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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与普通话本为一家，却有着比普通话更高的研究价值。从广义上来说，普通话是方言的一种。现行的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北京话也是方言的一种，而普通话被赋予了更多意义，代表了规范化和普适化，是中国法定的全国通用语言，在古代，普通话还有另外一个称谓“官话”，名称源自中国古代对汉语官方标准语的称呼，在周代也称为“雅言”。历史上，随着朝代的更迭、人口的迁徙、都城的迁移，官话也随之不断变化。夏朝建都于黄河流域的洛阳，而商朝都城也在洛阳附近，所以可见上古时期中国的雅言是以洛阳话为基础的，并且也沿袭了数千年的历史，到了晋朝时期定都金陵，将原官话与金陵话合一成为新官话“吴音”；隋朝以金陵雅音和洛阳雅音为基础正音，南北朝官音融合形成长安官音（秦音）；唐朝立洛阳为东都并以洛阳读书音为标准音，融入周边少数民族语言的元素；宋代国语称“正音”、“雅音”，仍以洛阳读书音为标准；到了元代法定蒙古语为国语，定以元大都（北平），将汉语定为域内共同语言，但仍以洛阳音为标准，仍然是一般中原的汉语结构；明朝及清朝中叶之前中国的官方标准语一直是南京音，清初名义上以满语为国语，随后官话成为国语，由于明至清代定都北京的关系，南京官话的腔调逐渐染上以当时北京方言为代表的北方话的腔调，经过时间生成了北方官话，到清代中后期，北京官话逐渐取代南京官话取得国语的地位；民国预定为官方语言的国音是南京话和北京话的结合，后来改为以北京话为国音，新中国建国以后也沿用了北京话为普通话这一标准。而从整个历史上看，普通话就是用得最广最普及的方言，而且每个朝代的普通话之间多少还存在着差异，存在的差异就能体现出方言的独特魅力，方言是一个地区的民众所使用的语言，包含着该地区的社会历史文化内容，具有多方面的文化研究价值。方言（如洛阳话、吴方言等）本身是非物质的，所以它承载的文化作用也是非物质性的，更是其它任何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载体都不能比拟的，它的价值就在言语中在词汇中，而方言恰好又传承了许多古代的词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基于深厚的历史研究价值，方言甚至于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的“活化石”，通过它，可以探究许多社会历史文化问题，通过方言对于了解民俗、巩固民俗、展示民俗、传承民俗等有着巨大的作用，了解一些方言对于学习历史、学习文言文有很大的帮助，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些是方言的实用魅力。毫无疑问，一个地区民众的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活动的过程和结果都会反映在本地区的方言之中。例如，西王人可以用自己的方言对本地人从过去到现在的一切生产劳动创造、社会生活状态、精神生活内容作出准确而细致的描述和解释。换句话说就是，西王方言可以对西王人的一切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作出圆满的、恰如其分的解说，可以帮助西王人更好地去创造新的生产、生活，这个作用是其他任何非语言事物都不能代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