多，造成水污染，二氧化碳也会增多，人多了车就多了，车多了就会排放有毒气体，破坏大气人需要吃菜，种菜需要化肥，花费会使土地板结人需要住房，住房需要用地，人需要吃肉，吃肉就要养殖一些牲畜，牲畜对植物会有破坏，人会捕杀一些野生动物，是另一些动物的天敌消失，会破坏生态链等等吧你自己总结总结吧我倒要2000字啊？我没时间写的我给你找一篇然后你归纳一下子，成为自己的语言吧7-3 人口增长对环境的影响人类在利用环境的同时，也在改造着环境。随着人口的增长和膨胀，也对环境造成许多影响，其途径是多方面的，范围也在扩大。人口增长对环境的影响表现在两大方面一、人口增长对生存环境的压力1、生存空间及承载力宇宙环境是无限的，但是适合于人类生存的环境空间是有限的，而就是地球(屹今为止唯一发现的)地球的重量875×1021t，面积510083042km2(即1亿km2)。纵观人口增长史，我们将发现越往前人口增长1倍的时间(倍增期)越长，越往后，增加1倍的时间越短。公元时代开始，人口增长1倍约用450年，第二次增长1倍时间为400年，接着，为100年，45年。目前是35年左右，有人以1970年世界人口为8亿做基数，按每35年人口增长1倍的固定增长速度计算，到公元2705年，整个地球表面每m2将有10个人，到公元3535年全世界人体的总重量超过地球的重量。这是难以想象的情景。另外，地球对人口的容纳量，不光指按容器的容积大小计算，而是指人类在地球上维持永久生存下去的最多人口数，地球上植物的总产量按能量计算，每年为660×1015千卡，每人每天维持正常生存需能量2400千卡，年需能量8×105千卡，那么要养活地球上60亿人口年需能量8×1015千卡，占植物总产量的73%。按这样计算，地球上的植物总产量可养活8250亿人口，但人类仅能获取植物总产量的1%，因此，仅能养活82亿人口，况且地球上以植物为食的不仅仅是人类，其它各种动植物都直接、间接地以植物为食，还有许多植、动物是不能供人类食用的。2、对气候的影响人口增长，会因呼吸、燃烧、工业发展等使排入大气的CO2、NOX、SO2增加，引起酸雨和光化学烟雾、温室效应等发生。近百年来，全球地面气温增加3~6℃。80年代为本世纪最热的10年，1988年平均比1949~1979年增加34℃，海平面上升4cm，我国上升5cm，估计到2030~2050年，全球年平均气温比近几十年还要高5~5℃，将比过去一个世纪高5℃左右。3、对城市环境的影响目前世界平均城镇人口比例为2%，而发达国家城镇人口比例为79%，我国1990年城镇人口占2%，约3亿人，1982~1990年间每年以35%的速度递增，高于49~81年的99%递增速度，2000年，我国城市人口比例达7%。人口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但由于人口过分集中，导致住房拥挤(90年底，我国城镇共有无房户、困难户800多万户，1988年统计，全国人均居住面积在2m2以上一特困户尚有55万户)。2002年统计，我国城市居民平均居住面积3m2。交通堵塞，是城市的另一大难题，据统计世界295个城市公共汽车行驶速度，天津倒数第一，北京第二，我国各大城市速度逐年下降，水源紧张、环境污染(大气、噪声、垃圾、卫生、绿地)。究其原因，均为人口膨胀，市区人口过密所造成的。就业困难二、人口增长对自然资源的影响地球上水的总量为8亿km3，其中53%以上为海洋咸水，地球淡水的总量为35亿km3，只占全球总水量的53%。其中3/4是在南、北极的冰帽和冰川中。因此，人类易于利用的淡水约占全部淡水的20%左右。而直接能取用的河、湖淡水仅占全部淡水的5%，可见能供人类直接利用且易于取得的淡水资源是十分有限的。由于人口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在某些国家某些地区，对水的需求量已达到本地区供应能力的极限。公元前一人一天耗水12L，中世纪增加到20~40L，18世纪到60L，当前欧美一些大城市每人每天耗水达500L，每年人均耗水超过104m3，每年消耗水资源的数量远远超过其它任何资源的使用量。据统计，全世界每年用水总量接近3万亿m3，目前许多地区缺水问题十分严重。我国水资源总量8×104亿m3，但人均占有量仅为2693m3，居世界第109位，被列入全世界人均水资源13个贫水国之一。全国668个城市中，目前有400个城市缺水，北京城市尤为突出。据统计，我国城市平均日缺水量为1600万m3，北京、山东、沈阳、长春等都是缺水城市(1984年192个城市缺水，说明人口的增长，需求量加大)。二、粮食问题、土地问题随着人口的增加，人类对粮食的需求量也日益增加。据美国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推算，现在世界粮食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1985年后人口增长速度未变，则每年将短缺1亿吨粮食和5000万吨蛋白质，将会有更多国家人民不得不处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的状态。造成粮食短缺的一个原因是世界上可耕地面积有限，而且分布不均，其中最肥沃而又便于耕种的土地均已开垦，剩下的若开垦则需要大量投资。实际上各个国家人均占有耕地的数量是极不平均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几乎没有扩大耕地的可能。有些地区甚至还需要退耕还林、还牧。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工业、城市、交通占地的不断增加，使耕地面积不断缩小。虽然人们还可以通过改革耕作技术和增加农业投资等措施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使粮食获得较高的收获，但目前粮食增产是有限度的。最根本的措施是控制人口的增长。中国人均占有耕地少，加之人口增长过快，人均耕地面积越来越少，人地矛盾日趋尖锐。1953年全国人均耕地面积为18公顷，每公顷耕地平均养活5人，目前我国每年出生人口1500多万人，而耕地面积每年由于工业、城市、交通占地而减少40~50万公顷，以致造成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公顷。每公顷耕地平均需要养活8人。预计到2050年，每公顷耕地需养活12人左右。浙江省人均耕地不足05公顷，福建省只有04公顷。预计到2050年，我国人口达到4亿，而耕地面积则下降到7300万公顷(由目前的9600万公顷)，按16亿人均年消费粮食600kg计算，我国共需粮食84亿吨，需每公顷产粮5吨，而目前粮食单产最高年份(1984年)只有6k/ha，比现在需要提高粮食单产7倍。达此指标是相当困难的，只有控制人口的增长才是唯一出路。三、能源与资源的问题自然资源的耗竭问题指的是不可更新资源，包括矿产、化石燃料(煤、石油、天然气等)。世界能源消耗速度迅速增加，目前消耗最多的是石油、煤炭等化石能源、石油年能源消耗量占总量中的38%，发达国家多，如日本石油、天然气消耗占总耗能额的8%，煤仅占8%，美国石油、天然气消耗额占总额的6%，煤占3%，而我国能耗特点是以煤为主，1990年煤耗占06%，石油、天然气仅占4%。矿产资源：我国总量丰富，但人均占有量少，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而庞大的人口数量对矿产资源需求，已使我国在允许的人均矿产消费很低的情况下，成为一个资源消费大国。每年矿石采掘量达50亿吨，年人均5吨。总量超过了美国的采掘量。不仅造成资源的紧张，而又诱发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很多矿产品和加工产品又被用来满足新增人口的需要。人口对环境的影响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一方面在利用环境与征服自然方面取得很大发展，同时也带来一些严重的问题。这就是目前经常从新闻媒介得知的生态危机。这是由于人对自身的发展失去控制而使环境遭到破坏，破坏的严重程度已影响到人本身，也威胁着许多其他物种的继续生存。许多关心人类生存环境的学者面对这种惊人的事实深感不安，他们大声疾呼要求人们实行自我控制，以维持自身与生态环境间的平衡。虽然他们也认识到，造成这种危机的原因很多，但是降低人口的增长速度，减轻对环境的压力，则是十分重要的措施，否则环境条件将继续恶化。人口的数量，即一地区的人口密度，与环境的关系十分密切。从中世纪以来，中、西欧植被的变化情况就是个很好的例证。昔日，居住于平原与河谷的农民砍伐森林，把比较平坦的地方开辟为肥沃的农田，形成人口密集的农业区。但是，在农业地区的边缘和农业区之间则是丘陵与低山，那里生长有茂密的森林，由于不适于耕作而被保留下来。由于森林植被与丘陵地形这两种现象密切相关，所以，居住在中、西欧的丘陵地区的人往往把森林这个词视为包含着地形崎岖的地区。这地区森林面积的扩大与收缩就与人口增减密切相关。在战争、疫病和饥荒时期，人口数量下降，丘陵上的森林就向低的地方与平原区扩展；在社会稳定，人口增长时期，森林面积就收缩。在1337—1453年，英法之间持续的百年战争，使人口大量减少，森林面积大大扩展。在法国，农民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英国人把森林带到了法国”。在美国的东北部也有这样情况，最初的移民到达之后，就砍伐森林、开辟农田。当时，农业随着森林砍伐的速度而发展，以致于大片的森林消失。可是，从20世纪以来，许多农民离开农村转向城市，森林也就向农田扩展，森林面积又在逐步扩大。上述例子只是人口的数量与生产方式的变化同森林面积的消长的关系，并没发生森林环境的重大变化而影响到自身的生存。而西班牙人在古巴烧毁森林作为种植咖啡的肥料以获取利润，却导致更严重的后果。他们并未预料到大雨把没有森林掩护的裸露土壤全部冲刷掉，而留下的却是赤裸裸的岩石，非但咖啡无法生长，森林也难以恢复。森林受到人类破坏的后果是严重的，草原也同样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而达到相当严重的地步。某些证据表明，从罗马时期以来，由于在撒哈拉沙漠边缘地区的矮草草原上过度放牧，结果沙漠的面积逐渐扩大。我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内蒙古南部的一些沙漠也是由于历史上不合理的开垦所造成的。过去经常说的“沙漠南移”实际上是一些地方由于不适当的大量开垦，从而助长了沙漠面积的扩大。以上的事例充分说明，由于人口数量的增加，因而给环境带来沉重的压力，结果形成严重的生态危机。其实，这种结论并不完全正确。拿人们的消费来说，工业发达国家人们的生活水平比较高，其消费的物质比发展中国家多得多。例如，美国人均消费的能源折合标准煤计算是10吨/人·年（1980），消费的肉类是108公斤/人·年。这个数字比发展中国家不是高几倍、十几倍，而是几十倍。总起来计算，美国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5％，而每年消耗的资源大约占世界40％，所以，在美国每增加一个人要比发展中国家每增加一个人，对世界环境所施加的影响大得多。
“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仍将保持平稳较快增长。这一方面是由于科学发展观日益得到贯彻落实，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是由于原来促使经济快速增长的因素仍未明显减弱，而一些新的有利于增长的因素会随着经济的阶段性转换逐渐显现出来。促使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因素，有些是经济发展新阶段客观形成的，有些是需要加以引导才能显现出来的。利用、发掘这些有利因素，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 “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了“十一五”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5％的目标。这个目标充分考虑了需要与可能，是以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为基础的积极而稳妥的目标。综合分析各方面的情况，“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有可能低于“十五”时期，但总体上仍将保持平稳较快增长。这是因为：一方面，科学发展观日益得到贯彻落实，政府管理宏观经济的方式逐步完善，反过热和反衰退的能力提高，同时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将不断拓展经济增长空间；另一方面，在“十一五”乃至2020年之前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原来促使经济快速增长的因素不会出现明显衰减，一些新的经济增长因素如技术进步、服务业加速发展等，会随着经济的阶段性提升而逐渐显现出来。 快速推进城镇化不断增加投资和消费需求 “十一五”期间，我国城镇化仍将快速推进。从世界各主要国家城市化发展的历史来看，存在一个“S”形发展规律：当城市化率达到30％以前，城市化进程比较缓慢；当城市化率超过30％而未达到60％的时期，城市化进程出现持续加速趋势；而城市化率一旦超过60％，城市化进程又会相对慢下来，进入平稳推进阶段。我国城镇化率1995年以前在30％以下，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升大约0．65个百分点；1996年达到30％以后，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升1．25个百分点左右。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影响因素，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的时间可能会在2025年前后，在这一期间的2012年前后将达到50％，从而出现城乡人口变化的“交点”；在“交点”之后，城市人口规模越来越大于农村人口规模，就像剪刀一样，开口越来越大。因而，“十一五”时期我国城镇化进程将一直保持快速推进的势头。城镇化快速推进，必然带来更多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因为城镇各类建设需要巨额投资，1个城镇居民的消费大体相当于3个农民的消费。不断增加的城镇投资和消费需求，构成“十一五”内需快速扩大的主要来源，也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强大动力。 新农村建设的需求效应日益显现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大举措。从经济运行角度来看，它对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也具有重要意义。如果继续采取城乡非均衡增长政策，那么“单打一的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会打折扣。因为经济资源过度向城镇集中，将导致农村经济陷入慢性衰退，而农村经济的衰退势必部分抵消城镇经济的发展。建设新农村是城乡相对均衡的增长政策，在城镇经济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促进农村经济协调发展，不断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设施条件，就会在不断扩大城镇需求的基础上，使农村需求不断扩张。无论是加大对农村路、电、气、水、信息等硬件性基础设施投入，还是加大对农村医疗卫生、养老、文化等软件性基础设施投入，或是改善农民生产生活环境、降低农民交易成本、增加农民就业、提高农民收入，都会显著增加农民的实际投资和消费需求。即使留在农村的人口每年减少1100万人（最近10年农村人口累计减少1．14亿，城镇人口累计增加2．1亿），到2012年前后城乡人口各占全国人口的一半时，也还会有6．75亿左右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这部分人的人均收入、投资和消费不断增加，以及随着恩格尔系数下降带来农民消费结构升级和大宗消费增加，将使农民的整体购买力不断提高，并为国民经济快速增长作出更大贡献。 大跨度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实现均衡发展奠定基础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国土面积大、资源分布不均衡、城乡及地区间收入差距明显的发展中大国来说，经济快速增长和人民生活迅速改善，必然会促使人员、物资和信息大跨度流动，从而形成巨大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为了满足这种日益增加的巨大流动性需求，改变目前供求不均衡的格局，需要进行持续时间较长的大跨度基础设施投资。“十一五”时期，我国还要继续推进大跨度的地面交通、航空、水利、油气管道、光纤电缆等基础设施、生态环境设施以及大规模技术创新设施等建设，这就需要大量投资。这些工程规模大、项目融资多的设施性投资，虽然没有制造业投资那样高的消费需求弹性，但也会形成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并通过快速扩张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创造出持续增加的国民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快速增长。更重要的是，大跨度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有效缩小城乡和地区发展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均衡发展。大跨度基础设施建设是“十一五”时期中央政府投资支持的重点领域。这是科学发展观在区域发展中的应用，是“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措施。从客观效果来看，基础设施建设将极大地改善落后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带动落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落后地区发挥后发优势，缩小城乡和地区发展差距。 服务业加快发展促进经济结构和质量改善 以1993年为界，我国服务业的就业比重从前13年的年均提高0．6个百分点加速到后13年的1．6个百分点，这说明1993年以来服务业对就业的贡献率大幅度提高。但服务业对GDP贡献率的增长速度反而有所降低，前13年年均提升近1个百分点，后13年不足0．7个百分点。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上升速度减慢，在一定程度上与工业和建筑业的发展加快有关。但可以预测，这种结构非均衡状况不会长期延续下去。无论是从节约资源、降低单位GDP能耗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政策导向看，还是从提升经济效率和竞争力的要求看，我国经济都应当尽快调整三次产业结构，特别是尽快调整二、三产业结构。 当然，这种调整不是以工业和建筑业衰退为代价，而是要在适当调整工业和建筑业扩张节奏的同时，加快发展服务业。这是“十一五”时期产业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我国未来工业发展的主题不是数量的扩张，而是质量和效率的提升。而提升质量和效率，要求改变制造业单兵突进的状况，逐步实现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有机融合。比如，工业制造过程要提高研发、信息和现代物流的贡献率，通过加快发展这些生产性服务业，全面提升制造业的综合竞争力。同时，愈益强大的制造业体系也必然为不断扩大的生产性服务业创造巨大的需求。从消费性服务看，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发展阶段以来，人均收入快速增加，消费水平快速提升，居民的非食品消费份额不断提高，再加上具有很强消费能力的新生代消费群体正逐步改变传统家庭消费行为而更倾向于选择社会化消费，使得社会化消费的服务需求快速扩大，这个趋势随着人口结构的改变而变得越来越明显。“十一五”时期，在一、二产业保持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加快发展服务业，快速提升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既有利于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又有利于降低单位GDP能耗，改善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率。 科技进步将大幅度提升国际竞争力 从发展趋势看，以大量自然资源和低价体力劳动耗费为支撑的经济增长将愈加难以为继。这不仅因为资源供给跟不上资源需求增长，环境承载能力减弱，而且因为长此以往，企业和国家的竞争力将面临愈益严峻的挑战。工业化、信息化时代的全球经济竞争，核心是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技术竞争，低技术含量、低人力资本水平、低价格、低附加值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会面临更为严重的国家保护主义的限制。应对这种挑战的明智选择，是实施以创新为基础的技术进步战略，在全面增强国民创新意识的基础上加快提升企业和国家的技术进步水平，促使国民经济增长从主要依赖自然资源和廉价体力劳动投入，转向主要依赖以知识和人力资本为基础的并与现代制造及现代服务巧妙融合的技术进步。“十一五”时期，应从准入和创业、进出口调节、税制税率、信贷和直接融资等方面，坚持不懈地大力支持个人发明和创造以及企业研发，大力支持以自主知识产权为基础的国家标准的形成和应用，积极构建全方位的技术进步机制，从而实现快速的科技进步。即使在资源投入不变甚至减少的条件下，这种全面的科技进步也必然大幅度提升要素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推动现代生产力和国民经济快速增长。 劳动力价格提升有利于拉动国民消费需求增长 内需是大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在通常情况下，人均GDP水平越低，内需扩张力越弱；一旦人均GDP水平提升加速，内需增长亦会随之加速。但这里还存在一个分配问题。在其他条件一定时，如果GDP的分配更多流向利润而不是流向工资（尤其是产业工人的工资），甚至出现利润侵蚀工资的情形，那么实际消费需求的增长就会慢于投资需求的增长。在这种分配格局下，人均GDP增长不一定意味着国民消费需求以同样速度增长。反之，如果人均工资增长加快，即使GDP总量、利润、投资保持既定增长，也会使国民消费需求增长加快，从而使内需得到有效扩大。应当注意的是，由于外资企业利润存在境外转移现象，外资利润侵蚀工资具有更为明显的紧缩国民消费需求的效应。“十一五”时期扩大内需的重点应放在扩大国民消费需求上，运用法律和政策措施，保障劳动者权益，改变目前劳动力价格低廉、利润侵蚀工资的分配格局。从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劳动力市场的最新情况看，企业增加员工的薪酬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这种趋势将为“十一五”时期工资增长拉动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和国民福利增进之间建立协调均衡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