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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史与科学思想方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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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东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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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史的教育价值摘要:生命科学史揭示了人们思考和解决生物学问题的思想历程,展示了生命科学各个学科形成的历史以及各个学科之间的联系,揭示了自然科学的本质,揭示了每一个知识点的产生过程就是一个探究的过程,展示了在探究知识的过程中科学家之间的合作以及科学家所持观点之间的碰撞和论争,展示了成功的实验与选择合适的实验对象之间密切相关,呈现了科学家的科学态度、科学精神和科学世界观。生命科学史对于培养学生的生物学素养乃至科学素养具有积极的意义,在探究性学习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关键词:生命科学史;教育价值;生物学素养;探究性学习中图分类号:G427 文献标识码:A作者简介:王永胜(1961—),内蒙古人,东北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在读博士生,主要研究课程与教学论、生物学课程与教学论;杨瑞林(1969—),山西太谷人,山西师范大学讲师,东北师范大学硕士生,生物学课程与教学论专业。最近几年来,有关生命科学史的译本以及著作开始出现。有的师范院校已将生命科学史纳入课程计划并开始实施,一些中学生物教师也开始认识到生命科学史在中学生物教学中的作用(展示知识发生过程,展现科学精神,展示科学研究方法),并且提出具体做法(创设情境,引入课题;介绍方法,启迪思维;突破教学难点)。[1]然而,生命科学史中蕴涵的教育价值远不止这些。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确立了“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位一体的课程目标,生命科学史中蕴涵的教育价值对于实现这样的课程目标具有积极的意义,对于教师教育也具有积极的意义,本文的目的就在于进一步挖掘生命科学史的教育价值。一、生命科学史揭示了人们思考和解决生物学问题的思想历程生命科学史是一部思想史,它揭示了人们思考和解决生物学问题的思想历程。这些思想是受当时的文化背景和科学技术水平制约的,生物学新知识的产生,都需要首先从思想方法上有所突破。“物种是演变的”思想的确立就是对“物种是不变的”思想的突破。[2](475—549),[3](236—267)人类对生命个体发育的探究历程也体现了思想方法上的突破。[2](253—297),[3](125—152),[4](37—56,134—148)这些事实反映了思想氛围影响着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如果当时的思想氛围是不科学的,就会导致人们对事物的错误认识。反过来,人们通过对事物的科学探究,获得对事物的正确认识,又会改变人的思想,进而改变思想氛围,使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产生一次飞跃。生命科学史展示了科学家所处的时代背景,记录着科学家的思想以及思想转变,而科学家的思想以及思想转变与他们从事的科学探究是密切相关的。这对学习者形成正确的思想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二、生命科学史展示了生命科学各个学科形成的历史生命科学史展示了生命科学各个学科形成的历史,它能够从整体上告诉我们各个学科是在解决什么问题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还能告诉我们各个学科之间的联系。这有助于研究者发现尚未解决的问题和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有助于学习者建立知识点之间的联系,建构完整的知识结构。遗传学的建立和发展经历了细胞遗传学、群体遗传学、微生物遗传学和分子遗传学等阶段的发展。[2](565—655),[3](280—335),[4](149—168,213—259)如果孟德尔不运用数学知识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就不能发现遗传规律;如果没有细胞学的发展,萨顿和鲍维里就不能认识到遗传因子与染色体之间的联系;如果塔特姆不精通微生物知识,基因与酶之间的关系就不能建立起来。总之,如果不依靠各方面的知识,就不可能打开解决问题的思路。遗传学是在解决遗传的规律是什么、遗传物质是什么、遗传物质具有什么结构、遗传物质如何复制和如何控制多肽链的生成等一系列问题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环环相扣,知识体系相当清楚。如果我们在学习中能够循着这样的线索展开,了解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过程,那么这一部分的知识结构就建构起来了,而且还可能联系到新的问题上去。三、生命科学史揭示了自然科学的本质生命科学史揭示了自然科学的本质。自然科学从本质上表现出以下特征:定量化、观察、实验、科学过程、在自我更正中完善和积累。[5]定量化的特点是将生命科学和数学结合在一起。孟德尔就是运用数学统计方法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才发现分离和自由组合规律的;如果没有群体遗传学家对群体进行研究,建立数学模型,那么自然选择学说的机制也许就不会被揭示。只有对不同环境下获得的大范围的样品进行遗传方差的统计分析,才能将遗传引起的变异与环境引起的变异区分开。[4](160)精确的定量化使生命科学成为人们公认的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观察与实验是生命科学的基石。通过实验来研究事物,特别是通过精确的对照实验来研究问题是自然科学的又一突出特征。在自然科学领域,实验是向自然界提出真正的、必须解决的问题,并且寻找答案的方法。实验方法首先在生理学领域得到运用。19世纪70、80年代,萨克斯(1832—1897)领导的植物学派,对于生物学中实验方法的运用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4](94)19世纪80年代,鲁(1850—1924)将实验方法引入原先注重描述性工作的胚胎学领域。[2](291),[3](149-153),[4](41)通过胚胎学,实验方法又扩展到细胞学和遗传学,最后又扩展到进化论的研究中。到了20世纪30年代,大多数生物学领域,除了古生物学和系统分类学,都采用了实验分析和物理、化学方法而取得新进展。生命科学史显示了产生每个知识点的科学过程。例如,20世纪初,萨顿和鲍维里在孟德尔遗传学以及19世纪末在染色体的变化、体细胞与生殖细胞的分裂等方面的成果上,提出了染色体学说,即(孟德尔所说的)遗传因子可能就在染色体上。但是当时拿不出证据证明他们的观点。直到1910年,摩尔根通过一系列实验发现,控制果蝇眼色的基因位于性染色体上,才证明了萨顿、鲍维里的假说。从“基因位于染色体上”这一知识点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到科学过程的步骤。生命科学也是在自我更正的过程中积累和进步的。达尔文建立了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的进化论,可人们在承认生物进化论的同时,却不愿意接受达尔文对进化原因进行臆想的方法,不满意达尔文对进化机制的解释。德弗里斯将实验方法引入对进化论的研究中,提出了“突变学说”,以此来解释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在20世纪的头十年,得到生物学界的广泛接受。然而,1910年,果蝇遗传学的发展表明,果蝇群体中不断发生着突变,却没有产生物种的变化。1912~1915年细胞学的精确研究,沉重地打击了德弗里斯的学说,他所认为的大规模突变产生的性状实际上是已有性状的复杂重组。[4](26-32)细胞遗传学,尤其是群体遗传学的建立,才阐明了自然选择的机制。40年代,在达尔文进化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综合进化论。在综合进化论盛行了多年之后,1968年,木村资生提出了“分子进化的中性学说”。1972年,埃尔德雷奇和SJ古尔德提出了间断平衡论,引起了科学界的重视和研究。进化理论还在发展之中。从进化论的发展可以看出,生命科学知识是在科学家对前人的结论不断质疑、不断证实的基础上进行自我更正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了解生命科学史,对培养研究者和学习者的批判性思维是有积极意义的,同时也能加深学习者正确认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从事实中提高哲学素养。四、生命科学史是前人探究生物学知识的科学过程史每一个知识点的产生过程,就是一个探究的过程。生命科学史就是前人探究生物学知识的科学过程史。这一点已有论述(王荐,2002),这里不再赘述。总之,生命科学史中蕴涵了知识与过程的统一。(过程中包含着思维方式,如好奇心、求知欲、质疑、推理等;过程中包含着研究方法。)创造科学知识的科学家,哪一个不具备广博的知识呢?DNA双螺旋结构模型的建立,汇集了许多不同学科背景科学家的智慧,显示出知识是非常重要的,仅有沃森和克里克的知识也是办不到的。知识和过程是自然科学的两个维度,二者是统一的,不能割裂开来。没有知识基础怎么创新呢?值得注意的是,新课程改革以来,已经指出了重结论轻过程的弊端,并且提出“新课程把过程方法本身作为课程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从课程目标的高度突出了过程方法的地位”。[6](116-118)然而如果把“突出了过程方法的地位”理解为重过程而轻结论,也是极端错误的,因为过程与结论不是对立的。在生物教学中二者必须兼顾并且统一起来。学习生命科学史是能够把结论和过程方法兼顾统一起来的有效途径之一,这样做不仅有助于了解每个知识点的来龙去脉,而且从其中的一些典型事件中可以学习到前人的科学探究方法。五、生命科学史展示了人们的合作过程生命科学史展示了在探究知识的过程中,有相同研究方向的人们之间和有不同研究方向的人们之间的合作。DNA双螺旋结构的问世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个事实表明从事不同学科研究的人,掌握的知识和技术是不同的,而且不同学科背景的人带来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尤其是玻尔、德尔布吕克和薛定谔的思想为遗传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沃森和克里克),他们的合作为解决问题提供了不同的思路,他们在解决问题中相互启发,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同时共享了研究成果。不同的教师也存在知识体系和经验的不同。尤其在知识爆炸的时代,知识更新的速度很快,老中青各层次的教师的知识结构差别会更大,而教师之间的合作可以弥补这种差别。因此,在生物学教学过程中,生物学教师要与同行合作,也要与其他学科的教师合作。这也启发学生必须重视每一科的学习,只有这样才能为终身学习、生活和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六、生命科学史展示了各种观点的碰撞和论争过程生命科学史展示了在探究知识的过程中科学家所持观点之间的碰撞和论争,在碰撞与论争中,知识得到不断的澄清。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发表不久,有人提出了“自然选择作用于哪一种变异”的问题,成为当时争论的焦点。达尔文认为选择主要作用于连续的变异类型上。早期的生物统计学家高尔顿(1822—1911)、皮尔逊(1857—1936),与达尔文的判断一致。到了19世纪末,贝特森用事实证明了环境虽呈现连续的变化,而生物的变异却是不连续的,这种不连续性受遗传的控制,而不受环境控制。1904年,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会议上,贝特森与韦尔登进行了最后的争论,贝特森取得了胜利。[3](302-304),[4](66-67)针对由什么物质引起发酵的问题,李比希和巴斯德展开了争论。巴斯德提出酿酒中发酵是由于酵母细胞的存在,没有活细胞的存在,糖类是不可能变成酒清的;[2](338)李比希坚持认为引起发酵的是酵母细胞中的某些物质,这些物质只有在酵母细胞死亡并且裂解之后才能发挥作用。1897年毕希纳用实验证明了李比希认为引起发酵的是酵母细胞中的某些物质的观点是对的,[4](182-183)即使是伟大的巴斯德也有发生错误的时候。这些事实给予我们启示:在教学,尤其在生物学探究教学中,生生之间、师生之间和教师之间发生争论是正常的交流。新课程教学提倡这种交流,允许发表各自的观点,即便有错误也是正常的,关键是拿出证据去证实。七、生命科学史展示了成功的实验与选择合适的实验对象是分不开的孟德尔选择了豌豆;摩尔根选择了果蝇;细胞学说的创始人施旺选用具有相似于植物细胞壁的动物脊索细胞和软骨细胞;[3](160)贝尔登和鲍维里在研究细胞分裂时,选择了马蛔虫细胞;[3](168-170)沃尔弗(1733—1794)采用植物组织做研究材料研究生物的生长发育,由植物向动物推广;[2](278-283)比德尔和塔特姆最终选择了红色面包霉做生化遗传学研究的材料;[4](231)德尔布吕克、卢利亚和赫尔希组成著名的“噬菌体小组”,最终选择了病毒作为研究对象;[4](234-236)瓦尔堡选择了正在进行细胞分裂的海胆卵进行呼吸速度的研究;[4](148)悉尼·布雷内、罗伯特·霍维茨和约翰·苏尔斯顿(这三人是2002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得者)最终选择了线虫来探索“程序性细胞死亡”的奥秘;科学家选择了拟南芥作为植物遗传研究的模式植物。由以上事例说明了选择合适的研究对象对解决问题非常关键。这些事实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基础教育阶段生物新课程中的探究教学,也涉及选择探究对象的问题,要解决好探究问题,必须先选择好探究对象;培养师资的师范院校开设的生物实验课,实验内容都是计划好的,实验对象也是预先规定好的,只要照着做就可以,这是标准式的“食谱式”的实验,做实验仅仅是为了验证已被肯定了的现象或者是学习一种标准的实验程序。在这种模式下,学生对“实验”会有兴趣呢?培养的师资能够适应新课程的教学吗?关注科学家筛选研究对象的做法,对于师资培养和进行生物学探究教学应该是有帮助的。八、生命科学史呈现着科学家的科学态度、科学精神和科学世界观科学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科学精神就是敢于怀疑、敢于求真、敢于创新;科学世界观就是要认识到世界是可知的,同时还要关注科技发展对社会的影响,养成负责任的态度。巴斯德(1822—1895)和伯格(1926—,DNA序列专家,1980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7](21-23)的事迹充分体现了科学家的科学素养。20世纪的许多重大事件,证明了科技对社会具有两面性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生命科学的研究成果,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制造生物武器给人类带来灾难。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一样,我们每做一件事,不光要想到给自己带来的好处,还要想到会给他人和社会带来什么不便,甚至灾难。只有依靠科学的世界观,才能对事物作出判断并采取适当的个人行为。生命科学史中记载着科学家的生平事迹,从中挖掘科学家的科学态度、科学精神和科学世界观,把它们渗透到生物学教学中,对于培养学生的生物学素养乃至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都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重视生命科学史的教育价值是时代的呼唤。2001年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生物课程标准(实验稿)》提出“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的理念。《普通高中生物课程标准(实验)》(简称《标准》)在课程目标中也明确提出,“获得生物学基础事实、概念、原理、规律和模型等方面的基础知识,知道生物科学和技术的主要发展方向和成就,知道生物科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8](7)在实施建议的教学建议一栏中,第七个专题“注重生物科学史的学习”中举实例专门强调了“科学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学习生物科学史能使学生沿着科学家探索生物世界的道路,理解科学的本质和科学研究的方法,学习科学家献身科学的精神。这对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是很有意义的”。并特别说明“对于《标准》中没有列出的其他生物科学史实也应注意引用”。[8](36)《标准》已经向生物学教师提出了要求,生物学教师必须具备生命科学史方面的素养。加强这方面的素养主要依靠两条途径来实现。其一,高师院校在本科生、教育硕士、研究生中设置相应课程;其二,可通过新课标培训、新教材培训以及教师培训等继续教育的各个环节来实现。同时呼吁从事生命科学史编撰工作的学者,不断把生命科学发展的最新进展纳入生命科学史的体系中。参考文献:〔1〕王荐把生命科学史引入中学生物学教学〔J〕课程·教材·教法,2002,22(1):52-〔2〕〔美〕玛格纳(Magner LN)生命科学史〔M〕李难,崔极谦,王水平,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3〕汪子春,田洺,易华世界生物学史〔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4〕〔美〕加兰 E 艾伦20世纪的生命科学史〔M〕田洺,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5〕刘恩山中学生物学教学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1-〔6〕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组织走进新课程:与课程实施者对话〔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7〕〔美〕波拉克解读基因:来自DNA的信息〔M〕杨玉龄,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1-〔8〕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生物课程标准(实验)〔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责任编辑:李冰)The Educational Value of Life Science HistoryYANG Rui-lin, WANG Yong-sheng(College of Life Science, North 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24,China)Abstract:The life science history discloses the process of thinking and solving biology It represents the history of discipline formation of life science and their relations, and discloses the essence of natural The life science history also proves that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generation is the process of inquiry,and there exist contradictions and debates between scientists during the course of inquiring, and there ar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a successful experiment and a fitful choice of experimental Finally ,the life science history represents the scientific attitude, scientific spirit and scientific world outlook,which have great significance in cultivating students' biological quality and scientific quality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inquiry-based Key words:life science history; educational value; biological quality; inquiry-based learning

科学史与科学思想方法论文

170 评论(13)

菇凉shero

【内容提要】本文着重分析了科学方法论的五种困境:对归纳逻辑的反对、反对方法、当代科学方法论 家的自悖、元方法论的困境以及对评价规则的质疑,指出认清这些困境的目的在于寻求科学 哲 学更深层的理论变革和发展机遇。  【关键词】标准的科学方法论/反归纳/逆归纳/自悖/元方法论标准/无合理性原则  【正文】  综观整个20世纪科学哲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一方面,许多不断涌现的新观念和新理论 ,尤其是以波普尔的否证论、库恩的范式理论为代表的一些科学方法论既为科学哲学本身带 来 勃勃生机,同时又表现出强大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成功地应用于数学、经济学、管理学、社 会学、法理学、接受美学、语言学、历史、政治、文化等研究领域,使这些研究展示出全新 的分析与境或视野;而另一方面,从整体上看,自20世纪80年代末,科学哲学却开始走入低 谷,成就平平,反响一般,往日的辉煌似乎已不存在。科学哲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萧条的情 况?这已成为当今科学哲学家十分关注的论题之一。  在笔者看来,这种境况的原因,在于科学哲学在20世纪后期的发展中陷入了重重困境,一 时难以摆脱。然而,正是对这些困境的深入分析,有可能孕育科学哲学理论变革和发展的新 契机,就象19世纪末的物理学危机引发了20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一样。因此,目前关键的问 题 是,困境在哪里?我们应如何认识这些困境?本文即意在对当代科学方法论的五种重要困境加 以讨论,(注:鉴于学界对困境1、困境2、困境5的一些内容比较熟悉,在此仅对这三种困境只作简要的 补充性说明。)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科学家的信念不是武断的信念,而是尝试性的信念,它不依据权威,不依据直观,而建 立在证据的基础上。”[1]伯特兰·罗素的这一精辟论断道出了标准的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所 在。作为一种科学方法论构想,标准的科学方法论,一是含有正统的意思,最符合人们思想 中科学方法的“本来面目”或经典模型;二是这种构想往往能把其它方法论吸引过来,并成 为这些方法论所仿效的对象。该标准的科学方法论坚持唯科学方法之用方显科学本色,科学 方法是科学活动的标志,是科学合理性的保证。凭借科学方法,科学家的认识活动就可取得 成功。这里的科学方法是具有程式性或规范性的实证法,尤其是归纳推理,在科学发展与科 学 证明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这种标准的科学方法论(产生于20世纪初)拥有众多的信奉者(包括像罗素在内的逻辑原子主义者、逻辑实证主义者、逻辑经验主义者、一些科学家及社会科学家等),并统治了人们的思想近半个世纪,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才受到挑战。许多的 方法论之争都是针对这种标准的科学方法论而发的。  困境1:对归纳逻辑的反对与辩护  继20世纪初“剑桥发明”(注:“剑桥发明”一词是拉卡托斯用来指在经典的归纳主义之后发展起来的“或然性归纳逻辑”。它始于WEJohnson,后来CDBroad与JMKeynes出席Johnson举办的讲座,并发展了他的思想。)之后,卡尔纳普等逻辑经验主义者进一步阐发归纳原理对科学方法的重要性。赖欣巴赫说:“这个原理决定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从科学中排除这个原理就等于剥夺了科学决定其理论的真伪的能力。显然,没有这个原理,科学就不再有权利将它的 理论和诗人的幻想的、任意的创作区别开来了。”[2]自20世纪初至50年代,他们建立的概 率主义归纳逻辑成为了众多科学哲学家努力探究的核心。  对逻辑经验主义的归纳逻辑,波普尔首先立足于他的否证哲学进行有力的批评,力图重新 解决“休谟问题”(归纳问题)与“康德问题”(划界问题)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按拉卡托斯 的看法,“波普尔的名声就在于它对归纳法的批判”,但波普尔竟对什么是归纳都从未明晰 地说明过,并且前期与后期哲学在归纳问题上很不一致。拉卡托斯认为,归纳逻辑的原始目 的是“从怀疑论中拯救科学知识”,存在着某种归纳原则或拟归纳原理可以把“实在论的形 而上学与方法论的评价、逼真性与确认性联系起来”。[3]  自称是反归纳队伍中“一名上尉”的沃特金斯(JWWatkins)认为拉卡托斯的归纳进步观站 不住脚,因为确认评价只报道过去业绩,而逼真评价仅包含将来业绩,我们无法从确认评价 推进到逼真评价。他拒绝所有的非演绎推理,认为一切非演绎推理都具有非转化性。科学知 识可分为多个层次——层次0(感觉报告)、层次1(简单陈述)、层次2(经验概括)、层次3(精确的经验规律)、层次4(科学理论),其中不存在任何合法的从低级层次到较高层次的“归纳 上升”。但从层次0到层次1将包含一个“跳跃”。艾耶尔曾提出,这种“跳跃”可由某种非 归纳性的并能为人们接受的推理来实现。沃特金斯把艾耶尔的这种推理称为“某种拟归纳推 理”[4],并认为波普尔令人遗憾地走向“彻底的”或极端的怀疑论[5]。对于归纳问题,沃 特金斯试图提供一种实用主义的解决方案,并宣称这种方案要比他在《科学与怀疑论》中提 出的论点更为简单和更好。[6]  为摆脱归纳逻辑的困境,(1)赫斯(Mary Hesse)、亨迪卡(Jaakko Hintikka)等自20世纪80 年代对卡尔纳普传统进行修正和完善,赫斯提倡以枚举逻辑作为科学推理最基本的形式,用 它来重新阐释其它形式的归纳逻辑(如科恩的消去式归纳逻辑)。她坚持一种比卡尔纳普允许 更多随条件变化的并处于有限形式中的归纳逻辑,“归纳的核心在于它是一种对综合性理论 系统的研究没有保证获得实用主义知识的最佳途径。”[7](2)科恩(Jonathan Cohen)提出了 非概率主义归纳逻辑。他认为,许多科学哲学家只注意培根归纳的方法论意义,却忽视了它 的逻辑方面——证据的性质及命题之间归纳支持的逻辑关系,他力图用一种成熟的现代逻辑 形式重建培根的归纳。这种新培根式归纳逻辑包含了两个主要因素:(A)相关变量的方法, 该方法表明归纳支持因不同的证据而有不同的等级;(B)一般模态逻辑,“它可以达到对非 外延性的多个等级的形式化”,[8]因为二值等级形式捕获不到非外延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这种模态逻辑可把归纳支持的等级表示为通向“近律性”(Legisimilitude)的阶梯。  赫斯、科恩等人还试图为归纳逻辑提供广泛的成功应用,如科恩出色地将自己的新归纳论 应用到如医学、心理学等一些领域中去,并得出结论:非标准形式的归纳推理也具有与其它 归纳相同的结构([8],P26)。  对上述争论,牛顿-史密斯(WHNewton-Smith)指出:“完全抛弃归纳的波普尔与勉强使用 归纳的拉卡托斯都不能建立起他们各自的方法论与科学目的之间的纽带”[9],在波普尔的 体系中存在着一种否证法与逼真性之间的二难困境。牛顿-史密斯着重阐述了包含“在最终 检验中所需要的其它特殊因素”的“元归纳”(meta-induction)观。([9],224~225)  困境2:反对方法和方法论危机  科学历史主义的兴起促成了这样一种新观念:科学哲学家必须正确对待科学的历史。这种 观念挑战了20世纪60年代以前两个最有影响的方法论钢领(即归纳主义和波普尔纲领)。库恩 本人虽然提出几种评价标准(精确性、简单性及有效性等),但他把这些标准“比喻为像‘深 思熟虑而后行’之类简单而无用的格言”[10],在相互竞争的理论之间的选择取决于主观因 素与客观因素的混合,取决于共同标准和个人标准的混合。  费耶阿本德质疑以往的科学方法研究在实际科学中的可行性,认为探求一种指导科学家从 事理论选择的规则系统的努力虽然具有悠久的传统,但却是失败的。他展示了一幅比库恩更 为激进的图景:(1)“逆归纳”,他认为逻辑经验论的“证明”式归纳与波普的“证伪”式 归纳是归纳这一枚硬币的两面,提出了“逆归纳”(counter-induction)的概念,其中count er-意指在与归纳相对立的方向上行进,在此归纳仅是一个参照物而已。“我们可以通过逆 归 纳法来推进科学”,这就要求我们做两件事:一是提出与公认的并得到高度确证的理论不一 致的新理论(注:标准的科学方法论坚持,新假说必须与公认的理论相一致。费耶阿本德反对这种一致性条件,譬如牛顿万有引力定律与伽利略自由落体定律并不一致:重力加速度对前者来说是一个变量,而对后者则是常数。一个科学家要想使自己的观点包含更多的经验内容,就必须引进其它的理论观点,采取理论多元论的立场。),反驳一个理论的证据往往不是借助于事实,而在于提出新理论。理论的进步 并不是一个一致理论的系列,而是一个“日益增长的互不相容的各种可取理论的海洋”。他 认为,专家和外行业余爱好者、诚实者与说谎者一起参与争论会促进科学的进步和文化的繁 荣。二是提出与充分确凿的事实不一致的假说。一个理论所以与证据相冲突,不是因为它不 正确,而是因为证据被污染。要批判这种证据就应当发明一种新的观念体系。“第一步跨出 这一循环,或者创造一种新的概念体系,如一个新理论,它与极小心确立的观察结果相冲突 ,并挫败了最合情合理的理论原则,或从科学之外,从宗教、从神话、从不胜任者的思想, 或从疯子的思想漫游中引入这样一个体系。这一步又是逆归纳的,可见,逆归纳既是一个事 实——离开它科学不能生存,又是科学游戏中一种合法的且又非常需要的行动。”[11](2) 说服人的技巧。库恩曾以“常规科学”意指知识发展中平稳的和逻辑的间歇。费耶阿本德则 干脆否定这种“常规科学”的存在,认为科学决定的作出、理论的接受是一种说服人的事情 ,包括理论支持者的威望、年龄、及参与争论的技巧等(注:在费耶阿本德看来,伽利略的成功并不在于他的观察和实验(在《恒星的使者》中对月球的描述自相矛盾,用望远镜观察月球的演示是失败的),而在于他宣传自己学说的技巧,他说:“伽利略这个善于耍滑头的人比起我们通常对这位肃然起敬的、执着的‘真理探索者’来说是一个远为有趣的人物”。([11],68))。因此,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实际上是反对科学方法的唯一合法性,并不是取消方法。他坚持各种方法平等的多元方法论。  此外,奎因、普特南、罗蒂、哈金(IHacking)等人根据各自的理由坚持,人们所能做的只 不过是描述自然科学家所使用的方法,他们认为,根本不存在容许我们去发掘具有规范性特 征的方法论的余地。在这一系列质疑之下,标准的科学方法沦陷于危机。  困境3:当代科学方法论家的自悖  科学方法论危机“令人沮丧,但要取消方法论还为时早了点”[12],科学方法论者们试图 拯救和重建科学方法论,但结果处于自悖的困境中,这里仅以其中三位为例来说明(参见[19 ],344-351)。  拉卡托斯的自悖  拉卡托斯(A) 拉卡托斯力劝科学家作出新颖的预见:如果预见正确,就认为你的理论是进 步的;如果错误,就进行拯救理论硬核的活动;如果不能作出长时间跨度的任何成功预见, 那么你的研究纲领是退化的,应当抛弃。如何知道哪一种方法论是进步的呢?拉卡托斯认为 ,一种方法论应说明“伟大科学家的价值判断”,而要满足这种说明就必须对方法论作出某 种合理的重建。他指出:“在撰写一种历史性案例研究时,一个人应采用下列程序(1)给出 一种理性重建,(2)尽力将这种合理性重建与实际历史相比较,并批判缺乏历史性的合理性 重建及缺少合理性的实际历史。”[13]人们不必关心特殊反常的价值判断,拉卡托斯更“强 调科学研究纲领与方法论研究纲领之间深远的类比,并且强调像‘经验陈述’可被推翻一样 ,规范的‘基础论断’也可被方法论推翻。”[14]即通过规范的方法论来重建科学史,以便 使科学史尽可能合乎理性的目的。这里,拉卡托斯强调的是方法论的规范性、重要性和优先 性。  拉卡托斯(B) 拉卡托斯曾对波普尔的试错法不屑一顾,但他对研究观领中硬核的解释却是 “实际上硬核并不是一出现就是全副武装的……它通过长期的预备性的试错过程而缓慢地发 展。”([13],26)这样,我们如何通过襁褓中的硬核来确立研究纲领的存在?如何理解硬 核的无 错的硬性?又如何通过硬核来形成对其它因素或成分的规范力量?对于一个研究纲领 比另一个研究纲领更进步的情形,拉卡托斯认为我们无法接受其中一个研究纲领,进步并不 意味 着 接受;相应地,我们无法凭借方法论来得知科学家接受或抛弃哪个理论,因此拉卡托斯的方 法论已失去了它的规范能力。  劳丹的自悖  劳丹(A) 在《进步及其问题》(1977)中,拉里·劳丹提出了与吉尔(A)不同的观点。当在 阐明历史与方法论的相互关系时,劳丹采取了一种直觉主义的方式:“(1)到了譬如1800年 ,接受牛顿力学、拒斥亚里士多德力学是合理的;……(6)在1925年之后接受广义相对论是 合理的;……我将要主张的是存在着一组广泛的人们所坚持并相似于上述情形的规范判 断,这组判断构成了我将称之为我们偏爱的关于科学合理性的前分析直觉(PI)。我们关于这 类情形的直觉可用作评价不同的规范的合理性模型的试金石。”在劳丹那里,这种前分析知 觉的标准是固定不变的,它成为方法论的一种根基。  劳丹(B) 前分析直觉本身毕竟是变化的,受制于一些历史条件。劳丹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 开始抛弃他的前分析直觉标准,宣称我们必须完全摆脱对直觉的任何依赖;而致力于建构一 种联结规范性与描述性的规范自然主义(normative naturalism)。  吉尔的自悖  吉尔(A) 自20世纪60年代历史学派兴起以来,标准的科学方法论在衰退,但仍有其忠实的 斗士。吉尔就是突出的一位。他坚持科学的哲学与科学史之间的关系不是紧密的,而是一种 基 于利害关系的结合(a marriage of convenience)。他提出了许多反对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密 切相连的观点,譬如,他认为循环性问题对理论选择标准的任何历史途径而言都带有尖锐 的挑战性。他说:“设想……历史对理论的理性选择提供经验证据。在这一情形中,这一说 明本身就是一种经验的结论,或广泛地说是一种理论。但要在历史证据的基础上选择一种关 于理论选择的理论,一个人就必须总是具有某些理论选择的标准。”[15]这里,吉尔坚持从 历史中获取准则就是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论证,结果只能导致一种恶性循环。  吉尔(B) 进入20世纪80年代,自然主义激流勇进,吉尔也情不自禁地加入其中。起初作为 历史反对者的吉尔现在却是历史的一位知心朋友。吉尔在《走向一种统一的科学理论》(198 4)一文中明确指出,方法论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就是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之间的这种标准关 系”[16]。按吉尔的自然主义,科学对经验世界建构理论,哲学则对科学世界进行理论化。 这两种理论化遵从相同的方式,都具有历史性的特征。  对上述的自悖,科学哲学家大多采取了批评的态度。拉卡托斯在(A)中对历史的理性重建无 疑受到许多科学历史主义者的反对,如霍尔顿(Gerald Holton)认为拉卡托斯的这种观点令 人难以接受。库恩则称这种观点“一点也不是历史,而是制作实例的哲学。”而拉卡托斯在 (B)中对方法论规范能力的取消无疑是较(A)更加远离科学方法论。  罗伯特·布朗(Robert Brown)认为,劳丹、吉尔提出的自然主义经不起推敲,因为自然不 会欺骗,不会犯错误。而科学家却不然,他完全可能这么做。再如,引力理论不允许一个真 实的逆实例的存在,但在合理性的正确理论之下却可以存在大量不合理行为,正如在我们 正 确的道德信念(即谋杀是错的)之下仍存在着谋杀者的谋杀活动一样。吉尔从(A)到(B)的转变 表明他从对科学方法论的坚持变为对历史因素的侧重。与吉尔相反,劳丹从(A)到(B)的转变 则说明他进一步疏远历史而亲近(方法论的)规范性。  困境4:元方法论层次上的困境与无合理性原则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科学方法论的重心开始向元方法论转移。  什么有资格构成科学方法的标准?这一问题是促成科学方法论重心转移的核心问题之一。西 格尔认为,要为科学方法寻求一种确定的唯一程序是错误的,不存在确保科学合理性的程序 ,而只有对证据的承诺。[17]多数当代科学方法论者对元方法论研究的必要性确信无疑。但 出人意料的是,劳丹否定元方法论存在的价值。他认为,历史主义学派的元方法论是,对一 种科学方法的评价要依据它在多大程度上能把过去科学家的选择再现为合理的,而这种元方 法论没有正确对待这样的事实:科学家的目的和背景信念都因人而异,尤其在不同于我们的 科学时期时就更是如此。如果科学家的目的在某些重大方面随时间发生变化,我们就没有理 由 希望用我们的方法去衍涵关于具有不同目的的活动者的合理性或不合理性的任何东西。无论 合理性是什么,它都具有特定的活动者与特定与境。劳丹认为,元方法论就是方法论的认识 论,它如果存在则不应视为绝对命令,而应看作假言命令,我们在竞争的方法论中进行选择 的方式与我们在竞争的经验理论中选择的方式完全相同。因此,我们不需要关于方法论的一 种 特殊认识论。([12],19-31)劳丹虽然宣称否定元方法论,但事实上仍建立了自己的元方 法论(注:对此许多科学哲学家都给予了肯定。西格尔(1990)、沃勒尔(1988)、多普尔特(Gerald Dopplet)(1990)、列普林(JLeplin)(1990)等对劳丹的元方法论作出了各自的评论。)。劳丹建立的网状模型理论本身就是对一种元方法论理论的建构,并引起了元方法论 层次上的一系列争论。沃勒尔尖锐地指出,劳丹的网状模型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种二难困境: “或者存在着一个方法论原则的不变的核心M[*],或者一切都是变动的。有这样的一介M[*] ,网状模型则是旧的塔式模型的一种精致论述或注释性变换;若没有这样一个M[*],该模型 陷入相对主义。无论那一种方式,劳丹的‘第三’选择都作为一种独立的、具有竞争性的立 场而被排除。”[18]  罗伯特·布朗认为元方法论至少包含两方面的内容:“(1)公正地对待历史,(2)公正地对 待概念性东西。”[19]他认为,劳丹与拉卡托斯的科学哲学都试图对(1)给出必要而充分的 条件;加伯(DGarber)及其他先验的方法论者集中于(2)。他们都是片面的。基于科学的实 际 历史,布朗提出了如下的一种规范的元方法论标准(R):“若(其他方面都相等)某方法论使 其理论性重建与规范性重建符合最多的科学史片段,同时与相关的独立的社会理论相谐调, 那么该方法论是最好的。”([19],355)  布朗认为,上述标准作为评价相互竞争的方法论提供了一种元标准。这种标准具有许多值 得我们赞赏的优点:首先,这一元标准体现了这样一种精神,即科学史必须在某种意义上被 认为是理性的。该标准使科学史中的合理性扩大到最大的程度。其次,布朗宣称该标准(R) 克服了劳丹的前直觉观点的所有弱点,如,非比较性、基础主义、对直觉的依赖性、历史在 检验中的无地位性。第三,这种元标准在形式上相似于宽容性原则(principle of charity) 。宽容性原则试图最大程度地扩大真理性,而(R)则试图最大程度地扩大合理性。第四,这 种 元标准被一种无合理性原则所支持。  无合理性原则(arationality principle)是一种类似于宽容性原则的方法论原则,即从人 类活动的可能选择性解释中选择一个更好的解释。无合理性原则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 当面临在一项活动的合理解释与其它解释(如心理学与社会学说明)之间进行选择时,我们应 选择合理性的解释。好的解释就是一种活动原因,是一种好的理由,譬如,对为何爱因斯坦 在1905年抛弃牛顿的理论,我们有两种相互竞争的解释:一是认为爱因斯坦这样做是因为他 的狭义相对论更好的符合有效的证据;二是认为爱因斯坦抛弃牛顿理论是因为他要反叛他的 前 辈,并推翻其最基本的概念,即父子之间、代代之间冲突的情景。对这两种解释,无合理 性原则告诉我们应选择理性的那一种,即爱因斯坦依据第一种理由去活动。第二层,无合理 性原则并非坚持惟有心理——社会因素在起作用,而是说人们通常对一定活动找不到理性的 解释,在这样的情形下就必须诉诸于心理——社会(或其它“外在的”)的原因。  在布朗看来,元标准(R)与无合理性原则都试图最大程度地增大合理性,这是两者的共同之 处。因此,元标准(R)可以从无合理性那里得到支持。但两者又不能完全等同;元标准(R)是 一 种在相互竞争的方法论之间进行选择的标准,无合理性原则却假设了一种特定的合理性。  困境5:质疑“评价规则的恒定性论题”  就像弗雷格等人建立演绎逻辑的有效不变的通则一样,20世纪初卡尔纳普等逻辑经验主义 者及迪昂、鼓加勒等法国约定论者都极力寻求归纳逻辑的不变原理或统治科学理论评价的恒 定规则。这种规则不包含任何容易引起争论的关于世界本体的形而上学假设,同时又必须是 普遍存在的、抽象的、理论性的。无论是归纳推理还是演绎推理,都可能有时是无效的,科 学评价有时也是错误的,甚至某种不正确的评价可能贯穿于整个历史过程之中。但这些无效 的推理过程却不能危及到推理规则本身的合理性,同样这些不正确的评价过程也不能危及评 价规则的正确性。评价理论的方法论规则是先验的,并不因经验的不同、过程的不同、时间 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这就是在标准的科学方法论构架之下的理论评价规则的恒定性论题。  针对这一恒定性论题,亨普尔(CHempel)提出质疑。他认为,某些方法论规则在时间上是 相对的。譬如,正如已摈弃宇称守恒定理一样,我们也应抛弃麦克斯韦关于时空定位缺少因 果效用的原理,这些准则及其时间相对性取决于我们的世界观。亨普尔得出结论:“必须抛 弃合理性理论选择的一切标准都无时间的观念。”[20]劳丹在《科学与假设》(1981)中通过 追溯假说方法的历史演进,批评了科学方法永恒不变性观念,他既坚持科学方法的共时性, 又坚持科学方法的历时性(即可变性、历史性)。  综上所述,上述科学方法论的五种困境都在各自不同的层面或在不同的理论进程中与科学 合理性的“二难困境”[23]发生着某种关联。譬如,困境1是科学合理性的“二难困境”呈 现的必要前奏,困境5则是这种“二难困境”在科学的理论规则与历史之间关系上的一种反 映,没有困境1和困境5的出现就没有科学合理性对历史因素的内在要求;而困境2、困境3、困境4都是这种科学合理性的“二难困境”在科学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内在逻辑与历史之间 关系(不谐调的、矛盾的)上的一种体现。以上概述的五种困境仅仅是对科学哲学困境的初步 探讨,有待于更为深入的研究。  论点摘编  科学的“真”与生活的智慧/柳延延/《中国社会科学》/1  以西方现代理性精神为基础的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福祉,尤其是发展到20世纪,这 已成为深刻影响人类生活的全球性现象。这表明,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确立的现代理性主义 思想方式,向人类敞开了对人类生存极具意义的一个方面,即科学的“真”是人类能够更好 地生活于世的基本保证,体现出可贵的生活智慧。但是,科学的“真”并不等于生活的全部 智慧,它虽然给人类带来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却不能为人类提供这种生活何以值得过下 去的理由。从这一意义上说,启蒙运动的任务尚未完成。今天人类面临的困境表明,一方面 ,科学技术已不可抗拒、无可避免地成为人类的生存方式;另一方面,启蒙之光的核心也有 一片黑暗,当代文化批判的重要任务就是不懈地揭示这片黑暗。  【参考文献】  [1]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6页。  [2]波珀:《科学发现的逻辑》,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  [3]ILakatos,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JWorra nd G Cur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  [4]JWatkins,Scien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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