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lianLeung
东海丝路 东海起航线最晚始自周武王灭纣，建立周王朝（公元前1112年）时，他封箕子到朝鲜，从山东半岛的渤海湾海港出发，到达朝鲜，教其民田蚕织作。中国的养蚕、缫丝、织绸技术由此通过黄海最早传到了朝鲜。 南海丝路 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是唐宋以后中外交流的主要通道，以南海为中心，起点主要是广州、泉州，所以称南海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 在隋唐以前，海上丝绸之路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一种补充形式。到隋唐时期，由于西域战火不断，陆上丝绸之路被战争所阻断，代之而兴的便是海上丝绸之路。到唐宋代，伴随着我国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我国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及至非洲大陆航路的纷纷开通与延伸，海上丝绸之路终于替代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 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历代有所变迁。从公元3世纪30年代起，广州取代徐闻、合浦成为海丝主港，宋末至元代时，泉州超越广州，并被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第一大港”。明初海禁，加之战乱影响，泉州港逐渐衰落，漳州月港兴起。清代闭关锁国，广州长时间处于“一口通商”局面。 自古以来，海上丝绸之路有多条航线。海上丝绸之路因运送其他货物而又有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药之路之称。 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两条主线路，比陆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更为悠久。东海起航线始自周王朝（公元前1112年）建立之初，武王派遣箕子到朝鲜传授田蚕织作技术。箕子于是从山东半岛的渤海湾海港出发，走水路抵达朝鲜。这样，中国的养蚕、缫丝、织绸技术通过黄海最先传到了朝鲜。秦始皇（公元前221年）兵吞六国时，齐、燕、赵等国人民为逃避苦役而携带蚕种和随身养蚕技术不断泛海赴朝，更加速了丝织业在朝鲜的传播。 中日两国之间一衣带水，通过朝鲜半岛或经由日本海环流水路，交往十分方便。日本自古以来就有关于蚕业的传说。传说在公元前219~210年，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丹，曾派徐福率领童男、童女、船员、百工、数千人东渡日本，传播养蚕技术，日本人民后尊祀徐福为“蚕神”。也有记载说，公元前三世纪，江浙一带的吴地有兄弟二人，东渡黄海至日本，传授蚕织和缝制吴服的技艺。其后，内地人士或经由朝鲜、或从山东出发，三三两两地到日本定居，交往十分密切，并促进了日本蚕业的发展。 据日本古史记载，西汉哀帝年间（公元前6年），中国的罗织物和罗织技术已传到日本。公元三世纪，中国丝织提花技术和刻版印花技术传入日本。隋代，中国的镂空版印花技术再次传到了日本。隋唐时期，日本使节和僧侣往来中国频繁，他们在浙江台州获得青色绫，带回日本作样板，仿制彩色锦、绫、夹缬等，日本至今仍沿用中国唐代的名称，如：绞缬、腊缬、罗、绸、绫、羽等。 唐代，江浙出产的丝绸直接从海上运往日本，丝织品已开始由礼物转为正式的商品。奈良是当时日本的首都，可以说是中国丝绸之路的终点，正仓院则是贮藏官府文物的场所。今日的正仓院已成了日本保存中国唐代丝织品的宝库，其中的很多丝织品即使在大陆也很难见到，诸如彩色印花锦缎、狮子唐草奏乐纹锦、莲花大纹锦、狩猎纹锦、鹿唐草纹锦、莲花纹锦等，还有不少中国工匠当时在日本制作的、兼具唐代风格与日本民族特色的丝织品。 宋代也有很多的中国丝绸被运往日本。元代，政府在宁波、泉州、广州、上海、澉浦、温州、杭州设置市舶司，多口岸向日本出口龙缎、苏杭五色缎、花宣缎、杂色绢、丹山锦、水绫丝布等。明代则是日本大量进口中国丝绸的时期，这一时期，日本从中国输入的生丝、绢、缎、金锦等不计其数。 清初（1644年），统治者担心国内人民出海与明末抗清志士勾结，于是采取海禁政策，后由于国内外的强烈反对而陆续开放。此时，日本仍继续大量进口中国生丝。1633~1672年间，日本每年进口的中国丝仍在20万斤以上，这是由于日本人民服用丝绸十分普遍，而当时的日本国战乱连连、蚕业衰退，国内生产的生丝数量锐减、品质不良的缘故。此时还有山东、陕西、安徽、浙江等地的商人直接从事海上贸易活动，远航至日本等国，以中国的绸绫等换取椒、檀、铜、藤等货物。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中国政府为了换取日本出产的铜，允许中日官方往来，进行丝绸贸易。此后，中国的丝绸更源源不断地被运往日本。 日本在大量进口中国丝绸的同时，积极引进中国的桑种、蚕种和先进技术，并于1868年前后确立了振兴蚕丝业的基本国策，积极学习欧洲的蚕丝实验科学，订立奖励专利政策，兴办科教机构，蚕丝业从此欣欣向荣。1909年，日本出口的生丝已达到8372吨，超过了中国（7480吨），位居国际首位，其后并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中国直到1977年产丝量才重又超过了日本。 
大探险家、大外交家张骞在汉武帝初年做郎中时，匈奴中有人投降了汉朝，他们说敦煌（在今甘肃敦煌西）和天山当中有个月氏（rùzhī）国，恨匈奴，想报仇。汉武帝想跟月氏联合起来切断匈奴跟西域各国的联系。他下诏征求精明强干的人去联络月氏，张骞应征了。有个投降过来的匈奴人叫堂邑父，还有一百多个勇士都愿意跟着张骞一块儿去找月氏国。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为使者，带着一百多人从陇西（治所在今甘肃临洮南）出发。陇西外面就是匈奴地界。张骞他们走了几天，终于给匈奴兵围住，做了俘虏，只好住在那边，一住就是十多年。别人都分散了，只有堂邑父跟张骞在一起。日子久了，他们说话、做事，跟匈奴人没有什么不同，匈奴人对他们的看管也放松了。 有一天，张骞和堂邑父带着干粮，趁着别人不留心时，骑上两匹快马逃了。他们要到月氏去，又不知道月氏在哪儿，只往西走。他们跑了几十天，逃出了匈奴地界，闯进了一个叫大宛（在今中亚细亚）的国家。 大宛在月氏北边，是出产快马、葡萄和苜蓿（mùsù）的地方。大宛是匈奴的邻国，懂得匈奴话，张骞和堂邑父都能说匈奴话。大宛人向国王报告，大宛王早就听到过在很远的东方有个中国，地方很富庶，吃的、穿的、住的讲究得没法说，金银财宝、绸缎布帛多得用也用不完，这会儿听到汉朝的使者到了，连忙欢迎。 张骞见了大宛王，要求国王派人送他们去月氏。大宛王就派人送张骞他们到了月氏。张骞见了月氏王，说汉朝愿意跟月氏联合起来共同去打匈奴。 可是，月氏王不想这样。原来月氏老王被匈奴杀了以后，月氏人立他的儿子为王。新王率领着全部人马和牲畜往西逃，一直到了大夏（今阿富汗北部）。月氏人打败了大夏，就建立了一个大月氏国，月氏王不想再去跟匈奴作战，只是很有礼貌地招待汉朝使者。 张骞和堂邑父在月氏住了一年多，没法叫月氏王去打匈奴，只好离开了月氏回国，经过康居（约在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和大宛，到了匈奴地界，又给匈奴逮住了。他们只好又在那边过了一年多。匈奴的太子和单于争夺王位，国内大乱。张骞同堂邑父就逃回来了。汉武帝见了十三年未见的张骞，拜他为太中大夫，封堂邑父为奉使君。 张骞还想再到西域去。他向汉武帝说：“我在大夏看见邛（qióng）山（在今四川）出产的竹杖和蜀地（今四川成都）出产的细布。大夏人说是买卖人从身毒（juāndǔ）——天竺（今印度）买来的。大夏在长安西边一万二千里。大夏人从身毒买到蜀地的东西，可见身毒离蜀地不远。我们要是从蜀地出发，走西南那条道儿，经过身毒到大夏，就不必经过匈奴了。” 汉武帝听了，打算用礼物和道义去跟这些国家联合起来对付匈奴。他再一次派张骞为使者，从蜀地出发，带着礼物去结交身毒。这次，张骞把人马分成四队，从四个地点出发，走了两千里地，有的给当地的部族打回来，有的给杀害了。往南走的一队人马绕过昆明，到了滇国（今云南南部）。滇国的国王原来是楚国人，很客气地招待使者，愿意帮助使者找道儿去身毒，但昆明人不让过，张骞只好回到长安。汉武帝认为这次在南方结交了一个从没听到过的国家，也很满意。 后来西域一带有许多国家看到匈奴被汉朝打败，就不愿意再向匈奴进贡、纳税。汉武帝趁这个机会，再派张骞去通西域。张骞说：“匈奴西边有个乌孙国（在今新疆）。皇上不妨先结交乌孙王，跟他和亲。乌孙以西的国家，像大宛、康居、大夏、月氏，就容易结交了。” 汉武帝派张骞为使者，拿着汉朝的使节，带着三百个勇士，每人两匹马，还有牛、羊一万多头，黄金、钱币、绸缎、布帛等价值几千万的礼物动身了。 到了乌孙，乌孙王出来迎接。张骞把一份很厚的礼物送给他，对他说：“要是大王能够搬到东边来，皇上愿意把那边的土地封给大王，还把公主嫁给大王做夫人，两国结为亲戚，共同对付匈奴。这对咱们两国都有好处。” 乌孙王请张骞暂时休息几天，自己召集大臣们商议商议。乌孙王和大臣们都害怕匈奴，商议了好几天，决定不下来。张骞就打发他的副手们拿着使节，带着礼物，分别去联络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古代波斯）、身毒、于阗（tián）（今新疆和田一带）等国家。乌孙王还派了几个翻译帮助他们。许多使者去了好些日子还没回来，乌孙王就打发张骞先回去，他借着送张骞回去，派了几十个人到长安去探看一下。 张骞带着乌孙的使者来见汉武帝。汉武帝见了他们已经很高兴了，又瞧见乌孙王送给他的几十匹高头大马，喜欢得了不得，格外优待乌孙的使者。 过了一年，张骞害病死了。又过了几年，张骞派出去的那些副手们都带着各国的使者陆续回来了。汉武帝非常高兴，他知道了西域有三十六国，他们害怕匈奴，只好把自己的奴隶和财富交给匈奴。这会儿汉朝跟这些国家交好，他们不必纳税，都很乐意地跟汉朝结交。 乌孙王不愿意搬到东边来，汉武帝就在那边设立了两个郡，一个叫酒泉郡（今甘肃酒泉），一个叫武威郡（治所在今甘肃民勤东北）一年到头有官员和兵士守卫着，不让匈奴南侵。 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西域三十六国都知道张骞心眼好，够朋友。因此，在很长一个时期，汉朝和西域的友好关系就建立起来了。汉朝从西域那边得到了高头大马、葡萄、苜蓿、胡桃、蚕豆、石榴等几十种物产；西域各国从中国得到了丝和丝织品，学会了耕种、打井和炼铁，发展了生产。张骞走通西域的这条路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后来人们就叫它“丝绸之路”。
论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中国丝绸誉满天下，早在公元前就分海、陆两路向外传播。中外学者对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还没有系统地研究中国丝绸通过海路外传，以及它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影响和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其实，中国的丝绸由海路外传，比陆路持续的时间更长，到达的地区更广，在历史上的影响也更大。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去探讨和研究。我在就个人的初步研究，谈些以下不成熟的看法。一、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时期—唐代（618-907）以前中国丝绸的外传及其影响 从东海（今黄海）起航的船只主要航行朝鲜和日本。据历史记载，早在公元前1112年周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时，就“教其民田蚕织作”。公元199年中国蚕种东传到日本。公元238年倭国女王卑弥呼派使者到中国赠送礼品，魏明帝回赠精美丝织品。这是中国丝绸作为皇帝的礼品而传入日本的最早文献。南朝时，中国派四名丝织和裁缝女工到日本传授技艺。他们对日本丝织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中国海船从南海航路起航，于公元前140-87年，带了大批黄金和丝织品，途经今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缅甸，远航到黄支国（今印度康契普拉姆）去换取上述国家的特产，然后从斯里兰卡返航。这样，早在公元前，中国丝绸就传入上述各国。随着中国政治影响的日益扩大和由于中国精美绝伦的丝绸对世界各地具有的极大吸引力，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欧洲各国都派使节到中国通好，献礼品以求赏赐丝绸和进行贸易交换。便如，据《后汉书》记载，公元131年，今爪哇（当时的叶调国）、公元159和161年今印度（当时的天竺）和公元97、120和131年今缅甸（当时的掸国）都遣使业中国进献方物，换得丝绸。这是中国丝绸传入今日印度尼西亚、印度和缅甸，并通过缅甸到欧洲大秦（罗马）的另一条途径。这个时候的特点如下：中国丝绸从海路外传虽开始很早，但作为商品交换，只限于统治阶级所需的奢侈品，以官方的“朝贡贸易”为主，其数量、次数和规模都不大。其目的只是想在外交上达到“敦睦邦交”和扩大对外政治影响；还未注意到通过海外贸易，在经济上能增加国库的收入。民间的海外丝绸贸易，从外国文献来看似早开始。而在我国史书中却很少记载，可见丝绸作为商品生产和商业活动，还不普及和发达。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时期----唐、宋时代（960-1279）中国丝绸的外传 唐朝和日本、朝鲜的海上贸易较前代更加频繁，日本的遣唐使，名义上虽是遣使贡方物而唐亦回赐丝绸作为礼品，裨上是变相的官方贸易。如802年，日本遣使270人到中国，每人赐绢五匹，共计1，350匹。从宋朝开始，出现了民间贸易。据泉州商人李充的原文报告“自置船一只携带各种丝绸和瓷器到日本贸易。”可见当时民间丝绸贸易已很发达。在频繁的民间丝绸贸易的影响下，日本出现了在仿制“唐绫”（中国丝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博多织”的纺织法。朝鲜和中国的贸易也很发达，许多来自新罗的朝鲜的人在中国楚州（今准安）侨居。当时楚州是通往朝鲜、日本的重要海港，这些新罗人经营海上运输，为中日和中朝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传布丝绸中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唐代地理学家贾耽说，中国海船从广州经南海到波斯湾的巴士拉港，全和需时三个月。这条航线把中国和三大地区；：以室利佛逝（今印苏门答腊）为首的东南亚地区；以印度为首的南亚地区；以大食为首的阿拉伯地区，通过海上丝绸贸易连接在一起。这些地区是中国丝绸贸易的集散地；也是当时世界上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的中心。这条传布丝绸到外国的航路，在传布丝绸的同时，对促进各国之间的特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传布和影响，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赵汝适的《诸蕃志》和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两书著者是宁代人，也有与上述相同的记载。综上所述，这个时期的特点表现在：中国丝绸作为商品外传已由陆路转向海路。唐朝开始设市舶司到宋朝又有发展，标志着海外丝绸贸易性质的转变。除原有的“朝贡贸易”外，则以市舶贸易为主；开始从过去只注意政治上扩大对外影响，以达“敦睦邦交”，而发展到把它作为财政经济上的一项重要收入。市舶贸易对宋政权的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以公元1128年为例，它占国家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除上述官方丝绸贸易外，民间海商住海外进行丝绸贸易的，也蓬勃发展。丝绸作为商品生产和商业活动已经很发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