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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的文章 千万别去韩国找 你去看看 大长今 和 女人天下里有说道几篇 
朝鲜族，有1920597人，主要分布在吉林和黑龙江、辽宁省，其余散居于内蒙古自治区和内地一些城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主要聚居区。 朝鲜族的先民，是从朝鲜半岛迁入中国东北的朝鲜族人。最早迁入定居的一批，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 朝鲜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关于朝鲜语的系属问题，中国学术界尚未定论，但多数倾向属阿尔泰语系。 朝鲜族多数从事农业生产，尤其擅长种植水稻。延边地区是我国东北的主要水稻产区。 敬老爱幼之乡 敬老爱幼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朝鲜族中这一传统表现得尤为突出。儿童与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朝鲜族对孩子的爱，主要表现在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民间有“不论生活多困难，也要孩子把书念”的俗谚。这确实是种具有深远意义的爱。仅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就有6所全日制高等学校、5所业余高等学校、数10所中等专业学校和1000多所中小学，高中教育基本普及，文盲完全扫除。这些成就，在我国各民族中都居于领先地位。正因为有这样好的教育环境，因而在朝鲜族中涌现出一大批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人才。 朝鲜族敬重老人的传统很悠久，早在李氏朝鲜（1392－1910）时期，每年九月九日便被确定为老人安慰日。届时，朝廷设“耆老宴”款待60岁以上的老人，祝福他们健康长寿。民间把敬老当作重要的道德准则。青少年对长辈必须使用敬语尊称；当着老人的面不许吸烟饮酒，在非喝酒不可的场合，也要背席而饮；最忌向老人借火或对火点烟；在老人面前不准说粗话；吃饭时须先给老人和长辈盛饭上菜，并给老人和宾客单设席桌。美食佳肴要摆到老人面前，老人未动筷子前，晚辈不得先吃；与熟识的老人出门同路时，年轻人不得走到老人前面，若有急事赶路，需恭恭敬敬地向老人说明原因，征得同意方可超前；路遇长者，不论是否熟识，都要致礼问安让路。每个家庭都很重视老人的花甲寿辰，操办“花甲宴席”。寿星老人身穿新衣，坐于上席正中，两旁有邻里老人作陪。祝寿开始，从长子夫妇起，到孙子止，依次斟酒向老人跪拜祝福，感谢老人的辛苦操劳及养育之恩。在朝鲜族的家庭节日中，最隆重的是“回婚节”，亦称“归婚节”，即结婚6 0 周年纪念日。谁家能举办回婚节，是种很大的荣耀，亲朋好友都要前来祝贺，一对老人穿上年轻时的结婚礼服，相互搀扶着入席，大家频频举杯祝福，比年轻人的婚礼更为热闹隆重。 在朝鲜族不同的聚居区，几乎都过老人节，只是时间不同而已。自1984年起，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把农历每年八月十五日定为统一的老人节期。届时各地举行祝寿大会，把6 0 岁以上的老人请到台上，为他们佩戴大红花，并接受村民乡亲的庆贺。《妈妈，祝您长寿》的歌曲响彻城乡，文艺体育活动激清欢乐。老人们与晚辈同歌共舞，尽情尽兴。 老人节上当地政府为老人赠送各种礼品，预祝他们延年益寿，晚年快乐幸福。歌舞之乡 朝鲜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且歌舞活动带有广泛的群众性。除节日之外，即使在平时的业余和工间休息中，不论男女老少，都能即兴歌唱，翩翩起舞。 朝鲜族舞蹈优美典雅、刚柔相兼，或抒情潇洒，或热情奔放，充分表现了朝鲜族柔中带刚，文而不弱，雅而不俗的民族性格。著名的民间舞蹈有农乐舞、长鼓舞、扇舞、顶水舞、剑舞等。农乐舞由古代庆祝狩猎丰收的舞蹈发展演变而来，因而节奏明快，气氛热烈。尤其是男子用力甩动头部，使“象帽”顶上3 米长的“象尾”绕身体旋转飞舞，更是独具风采，充满活力。 朝鲜族歌曲旋律优美、自然流畅，富有很强的感染力与表现力。一人放歌，众人随合，不是“善歌者有人继其声”，而是“心中的歌，最能起共鸣”。著名的民歌《桔梗谣》、《阿里朗》、《诺多尔江边》，几乎人人会唱，家喻户晓。朝鲜族非常重视对儿童的美育，从小便对他们进行艺术熏陶和教育，因此许多孩子都会演奏长鼓、手鼓、伽（亻耶）琴、手风琴等乐器。体育之乡 朝鲜族是个爱好体育运动的民族。足球、摔跤、滑冰、跳板、打秋千等活动都具有非常广泛的群众性。延边素有“足球之乡”的美誉，过去主要是男子参加，近年来一些地方也组织了女子足球队。摔跤的方式较独特。一种摔法是双方的右腿各套一条布带，布带的一端系在对方的手腕上，摔跤手互搂对方腰部，以摔倒对方数多少计胜负。另一种摔法是，摔跤手各备一条3米左右的布带，将其90厘米围系在腰间，其余部分宽松地缠在右大腿上，腰间再系一条5 米长的带子。比赛时右膝脆地，左膝弯曲，各用右手抓住对方的腰带，用左手抓住对方的腿绳（缠在右腿的那段带圈）。听到开赛的信号，双方站起来决斗，一般是三战两胜。不论是不是选手， ，都可以登场献技。运动会上，摔跤冠军的奖品是一头披红戴花的大黄牛，夺魁者骑在牛背，由当地负责人牵牛绕场一周，以显荣耀。 打秋千、跳板和顶坛竞走是妇女的体育运动。她们荡秋千的特点是：高、飘、悠、巧、柔、美、欢。秋千绳一般都拴在高大树木上结实的横枝上，在秋千前方的上空悬有彩带或铃铛，荡起的秋千板能触及这个标志才能赢得欢呼与赞扬。朝鲜族民间有句俗话说：“姑娘时不跳跳板，出嫁后就会难产”。因此，跳板运动很受重视与喜爱。关于跳跳板的起源，有种传说：封建时代，女孩足不出户，为了能看到院墙外的世界，便在院子里架起了压板（俗称跷跷板），起先让孩子一头坐一个，一上一下压着玩，后来孩子们觉得站在板上看得远，跳起来看得更远，于是便产生了跳板。民间跳板长5米，宽40厘米左右，厚5至6厘米。跳板中间的下面立板垫，高30厘米。比赛时有专人守护板垫，防止跳板掉下来。站在跳板两端上的姑娘轮番连续起跳，逐渐将对方弹送得更高。在身体腾空时能表演出惊险动作者最受欢迎，如剪式跳、旋转跳、空翻跳，甚至跳藤圈，做造型，舞花环、挥彩带等。灵巧优美、五彩纷呈，令人眼花缭乱，惊叹赞赏。顶坛竞走是直接来源于劳动生活的体育项目，坛或罐中都装有水或米，规定一定的距离，参赛者甩开双手潇洒走一回，先到终点而滴水不洒者为胜。美食之乡 在朝鲜族的饮食中，誉满全国的是冷面，闻名世界的是泡菜。冷面多于夏季食用，一般用小麦粉、荞麦粉和甘薯淀粉混合制成面条，以牛骨煮汤，食用时汤中加冰块、辣椒、酱牛肉片、苹果片及其它调料。面条筋道，汤味香辣，入口凉爽，回味长久。泡菜，从狭义上来说，可理解为冬季腌制的酸辣白菜；从广义来说，可理解为包括数十种之多的各样酱腌菜，主要有小青椒、紫苏叶、南沙参、桔梗、缨菜、白芨、萝卜条、苹果梨、鱼干等。这两类食品目前在全国各大中城市都很容易品尝到，而且声誉极佳。当然，朝鲜族的美食绝非这两类可以代表。凉菜较著名的有生拌牛肉、生拌牛百叶、生拌鱼、生拌鲜菜等。汤类有30多种，不同季节要喝不同的汤。最讲究的是浓白汤，最常见的有梅云汤、牛肉汤、下水汤、雪浓汤、婴鸡汤、龙凤汤、口味汤、狗肉汤、小鱼汤等，做汤的主料有牛肉、鸡肉、狗肉、兔肉、山鸡等。朝鲜族喜食狗肉，但婚丧与佳节不吃。朝鲜族喜食辣椒，每户贮备的辣椒多达100公斤。节日食品重视山珍海味，与其居住地多山靠海有关。寻常百姓家仲秋制作打糕和松饼，元日吃牛肉汤汤团，大个大馅的饺子，上元节吃五谷饭，冬至吃“小鸟蛋”粥等。
论朝鲜文化与儒学的关联摘 要:中朝两国文化源远流长，儒学传入朝鲜后，对朝鲜的政治统治、思想观念、教育制度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朝鲜立足本国国情，从多角度、多侧面与儒学发生了融合，并逐步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朝鲜儒学。关键词:朝鲜文化;儒学;关联一、儒学何时传入朝鲜厘正春秋末期，中国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孔子以“治世”、“行道”为己任，总结历史经验，创立了儒学。儒学历经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思想家们的不断加工改造，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干，深刻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著名历史学家杨昭全认为，“自春秋末期由孔子创立，至清末，历数千年之儒学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春秋末期至隋唐时的儒学、宋元时期的理学和明清时的实学”。[1]本文主要探讨儒学发展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对于朝鲜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儒学产生和发展以后，不仅在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还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东方国家，与这些国家的传统思想相结合，成为该国思想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朝鲜和日本，儒学思想成为思想文化的主流而形成特殊的“东亚儒学文化圈”。据史料记载，儒学最先传入的国家是朝鲜。古代朝鲜地处亚洲东部，与我国山水相连，由于地理上的这种原因，中朝两国很快就开始相互往来，思想文化交流也日益深入。儒学传入朝鲜后，经过朝鲜学者的理解消化，儒学已深深融进朝鲜的传统文化中，影响了朝鲜的社会发展，并形成了其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朝鲜儒学。对于儒学传入朝鲜的时间，中外学者观点不一。主要观点有:商末箕子东走朝鲜时引入;由战国燕与秦末中国移民引入;汉初，卫满率众避难至朝鲜时传入;汉四郡建立时引入;朝鲜百济、新罗时期传入。而笔者较认同杨昭全学者的观点:儒学传入朝鲜以汉四郡的建立(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为宜。其一，公元前135年(西汉武帝建元六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儒学开始成为全国占统治地位的独尊思想，为其对外传播创造了前提条件。其二，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西汉灭卫满朝鲜，并于其地设立乐浪、临屯、真番郡，翌年复设玄菟郡，即汉四郡。汉四郡设置后，封卫满朝鲜原官员为侯。汉武帝在卫满朝鲜故地封五侯，立四郡，标志着体现儒学思想的儒家政治制度进入朝鲜。其三，在汉四郡建立儒家政治制度，俎谷、朝服、鼓吹等体现儒家思想的中华文物随处可见。因此，在汉四郡建立起的体现儒家思想的政治、礼仪制度，标志着儒学已传入朝鲜。二、儒学朝鲜化的系统性由于儒学符合百济、新罗和高丽王廷的利益，又符合朝鲜封建社会的发展需要，致使百济、新罗和高丽封建王朝对儒学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在发展中儒学逐渐对百济、新罗和高丽的统治理念、道德秩序、教育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一)朝鲜理念体系的构建中国汉代董仲舒的天命论标志着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其学说的最高范畴是“天”。天是宇宙的最高主宰，万物非天不生，同时又是最高的神灵。“天者，百神之大君也。”[2]他认为宇宙万物皆天之产物，人类社会一切也是天意之安排，君主贯通天地人，是上天在人世间之代表，具有绝对的权威。他的这一理论论证了封建专制的合理性，君王统治地位乃天之意志，即君权神授论。儒学这种君权神授和秉承天意治国的理论自然符合朝鲜历代国王的需要，因此成为维持与巩固其封建统治的护身符。而宣扬其统治地位乃天之意志与安排，其治国治民秉承天之意志，实质是借助天界之权威强化人间之权威。这就致使朝鲜历代国王与王廷信奉天命、信奉君权神授。再者，朝鲜历朝统治者提出以德治国。所谓“道”，即儒学，意即用儒学治理国家，以道德治理国家，即德治。同时，《书经》指出，要以德治与武功结合并重来治理国家。高句丽太祖东明王将自己一生的政治经验概括为“以道与治”，这是德治思想的最初提出。此后，高句丽历代国王都把它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理念，并努力加以实施。孔子创立的仁学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仁者爱人。从对人的关怀出发，孔子反对统治者执政之穷奢极欲，要求他们贯彻仁爱原则，关心百姓生活，使其安居乐业。朝鲜历代王朝也将“仁”，即“爱民”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想，如公元676年新罗统一半岛后，新罗文武王为此颁令减轻百姓负担。公元681年，文武王“欲新京城。问浮屠义相。对曰‘虽在草野茅屋，行正道则福业长。苟为不然，虽劳人作城，亦无所益。’(文武)王乃止役”，[3]从而减免了百姓的徭役。(二)朝鲜道德秩序的完善“三纲五常”是儒学提倡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朝鲜历代王朝的国王都利用儒学的伦理理论来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地位，完善国家的道德秩序。朝鲜固有“子孝于父”的孝道思想，与儒学伦理理论相结合，进而提出了子女对父母尽孝是天经地义的事，将孝道提高到人伦的最高原则。这就使得孝道深入民间，成为人们事亲的行为规范。《三国遗事》中记载的“贫女养母”、“孙顺埋儿”就是很明显的事例。另外，儒学三纲中的“夫为妻纲”实是男尊女卑，朝鲜历代深受其影响。高句丽著名实学家金富轼就曾强烈地抨击过新罗曾有的善德、真德两位女国王。他曾写到，“新罗扶起女子，处之王闰，诚乱世之事，国之不亡，幸也”。[4]又如，公元861年(新罗宪安王五年)新罗国王宪安王病危时，曾嘱其臣下说:“寡人不幸，无男子有女。吾邦故事，虽有善德、真德二女主，然近乎牝鸡之晨，不可法也。甥膺廉年虽幼少，有老成之德，卿等立而事之，必不坠祖宗之令绪，则寡人死且不朽矣”。[5]可见，当时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十分普遍，也十分严重。(三)朝鲜教育体制的确立儒学对于朝鲜文化教育思想方面的影响也尤为巨大，也成为朝鲜教育体制确立的影响因素。公元682年新罗于礼部下属设置主要讲授儒学思想的教育机构———国学。公元747年，新罗在国学设置诸业博士和助教。公元759年，新罗改国学为大学监。但其后继位的惠恭王又将大学监恢复为国学:“惠恭王复故”，[6]把《论语》、《孝经》作为共修之科目，目的是强调儒学的实践意义。公元992年，高丽在首都开京设置国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招收贵族两班子弟学习儒家经典。除朝廷官办的儒学教育机构外，高丽还出现了私人兴办的儒学教育机构，推动了儒学的发展，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其中朝廷重臣、学术泰斗崔冲被誉为“海东孔子”。此后，高丽历代国王都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公元788年，新罗设立读书三品科的科举考试制度，即从国学之学生中选拔官吏。考试的内容为儒家典籍。这一制度的设置，充分表明新罗王廷对精通儒学思想的人才的需求。同时，新罗国王由于亲幸国学，曾多次听讲儒学经典，这一举动进一步表明了王廷对儒学思想的重视与渴求，从而更促进了儒学思想在新罗的传播与发展。公元958年，高丽国王光宗采纳中国后周人双冀的建议，“始设科举。试以诗、赋、颂及时务策，取进士兼取明经医卜等业”，且“大抵其法颇用唐制”。[7]高丽科举考试的内容也基本为儒学经典，科举的实行使学习儒家典籍成为热潮。儒学与仕途的结合，使儒学具有了特殊地位，使其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同时，唐太宗还大力扩充国学和太学，这为新罗等国派遣大量贵族子弟入唐求学创造了条件。新罗派遣王族子弟入唐宿卫也是来唐学习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如金仁问为武烈王的次子，于公元651年奉王命入唐宿卫。又如金嗣宗为圣德王之弟，公元728年奉命入唐献方物，同时“兼表请子弟入国学”，[8]唐帝应允。新罗不仅派王族子弟入唐宿卫，还经常派遣贵族子弟赴唐求学。公元837年新罗在唐求学的学生为216人，公元840年，新罗自唐回国的学生达105人。除新罗王廷派出贵族子弟赴唐求学者外，新罗也有不少一般平民子弟赴唐求学，如崔致远、崔承佑、崔承 等皆为自寻途径赴唐求学者。高丽从建国初就派遣学生赴中国求学，学习儒学思想，高丽学生不仅在中国可以应试，还可以在中国任官。公元976年，高丽派金行成入宋国子监求学。翌年，金行成擢进士弟，授官，后官累至殿中丞。公元980年，在宋求学的高丽兵部侍郎康允之子康戬参加科举及第，并任为官吏，官至工部郎中。公元1115年，高丽派遣金端、甄惟底、赵奭、康就正、权适等五人入宋太学。高丽赴宋求学的学生应试中举后任宋吏者众多。另外，新罗还通过多种形式大量输入儒学典籍。公元686年，新罗遣使赴唐，“奏请《礼记》并文章”，武则天应允，“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戒者，勒成五十卷，赐之”。[9]公元743年，唐玄宗遣使嘉奖景德王，“并赐御注孝经一部”。[10]此外，不仅赴唐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回国时携带儒学典籍，而且新罗的商人也自唐购买书籍，其中有大量的儒学经典。到了高丽前期，随着高丽与宋、元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儒学典籍也大量输入高丽。其输入方式与途径更是多种多样，有奏请宋、元皇帝赐与的，有高丽使者、学生带回来的，这使得儒学典籍广为传抄和翻刻。三、结论朝鲜文化在与儒学的融合中逐渐形成其本土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百济、新罗对峙时期为朝鲜儒学的萌芽期;统一新罗时期为朝鲜儒学发展期;高丽前期为朝鲜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期。在每个时期，对于朝鲜的政治方面、教育方面及社会生活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朝鲜社会变革的各个时期，儒学都因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显现出来，成为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维护与巩固其统治地位的精神法宝。而朝鲜文化在与儒学不断融合的基础上，结合了本民族文化特色，逐渐使儒学本土化，最终演化为与儒学相近同时又有所差异的朝鲜儒学，并使其成为朝鲜思想文化发展、进步不可或缺的深层动力。[参考文献][1] 杨昭全中国—朝鲜、朝鲜文化交流史[M]北京:昆仑出版社，[2] 董仲舒春秋繁露·郊祭[Z][3] [朝]三国史记·卷7·新罗本纪第7·文武王下[Z][4] [朝]三国史记·卷5·新罗本纪第5·善德女王条[Z][5] [朝]三国史记·卷11·新罗本纪第11·宪安王条[Z][6] [朝]三国史记·卷38·杂志第7·职官上·国学条[Z][7] [朝]朝鲜史略·卷3·高丽史[Z][8] [朝]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第8·圣德王条[Z][9] [朝]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第8·神文王条[Z][10] [朝]三国史记·卷9·新罗本纪第9·景德王条[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