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一一龙
一个字堵。自己去网上抄抄吧，一大堆 
波斯王薛西斯统率的大军横扫了希腊北部，来到了南下唯一的通道，德摩比勒隘口前。令他十分奇怪的是，把守关隘的只有几千名希腊士兵。“难道希腊人另有埋伏？”直到派去侦察的人回来向他报告，他才恍然大悟。 原来，此时正是希腊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间。而在希腊，奥林匹克是高于一切的大事，运动会期间是禁止打仗的，甚至在外敌入侵时也不受影响。那么，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古代希腊神话传说：居住在奥林匹斯山上的天神宙斯主宰着天地万物、整个世界。为了表达对宙斯的崇敬祈求，希腊人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西部的奥林匹亚举行盛大的祭祀。他们进献上整牛整羊作为祭品，载歌载舞，欢庆宴饮，同时还要进行短跑竞赛活动。到公元前766年时，希腊规定每隔4年在奥林匹亚举行一次竞技大会，也就是运动会。这就是最初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最早的竞赛项目只是200码（大约182米）短跑，后来逐渐增多，有：摔跤、掷铁饼、投标枪、赛马和赛车等。除了那些犯叛国罪和对神不敬的人，每个有气力，身体灵活的希腊公民都可以参加比赛。最受观众欢迎的是驾着马车赛跑的项目。比赛时，众马奔腾，车轮滚滚，尘雾飞扬；观众的欢呼声伴着隆隆的车声、骏马的嘶鸣，方圆数十里都能感受到那热烈的气氛。因为这种比赛，需要自己有马，又要接受专门训练，所以参加的往往是贵族的代表。 运动会结束，竞赛优胜者要戴上用月桂编成的王冠，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桂冠。戴着桂冠的优胜者比国王还要受到人们的崇敬和爱戴。有人甚至把他们当作神一样来崇拜。竞技大会的闭幕式上，还要举行“国宴”招待他们。最著名的诗人向他们奉献赞美诗，第一流的艺术家为他们在奥林匹亚建造纪念雕像。他们的名字很快传遍了整个希腊，有的时候还要通过各种方式向国外传扬。优胜者的家乡把他们当作出征凯旋的英雄来欢迎。有的城市还故意把城墙打开一个缺口，让他们像征服者那样进城。如果优胜者是雅典人，还可以得到500银币的奖励。 古老的运动会还树立起了一种优良的运动作风，优胜者得到最高的荣誉，受到普遍的尊敬；而那些在运动会上使用不正当手段进行作弊的人，要被立即赶出竞技场，遭受大家的耻笑。 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古代希腊生活中一项极为重要的事件。甚至战争也要为运动会让路。交战的双方会暂停攻击，等到5天运动会结束以后再继续开火。后来，休战期延长到一个月，最后延长到3个月。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即使在外敌入侵的时候，希腊人仍把运动会放在第一位。竞赛期间是希腊全国性的节日，每个希腊人都把能看到奥运会当作一生幸福的大事。 奥运会对希腊生活的许多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希腊的各个城邦，因为这一全国性的运动会，就有了共同的社会活动，有利于彼此接近，也增加了各城邦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很多城邦之间的紧张的关系一定程序上得到了缓解。此外，运动会还促进了希腊文化艺术，特别是雕刻艺术的发展。希腊著名雕刻家迈伦塑的掷铁饼者，肌肉健壮，线条流畅，准确生动地表现出一个青年运动员在掷出铁饼前一刹那间的紧张状态，被誉为不朽的艺术珍品。希腊人中曾流行着这样一句话：没有奥林匹克，就没有希腊雕刻。 古代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一共举行了293次。到公元394年，侵入希腊的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下令禁止举行比赛，奥林匹克运动会从此中断了1500多年。后来，经过法国人顾拜旦的倡议和努力，公元1896年，奥运会又在雅典恢复了。以后仍然是4年一次，分别在不同的国家举行，而且参加者也不再限定为希腊人。如今，奥运会已经成为全世界瞩目的体育盛会。比赛项目更多，参赛的选手更多。每隔4年，来自世界各国的运动员们会集在田径场上，向着“更高、更快、更强”的目标竞争拼搏，传递着人类大家庭的和平和友谊。奥运会又成为了人类和平友谊的盛会。
试论城市规划要点 引言城市规划的定义 城市规划是城市发展的战略、建设城市的纲领、管理城市的依据。如何打造一个城市的风貌、建设一个和谐、生动、合理的空间体系，是现在规划建设中十分热门的话题。城市规划必须注重个性特征，城市个性是一个城市的特色，是独特魅力之所在，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千城一面、似曾相识的城市越来越多，城市的个性特色已湮没在程式化的钢筋混凝土之中，失去了城市的特色和魅力。 城市个性化成为现代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突出特点。打好“文化牌”，彰显文化特征是十分重要的课题。美国城市建筑学家刘易斯·芒福德说：“城市是文化的容器”。无论是历史文化名城罗马、威尼斯，还是现代国际大都市巴黎、纽约、芝加哥，座座堪称文化艺术宫殿、建筑博物馆，处处折射出城市的文化，走进这些城市，就仿佛走进了他们的历史。因此，在城市规划中必须处理好建设与继承的关系，在发展中传承历史文化。否则，城市一旦失去历史陈迹，犹如人失去鲜明的个性，得到的利益是暂时的，而遗憾却是永远的。 由于城市所处的空间地理位置、地形条件、气象条件和自然环境的不同，构成了不同的城市环境空间形态，提供了每个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环境空间特性。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充分认识该城市的山、水、林和风景名胜等自然景观要素，发掘、保护、利用、开发、改造自然环境空间特色，在共性中找出个性，围绕个性建设特色城市。与此同时也要注重生态的和谐与持续发展的战略。 规划与人文精神 城市规划的人文精神是在1933年国际现代建筑会议第四次会议发表的《雅典宪章》中提出的，里面提出的城市功能分区原则影响了现代城市规划将近半个世纪。这种功能主义的原则，一方面向古典建筑学派提出挑战，使城市规划、建筑开始从古典的放射、圆形广场一类形式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功能主义又使城市规划、建筑逐渐陷入机械主义，它刻板地分区肢解了城市的有机结构，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多方面联系，破坏了城市的地方特性，其结果是使城市形态单调、布局混乱、建筑雷同。尤其是功利主义的影响，城市空间因最大限度的商业性开发，破坏了城市生态环境，污水、废气、噪声、交通事故等给城市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因此城市在抛弃了人文精神的同时，便从“文明中最伟大的创造”变成了“文明中最大的破坏”，也给人类带来了生存危机。 20世纪60年代，重新关注城市的历史文脉、地域文化和人们的生活，城市规划中的人文理念开始复苏。与此同时，国际规划、建筑界人士开展了“可持续发展城市”的研究，并指出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发点是“为了城市人民”。这表明，城市人文精神将得到完全意义上的复兴与再生，人文因素将是21世纪城市文明的灵魂。 人文因素在中国的造城运动中是历史悠久的。明清时期的北京城就是中国城市运动中的代表作之一，彰显出皇权的气势和霸气。现代的城市建设也需要这种对人文精神的关注，在继承与发扬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为城市打造一种文化的底蕴。 1建筑是人文精神的表现 1990年6月2日，国际建筑师协会第十七次大会发表了《蒙特利尔宣言》。其开头一行是：“建筑是人文的表现，它反映了一个社会的形象。”世界建筑史表明，人类的建筑活动不仅是一项物质生产活动，而且还是人类文化活动的重要内容。一座城市的魅力，多数是由于建筑艺术的魅力营造出来的。建筑是时代的象征。希腊雅典卫城建于公元前5世纪，其中有世界著名的保护神雅典娜帕提农神庙。卫城建筑群是雅典这个黄金般的古典时期的纪念碑，是雅典全面繁荣昌盛的见证。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建筑主要是国家性的大型建筑，有些是专为荣耀路易十四或他的政权。这个时期建造的卢浮宫东立面、旺道姆广场、凡尔赛宫及园林，都体现了路易十四“伟大的时代”的“伟大的风格”。建筑语言常常是民族的语言，是凝固的民族精神，具有强大的感召力。著名美籍华人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中国银行香港大楼，他以“中文的构思、英文的设计”，使这幢大楼渗透着深刻的人文含义：塔身，象征着雨后春笋；风格，体现了出于污泥而不染的荷花精神；楼的外表面，展示出宝石图案。有学者说，巴黎人民很大程度上是巴黎的建筑语言场教养、熏陶和塑造出来的。维也纳的建筑群及人文环境，培育了一批又一批的音乐大师；德国的一批具有艺术特色建筑群和浓郁人文精神的城市，产生了一批又一批的哲学家、科学家、音乐家。城市的建筑具有强大的人文精神功能，一座有个性和人文魅力建筑的城市能提示城市的广大居民，提升这座城市的文明素质，使这座城市有自信心、活力和发展的推动力。
或许在北京，很多城市管理者的眼中，沿街叫卖的小商贩是城市美化过程中的“绊脚石”。在漫长的城市发展过程中，沿街叫卖的小商贩和城管似乎一直以来就是一对“天生冤家”，彼此“斗智斗勇”，从经常性的“言语接触”，甚至发展到后来的偶尔“身体接触”（暴力对抗）。可以说小商贩常常是“不理解”城管的工作，而城管也“不信任”小商贩会是城市化过程中的“和谐因素”。于是问题常常就无法解决，或者说常常无法“和谐地”去解决。因为在现实中，“你查我跑、你罚我闹”，城管执法中因沟通不够、态度生硬而与小商贩造成矛盾的现象一直无法缓和。说到这里，戴斌老师不禁要问：“为什么小商贩和城管彼此之间为会出现这样的‘不理解’和‘不信任’呢？”其实答案在于，小商贩和城管彼此之间常常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问题。站在小商贩的角度，“违章摆卖”是“迫不得已”。因为除了违章摆卖，他没有其他的“出路”。因为“违章摆卖”“古往今来”就并非“暴利”行业，利润不高，暂未有“违章摆卖”而“一夜暴富”的例子。而且在利润不高的前提下，风险却极大，一不留神就有“全盘没收”的危险。或许戴斌老师要问违章摆卖者一句：“利润不高，风险极大，为何还要为之？”对曰：“不得不为之也，因为没有别的谋生之道。”当然，辨证地看待这个问题，我们站在城市管理者的角度，城管“严打”“违章摆卖”也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违章摆卖”给城市管理带来了许多难题，如占道经营，妨碍交通；摆卖产品质量不易把关，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时有发生；有时还会污染环境影响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对“违章摆卖”进行有序管理城管不可避免的执法义务。而“违章摆卖”小商贩的“复活”能力又是如此之“强”，常常是“野火‘刚’烧尽”，“春风吹又生”。因此，从城市管理的实际操作来看，不“严打”似乎是无法解决问题，于是“严打”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也就成为了城市管理者的一件“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综合上面观点，或许有人告诉戴斌老师，寻找谋生之道是个人责任，此不能成为“违章摆卖”的“借口”。诚然，此言不差。但我们的管理者在执法时，除了处罚之外，能否“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能否教育违章者除了“违章摆卖”外，尚有其他合法的“生财之道”？如果答案是可以的，那么剩下的就是我们的管理者如何采用合理的方式去“教育”违章者的问题了。那么如何采用合理的方式去“教育”违章者呢?戴老师认为城市管理者首先要认识到小商小贩也是城市多样性的组成部分，城市对他们的态度应该更加宽容。要加大福利保障，使低收入阶层在不“违章摆卖”的前提下依然生活有“着落”；要加大对失业者的在职培训，使“无业者”有“职业”，而且是有比“违章摆卖”更好的“职业”，“人往高出走”，有更好的出路，没有会留恋“违章摆卖”的日子；要“禁”“限”结合，城市管理者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及“合适的地点”放开管制，让其在政府的指导下由“违章摆卖”变为“合法摆卖”。当然，除此之外，社会和舆论也要“宽容”看待城管的“执法难”，要理解城管的工作，同时又监督和督促城管工作方式的“合理”转变。其实更多时候，只需要相关的的各方彼此都“多一分宽容”，我们北京市的城市摊贩管理问题就一定能“和谐”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