蝶雨凡
崔莺莺是西厢记中的主要人物,也是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她美丽,多才,既深受封建礼教的濡染,又有着对爱情生活的向往。她和张生在佛殿相遇,一见钟情,又经过隔墙联吟,彼此心有灵犀,互相爱慕,但碍于老夫人的拘管,没有更多接近的机会。在孙飞虎围兵普救寺,老夫人许婚,张生下书解围之后,莺莺和张生都满心欢喜,以为可以如愿以偿,成就婚姻。不料老夫人赖婚,这激起了莺莺对母亲的不满。当她听了张生在琴中向她倾诉的心事以后,她更加倾向、爱慕张生。但她毕竟是相国小姐,家庭教育和上层社会的身份,使她难以贸然走出和张生自由结合这一步。于是戏剧出现了这样的冲突:明明是她叫红娘去探望生病的张生,但当红娘带回张生给她的信时,她却责骂红娘带回“这简帖戏弄我”!她要红娘带信给张生,叫他下次休得如此,但是张生打开信一看,喜出望外,原来莺莺寄去的是约会的诗简。当张生果然来约会时,她又以大道理责备了张生一通。作者对莺莺矛盾心理的描写,展示出她既有对爱情的热烈追求,又深受封建礼教的浸染的真实心理。这就突出了莺莺最后作出和张生结合的决定是难能可贵的。 张生在剧中是一个才华出众、情真意专的志诚种,一见了莺莺,就忘记了求取功名的大事,而且采取了一系列热烈、大胆的方式和真诚的努力,来获取莺莺的爱情。他不管人家是否对他有意,先自报家门: 小生姓张,名珙,本贯西洛人也,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并不曾取妻。 他继续问红娘:“敢问小姐常出来么?”如果说前面的自报家门已经很贸然,那么,这一问,就更不得体了。接着在夜吟、请兵、琴挑、甚至身染沉疴的过程中,都展示了他对莺莺的痴心,以及忠贞。作者十分注意突出他“志诚”的一面,他一接到莺莺的诗简,马上喜上眉梢,顾不得细察诗意,也不管是否有诈,半夜逾墙去赴约,结果遭到莺莺的呵斥,约会也砸了锅。在“赖婚”一场,开头张生以为老夫人会将莺莺许配给他,兴高采烈地等着作新郎,没想到老夫人出尔反尔,坚持赖婚,坚决不同意将莺莺许配给他时,他甚至跪在红娘的面前,声称如果得不到莺莺,他就要悬梁自尽。正是他的这种执着和志诚,最终打动了莺莺,两人终于私下结合。 红娘是《西厢记》中一个社会地位卑贱,却光彩四射的人物,她冷眼旁观,很清楚老夫人为维护“相国家谱”,决不允许张生和莺莺的结合,所以她最初并不想帮助张、崔二人。但在事件发展的过程中,她逐渐为崔张之间真挚的感情打动,也不满于老夫人的背信弃义,于是转而积极地为他们传递书信、出谋划策。她批评张生是“银样蜡枪头”,居然揣摸不透莺莺的心事;她也批评莺莺的心口不一,明明思念张生,在人前却一点也不流露;对老夫人,她更加勇敢机智地进行反击,为崔、张二人辩护,使老夫人理屈辞穷,不得不答应了二人婚事。最巧妙的是,她反击老夫人的,恰恰是老夫人要维护的封建纲常和家族利益。如《拷红》中,她先把张生和莺莺的私情告诉了老夫人,然后对老夫人说:“目下老夫人若不惜其事,一来辱没相国家谱,二来日后张生名垂天下,施恩于人,忍令反受其辱哉?使至官司,老夫人亦得治家不严之罪。”这几句话,真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老夫人也只好默认了张生和莺莺的婚事。 红娘是一个侠肝义胆,机智聪明的形象,汤显祖说王实甫的红娘:“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胆。有此军师,何战不克?”(汤海若先生批评《西厢记》),红娘在《西厢记》中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 老夫人是剧中封建家长的代表,是崔、张、红娘的对立面。她虚伪、奸诈、狠毒,但又脆弱。她表面上爱女儿,实质上爱的是“无犯法之男,再婚之女”的“相国家谱”。因此在行动和精神上都严格地约束着莺莺,连“黄莺儿作对”“粉蝶儿成双”的自然景色,都不让莺莺看见。怕引起“春心荡”。在孙飞虎兵围普救寺时,她信誓旦旦,要将莺莺许给解围退兵的人,可是张生退兵之后,她马上反悔,并且假惺惺地要崔、张以兄妹相称,并许张生以金帛,理由是崔家不招白衣秀士。为了“相国家规”,她全然不顾崔、张二人的感情和幸福。在这里老夫人的虚伪、狡猾暴露无遗。她的“慈母”的面目后面,掩盖的是冷冰冷的封建家族的利益。但她其实又很脆弱,在《拷红》一折中,被地位卑下的婢女红娘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后,不得不认识到:“这小贱人也道的是,我不合养了这不肖之女,待经官呵,玷辱家门,罢罢,俺家无犯法之男,再婚之女,与了这厮吧!”一个封建势力的顽固堡垒,被小小的红娘轻易地攻克了,这不是充分说明了封建力量外强中干的本质吗?当然,封建家长是不会善罢干休的,老夫人逼张生赴考和最后赖婚的情节,进一步完善了她的形象:虚伪、狡诈、顽固、狠毒、脆弱。 
《西厢记》原名《莺莺传》,又名《会真记》。是元代著名戏曲作家王实甫的杰作,也是元杂剧中最优美宏伟的大型喜剧。周德清称赞《西厢记》“诸公已矣,后学莫及”。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和中国戏曲史上都占有很重要地位,是我国古代戏曲发展高峰之一。如果以单部作品而论,《西厢记》可以说是元杂剧中影响最大的。它以五本的宏大规模来敷演一对青年男女追求自由的爱情与婚姻的故事,不仅题材引人喜爱,而且人物能刻画得更丰满细致,情节能够表现得更曲折动人,再配以与浪漫的内容相称的秀丽优雅而又活泼的语言,自然有一种不同寻常的魅力。《西厢记》主要讲的是书生张珙游学河中府,在古刹普救寺与已故崔相国之女莺莺小姐相遇。因一见倾心,借宿在崔氏眷属暂住的西厢院外僧房之中。夜间莺莺花园烧香,强生隔墙吟诗,莺莺亦酬诗一首;张生继而藉崔府超度老相国时,追荐自己的父母,在法会上与与莺莺再度相见。其间贼将孙飞虎为抢夺崔莺莺,兵围寺院,崔母求助于寺众,许诺能退贼兵者以莺莺相配;张生应下此诺并修书一封请惠明送至友人白马将军杜确处。杜确率兵打败孙飞虎,普救寺兵围虽解但崔母却违约赖婚,命两人兄妹相称,张生因此相思入病,侍女红娘遂教张生夜间在花园外弹琴,封莺莺诉说心曲。红娘为莺莺、张生传书递简,莺莺瞒过红娘而“待月西厢下”,是夜张生依约到来,但莺莺毕竟囿于礼教,又被红娘看见,竟翻脸不认。张生为此抑郁成疾,莺莺不禁内疚,以药方为名托红娘送去,当晚便由红娘送莺莺到张生房中。月馀后,两人情事被崔母发觉,崔母大怒拷问缸娘,红据理以争,认为崔老夫人不应悔婚,若不允婚只怕还有玷辱家门和治家不严的罪名,崔母只得允婚,但张生必须应举得官方能迎娶莺莺,两人因此长亭送别。强生行至草桥,见莺莺追赶而来,醒后才知是梦境。张生得中后欲与莺莺完婚,被当年曾经与莺莺订亲的崔母内侄郑恒阻挠,恰好白马将军携旨到达,为张生与莺莺主婚,郑恒羞愧自尽,有情人终成眷属。剧中主要人物张生、崔莺莺、红娘,各自都有鲜明的个性,而且彼此衬托,相映成辉;在这部多本的杂剧中,各本由不同的人物主唱,有时一本中有几个人的唱,这也为通过剧中人物的抒情塑造形象提供了便利。《西厢记》里的崔莺莺,带着青春的郁闷上场。当她遇到了风流俊雅的张生,四目交投,彼此就像磁石般互相吸引。她分明觉察到一个陌生男子注视着自己,但她的反应是“亸着香肩,只将花笑捻”。剧本写红娘催促她回避,而她的反映是: 回顾--觑末--下请注意这一舞台提示,它异常强烈地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按照封建礼教的规定,为女子者,“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莺莺竟对张生一步一回头,把箴规抛之于脑后。通过一细微的却是引人注目的举动,作者让观众清晰地看到她性格发展的走向。莺莺遇见张生以后,作者写她相当主动地希望和张生接近。她知道那“傻角” 月下吟诗,便去酬和联吟;张生故意撞出来瞧她,她“陪着笑脸儿相迎”,可见她对张生是处处留情的。而她的态度,张生也看在眼里。他们心有灵犀,彼此都感受到相互的爱意。正是由于莺莺从一开始就对爱情炽热地追求,才使得她一步一步地走上了违悖纲常反抗封建礼教的道路。王实甫写莺莺追求的只是爱情。她对张生的爱,纯洁透明,没有一丝杂质。长亭送别,她给张生把盏时的感触是:“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在她的心中,“情”始终是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至于功名利禄,是非荣辱,统统可以不管。然而,强烈追求爱情只是莺莺性格的一个方面。莺莺长期受到封建礼教的熏陶,加上对红娘有所顾忌,因此,她的性格显得热情而又冷静,聪明而涉狡狯。当观众看到莺莺“对人前巧语花言,没人处便想张生,背地里愁眉泪眼”,看到她有时一本正经,有时黠谲多端,有时又扭捏尴尬时,都会哑然失笑。在作品中,王实甫让莺莺的形象具有两种不同的内心节奏,展示出她对爱情的追求,既是急急切切,又是忐忐忑忑。内心节奏的不协调,是导致她行为举止引人发笑的喜剧因素。张生的性格,是轻狂兼有诚实厚道,洒脱兼有迂腐可笑。他被去掉在功名利禄面前的庸俗,以及在封建家长面前的怯懦,被突出的则是对爱情执著诚挚的追求。他是一个“志诚种”。志诚,是作者赋予这一形象的内核。当然,张生是个才华出众风流潇洒的人物。他出场时唱的一曲,描述“雪浪拍长空,天际秋云卷;竹索缆浮桥,水上苍龙偃”的黄河景色,充分表现出文采风流和豪逸气度。不过,王实甫在塑造张生的形象时,没有把表现他的才华作为重点,而是表明一旦坠入了情网,这才子竟成了“不酸不醋的风魔汉”。他痴的可爱,也迂得可爱。张生跳墙,是王实甫刻划这一性格最为精彩的关目。那天晚上,张生应莺莺诗简之约,到了后花园。他知道小姐已在隔墙,于是樊垣一跳,一把搂着莺莺。莺莺吓了一大跳,她没有想到张生会跳将过来,而且“角门儿”还开着,她惊呼: “是谁?”这一下,约会便砸了锅。张生接到请柬,是红娘受了莺莺的气,拒绝再为他俩效劳的时候,是张生感到爱情已经无望的时候。可是,当他打开诗简一看,原来是小姐约他幽会。他大喜过望,红娘问他:“怎见得着你来?你解我听咱。”他解释:“‘待月西厢下’,着我月上来;‘迎风户半开’,他开门待我;‘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着我跳过墙来。”据此,他便跳墙赴约了。莺莺约会张生,却没有让他跳过墙来,是张生把诗理解错了。本来,张生是个才子,当不至于不会解释,他之所以会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是因在绝望之馀,突然受宠若惊,欣喜之情冲昏头脑,使他连诗也解错了。由于张生解错了诗,引发一场误会性的冲突,大大加强了全剧的喜剧性色彩。王实甫通过这样的艺术处理,把张生大胆追求爱情而又鲁莽痴迂的性格展现无遗。红娘在剧中只是一个婢女身份,却又是剧中最活跃、最令人喜爱的人物。她机智聪明,热情泼辣,又富于同情心,常在崔、张的爱情处在困境的时候,以其特有的机警使矛盾获得解决。她代表着健康的生命,富有生气,并因此而充满自信。所以这个小小奴婢,却老是处在居高临下的地位上,无论张生的酸腐、莺莺的矫情,还是老夫人的固执蛮横,都逃不脱她的讽刺、挖苦乃至严辞驳斥。她不受任何教条的约束,世上什么道理都能变成对她有利的道理。在《西厢记》里,王实甫把红娘放置在一个相当微妙的位置上。老夫人让她服侍莺莺,让她“行监坐守”,但她从心底里不满封建礼教对年青人的捆束,当觉察到崔、张彼此的情意后,一直有心玉成其事。她愿意为莺莺穿针引线,又知道莺莺有“撮盐入火”的性子,有“心肠儿转关”的狡狯,只好处处试探、揣度,照顾着小姐的自尊心,忍受着怀疑和指责。她要对付小姐,又要对付老夫人,担承着种种压力,却义无反顾地为别人合理的追求竭心尽力。而王实甫愈写红娘的 “两下里做人难”,愈写这“缝了口的撮合山”在困境中巧妙周旋,就愈能生动地表现她机智倔强的个性。《西厢记》中的鲜明的人物性格,是这个剧能成为一部古代经典爱情剧的基础。当后弦把《西厢记》的歌曲推出,可以知道现在《西厢记》依然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西厢记》是一部诗情画合一的作品,我们可以在诗和画的意境中尽情体味其中的爱情。