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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有着丰富文化底蕴的国家，其中也不乏有很多的传统节日，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中秋节……今天我就给大家说说端午节。为什么端午节会在每年的阴历五月初五过呢？那是因为我国古代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屈原在这一天遭人迫害，被迫投江而死，人们为了纪念他，就将他投江死亡的这日定为“端午日”。在我国，端午节这天有很多的民间习俗，包粽子是大家最喜欢的习俗，这天，一家人会围坐在一起包粽子，有说有笑，其乐融融，粽子熟了，大家又会坐在一起吃粽子，香喷美味的粽子香飘满了屋；赛龙舟也是我国端午节传统的节目，亲朋好友相伴而行，到江边观看龙舟比赛，看，一艘龙舟快速的驶过来了，激起了江边观赛人的热情，大家为它鼓掌加油。在我的家乡，每到端午节，每家每户还会准备一些艾草，插在大门和窗户上，我问奶奶“为什么要在门上插草呢？”奶奶说“这是咱这的习俗，插上艾草，蚊虫蛇蚁就会远离咱家，让咱家人都健健康康的。”家里有小孩的，还会给小孩的衣服上挂上做的“五毒葫芦”，祈求保佑孩子健康。这些虽然只是一些习俗，但却在我们家乡形成了一种文化。端午节虽然只是众多节日中的一个，却给我们带来了欢乐，也让我增长了知识，愿端午节的传统文化能够继续传承。 
说起中国传统文化那可是数不胜数，而让我记忆深刻的就是这春节了。 春节是中国人民最隆重的传统节日，是象征团结、兴旺，对未来寄托新的希望的佳节，如何庆贺这个节日，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一些较为固定的风俗习惯，有许多还相传至今。其中有一个风俗习惯就是吃饺子。吃饺子之前当然要包饺子啊。我为了能吃上美味的饺子，便自己动上手。 想吃饺子就要包饺子，这饺子可不是很容易做的。包饺子之前首先要和面。我倒了一些面放在盆里，又拿碗倒了一些水放了进去。刚开始水倒少了，揉出来的面拿起来向下掉面渣。又加了点水之后，面又都粘在我手上。哎，水总是加的不合适，光和面就这么难，等到吃上饺子要等到什么时候啊!又加了一点干的面粉，面总算弄好了。可是一听妈妈说面还要放半个小时，真等的我不耐烦了。面好了我等不及的冲到面旁边，拿出一小块面学着妈妈以前包饺子的动作把面揉成一个细长条。结果揉的一节粗一节细的还好揉了好长时间终于揉好了。我突然想：既然饺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流传了下来，饺子就一定很美味，但是肯定有一定的制作难度。为了吃上美味的饺子努力!接下来开始把面切成小块，再继续擀皮。擀皮是最难的事了，也是重中之重。如果皮薄了饺子容易破，如果皮厚了饺子馅熟了皮没熟。我把一小块一小块的面按成了可爱的小柿饼大小，便准备擀皮了。我一手拿着小饼，一手拿着擀面杖擀饺子皮。哎，像妈妈那样擀皮好难啊，我实在学不会最后我就像擀大饼一样擀了饺子皮。虽然方法笨拙但是效果还是不错。该包饺子了，妈妈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猪肉大葱馅。我拿起擀好的皮在妈妈的旁边学着包饺子。包出一个饺子之后突然觉得包饺子不是那么困难。终于包好了开始煮了，我在锅的旁边盼着饺子煮熟。看着饺子在过的翻腾如同一条条白色的鱼在欢乐的游戏。饺子煮熟了!嘴里吃着饺子心里说不出的开心。霎时，我觉得我离中国的传统文化也近了一步。 我爱中国传统文化!
LV17 推荐于 2018-03-29传统文化在我身边 每个国家都有着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
提供素材，仅供参考。我国是有着5000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自然，我们中华民族有着灿烂多彩的传统文化。在我眼中，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之源，是我们祖先留下的一份宝贵的遗产，是中华民族的根。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给予了我们现代文明的全部。从道德反面看，我国古人就提出了各种思想，引导人们向着健康，有秩序的生活迈进，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先前思想达到了一个高峰，出现了各种学说，有道家，儒家，法家等等，而最著名，对后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儒家了。儒家先贤提出的各种思想学说对于后人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儒家推崇孝道，推崇尊老爱幼，这在当前社会都是十分前卫的思想，如今也发展成为了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在治国方面，儒学也有得道之处，比如论语当中提到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著名学说，给无数后世君皇一治国方针。论语当中还提到了很多关于为人处世之道，比如“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这句话，简单数十字，就将诚信这一理念阐述得淋漓尽致，将失信于人的人比喻为失去了轮子的车，其严重程度不言而喻；还有关于学习的，比如“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等等。儒家学说几乎涵盖了生活的全部，对当今社会产生了莫大的影响。而不是儒学一家独大，道家法家各自的核心思想也颇具参考价值。这些思想对于当今的发展而言依旧具有其道理所在。这就是财富，我们应当珍惜之。古代圣贤提出的思想，那仅仅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除了这些思想，我们还有生活习性之类的文化。我们中华民族从古至今，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自然而然，我们就会有了自己生活方面的习惯，比如，我们吃饭都使用筷子，这在西方国家是绝对没有的；我们有自己的传统节日，比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等，这些节日怎么来的？这些节日都是5000年历史里沉淀出来的最精华的文化所在，这些节日浓缩了中华民族的期盼，向往，还有思考，探索，怀念等等一系列感情，这些节日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标志。在古时候，我国劳动人民就用智慧，在农耕时代，经过长期的观察，总结出了经验，最后浓缩成为二十四节气，这对于农民的劳动生产而言，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祖先还用自己的智慧，得到了各种具有历史意义的发明。这些发明创造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起着非常大的作用，让我们中华民族长期走在世界的前列。我国的传统文化，曾经让我们站在世界的最高峰，让我们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勇往直前，就算是近代，就算是我们中华民族收到危难时，我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品质依旧支撑着整个民族体系，让我们一次次不畏生死的抵御外族入侵。我们失败过，但从不失去信心，从没有丢失信念。而如今，当我们挺过来了，当我们大部迈向另一个辉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将我们伟大的传统文化弃之于脑后了吗？不行，绝对不行。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不但支撑着整个中华民族的脊梁，还在各方面影响这全世界。比如，西方文化，强调的是个人自由主义，而我们中华民族向来以国为重，没有国家就没有个人。看起来在价值取向上有着巨大的差别，但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团体主义，我们在最终的最求上没有太大的差别，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问题出现了，有些问题根本不能用传统的自由主义进行评定，在这些方面上，他们就要借鉴我们的思 想，来整合出适合他们国家的新价值取向，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道义，还有里面所阐述的“以和为贵”的思想，对于他们都有着巨大的参考价值。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的目光将再次聚焦于我们身上，而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取向，将再一次成为主流，我们将用自己的行动，来影响全世界。而作为现代文明之基础的传统文化，将再一次向世界展示自己那耀眼的光芒，这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将为世界所共享。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