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花打鬼
刑天舞干戚 形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 译文 刑天与天帝(黄帝)争夺神位宝座。二者相斗， 帝终断刑天首级，并把他葬于常羊之山。但刑天魂魄不灭，竟以乳为目、脐为口，手执干戈漫舞。 
青龙 龙是神物、是至高无上的，也是皇帝的象征。也是东方的代表、五行中是属木的，也因青色是属木的，故此有左青龙、右白虎的说法。星宿的是用廿八星宿中，东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古人把它们想象成为龙的形象，因位于东方，按阴阳五行给五方配色之说，东方色青，故名「青龙」。又有龙性淫旳说法，和牛交时生麒麟、和猪交时生象。又有龙生九子，都不像龙的说法，是这样的：大儿是叫囚牛：它平身喜爱音乐，故常立在琴头上。如汉族的胡琴，白族的三弦琴等。而蒙古的马头琴也可能是囚牛的变种。二儿子是睚毗：它平身爱杀所以多被安在兵器上，用以威摄敌军。同时又用在仪仗上，以显得更加威严。三儿是嘲风：是只兽形龙，样子有点像狗，它善于了望，故多安在殿角上。据说可以威摄妖魔、消灭灾祸。第四儿是蒲牢：喜欢吼叫，人们就把它安在钟上，大多是蒲牢的形象。据说它是住在海滨的，但却十分怕鲸鱼，一但鲸鱼发起攻击，它就会吓得乱叫。故人们把木杵造成鲸的形状，以令铜钟格外响亮。第五儿是狻猊：形似狮子。是外来品，随佛教传入中国的，所以性格有点像佛。它好安静、又爱烟火。所以往往把它安在佛位上或香炉上，让它为佛门护法。第六儿是霸下：又名赑屃，样子似龟。相传上古时它常背起三山五岳来兴风作浪。后被夏禹收服，为夏禹立下不少汗马功劳。治水成攻后，夏禹就把它的功绩，让它自己背起。故中国的石碑多由它背起的。第七儿是狴犴：又名宪章，样子像虎。相传它主持正义，而且能明是非，因此它被安在狱门上下、衙门大堂两则、以及官员出巡时肃静回避的牌上端，以维护公堂的肃然之气。第八儿是负屃：因它喜爱文学，故多安在石碑的两则。么子是螭吻：又名鸱尾，鱼形的龙。相传是大约在南北朝时，由印度「摩竭鱼」随佛教传入的。它是佛经中，雨神座下之物，能够灭火。故此，螭吻由此变化出来，所以它多安在屋脊两头，作消灾灭火的功效。 中国古代传说：龙生九子。 李东阳《怀麓堂集》：“龙生九子不成龙，各有所好。 囚牛，平生好音乐，今胡琴头上刻兽是其遗像； 睚眦（音：牙字），平生好杀，今刀柄上龙吞口是其遗像； 嘲凤，平生好险，今殿角走兽是其遗像； 蒲牢，平生好鸣，今钟上兽钮是其遗像； 狻猊（音：酸尼），平生好坐，今佛座狮子是其遗像； 霸下，平生好负重，今碑座兽是其遗像； 狴犴（音：毕案），平生好讼，今狱门上狮子头是其遗像； 赑屃（音：毕戏），平生好文，今碑两旁文龙是其遗像； 鸱吻，平生好吞，今殿脊兽头是其遗像。 白虎 战神、杀伐之神。虎具有避邪、禳灾、祈丰及惩恶的扬善、发财致富、喜结良缘等多种神力。而它是四灵之一，当然也|是由星宿变成的。是由二十八星宿中，西方七宿：奎、娄、胃、昂、毕、觜、参。所以是西方的代表，而它的白，是因是西方，西方在五行中属金，色是白的。所以它叫白虎不是因它是白色，而是从五行中说的了。 注：《长阳县志》记载：“廪君之生也，出于赤穴，死也化为白虎。迹涉怪诞，异人异事，理有固然。廪君望岩而叹，山崖为崩；其有功于夷水，必多生；而廪君之死，神之白虎，有陇宜也。”“巴人廪君化白虎处：白虎陇，在长阳西渔峡口东村，与村左青龙寺相对，维石岩岩，虎视耽耽，旧志谓廪君化白虎处指此，故渔峡口东村称白虎陇。”正如鲧、禹化为黄熊的传说一样，巴人的酋长廪君死后也不可能化为白虎，化为白虎之说反映的是巴人对白虎的崇拜。巴人崇拜白虎，也是动物地理的真实反映。古代确实存在白虎这种稀有动物，《山海经·西山经》载：“盂山……其山多白狼、白虎。”古籍上曾有两次捕获白虎的记载，一是始皇二年，二是汉宣帝元年，其他皆在南郡 朱雀 凤凰在中国来说，是一种代表幸福的灵物。它的原形有很多种。如锦鸡、孔雀、鹰鹫、鹄、玄鸟(燕子)等等．．．又有说是佛教大鹏金翅鸟变成的。凤凰神话中说的凤凰是有鸡的脑袋、燕子的下巴、蛇的颈、鱼的尾、有五色纹。又请凤是有五种品种，以颜色来分的：红是凤、青是鸾鸟、白是天鹅、另有黄和紫的凤凰又可说是朱雀或玄鸟。朱雀是四灵之一，也和其它三种一样，它是出自星宿的，是南方七宿的总称：井、鬼、柳、星、张、翼、轸。联想起来就是朱雀了。朱为赤色，像火，南方属火，故名凤凰。它也有从火里重身的特性，和西方的不死鸟一样，故又叫火凤凰。 注：《太平御览》卷881《河图》载：“南方赤帝，神名赤[火票]怒，精为朱鸟。”《楚辞借誓》：“飞朱鸟使先驱兮”王逸注：“朱雀神鸟，为我先导”。据此，朱雀为引导死者灵魂升天之神鸟。《山海经南次山经》：“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五彩而文，名曰凤凰。首文蚋德，翼文曰义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可见朱雀为祥瑞之鸟 玄武 玄武是一种由龟和蛇组合成的一种灵物。玄武的本意就是玄冥，武、冥古音是相通的。武，是黑色的意思；冥，就是阴的意思。玄冥起初是对龟卜的形容：龟背是黑色的，龟卜就是请龟到冥间去诣问袓先，将答案带回来，以卜兆的形式显给世人。因此，最早的玄武就是乌龟。以后，玄冥的含义不断地扩大。龟生活在江河湖海（包括海龟），因而玄冥成了水神；乌龟长寿，玄冥成了长生不老的象征；最初的冥间在北方，殷商的甲骨占卜即「其卜必北向」，所以玄冥又成了北方神 玄武是一种由龟和蛇组合成的一种灵物。玄武的本意就是玄冥，武、冥古音是相通的。武，是黑色的意思；冥，就是阴的意思。玄冥起初是对龟卜的形容：龟背是黑色的，龟卜就是请龟到冥间去诣问袓先，将答案带回来，以卜兆的形式显给世人。因此，最早的玄武就是乌龟。以后，玄冥的含义不断地扩大。龟生活在江河湖海（包括海龟），因而玄冥成了水神；乌龟长寿，玄冥成了长生不老的象徵；最初的冥间在北方，殷商的甲骨占卜即「其卜必北向」，所以玄冥又成了北方神。 它和其他三灵一样，也由星宿变成的：斗、牛、女、虚、危、室、壁。 而古人对玄武的解释有以下的数种，1/「玄武」即龟。《礼记．曲礼上》云：「行，前朱鸟而后玄武．．．」2/「玄武」乃龟蛇。《楚辞．远游》洪兴祖补注：「玄武，谓龟蛇。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鳞甲，故曰武。3/「玄武」为蛇合体、龟与蛇交。《文选》卷十五张衡《思玄赋》曰：「玄武宿於壳中兮，腾蛇蜿蜒而自纠。」李善注云：「龟与蛇交曰玄武。」《后汉书．王梁传》：「《赤伏符》曰：「王梁主衡作玄武。」」李贤注云：「亡武，北方之神，龟蛇合体。」4/「玄武」为水神、北方之神。《后汉书．王梁传》：「玄武，水神之名。」《重修纬书集成》卷六＜河图帝览嬉＞：「北方玄武所生，．．．镇北方，主风雨。」 但玄武被后世的道士们升级做北方的大帝－－真武大帝。有别於其他三灵。其他的青龙和白虎，只做了山庙的门神，而朱鸟就成了又天玄女。 玄武在宋代身价培增，并被人格化。这与宋代各帝推波助澜分不开。宋初太祖时，即有真武、天蓬等为天之大将的传说。未真宗天禧元年，在军营中发生了一件事。在《事物纪原》卷七载：「营卒有见蛇者，军士因其建真武堂。二年闰四月，泉涌堂侧，汲不竭，民疾疫者，饮之多愈。」真宗听说此事，下诏就地建观，赐名「祥源」。这大约是中国最早的真武庙。 真武大帝的身世，后人多说是在隋炀帝时，玉帝将自己的三魂之一，化身投胎於挣乐国皇后，厌恶尘世，舍位入武当山上修行，成功飞升，镇守北方，号曰玄武
众说纷纭。现在比较公认的文化定义，是英国人类学家泰勒（1832—1917）的看法：“文化，就其在民族志中的广义而言，是个复合的整体，包含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个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必需的其他能力和习惯。”简单地说，文化是人们生活意识、习惯、观念等的集合。说起文化，许多人可能觉得高深莫测。探讨文化问题，必定是学者专家的“专利”。而说起胡同文化，并没有很严肃地讨论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从琐碎的日常生活、风俗民情娓娓道出。北京的胡同方方正正、胡同内的四合院规规矩矩。胡同、四合院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反过来也可以说北京人的文化造就了胡同和四合院。许多人也许会感觉到，文化这样贴近我们的生活，文化也可以这样探究。北京建城的历史虽然可以远溯到3000余年前的周初蓟城，但今北京城的基址却始于720年前兴建的元大都新城。元初奠定的坊巷胡同制度，历经元、明两代没有大的改变，至清，这种制度仅保留于外城及城关，内城则为八旗所代替，到清末并旗、坊为区，民国以来区之辖域与数目屡有变异，今区下又有地区如厂桥地区、大栅栏地区之类，其他如街巷胡同制度，则相沿未变，只是不断丰富、完善而已。 北京街巷中，称胡同者居多数，称街者次之。俗称北京“有名胡同三千六，无名胡同赛牛毛”，此并非夸张，而是基于事实的概括。截至1949年末，北京城区有名的街巷为3074条。其中，胡同1330条，街274条，巷111条，道85条，里71条，路37条。之所以呈此数量，是因为有大批街巷直接以标志物或依据物为名，如称“院”者有115条，称“庙”者为68条，称“园”者为57条，称“营”者为55条，称“门”者为55条，称“厂”者为54条，称“寺”者为53条，其他称“井”“桥”“湾”“沿”“坑”者也都各在30条以上。由于胡同是北京街巷的主体，因而习惯把“街”“巷”之类归于胡同，既简化，又符合北京特色。就笼统而称胡同言，说“有名胡同三千六”，应属接近事实。至于“无名胡同赛牛毛”，亦非虚语。北京胡同间隔甚宽，元大都基本是三进大四合院的距离，外城虽远非如此规范，但一般也不是数进小四合院所能占尽，故除临此胡同或背此胡同（临彼胡同）之四合院外，中间余地建院，必赖小胡同为出入通道。这种情况，外城也是如此。由于存在着大量缩进去的门户，也就产生了大量无名小胡同。此小胡同中或只一户，或三、五户，名不胜名，故诸多无名小胡同都合于其所出口之有名胡同中。谓其多如牛毛者，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除数量众多外，北京街巷胡同的另一特色是历史悠久。其绝大多数，或始于清，或始于明，或始于元，虽或更改名称，但一般也只是采用同音、谐音之法，因此不难上溯其渊源至清、至明、至元。论其历史，二三百年者并不稀奇，三五百年者所在多有，六七百年者亦非罕见。个别如今宣武区之南线阁、北线阁街，可溯源至已有千年的辽南京燕角楼，法源寺街更可溯源至1300余年前的唐贞观间所建愍忠寺。究街巷胡同格局的肇建、变迁，名称的源起、嬗替及其间的人事沧桑，合而便是一部丰富、生动的北京历史。独立而言，也多具时代与历史印迹，有许多掌故。如此广范围、大群体地历时千、数百年，不仅遗迹犹存，而且仍服务于今世，其名犹直接或间接地使用，仍有生命力，这在世界范围内均属奇迹。除晋、唐而下的早期石刻以至《析津志》等文献所载者以外，今天仍保存有1560年成书的北京坊巷胡同名称的系统记录，即明代张爵所著《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其后代有专书，累加记载。绘于1750年的《乾隆京城全图》更形象具体地反映了当时北京街巷胡同的实际。此书、此图，以及它们开创的传统，为后世提供了探稽坊巷胡同格局变迁、名称嬗替的可靠依据，这同样是北京可以称雄于世的世界之最。 惟其群体庞大，历史悠久，致使北京坊巷胡同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这些内涵可从三个方面来领略。 一、坊巷胡同格局的肇建与变迁：格局是时代精神与价值取向的体现，因此从其规划产生或自发形成之日起，便具有明确的文化内容。而其在不同时代所经历的变迁、异动、更迭，也会印上不同时代思想观念乃至社会伦理的烙痕。如元代的中央衙署散布全城，是基于传统的五行及形胜观念，明之集中衙署于皇城前，体现了皇权的集中，民国之辟皇城垣又反映了皇权的覆没。由此可见，一些街巷格局的变迁，并非偶然，而是随着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市民文化乃至早期个性解放观念、城市管理制度及其指导原则而转移的。 二、街巷胡同名称的起源与嬗替：名称的拟定，固然有多种途径，但无不铭刻着时代色彩，体现着时代的文化风貌。总铺胡同后虽讹作总部胡同、总捕胡同、总布胡同，但实源起于元、明的铺、甲制度，此制后废，其名因而讹传；沙剌市之沙剌，和胡同一样皆属蒙语，而牛录胡同、昂邦章京胡同，则又系满语，无不记录着这两个兄弟民族的统治者曾经以北京为其都城，至于牛巴巴胡同、王老师傅胡同等，则又是长期生息于此土的回族在北京街巷胡同名中留下的铭记。从海波寺街、海北寺街的同异中，可以知道“北”之古音为“伯”。从南深沟、北深沟等名的联系中，可以印证其地为古之水道。从岗、坡、洼等名，可以窥见数百年前该处之地形地貌。从以椿树、柳树、槐树为名的街巷胡同甚多这个事实中，可知其为北京地区的乡土树种。总之，举凡文化的层层面面，多可于坊巷胡同名中，得其征象，获其答案。 三、街巷胡同所经历的人事沧桑：街巷胡同就是一座历史舞台，多少震撼人心的事件，多少历史人物的活动，乃至衙署机构的兴革，坛庙祠宇的盛衰，市肆厂作的演变，府邸宅第的起落，皆以此为依托，而不停地上演。平凡者的奉献，伟大者的奋斗，权势者的所为，贫弱者的疾苦，白丁发迹，王孙没落，善行，劣迹，嘉言，遗泽，奇闻，异事，吟咏，著述，风俗，民情，恩恩怨怨，风风雨雨，真可谓洋洋大观。庄王府之毁，赵家楼之火，铁狮子胡同的枪声，……言之痛切，闻之兴感。非仅为掌故，也是珍贵的世事记录。
浅谈我国上古神话的文学意蕴 [摘 要]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我们的祖先创作出了许多色彩斑斓的神话，开启了古代文明的先河。上古神话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批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作品，而且无论是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还是表现其中的浪漫主义创作手法及乐观主义精神，对后世的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的神话思维更为文学殿堂增添了绚丽的一笔。 [关键词] 上古神话;文学意蕴;神话思维 上古神话，也就是通称的狭义神话，是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的产物。它产生于原始社会母权制时期，起初本是简单的零散的，后来才逐渐汇为比较复杂的整体，到奴隶社会初期就登峰造极。以后，当有文字的历史记载开始出现的时候，古神话便逐渐消亡了[1]。若将我国上古神话的时间观放到历史纵轴上加以标示，那就是从盘古开天辟地到鲧、禹治水的这一段时间。 中国上古神话是民族文明的摇篮，它以瑰丽的想象、斑斓的色彩，保有永久的艺术魅力;无论是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还是表现其中的浪漫主义创作手法及乐观主义精神，对后世的文学，特别是古代文学中的诗歌、小说、戏剧、散文，都有着深远而广阔的影响。同时上古神话中的神话思维更为文学殿堂增添了绚丽的一笔。笔者以为，我国上古神话的文学意蕴有以下四个方面。一、为中国文学提供素材 上古神话故事、神话材料，常常是文学创作的源流，后世文学的蓝本，被后代文学家所引用，从而创作出新的、具有色泽特异的作品。如盘古开天、精卫填海、嫦娥奔月等在中国流传极广，对后世的文学有着深远影响。 影响到我国文学作品最早的是《诗经》。《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像禹、契、后稷这些神性英雄，都在《诗经》中有所体现。其中《玄鸟》和《生民》两篇，叙写契和后稷诞生的神异，基本是取材于神话的;而在《诗·大东》里首次出现了织女和牵牛，虽然诗人是把它们作为两个星座在咏叹，但是牛郎织女的神话的影子已经隐约可见了。 还有《庄子》一书以“意出尘外，怪生笔端”、“缥缈奇变”(刘熙载《艺概·文概》)著称，《庄子》说理的精妙和文风的恣肆，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上古神话。 上古神话也为屈原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楚辞》中涉及到的神话传说人物甚多，而且在这些篇章里，屈原运用神话材料，上天下地驰骋其丰富的幻想，以抒写他对当时楚国腐败政治的忧愤，从而表达出他热忱的爱国主义思想。其中尤以《天问》一篇，神话材料运用得最多，作者的忧愤也最为深广，《天问》中提出了170多个奇兀的问题，以神话的比重最大。女岐、鲧、禹、共工、后羿、启、浞、简狄、后稷、伊尹……，屈原对这些神话中的事和人，一一提出了许多问题，在对这些人与神传说的怀疑中，表现着诗人的情感和爱憎。 运用神话材料入诗最显得有力量的是陶潜《读山海经》中的两首，一首写夸父追日，另一首写精卫填海和刑天舞干戚，将神话里几个神人的不屈斗争精神充分表达出来了。陶渊明在其《读山海经》诗中盛赞他们的精神:“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余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在唐代的诗歌中，神话的运用更是尤为显著，不少诗人的诗篇都有神话方面的取材，最突出的当以盛唐时代浪漫主义大诗人李白，他的诗中大量的取材于神话典故，给人印象最深的，有《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梁甫吟》等，几乎全用神话传说材料组合而成。 明清神魔小说对神话的采用和重塑，达到了此类文学的最高点。最著名的有《西游记》、《封神演义》两部小说。《西游记》里孙悟空的形象，差不多就是“石中生人”的夏启、“铜头铁额”的蚩尤、“与帝争位”的刑天以及淮涡水怪无支祁的共同形象。同样清代的小说取材于神话的还有李汝珍的《镜花缘》等，《镜花缘》前40回是全书的精华，写得非常生动有趣。这一部分差不多全取材于《山海经》所记远国异人和奇特的动物植物。《红楼梦》中也有不少发人深省的神话情节。 除小说外，戏剧也受到神话的影响。如京剧《嫦娥奔月》，即取材于后羿与嫦娥的神话，动画剧《宝莲灯》也是取材于沉香劈山救母的神话等等。 总之，后代无数文人用自己的笔演绎着这些流传的千古神话，并赋予新意，从而使古老的神话放射出瑰丽的光彩，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说是文坛上出现“神话”回潮了。二、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 从上古神话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先民超越自然力的制约和压抑，去开创自由生存境界的意志理念和精神品格，无论是“人兽合体”的神话形象，还是无尽的奇思妙想，上古神话以奇妙的想象，奔放的情感，怪诞的形象表现和寄托了人类超越有限的条件和局限，向往着无限境界的一种追求自由的精神，这为后世浪漫主义表现手法提供了借鉴。 后世的生活中，在某一时代(或某一文化人)，由于种种原因，消极颓废的情绪难以收束。这时，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上古神话，以及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奇妙想象、瑰丽的色彩、奔放的情感，给这个时代(或这个文人)注入新的活力，让后世的文人得以在文字中寄托无限的理想和感情，找到一块心灵休憩地。这时候，浪漫主义文学便在中国大地活跃了，其中以积极浪漫主义最为突出。 当中又以屈原表现最为明显，开积极浪漫主义之先河。他广为采撷流传的神话、祭歌，创作了《九歌》、《招魂》等充满奇特幻想的诗篇。作者在这些诗中。御风乘龙，招唤群神，遨游太空。种种越轨的想象，夸张的渲染，使整个作品呈现一种瑰丽警拔的格调，这一切都得益于神话发达的想象力的启示。更重要的是，屈原与恶势力抗争不已，“九死其犹未悔”的战斗也同神话那种积极奋发的精神一脉相同。屈赋“放言遐想，称古帝，怀神山，呼龙虬。思佚女”，意在“申纡其心，自明无罪，因以讽谏”[2]274;他的长篇政治抒情诗《离骚》，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以丰富的幻想和热情，表现了屈原的进步理想以及对进步理想的执着追求，集中继承了上古神话中的这种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精神。 这种积极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在后世薪火相传，汉代的辞赋家贾谊、建安时代的曹植、正始时期的阮籍、两晋六朝时的左思、鲍照等无一不继承这种创作精神。 东晋诗人陶渊明这位中国文学史上享有盛名的田园隐居诗人，竟然也被上古神话那积极进取的精神所感动，追日的夸父、填海的精卫、与上帝争神的刑天等不屈不挠的神话角色，有声有色地进入他的诗中，显出悲歌慷慨的气势，以示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在他“悠然见南山”超尘脱俗的外表下，又长存着夸父、精卫、刑天那种积极进取，永不言弃的积极浪漫主义气质。 更有大诗人李白，他的代表作《梦游天姥吟留别》，用梦中幻觉，描绘出一个活生生的神话天地，展示出“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的奇景;忽然梦醒，作者又回到丑恶的现实生活，终于发出无可遏抑的感慨———“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中奇幻的景象，正是李白为着抗议现实而虚构的一个与之对立的世界。这样，神话材料在李白手里又一次显示了积极战斗的作用。还有《梁甫吟》、《蜀道难》等脍炙人口的名篇，也都巧妙地编织了古代神话传说，使作者抨击现实社会的怒火，如游龙走凤，驰骋于天上地下。那汪洋恣肆的风格、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不正是上古神话的浪漫主义的发扬光大吗! 此后，中唐的李贺以至宋代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词派、明清的小说家吴承恩、蒲松龄，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发展了这一优良传统。三、构筑中国文学的乐观精神 上古神话中充满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信心和乐观精神，洋溢着不屈从于命运的战斗精神和无何遏抑的进取意志。补天、射日、移山、填海、甚至与太阳竞争高低等神话，正是这种精神和意志的体现，夸父、精卫、愚公的人物形象的流传，精卫还被后世称为“志鸟”、“誓鸟”的民族自励的精神象征。它们激励着人类去追逐更为美好的生活，并为后世文学带来了奋发向上的精神，对后代文学乐观精神形成和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中国神话具有变形神话的形态，不死观念，有乐观的结尾，体现着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审视古代神话任务的结局，可以发现，很多神话人物最后的死并不是真正意义中的死亡，而是一种死后再生的转化过程，也就是一种“化生模式”[3]。女娃在东海淹死后，化生为精卫鸟;女娲死后，其肠化为十节，成为十个神人;“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熊”;鲧死后，腹生禹;涂山氏死后化为石头，石裂生启。这些简朴的、极少修饰的故事都表现了死后再生的模式。神死后，并非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是经过“化”这一过程，获得了另外意义的新生，虽然神的外形凐灭了，但化做了一脉相承的新形象，表现了理想化的乐观思想与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上古神话的这种“化”而再生的模式，对于注重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是莫大的心理安慰，它与晋以后流传的梁祝死后双双化蝶的故事，其心理寓含与之是一脉相承。 这种乐观主义影响到后世的文化，便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潜在意识和文学中缺乏真正意义的悲剧。悲剧美寓于崇高美之中。我国一些主要的著名神话，其主人公大都是悲剧角色，具有浓烈的悲剧色彩。但这些神话故事，又不是一悲到底，它们一方面写了自然力的强大和英雄的悲惨死亡，另一方面又写了先民控制自然的信心、力量及幻想中的最后胜利，以及为此所表现出的自我牺牲精神。比如鲧禹治水、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等故事，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先民的悲剧命运和崇高情怀。他们的牺牲是悲剧，但他们牺牲是出于崇高的目的，这就使故事悲而不哀，悲而能壮，死而不亡，引起人们对牺牲者的崇敬，同时展示出光明和希望。因而，这类神话在富于悲剧情怀的同时，显现出来的更是一种充满乐观向上的精神，构筑了中国文学的乐观精神的家园。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对后世一些进步作家世界观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如屈原、陶渊明、李白、李贺、李商隐、苏轼、柳宗元等诗文的创作无不从神话中吸取了大量的精神食粮。四、象征想象神话思维的启蒙 神话思维的特征是象征。黑格尔分析过这种特性:“古人在创造神话的时代，就生活在诗的气氛里。所以他们不用抽象思考的方式而用想象创造形象方式，把他们的最内在最深刻的内心生活变成认识的对象。”[4] 我们通常认为象征性思维是由西方传入，殊不知象征原则在上古神话中的已被成熟而广泛的运用，特别是在“人兽合体”的上古神话中。神话以兽的某些特征弥补人之不足，用来表现和寄托人类超越自然力的压制，向往自由的意愿。比如伏羲、女娲、共工为“人头蛇身”，黄帝的子孙轩辕国民是“人面蛇身，尾交首上”(《山海经·海外西经》)，祝融是“兽身人面”(《山海经·海外南经》)，陵鱼是“人面，手足，鱼身”(《山海经·海内北经》)，“其为人长头，身生羽”的羽民，“其状为马身而人面，虎文而鸟翼”的英招等等。塑造这些在自然界并不存在的动物的形象，均是为了表示一定的象征意义。究其寓意，大概就是先民想借自然物之力，补人自身之不足，从而达到战胜自然力，获取一定程度的自由的愿望。人只能行走，不能飞行，于是幻想中长出羽翼，便克服了这种不足。人疾跑不如马，威猛不如虎，并无翼不能飞行，于是，借而取之，组合成形。神话正是这样才成为神奇，但这神奇中却涌动着上古初民祈求征服自然力，向往自由的韵律。这对日后各种文化艺术中象征手法的使用，起到了启蒙的作用，特别是在中国文学创作中，象征主义手法更是成为最常用的艺术手段，使得中国思维韵味无穷，如以“美人”喻志，屈原诗云“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离骚》);而骆宾王咏蝉诗“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在狱咏蝉》)则是以蝉暗示自己的高洁;孟浩然诗“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则是以羡鱼表达羡慕为官的心情;李白诗“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蜀道难》)，则是感叹做官之难。可见，上古神话中象征手法的广泛使用及流传使文学创作中的象征物和情感表达更含蓄些，运用眼前之物，寄托深远之意，情理交融。 神话的思维，同样充满了幻觉和想象。马克思认为“神话艺术是人民的幻想，是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态本身。”[5]47它本身虽然不是自觉地运用想象，却仍然同后世文学的想象有共通之处，表现了人类不自觉的艺术创造力。 钟敬文教授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中说:“神话作为民间文学的一种形式，是远古时代的人民所创造的反映自然界、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社会形态的具有高度幻想性的故事。”[6]我国上古神话善于借助于想象和幻想，创造了许多同自然作斗争的英雄，如炼石补天的女娲，射日除害的后羿，与日逐走的夸父，根治洪水的鲧禹，衔木石填沧海的精卫等等，这些英雄人物表现了古代人民同自然作斗争的坚强意志和坚定信心，而那些大胆奇异，惊心动魄的想象更是启发着后世创作手法的创新。中国文学创作中的比兴手法乃是脱胎于上古神话思维那种比喻式的联想和象征性的想象。如，《诗经》之比兴是这种艺术思维的具体内容和具体表现;屈原的楚辞整篇为比兴的系统;老耽的《老子》多借自然物象以喻事理;庄周所作《庄子》寓言连缀篇成文，成喻设喻等等，这些正是对比兴手法的创造性运用。 马克思曾说:“大家知道，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宝库，而且是它的土壤。”[5]118这同样也适用于中国上古神话。花开花落，悠悠长歌，上古神话经过漫漫历史长河的积淀，不仅为中国古代文学提供了创作的素材和艺术的营养，更重要的是以其不自觉的象征和想象的创造性方式影响了后世作家艺术思维的发展成熟。这是先人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文学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永远珍视。另外，它所体现的积极、优秀的民族文化精神，其所蕴涵的积极文学精神蕴涵于传统文化之中，积淀在民族的潜意识里以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成为中华民族的灵魂![参考文献]1]袁珂中国神话传说(上):导论篇第八章[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2]鲁迅鲁迅全集(第8卷):汉文学史纲要:屈原及宋玉[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3]郭芳中国上古神话与民族文化精神(J)管子学刊， 2000，(1)[4]黑格尔美学(第二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C]北京:人民出版社， [6]钟敬文民间文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