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小晓涵
魏了翁（1178年—1237年） ，字华父，号鹤山，邛州蒲江（今属四川）人。南宋著名理学家、思想家、大臣。嘉熙元年（1237年）卒，年六十，赠太师、秦国公，谥文靖。魏了翁反对佛、老“无欲”之说，认为圣贤只言“寡欲”不言“无欲”，指出“虚无，道之害也”。推崇朱熹理学，但也怀疑朱注各经是否完全可靠。提出“心者人之太极，而人心已又为天地之太极”，强调“心”的作用，又和陆九渊接近。能诗词，善属文，其词语意高旷，风格或清丽，或悲壮。著有《鹤山全集》、《九经要义》、《古今考》、《经史杂钞》、《师友雅言》等，词有《鹤山长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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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亲，有蒋子文，蒋士行，蒋翊武，蒋先云，蒋百里，蒋筑英等
蒋子文：国时广陵人，汉末为秣陵尉，追逐强盗至钟山脚下战死
蒋士行：明代画家，浙江长兴县人。
蒋翊武：袁世凯窃取政权后，他参加讨袁战争被杀，年仅28岁。
蒋先云：1927年5月，在河南临颍与奉系军阀决战中英勇牺牲。年仅25岁。
蒋百里：浙江宁海人，军事理论家，陆军上将
蒋筑英：浙江杭州人，光学科学家，全国劳动模范，毕业于北大物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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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影响衡阳城市文化变迁的内外因素中国城市文化的近代化路径不是单线条式的长驱直入的，这是由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变迁的特点决定的。因此，中国近代城市文化的产生与形成便呈现出多角度交叉发展的趋势。城市文化近代变迁的主要向度，一是西方文化的中国传播对城市文化近代化的带动。二是传统城市文化的近代转型。三是随着城乡联系的逐渐加强，具有近代因素的某些乡村文化向城市文化的靠拢，在城市文化的大容器里经过化合、锤铸而成为近代城市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门。当然还有一些不可抗拒的因素也会对城市文化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为了便于分析，将影响衡阳城市文化近代变迁的主要原因分为内外两个方面。内发性因素这些因素既是衡阳近代城市文化变迁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衡阳城市文化变迁的原因。他们相互之间还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为经济结构的近代变迁。古代衡阳城市主要担负政治、军事功能，城内的主要经济形式是简单的商业贸易，为满足城内官员、士绅生活起居所需的基本资料，城内其他居民不多，采取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住在外城的居民因生活资料而发生的交换行为大多发生在城外或者城墙的外围地段。到了近代，工商业经济发展，人口的流动性增强，城内居民日渐增多，城狭人促，对商业贸易的依赖加强。近代衡阳城市的经济模式逐渐从时间节奏缓慢的农业社会模式渐变到节奏快、竞争激烈的商业模式，人们获取生存的方式也相应发生变化。这就为城市文化的近代变迁埋下了经济的基础。另一方面，因为商业贸易逐渐成为城内的经济形式，因为商业而带来了各个行业的演变，衍生出近代的机构、设施。行业文化兴盛，报纸杂志等新的传播方式的出现加速了文化的流转与更新，近代新式教育带来了突破传统的新观念，因为商业竞争而受到影响的市民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的变化，娱乐活动内容更加丰富，所有这些既是城市文化变迁的主要原因，也是变迁的内容。各个方面的变迁最后在城市逐渐融合铸造成新的文化。第三，由于商业的兴盛，各行业从业人员很多，加上城市本身的居民，导致出现了一个新的阶层——市民阶层，适应市民阶层的闲暇生活方式、消费观念等最终发育成城市文化中的一个新的子系统---市民文化，或者叫市井文化。这些文化的整合、变迁、创新的过程构成了衡阳近代城市文化变迁的全过程，丰富了衡阳近代城市文化的内涵。外在因素“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是历史演进的产物。自有历史以来，城市的特征，均因特殊的需要而改变。如军事性的防御，行政制度，科技进步，生产和交通方式的改变等都影响到城市的特征”，进而影响到城市文化的特征。影响衡阳作为湘南经济中心地位的主要因素是陆路交通的发达。随着民国时期铁路和公路的发达，衡阳与本省其他各市、外省等联系大为加强，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其他各市之间的内部联系也日渐增强。民国期间长株铁路和潭宝公路修通时，江西、邵阳的贸易不经过衡阳而改道湘潭，致使衡阳市场出现衰落。而粤汉铁路、湘桂公路的通车既加大了衡阳与沿线城市的联系，无疑也加强了沿线其他城市之间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反而是对衡阳城市功能的削弱。作为传统意义上的湘南政治和经济中心，衡阳的聚集和辐射作用被削弱。这也是近代中国逐渐城市化所带来的结果。我们可以这么说，中国近代直到目前的城市化的进程，使中国近代以前的中心点城市辐射四周腹地的单一放射状结构变为星星式的网状结构，辐射影响的方式更加复杂。必将加强城市之间点对点的直接联系而削弱上一级城市与下一级城市的行政关系甚至最终打破区域的限制。城市对省级行政区域的离心化和独立化趋势与省级地域对中央离心化和独立化趋势一样不可忽视。其次，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也对衡阳的城市空间结构产生影响。近代广州作为南方经济贸易中心的衰落和长江中下游城市的兴起以及省内北部的岳州、长沙相继开埠，湘潭、长沙的崛起对湘南的冲击和削弱，衡阳的经济从向南发展转变为与北方紧密联系起来。大量的物资通过湘江北上，抵达长沙、岳阳、汉口直至长江中下游。在这个过程中，北方的风尚习俗、长江中游城市武汉、岳阳开埠，西方文化的逐渐渗透对衡阳的城市文化变迁产生重大影响并在衡阳的文化、建筑、宗教伦理、市民的社会意识、价值观念上表现出来。 其次，历史上衡阳辖区的不断分合对衡阳城市文化发展亦有极大的影响。特别是乾隆二十一年，析衡阳为衡阳县和清泉县，但两县治同城，衡阳城市呈现双核心发展的结构。到民国时期又将两县合为一县，并于1942年升为省辖，客观上提高了衡阳的地位，聚集了更多的行政和社会经济资源，对于境内文化的繁荣和辐射都有重要的影响。第三，抗日战争时期的人口流动对社会阶层和民俗的融合影响深刻。社会风俗习惯和社会心态是社会文化中的表层，也是现实社会的反映。它的形成与一定的人群在较长时间内相对定居密切相关，因为它缺少交流，缺乏新的文化因子，故而有较大的封闭性与文化惰性。战争引起的难民流动对衡阳社会风俗习惯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冲击。他们的到来给衡阳人民展示出陌生的区域文化，不同的区域文化在这里交汇，孕育出新的文化因子，给当地的城市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与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