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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html后殖民主义与女权主义 来源:免费论文网 陶东风 陶东风在这方面的研究在国内算比较权威的啦 
西方女权主义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代女权主义 (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 西方女权主义起源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启蒙运动以后，19世纪下半叶出现第一代，和欧洲工业革命同步。1789年10月，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一群巴黎妇女进军凡尔赛，向国民议会要求与男子平等的合法人权，揭开了女权运动的序幕。1790年法国女剧作家高尔日发表了《妇女权利宣言》，提出17条有关妇女权利的要求。宣言后来成为女权运动的纲领性文件。1792年，英国女作家M沃斯通克拉夫特发表《为女权辩护》一书，提出妇女应当在教育、就业和政治方面享有与男子同等的待遇。19世纪中叶，女权运动的中心从欧洲转向美国 。直至1920年，美国通过法案，保障女性享有选举权。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目标明确，妇女要求与男子有相同的经济、政治权力；以行动、实践为主，侧重于推动立法。最为典型的是拉拉蔡特金领导的妇女同工同酬运动与各国女性争取选举权的一系列运动。这一阶段奠定了女权运动的奋斗目标，也形成了女权运动是一场社会实践运动的基调。教育、就业及政治权利的诉求归根结底是最求女性追求平等的社会角色地位，而不健全、非理性的劳动力市场是女权运动的最大障碍。可以说，把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利地位视为男女社会地位不平等的重要根源，就是这一阶段形成的。尽管其后女权主义思想理论有了发展，劳动力市场的环境背景也在不断变化，但是这种观念还是在女权主义者中根深蒂固。 第二代女权主义（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60年代）：现代女权主义，这一阶段是女权主义在西方最重要的阶段。女权主义者发现，尽管女性在政治经济领域争取平等的努力取得明显的成果，但是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地位却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例如，得到选举权的妇女群体在政治依然处于从属地位，同工同酬、平等就业基本得到保障的情况下职业隔离与职业发展前景不佳的问题凸现。这种矛盾的情况促使女权主义者向纵深思考，形成了独特的女权主义理论，主要有三派：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这一派别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朱丽叶忒米切尔，她最著名的“提出女性主义的问题，给予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就明白地亮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主要是从经济和阶级斗争方面要求妇女和男性的平等，他们所重视的是妇女的经济地位与物质生活。虽然有不同的解读，但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重要理论渊源。把无交换价值、无报酬的家庭劳动视为阶级压迫，积极地投身社会的生产劳动。在重视生产经济领域的问题上，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是第一代女权主义的直接继承者。 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代表人物为19世纪英国的米尔、当代美国的傅瑞丹。米尔是英国十九世纪自由主义健将，他在他的代表作——《女性的屈服》一书中，集中地阐述了他的女性权益的观点。米尔指出法律的不平等使得婚姻制度里的婚姻关系犹如主人与奴隶的关系。现代社会就是人们有迁徙的自由、选择职业的自由，以及改善生活的机会。但是对已婚妇女而言，她却没有这些现代男人享有的自由。傅瑞丹继承了18世纪以来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同时又更加强调女性在公共领域的参与。因此，傅瑞丹在其名著《女性迷思》一书中，首先对女性的家庭角色展开锐利的解析与批评。傅瑞丹指出父权社会的文化机制竭尽所能地塑造一个幸福的家庭主妇形象，使得女性把自己的一生寄托于家庭与婚姻关系。然而这个理想形象，只是个迷思。为了发挥自我潜能，妇女必须和男性一样从事公共领域的活动。故此，傅瑞丹鼓励女性放弃以家庭主妇的形象作为自我认同，不过，她并未提倡女性在实质上放弃家庭生活，而是在事业与家庭间取得平衡。自由主义女权者认为家庭束缚是一种强有力的干扰因素，必须依靠国家立法干预，形成介入机制。因此，自由主义女权运动继承了自由主义运动的衣钵，以争取立法保障为主要诉求，积极维护妇女政治权利。 激进主义女权主义：这一派诞生最晚，活跃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严格地说，这一派并不是统一的思想派别，而是前两种思想流派极端理念的集中表现。以美国的凯特米丽特为代表，以她的著作《性政治学》为思想典范。这一派把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家庭私人生产剥削解读为“性剥削”，把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家庭束缚解读为“性束缚”，他们把女性和男性完全对立起来：男人是敌人，女人是朋友；男人是暴躁，女人是温柔；男人是迫害者，女人是被迫害者；男人是压迫者，女人是被压迫者……实际上，他们将女权运动要求男女平等的社会诉求改造成了从根本上消除男女差异，直至女权至上。对女权运动的传统领域——社会政治与经济，他们抱着轻蔑的态度，他们把女性解放运动解读为“性解放”，要求从根本上消解传统家庭模式。他们的激进主张与“性解放运动”都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争议。 第三代女权主义：后现代女权主义，面对“性解放运动”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保守主义对妇女解放运动的有力质疑，离婚率明显上升，爱滋病泛滥等等，女权主义者开始反思。特别是在消除男女二元对立方面，形成了“温柔的女权主义”“绿色女权主义”。他们一方面肯定了女权运动保护女性社会权益的成果，另一方面对女权主义者试图颠覆传统家庭模式提出了质疑。后现代女权主义还在成长阶段，分为唯本论与构成论两个主要派别。唯本论继承了传统女权主义的男女二元分界，试图在承认男女差异的基础上消除男女不平等。构成论则从根本上否定男女二元分界，强调性别角色的社会性，把男女平等的主张看成父权制的产物。虽然两者理论出发点不同，但是都在认同传统家庭模式基础上完成妇女解放的目标。
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历经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强调男女平等，要求平等的工作权力、经济权力和法律权力，代表人物即大名鼎鼎的西蒙·德·波伏娃。第二阶段强调男女差别和不同，代表人物为英国的托丽·莫依、法国的埃莱娜·西苏、露丝·依丽格瑞和美国的艾德里安娜·里奇等。她们认为，以男女平等作为妇女解放的目标其实是重复并且强化一种既定的语言，并没有创造新的语言。在实践上忽略了男女之间实际存在的不同，使妇女从属于一个以男性为定义、为主导、为中心的结构。这让人不禁想到中国，尽管中国自身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运动，也没有相应的女权主义理论，但是并不排除建国以来的妇女发展在实践层面上与西方形成某种类似和同构。
建国后我国广大妇女是在毛泽东主席“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教导下前进在社会主义建设大道上的，西方妇女要发动女权运动才争取得到的工作权力、经济权力和法律权力，在我国不用妇女们自己争取就被给予了，这是中国妇女的幸运。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一定能办到”的直接后果是铁姑娘们不顾生理上的差异，和小伙子一起去开山放炮抬石头，也不顾身体的虚弱，来着例假也跳进冰冷刺骨的水田里劳动，最终落下一身的妇女病。革命现代京剧《海港》中的方海珍只是一个党支部书记的单一身份的角色定位使其成为样板戏中最为单薄苍白的人物形象。那时候的中国妇女的价值标准是男性，她们理想中的女性其实只是男性化的女性。
新时期以来的文化反思促使了妇女性别意识的觉醒，人们意识到，以男性作为标准只是对女性的异化，女性应该找回自己，于是女人们纷纷踏上了找回女性自身特质的历程。然而，物极必反，矫枉过正，这一潮流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与由于社会转型带来的迅速发展成滚滚浪潮的商业文化合流共谋，又使女性走向了另一极端：强调女性的自然生理性别特征。这一倾向最突出的表征体现于大众传媒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上。翻开报刊杂志，打开电视屏幕，更不用说因特网，如云美女们铺天盖地扑面而来，化妆品、医药……广告从头发、眼睛、鼻子、嘴唇、指甲到皮肤、胸、臀……等等对女性进行了全方位的包装，当然除了精神和心灵（都什么时代了，还说着两个词，真是老土）。美国作家贝蒂·弗里丹所批判过的“女性的奥秘”没想到会在几十年后的中国上演，虽然中国妇女不可能当“快乐的郊区家庭主妇”，而代之以“贤妻良母＋消费”（王政语）的模式，但二者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那就是突出女性的自然生理性别，走向一种生物决定论。
无论是泯灭男女两性的差异，还是突出女性的特征，其实都是对女性的歪曲和异化。前者在平等的口号下使女人向往成为像男人一样的女人，后者则使女人成为男人的欲望化对象——所谓秀色可餐，沦为一种消费时代最具诱惑力的商品。两者均使女性失落了主体意识。那么女性究竟如何发展呢？在经历了第一阶段的强调平等和第二阶段的注重差异之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发展到了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阶段。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策略就是不断地从边缘去解构位于中心的权力结构和以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为基础的对世界及历史的阐释和界定，男性／女性正属于解构对象。法国的朱丽亚·克里丝蒂娃是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代表。克里丝蒂娃认为不存在一个可以明确定义的“妇女”或“女性”：“女性主义的实践只能是否定的，同已经存在的事物不相妥协。我们可以说‘这个不是’和‘那个也不是’。”
这里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这种消解一切的策略会不会连“妇女解放”这一女权运动的初衷也消解了呢？抑或“妇女解放”的口号与“男女平等”一样也有问题？二是这种西方式的模式是否可以套用于中国，于中国国情是否合适？已经有论者指出过西方女性主义在解构上卓有成效而建构上相对不足的倾向。那么，我们中国女性今天又何去何从呢？其实这个问题李小江在《关于女人的答问》一书中谈到“男女平等”问题时已作了回答：“今天的女人应该是与男人平等但仍然不同于男人的人。”这与很多人提到的男女共建、双性和谐的理想精神实质是相一致的。尽管要实现这一理想并不容易，“妇女解放”的天路历程中必定充满艰辛和坎坷，但这也不是一个遥远而美丽的不可企及的神话，只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而在初始阶段尤其需要我们女性的付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