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花小随意
书籍装帧设计的新态势其一是花哨繁杂的克服。电脑美术的普及，给平面设计带来了许多方便，各种图象通过扫描仪可以手到擒来；加之后现代观念的影响，更使视觉信息的拼组叠合成为时髦。于是书籍装帧一度出现滥用电脑的现象。本来是清清楚楚的书名，非要加上阴影或花边，本来可以用一种图象表达的内容，非要堆砌至满方休。艺术的单纯、简洁原则似乎已经过时，令人眼花缭乱的封面挤满了街头书摊。用绘画语言取代设计语言，成为书籍装帧艺术的一个误区。这届书装展明显地超越了炫耀电脑技巧的层次，做到用电脑不见电脑，把视觉信息的方便组合严格限制在“惜图如金”的程度。努力做到让绘画语言从属于、服务于设计语言，许多设计“返博为约”、“化繁为简”。花里胡哨的图象乏人问津。书名醒目、装帧单纯明快、重视平面及色彩构成、富于视觉冲击力的设计受到评委们的青睐。像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吴勇设计）、画集《世纪传薪》（李振鹏、毕学锋设计）、《中国名花》（鞠洪深设计）都以其雅洁的大气令人一见钟情，爱不释手。 其二是整体观念的增强。从这届参评作品的署名和设计实际均可感受到设计家整体观念的增强。“封面设计”虽然仍在延用，但已退居次要地位；代之而起的是“整体策划”、“整体设计”、“封扉版式设计”。过去美编只是被动地关心封面，如今关心的则是整套书的选纸用料、开本大小、从版式到封扉、环衬、书套、书带、书签，每个环节都精心呵护。这次展评有的仍以封面构思取胜，如中国社科出版社的随笔集《流年碎影》（毛国宣设计）用被风吹得漫天飘飞的碎叶烘托出全书的主题，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更多的则是着眼于一本或一套书的整体设计，如云南人民出版社的套书《聆听西藏》（鞠洪深设计），以纪实、小说、散文、诗歌的方式分别成册，每册既与套书格式一致又有微妙的图式变化，其整体设计很见功力。为适应这一机制，不少出版社导入CIS工程，打破原有建制，成立了策划室或设计工作室，不仅对一个时期的选题统筹规划，而且对整个出版社的理念、行为、标徽、营销进行战略设计。设计的地位悄然进行着由被动到主动、由局部到整体的战略转移。这是一场从设计观念到设计体制的深刻变革。 其三是科技设计的崛起。由于科技的内容较难用具体生动的形象来表达，科技图书成为设计的难题。但从另一角度看，它也为设计者运用比喻、象征、抽象等语言留下了广阔的空间。这次展评，天津科技出版社的两本书获得高度评价：《中国急腹症治疗学》（王众设计〕封面右侧一个木雕裸体分为上下两段，在断开的腹部位置是一绞成疙瘩的绳结，生动简洁地表现了急腹症发作时绞拧般疼痛的感觉。《临床骨科学》（白姑设计）封面斜置的一段接活的圆木顶端长出了绿芽，它与固定支撑的铁架恰恰构成一个中文的“人”字，前者以偶人代真人，后者以接木喻接骨，都以设计语言的“距离美”避免了恶性生理刺激，引发人的类比联想，在诗意的层次加深读者印象。 其四是插图艺术的初醒。文学书籍的插图在五、六十年代曾一度辉煌，后来渐渐退隐，文字图书变得素面朝天，了无画趣。近年来在张守义、卫水山、王晖等设计家的一再呼吁下渐呈复苏之势。这次展评的少年儿童读物和社科文艺读物中插图的分量有所增加，且水粉、水彩、水墨、刻纸等品种丰富，画艺高超。湖南少儿出版社《童年的梦》采用“先画后写”的编创方式，其插图获得一致好评。当然与读者的需要相比，插图还远未达到繁荣之势，但这已是可喜的苗头。 其五是设计新人的涌现。目前，虽然各出版社设计力量强弱不等，但是都认识到设计对于一个出版社举足轻重的地位，都竭力物色一定的设计看家高手。除了设计人才的合理流动、自然调整外，从中央工艺美院、中央美术学院院设计系、北京印刷学院等高等艺术院校新毕业的一些设计新秀陆续充实到各个出版单位。他们的文化素质高，设计观念新，能熟练掌握使用电脑，热爱设计事业，具有敬业精神，证明设计业后继有人。这次评奖中，不同小组、从不同角度的推荐奖项，往往出自同一作者之手，为避免作者重复只得忍痛割爱，但这些在各组均崭露头角的优秀设计家，已深深印在评委们心中。他们是中国设计的中坚和希望。 
浅谈书籍装帧设计平面设计论文 在我的书架上，那些印刷精美的、封面设计漂亮的书籍总是摆在我最安全而现眼的地方，因为我特别关心它们，生怕那本书从书架上不小心落下来摔坏了书脊或折了书页，也许这和我是学艺术设计的原因有关吧，的确我比较喜爱优秀的设计作品，漂亮的书籍封面也能吸引我的眼球让我为之掏钱据为己有，逛书店时，看到印刷、设计都十分漂亮的书时，不管有用还是无用，我都会掏钱买之，这可能是不受理智控制的吧，但有时会受金钱的约束，呵呵。简单的说我喜爱书，更喜爱漂亮的书籍装帧，容我拙论自己一些关于书籍装帧艺术方面的认识，希望能得到同行、老师的认同和指教。 书籍几乎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书籍装帧艺术，这是不是就象人们天天都住在房子里而不是每个人都理解建筑艺术一样呢？比较实用的东西往往都被忽视其艺术价值。 如果从“书籍装帧”的完整意义上来认识，完全可以说，没有书籍装帧就不可能有书籍，这甚至是精神离不开躯体相同的，即使把“书籍装帧”狭限在美术范围内，没有书籍装帧，书籍也将流于简陋而缺乏美感，白纸白皮的形貌是不难想象的。 在“书籍装帧”里诸多名词我不想一一解释，诸如早期的文字产生以前的结绳记事，到我国古代的简、策、韦编、丝编、籍、线装、书眉等等，相信热爱书籍装帧的朋友也是知晓一二的，有些人把“书籍装帧艺术”误解为仅指封面设计和扉页环衬的设计，至多在把插图包括在内，这种理解虽不全面，但却也说明封面、插图和扉页在书籍装帧设计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这里我主要谈谈在封面设计上自己的一点体会，①封面是书的外貌，它既体现书的内容、性质，同时又给读者以美的享受，并且还起了保护书籍的作用。封面设计它包括书名、编著者名、出版社名等文字和装饰形象、色彩及构图。如何使封面体现书的内容、性质、体裁，如何使封面能起着感应人的心理、启迪人的思维作用，是封面设计中最重要的一环。②封面设计的造型。造型要带有明显的阅读者的年龄、文化层次等的特征。如对少年儿童读物形象要具体、真实、准确，构图要生动活泼，尤其要突出知识性和趣味性；对中青年到老年人的读物，形象可以由具象渐渐转向于抽象，宜采用象征性手法，构图也可由生动活泼的形式转向于严肃、庄重的形式。③封面设计的色彩。色彩是由书的内容与阅读对象的年龄、文化层次等特征所决定的。鲜丽的色彩多用于儿童的读物；沉着、和谐的色彩适用于中、老年人的读物；介于艳色和灰色之间的色彩宜用于青年人的读物。另外书的内容对色彩也有特定的要求，如描写革命斗争史迹的书籍宜用红色调；以揭露黑暗社会的丑恶现象为内容的书籍则宜用白色、黑色；表现青春活力的最宜用红绿相间的色彩。对于读者来说，因文化素养、民族、职业的不同，对于书籍的色彩也有不同的偏好。 书籍装帧设计需要象其它装潢设计一样． 经过调查研究到检查校对的设计程序。首先向知识的企业主--作者，或者文字编辑．了解原著的内容实质。并且通过自己的阅读、理解、 加深对自己所要装帧对象的内容、性质、特点 和读者对象等等作出正确的判断。假如你是一名编辑就需要对书籍的形态拟出方案。解决开本的大、小、精装、平装、用纸和印刷等问题。对于一个设计者而言。所关心的更应是如何在既定的开本、材料和印刷工艺条件下。通过想象．调动自己的设计才能．并使其艺术上的美学追求与书籍“文化形态”的内蕴相呼应。不只是停留在政治书籍要庄重大方．文艺书籍强调形式多样，儿童图书追求天真活泼 。更要求进一步深入，达到对书稿理解尺度与艺术表现尺度在创作中的充分的和谐性表现。以丰富的表现手法、丰富的表现内容．使视觉思维的直观认识（视觉生理）与视觉思维的推理认识（视觉心理）获得高度统一．以满足人们知识的、想象的、审美的多方面要求。 书籍装帧既是立体的，也是平面的，这种 立体是由许多平面所组成的。不仅从外表上能看到封面、封底和书脊三个面，而且从外入内， 随着人的视觉流动，每一页都是平面的。所有这些平面都要进行装帧设计，给人以美的感受。 有人用建筑艺术比喻书籍装帧。建筑艺术 是空间艺术、静的艺术，然而它通过布局，可以产生韵律，造成一种流动的感觉。书籍装帧也是如此，通过封面、环衬、扉页，步步接近正文。 这一连续的欣赏过程，犹如在游览中国的园林。进入园门，逐步引向深入，曲径通幽。最后进入正殿。在正殿中又透过插图这扇窗户．看到文字中所记载的主人翁的形象、活动、环境等。这种由外入内不断行进过程，则根据不同类型，不同体裁风格的书籍内容．产生不同的韵律变化；感情色彩比较浓厚的文艺书，变化形态应大些、活泼些；而严肃的理论专著，设计中则要求层次分明、有严谨的秩序感。 当然说道最后，对于书籍装帧设计，每个设计师都会有自己的侧重点，和想法，有的注重色彩的使用，用抽象的图形和个性的色彩来表达书的内容，有的注重造型的完整来述说一本书的故事，这就象我们静物写生一样，同样一组静物不同的几个人画就会有几幅不同的画面，因为他们所看到的静物都侧重的不一样，有的注重了光线，有的或许就注重了色彩，还有的也许一贯就注重造型呢。扯了一些题外话，大家知道书籍是人类智慧积累、传播、延续的主要方式，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多读书，会使我们增添知识，启迪智慧与心灵；会使人从愚昧变成聪明，从低俗变成高尚；会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学习与工作中去。所以我们应该多读书，爱护书，并且也应该要了解书籍装帧方面的一些知识。
从这些辽代北京的印刷品来看，多数为卷轴装，也有蝴蝶装和经折装。有的书籍还经过染潢防虫处理。其中《契丹藏》是最具代表性的辽代北京印刷品，纸墨、刻工、装帧都十分考究。每卷卷首都有图画，代表了我国古代书籍重视插图的优良传统。从辽代现存书籍的刻印、装帧水平来看，北京的书籍出版印刷的历史，似应再向前推移。 在应县木塔中，还发现几件雕版印刷着彩佛像，它是采用雕版方法印刷线条轮廓后，再用手工涂染成彩色。这是距今发现最早的印刷涂彩张贴挂图。 公元ll27年，金灭辽，定燕京（今北京）为中都，这里成为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海陵王贞元元年（公元1153年），金政府设立秘书监和国子监，专门从事书籍的收集、出版、印刷。金军占领汴京后，又将那里的大批书籍、印版运到北京，汴京的一批刻版、印刷、装订工匠也来到北京，使北京的刻印装力量又进一步扩大，由于金政府的重视，北京出书的品种大大超过辽代。据统计，金代北京出版刻印的书籍有经史子集。医学、道藏和佛藏，总计超过200种。 金代北京的书籍装帧形制，大约与南宋相同，北京的印刷品中卷轴装已很少使用，佛藏和道藏多用经折装，一般书籍多用蝴蝶装。 蝴蝶装是印刷术发明后新出现的书籍装帧形式。有人推断，五代冯道组织刻印儒家经典，使用的就是蝴蝶装，但无实物留传，还难以确定。北宋初年，所印经、史著作，都用蝴蝶装，并很快在全国通行。从辽代开始，北京也使用蝴蝶装，其进程大体和中原一带相当。蝴蝶装的应用，是书籍装帧形制的一大改革。是书籍从卷轴、经折向册页的转变，从而确定了一直延用至今的书籍基本装帧形制。 7、包背装（元代、明代的书籍装帧） 公元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迁都燕京，改名为大都，此后近百年间，北京成为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元朝在出版，印刷等方面，有着突出的成就，例如，印书的品种超过前代；木活字的首创和应用，朱墨双色套印书籍以及包背装的推行和广泛应用等。 元政府十分重视书籍的收藏、出版和印刷，编修所、秘书监、经籍所主要从事书籍的出版、印刷和收藏，兴文署、艺文监、广成局、国子监等机构，也从事书籍的出版印刷。政府还设立专门的历书编印机构、每年出版印刷大历、小历、回回历三种，印量达300多万册。由于政府的提倡，京城民间的印刷业也十分繁荣，他们编印的多为戏曲、话本、诗词等书。 元代北京出版书籍的装帧形式，以蝴蝶装、经折装为主，蝴蝶装多用于一般书籍，如政府编印的经史类书籍。经折装则多用于佛经。在字体方面则多选用赵体，民间出现的话本中，使用了较多的简化字。 元代的蝴蝶装书籍中，出现了一种开本较大、版芯较小的书籍装帧形式，这是前代所少见的。如元大德年间刻印的《梦溪笔谈》一书，开本为高416毫米，宽280毫米，而整版版芯的尺寸只有高152毫米，宽200毫米，版面的四边留有很大的空白。两空白面之间垫一张白纸，并与两白面粘连在一起，克服厂一般蝴蝶装在阅读时需翻过一空白页的缺点。封皮用硬纸裱以织物。这种装帧形式在古代是很少有的。 元代中期开始，书籍多用包背装。色背装的工艺特点是：本页齐中缝文字向外折叠，配页后，撞齐，订口在书页空白边，用纸捻穿订扎平，订口外裁切，书背刷糨糊，贴上封皮后，裁切上下书口。一般书籍多用厚纸作封皮，宫廷用书，则用纸裱以黄绫。元代北京印刷的《秘书监志》一书中，记有表背匠焦庆安的打面糊物料配方：黄蜡、明胶、白矾、白芨、藜篓、皂角、茅香各一钱，藿香半钱，白面五钱，硬柴半斤，木炭二两。这个配方中，包括了粘合剂、防腐剂和芳香剂三大部分，可见当时书籍装帧的用料是很科学的，它可以使书籍长久保存。 包背装较蝴蝶装有很多优点，一是阅读方便，二是书籍更为坚固耐用。也是书籍装帧形式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更接近于今天书籍的装帧形式。 明代是我国古代出版印刷业最为辉煌的时代，而只有到了明代，北京才真正成为全国出版印刷的中心。 明代的中央很多机构，都从事出版印书活动，而印书的内容按其职能各有侧重，北京国子监主要印刷教育用书（如经史类书），钦天监以印历书为主，礼部主管地方政府的印刷，此外如都察院、太医院、史局、兵部、工部、顺天府等机构，也都从事过印书活动。有的部门还设有印刷所。 明代在北京设立的司礼监经厂，是一所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印刷厂，其总人数为120O人。其中从事书籍装帧的工匠就有700多人。明代北京的民间印刷业也很繁荣，分布在京城的印刷作坊有十几家。 明代北京的书籍装帧，是历代集大成者。书籍的开本大小、开本比例形式多种多样，历代的书籍装帧形式，都有使用，而工艺则更为考究。 明代北京所印书籍的装帧形制，以经厂本最有代表性。它所印的经史类书籍，版面行格疏朗，字体楷书端正，大黑口、双鱼尾、注释用双行小字，多采用包背装。藏书家多称“监书天下第一”。经厂印刷的《大统历》，有两种装帧形式，一种是包背装，一种是经折装，印刷有墨印和蓝印两种。凡经厂所印的各种书籍，封皮用料有几种不同的档次，以黄绫裱纸包皮者，多供宫廷使用；以素色绫绢裱皮者，多供官员使用；以厚纸包皮者，可供一般官员使用或向民间出售。经厂印装的《大藏经》（北藏），为经折装，长度约一尺，封皮用硬纸裱以黄绫及各色彩绫，其装潢十分考究。明代北京的巨帖写本书《永乐大典》，共11095册，书高一尺七寸，宽一尺，为历代开本最大的书，也近似于黄金比例。该书为包背装，封皮裱以黄绫，是历代书籍装帧中最为壮观者。 线装是明代兴起的一种新型书籍装帧形制，也是我国古代最完美的一种书籍装帧形式。线装书的加工流程为：折页、配页、撞齐、订纸捻、配 封皮、三面裁切、打眼、穿线、包书角等。明代线装书的封皮，多数为纸面，选用较厚的纸，或几层纸滚贴而成。较为考究的书皮，则在厚纸上滚 以布、绫、锦、绢等织物，包角是在书的订口上下两角裁切边处贴以细绢，以使其美观坚固。有的书还有书根，即在书的下切口靠订口处写上书名 及卷次，以便于阅读时查找。线装的订眼是为了穿线，随书的开本大小和设计要求，有四眼、六眼、八眼不等。订线多用白丝线穿双道，书要压 实，线要拉紧。明代孙从添在《藏书纪要》中说：“订线用清水白绢线双眼订结，要订得牢揪得深，方能不脱而紧，如此订书乃为善也。” 8、线装书（明清时代的书籍装帧） 线装书的封皮文字称书笺，只有书名和卷次，印或写在长条纸上，贴于封面的左上角。扉页所载内容较详细，有书名、出版印刷者名、出版年代等。更详细的出版情况，多印于书后。有些政府出版的书籍，还在书的第一页或封面盖有印章。最有代表性的是经厂印刷的《大统历》，不但盖有政府公章，并有政府文告，申明不得私自翻印。 明代北京的书籍装帧还包括函套，以便将一部书的各册包装为一个整体。函套多用厚纸板外裱以蓝布（也有用绫锦者），随书的大小、厚度而制。函套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四面包裹，露出书的上下口，称半包式；另一种是将书的六面全部包裹，称全包式。除厚纸布面函套外，还有夹板和木匣两种外包装，夹板式是用两片与书同大小的木板，夹于书的上下，再用布带捆牢。木匣则是按一部书的大小，制成木匣，将书装入。 明代北京的版本中，还有一种书页内衬纸的装帧形式，这多用于较薄的纸张，有一种罗纹纸，薄如蝉翼，透印严重，衬纸后不但克服了透印现象，也增加了书页的强度。 由于刻版和印刷技术的发展，为书籍的装帧艺术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其中包括版面艺术、字体艺术，插图艺术和文字的多色印刷。明以前的印书字体，多选用颜、欧、赵等名家书体。明初开始，书籍用字一改传统风气，改用横平竖直，横轻竖重的匠体字，这就是现在书籍常用的宋体字。宋体字萌芽于宋，由还不成熟而未能推广。成化年间，国子监、经厂的版本中，开始使用宋体字，从而很快在全国推广，字体的风格也有粗体、中粗体和细体几种。这种印刷专用字体的广泛应用，标志着古代书籍版面艺术的新发展。我国古代书籍的插图艺术，有着优良的传统。唐代的佛经印刷中，就配有卷首图，宋代有插图的书籍就更多了。到了明代，书籍的插图艺术达到很高水平，在民间刻印的戏曲、话本中，使用较多的雕刻精美的插图；官方出版的科技书、医学书、方志书中，也使用了较多的插图，特别是宫廷使用的启蒙读物中，出现了短版彩色印刷的插图。 出于书籍产量的大增，使社会的中下层人士也有读书机会，从书籍的装帧形式来看，也分成不同的档次。就是经厂本，也分为不同的装帧档次，既有供上层使用的豪华本，也有供中下层人士使用的普通本。民间作坊的印本，主要供社会一般人士需要，从刻印到装帧，也力求简朴实用，成本较低，在开本上，既有较大的开本，也有中小开本。明代孙从添在《藏书纪要》中说：“装订书籍不在华美饰观，而要护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方为第一。这代表了明代人对书籍装帧的一般要求。 公元1644年，清政府在北京建都，这里仍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清政府十分重视书籍的出版印刷，并设立了专门从事书籍出版印刷的机构--武英殿。 康熙年间，集中了一批知识分子，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并制造铜活字25万个，印刷了这一大部头丛书。乾隆年间，武英殿在金简主持下，又刻制枣木活字大小各一副，共计253500个，乾隆皇帝亲自将活字版定名为“聚珍版”。除用这套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外，还印了其他一些书籍。清政府除用活宇版印书外，也用雕版印刷了较多的书籍，以《耕织图》、《南巡图》等质量最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